所谓道路，只是踟蹰而已。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
　　　　　　　　－－卡夫卡

　　我写过一篇叫做《在病中》的短文，我说：
　　我的一生都可称作，在病中。
　　我出生九个月的时候，我的奶妈抱着我到乡下的那种露天剧场看戏，使我得了传染病。这是我父母告诉我的。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并不是什么传染病，而是命运选中了我，因为我认为，这种传染病的概率非常低，我甚至不完全相信这是一种传染病。为什么在露天剧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偏偏是我呢？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相信这是命运。但是命运为什么选中我，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相信命运，所以我坦然承受，毫无怨言。这是我二十岁以后的心理状况。我在二十岁以前或许还曾经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但二十岁以后，我对命运已经是那样的虔诚和热爱，这使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挚爱的强烈愿望。我觉得此时此地的我，已经降生和已经成长的我，被命运选中和被命运接纳的我，没有什么可愧悔的。
　　我必须先讲这个，因为我认为，我的疾病是我生命是重要的基础，我的所有一切，我的恐惧，我的奋斗，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我的生活方式，都是从我的疾病中生长出来。我看到过尼采和卡夫卡对他们所患疾病的论述，我从一个病人的角度理解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忠恳和深刻。
　　就我这类不可改变的病人，我们或许可以说：
　　永恒的疾病引领我。

　　我在自己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记述过，六七岁的时候我住在一个麻乡，收麻季节妇女们的嬉闹对我产生的影响。我说，他们在我眼里成为了欢乐之神。
　　后来我知道，这只是早熟而已。但即使是这种早熟，也并非没有别的原因。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并非一个真正的农家之子，我只是农家大院里的外来人。周围那种奇异的外地口音，与我的出生地显然不同的乡俗，以及乡亲们对全家表现出的客气和尊敬，一边强调我外来者的身份，同时也向我暗示了人生中偶然之物的神秘性：在我看来，我出生地的男人和女人，我的奶奶和妈妈，属于我人生之初的必然遭遇，而此时的这个麻乡是我闯入的第一个奇异之国。

　　我父亲是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来此地参加四清运动留了下来。父亲是火车头，我和我的哥哥们只是渺小的货物，我们被父亲拉到了这里。而我父亲来到这里当然是因了所谓政治的因素。公社里的政治是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域。从我尚未懂事起，我就无数遍地听到了，听到了开会，斗争，武装部，等等的词汇。在童年时代，我曾对四清运动心存感激之情，如果不是因为它，我就不能见到这个河边村庄，这一大片麻田，以及收麻季节的欢乐的妇女们，我就没有机会乘坐在火车上，乘坐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尽情地望够我从未行走过的道路，我从未见过的起伏的群山，那些一闪即逝的神秘的村庄，田间地头劳动的人影。
　　那些在我的视野中迅速消逝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在那里？这是最早的问题之一。我不会问，我的父亲为什么老是皱着眉头，但我却问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数不清的活着的人们，他们究竟是谁？

　　是呀，我从不问父亲为什么老是皱着眉头，黑封着脸。那是因为，如果说我的奶奶和妈妈对我意味着某种人性的必然，那么，父亲则类似于一种物质的必然，他是一种能够说话和走路的因而是更加可怕的物质。我想，在我出生长大的那个年代，没有哪个家庭里有温柔的父亲，而我的父亲更是犹如自然界的电闪雷鸣。
　　在我懂得审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对如下的事实非常重视。
　　我父亲在十八岁之前只是一个铜匠之子，他自己也从十二三的时候就做了一名铜匠，后来十六岁左右他是一个小商贩，他从晋城大东沟挑一担红果和磁碗，步行四至八天到晋南绛县、翼城和垣曲一带，或更远的运城附近，换回盐或者布匹。这一行程所路经的阳城和沁水，一部分控制在八路军手里，一部分属日伪占领区。我父亲在阳城的解放区被认为是日本人派的奸细，而在沁水的敌占区又被认为是八路军的探子。他需要有相当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才能对付，所以一路上的辛苦和可能遭遇到的野兽就都不在话下。父亲通过这样的活动改善了他的家境。在他即将把我爷爷的赤贫之家提升为温饱之家的时候，日本人战败，军纪整肃的八路军开进了我们村，土地改革马上就要开始。有人问我父亲，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做一些工作。我父亲回答说愿意。他于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回家告诉了我奶奶这件事，我奶奶惊恐万状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掉脑袋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可以看出，十八岁时候的父亲是一个充满了英豪之气的小伙子。
　　自从他答应人家愿意加入共产党，他就再也不需要做那种辛辛苦苦的小商贩。他成了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成了我们村权力核心中的活跃分子。他在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地方得到了收获。他成了村农会主席和区执委委员。我们家作为村中的外姓人，作为赤贫之家，本来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时却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为我父亲提婚。这时候我父亲暴躁的脾气已露端倪，俨然一付统治者的气象。我奶奶怯生生地问他，是否愿意要某某家的姑娘。我父亲火气十足地说，除了罗门里徐家的闺女他谁也不要。我奶奶于是打发人去罗门里试探，徐家欣然表示同意。至于是否当时征求了我母亲的意见，我到现在都不得而知。而且我已经永远没有了机会向当事人询问。我知道的是，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相貌不太满意，因为我父亲长着一颗黑黝黝的尖脑袋和一双大暴眼。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父亲是农会主席，是成天提着枪杆子的人。
　　我母亲家给的陪嫁在当时看是十分丰厚的。至今站立在我老家南屋里的那顶大柜子，和我父亲从地主家分得的土改成果一模一样。
　　直到我叙述的此时，我的父亲仍是无可置疑的家中的王，公社里的王，我目光所及之处的最大最威严的王。我母亲只是王后而已，而且是一个忍气吞声的王后。

　　我经过对这一过程的详细了解，得出了一个结论性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没有革命，没有土地改革，没有我们村权力结构的改组，也就没有我。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也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他生于他母亲“片刻欢娱的一夜”，我则是我父亲参加革命这一社会大狂欢所带来的附属品。我对这一点确认无疑。
　　但我一个政治所孕育的怪物。我并没有因为长期生存于政治之中，而爱上政治，相反，我从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恐惧和憎恨。
　　那是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我父亲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落难之王。有一天我在前面说到过的那个麻乡的十字街口玩耍，我看到我父亲被人游街示众。三个人揪着他，由两个人把扭着他的胳臂，后面一个人揪住他稀疏的头发，使他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仰起来，他的脸难看极了，呲牙咧嘴，心中的痛苦暴露无遗。
　　没有等被游斗的父亲走到我跟前，我就逃回了家中。我躲在大土炕的角落，把脸埋到被子垛里。奶奶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事情，仍像往常一样专心一意地做着家务，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表现。父亲是我们家里，我们院子里，我们公社里的王，没有人比他更威风，比他更令人尊敬和恐惧，而此刻他正在街上当着全村人的面被人揪斗，我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那以后，父亲被囚禁起来。他被关在公社大院一间破烂不堪阳层塌落小房子里，白天给大院前面的菜园子浇水浇粪，晚上不得回家。
　　那几年是我对政治最初的体验。从我父亲的口中，我听到了公社的一个武装部长和一个什么委员一类的人是两个恶魔。这两个恶魔缠绕我们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个武装部长和什么委员在“文革”前是两个表现极其恭顺的人，他们是在一夜之间由天使变成魔鬼的。他们两个使我父亲的手颤抖了十年。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起那个武装部长的名字，可是就在去年父亲去世的前几天，我向他问起这两个人，他的老年健忘症竟使他想不起他们。
　　他说，是呀，好像有过这样两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

　　“文革”结束后，我们家离开了那个产麻的公社。解放牌大卡车一车装下我们全家的行李。我坐在车顶的家具上面，又一次尽情享受沿途的景观。这时候我已经虚岁十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少年。在我的旅途兴奋之中，隐约包含着使我的父亲远离危险，使我自己更远地离开与我无关的难堪的局面那种莫名的又高兴又悲伤的感觉。
　　是的，从一开始，政治，革命，武斗，一切可怕的混乱就都与我无关。我虽然为父亲担忧，为奶奶分担忧愁，但我从未参与其中。我是一个观察家，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养成这样一种态度的。但我的确站在了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立场上。
　　也许因为是我的父亲在家中的形象使我产生了一些不恭的想法。我在一篇叫做《童年辩说》的文章里记录了童年时代我心中的父亲。我是这样写的：
　　在童年时代的我看来，我的父亲像上帝一样威严。我父亲阴沉着脸，永远都在苦恼着，他随时都可能使任何人难堪，他的训斥像天上的电闪雷鸣。他苦恼的原因我无从知晓。而且因为恐惧，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这一点。那是天国里的秘密，是上帝的法宝，是上帝据以主宰人类的宝剑。我父亲既无视我们，即我和我的弟兄们，又对我们不满。但是我们远远造不成他的苦恼，他的苦恼在别处。我们只是临近着他的苦恼，我们处在这一可怕宝座的四周，我们埋头蹲伏在卑下的泥地上，不敢仰头观望那苦恼和发怒的中心。弟兄们中间我年纪最小，身体最弱，在家里的时间最长，因此我最有资格最有机会成为观察家或别的什么。我的父亲使我这样一个微小，胆怯，敏感而又脆弱的灰尘一般的存在物，深深地，每日每时地，刻骨铭心地体会着自己的卑下，可耻和无用。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所面对的上帝一般威严而高大的存在物。
　　我能够成为局外人或观察家之类，我想是因为，以我之无用和渺小，我不可能属于父亲，我同时也不可能属于那些迫害父亲的外在力量。
　　母亲属于父亲。母亲和父亲总是做着我所听不懂的沉闷的谈话。父亲讲述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母亲则认真地予以分析和总结。如果母亲的分析在父亲看来有违情理，父亲就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母亲则戛然而止。这时候家中的空气像能听见定时炸弹的哒哒声。这是我在无数次午饭和晚饭时的经历。每天这样的时候我都不得不与父母在一起。我内心的恐惧就这样日渐积累起来。
　　我从这些从不间断的谈话中知道了武装部长等恶魔的名字。我观望着，我充满恐惧地观望着上帝与恶魔之间的争斗。我从最早的时候就隐约地知道，这样一种巨人之间的战争是不会有结局的，至少不会是我们小孩子的游戏那样的结局。有一点是我一直都相信的，那就是虽然父亲面临着危险，但他绝不会遭遇任何的意外，因为父亲是如此的强大和威严，没有什么人能真正危及到这样一位上帝。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给予我快乐和恐惧的麻乡。
　　那个麻乡在我看来永远都是一块奇异之地。我父亲这样一个威严的神在那里遭难了，然后又得以解脱了；我在那里经历了收麻季节的快乐，农家妇女的狂欢，我听到人们用奇异的外地口音谈论日常生活。

　　我们家来到了长治市，这是晋东南行署所在地。我父亲在麻乡作为当权派被打倒，他将要在这里重新站出来。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满意的职位，他找了军代表和别的什么人，陈述自己的情况和要求。他好像过去和军代表有过一段交情。这时候军代表爽快地答应要满足我父亲的要求。他果然给了我父亲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我父亲直到这时才算真正点出来了，才开始重新拥有权力。
　　我听到我父母亲用兴奋和感激的口吻谈论军代表的恩典。我于是从这时候认识到，父亲之上有军代表，父亲还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倒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隐没在云端的军代表支配着我的威严的父亲。
　　而这一事实并未减轻我的恐惧。虽然我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稍有下降，但我对他的恐惧有增无减，我从那时候知道，我父亲对我的统治远非一种单纯的事实。他是代表着这个我所不了解的世界在实行着对我的统治。我隐约地模糊地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对立面，都是我所无力克服的巨大对象。
　　在长治市，我进了一所叫做战斗路小学的学校。我在那里面上小学二年级。这所学校的名字就已经让我感到害怕，但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个由老旧的房子围成的一个安静的小院。这是战斗路小学的校部院。走过这个安静的小院才能进入由一排排教室连成的教学区。这里的学生们就像那座校部院一样安静而没有特点。他们没有让我感到害怕，但也没有真正地接纳我。他们不嘲笑我，不攻击我，也不和我玩耍。这一年我十岁体会到在同伴间的孤独。
　　但让我更感孤独和恐惧的是，从家里到学校的漫长行程。这一段路程需要经过一座阴森森的烈士陵园，一个又脏又臭的十字路口，和一段繁华的街道。整个行程都是我孤身一人的冒险挺进。同路的伙伴们没有人愿意和我相跟，因为我走得太慢，还因为说的是从麻乡带来的方言。
　　在这里我体会到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们的区别。城里的孩子们用漠视代替了嘲笑和攻击。他们彻底地置你于孤独之中。他们甚至连让你给他们当一个胆怯的弱小的对手的机会都不给你。
　　我在战斗路小学上了一年的学。不知为什么，那个小小的，安静的，全部由青砖铺就的校部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里的老师和同学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但我始终记得校部院。十五以后，我住在了离那所小学不远的地方。我去寻访记忆中的小院。这时候，战斗路已经不叫战斗路。人们用名称的改变做成一个空虚的大大的象征，以使我们感到生活在了一个新的时代。我走在那路长长的街道上，问了很多人，没有人记得有个战斗路小学。我像从另一个时代走来的人一样感受着荒诞和可笑。我固执地用了三个傍晚，一定要找到战斗路小学。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残雪小说里的人物。我也的确是从那以后才感觉到自己真正读懂了残雪。残雪，这位中国先锋文学领域里的真正的作家，正在一天天被人漠视。假的先锋如日中天，真正的先锋如残雪一样孤独。
　　我们家在长治市的一年里，我的个人经历中发生了重要的事件。我第一次接触到长篇小说。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那种东西叫长篇小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什么，只记得我没有看完，就被借给我书的那个大孩子强行要走。我想要哀求他，但我因为羞怯而不会哀求。我被他强横的态度刺激得要死。他是我住在长治一年里结下的唯一的一个仇人。我记住了他最显著的面部特征。他长着一口黑牙，黑色的门牙呈月亮形缺了下半边。本来我没有觉得那有多么难看，但从他强行要走那本书时起，我认为他是天底下最丑陋的人。
　　一直到我随父亲工作调动回到我们的故乡，我都还记着那本书的事情。我仿佛一直在回味一个长长的没完没了的故事带给我的奇异感觉。因为我没有读完那本书，使我更加陷入苦恼的想象之中。那些人物（好像里面还有动物），他们究竟怎样了，他们会死吗，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只有靠了奇迹才能活下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奇迹救了他们呢？
　　我父亲的工作又变动了。这一回我们要回到故乡了。我父亲不适应城里人的勾心斗角。他一心要回老家。他似乎也承认他在这里是失败了。这让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阶级斗争，战无不胜这样一些词汇。我父亲没有能够使语言的理想抵达实际的生活，我对他的迷信继续处于衰落之中。
　　但无论如何，父亲是喷着浓烟的轰隆隆向前的火车头，我只是渺小到仅能看见的微贱的货物。我又被父亲拉回到了我们的故乡，晋城县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矿区，又进了一所新的学校，又有了一批新的同学和伙伴。
　　这时候我上了小学三年级。那本未曾读完的不知名的长篇小说继续对施加着影响。小说里描写的寒冷的冬天，穿行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有时让我惦念。为了化解新同学对我的攻击，我给他们这本书里的故事。他们老是问，后来呢？后来呢？我于是发挥我幼稚的想像力，为那本书创作了新的结尾，新的结尾可能还不止一个版本。这样我赢得了我的地位，在新的环境里好歹站住了脚。
　　这时候我的哥哥们已经是中学生，他们在城里上学。星期天回来，他们经常带回来一些破破烂烂没有封面的读物。这些书随便扔在他们卧室的床上，我可以趁他们出去玩耍的时候抓紧时间阅读。我用这种方法读了几十本书。八十年代初我上了大学之后知道，那些书是“文革”期间禁止阅读的建国十七年所出版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而且也知道了这些当初让我神魂颠倒的书有多大的价值。有意思的是，我读完所有这些书的时候，我的家中仍然只有一部藏书，那是单位里发给我父母供批判用的《水浒全传》。我父母从不读书，《水浒全传》的所有权几乎只属于我。我在没有别的书时，就慢慢地反复地享用我这唯一的一部保留节目。
　　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奶奶，我的妈妈，都坚决地反对我如此地酷嗜书本。我父亲只是听说了我的行为，他经常听到我母亲的汇报。但他眼不见心不烦。他只表过一次态，但他的那一次表态胜过我母亲千百次的责骂。我奶奶则是用她的人生经验教导我。她整天给我讲，读书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她说，我们老家有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看了书就坐在老槐树下给村里人讲。讲来讲去，他自己成了书里的人，疯了。我奶奶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你爸爸，他还坐在老槐树底下听过呢。
　　我父亲对我读书所表的态度是，有一次，我奶奶叫我吃饭，我没听见，我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这时候我父亲走过来，夺过我的书，把它仔细地撕碎。
　　很多年之后，我产生了一个怀疑，如果没有我父亲那一次的撕书，我对书的爱好可能不会延续得这么长久。我可能会像我家族里多数的人们一样，投身于更为实际的事业，并且鄙视书本。父亲撕了我的书，使我的阅读除了阅读本身的含义，更具有了一层象征的意义。我对此也有过分析。在一篇散文中我写道：
　　我的可耻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加。它的主要表现是，它自以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必顾及上帝的旨意，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僭越，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但是一种违反禁忌的欲望支配着我，使我的可耻之心顽强地发展着。但我本质上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家伙，我时刻计算着中心与我之间的距离……这种计算使后来的我永远成为一个图谋反叛的阴郁的人，成为一个从不参与实际行动只在内心中构思阴谋的人，成为对中心的可憎而又渺小的边缘对比物。
　　这大概就是童年给予我的最大的馈赠。
　　手执书本成为一种姿态，它的基本含义是消极对抗。这使我的阅读动机相当地不纯。现在我有时想到，如果我当初选择去做一名医生或者裁缝，我是不是能比现在对自己更满意一些呢？或者做得更好一些呢？

　　十五岁那年我离开了学校。我已经上了高中，读了几个月了。这时候，我从小到现在顽强表达几年的一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我父亲同意带我到河北邢台为我的足疾做一次手术。利用这一机会，我父母郑重向我提出，你不必再上学了，书你已经念够了，比大人念得都多了，我们要考虑你今后谋生的事情。
　　我父母考虑有两个方向供我选择：一个是做裁缝。这是因为我居住的矿区里有一个和我一样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年青人，做裁缝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我父母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的未来；第二个选择是做一名医生。我母亲认为医生这种职业是坐着就能挣钱的，我因此能够胜任。虽然我表示对这两件事情都不感兴趣，但这并不能改变父母的决定。
　　这是一九七六年。我做手术的时候刚好是九月某日。我父亲听到高音喇叭传出哀乐声，他听明白是伟大领袖去世了，他的腿发软，上不了楼，他扶着楼梯扶手流了一阵子眼泪。我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眼圈通红，我以为他在为我流泪。
　　手术之后，我必须忍受剧烈的疼痛，但我没有流眼泪。我父亲告诉我，伟大领袖去世了，我还是没有流眼泪。父亲立刻对我表示了不满。他愤怒地责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当时想道，我父亲带我来这里做手术，随后他还要把腿上裹满石膏的我背回山西老家去。我只欠我父亲的。
　　但我和我父亲谁都没有想到，领袖的去世将要改变我的命运。我们更没有想到，整个社会都要向着伟大领袖所诅咒的方向扭转。我的无知可以用我还是一个孩子来为自己开脱，可我父亲的迟钝呢？他已经在党内三十多年，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他竟然对他所属的党的高层政治丝毫不懂。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休养了大约半年。前三个月我的右腿裹满了石膏。开始一段时间，我还必须卧床。我的床就在临院的窗户下面。我能听到院子里的动静，但我却不能亲眼看到那些我已经听到的人和事。这种痛苦是一种新的经历。我所听到的任何事物我都急于想要看到。听到的不能看到，真是令人不堪忍受。我想那也说明我缺乏任何浪漫的想像的气质。其实我的视觉急于要到达的地方并不是我所听到的任何人和事物。我惦记的只有一个人。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邻居家的一位姑娘。我回来以后，她和别的人一起来看过我。她属于那种当时并不多见的青春期急速发育的女孩。她可以培养我这样的男孩对女孩子的视觉经验。我躺在病床上都能听到大人们用鄙薄的口吻谈论她。这更增强了我想要用目光追随她的愿望。现在想来，当初唯有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的愿望是大人们的道德强制所无法主宰的，这也是少年成长的一个微妙之处。
　　我的第二个痛苦是，手边没有一本书。一册《成语词典》被我翻得破烂不堪。但这本《成语词典》仿佛使我掌握了一门绝活儿。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多次在人前得意地进行表演：提问我任何一个词条我都可以准确详细地解答。直到升入大学之后，我在一次基础知识测验中得了全系第一，超过了高年级的出身于老三届的大我十多岁的同学。这使我的班主任惊讶得叫了起来。我告诉他，这完全得益于我十五岁时卧床休息的那一个月。“投鼠忌器”，“塞翁失马”，“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成了我的童话和寓言。我后来给我的孩子买《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什么《一千零一夜》时，还能想起我自己的那些过于精炼又过于世故的童话。
　　我母亲再三向我强调，我必须在做裁缝和去医院之间做一选择，学校是再也不必去考虑了。我答应她好了以后就去医院。
　　一个月以后，我拄着拐杖拖着石膏腿走出了家门。世界重新来到我面前。我的确稍稍震慑了一下。房舍，院墙，树木，姑娘们，以及人们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不在的这一个多月里，它们照常存在和进行着。而在我贫乏的想像中，仿佛它们曾经中止过一样。但它们实在没有中止。我惊奇而兴奋地加入到了它们之中。我甚至觉得我母亲的建议是对的。是的，母亲是对的，不必再回到课堂上去了，这种闲散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比课堂有意思得多。
　　于是，我开始拄着拐杖窜来窜去。我去看望我邻居家的那位姑娘。她也已经不上学了，她上了临时班，可以自己挣钱了。她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更多鲜艳的衣服和化妆品（雪花膏和防冻油）。她穿着花衣服，身上散发出雪花膏的香味，高高坐在火炉子上接待我。她一边打毛线活儿，一边和我谈话。我们谈的尽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再谈论学校里的一切，既不谈书本，也不谈老师和同学。她本来也不喜欢看书，而我此时也把我读过的那些书忘在了脑后。她的眼睛有时瞟我一眼，使我心中装满了幸福。而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我坐在她脚边的一个高脚凳子上，仰头望着她的脸，望着她织毛活儿的一双灵巧的手。她的手本来在冬天容易皲裂，而现在在防冻油的保护下，又光滑又白嫩。我大胆地赞美了她的手，她微微一笑，一点也没有显出羞怯和腼腆。但她显然为此而高兴，因为她立刻慷慨地赠与了我一条军用钥匙链，使我受宠若惊。我想那一定是别的男孩给她的。我这样和她度过了很多的上午和下午。我们一般在大人们快下班的时候分开。
　　别的时间我去和大人们下象棋。我的象棋水平在我们整个家属院首屈一指。大人们在恼怒的叫骂声中结束与我的对局。第二天他们又来邀请我，那口气仿佛他们从来不曾输给我。而我又一次憋足劲战胜了他们，使他们再次恼羞成怒。
　　在我的棋友中有一位年轻人，他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也就是二十一二岁。他不多说话，性格沉静，高高的个子，在我看来他的模样蛮是英俊。但他失恋了。我那时候还根本不懂得恋爱，虽然我和我的女同学在一起聊天，但我对恋爱还全无概念。我经常看到我英俊的棋友在我们院子前面转悠。我不知道那是他恋上了我同学的姐姐。那是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儿。我同学和她的姐姐，一个丰满，活泼，外溢，一个端庄，美丽，冰冷。她们真是颠倒世界的一双。
　　有一天，人们说年轻人得了精神病，住进了精神病院。我于是好久没有看到他。我听说他给她写了无数的情书，而她只是一味地拒绝。他终于绝望以至崩溃。
　　我拄着拐杖窜来窜去的那段时间，他出院了，也处于修养恢复时期。于是我们两个病人经常凑到一块下棋。我在他思考棋局的时候观察他。我觉得他的表情比以前开朗了许多，不像以前那么严肃忧郁。他讲话也比以前多一些。以前他是一个我所敬畏的年轻人，现在他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人。这是最大的变化。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爱情之沉重。以前在《战斗的青春》、《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里体验过爱情，也曾耳热心跳。现在则亲自和一个受到爱情伤害的人面对面坐着。这让我的心有种异样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他的棋艺仍然在我之下，但我每赢他一盘棋，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
　　我开始对我邻居家的两姐妹心怀一丝怨恨。爱情以它忧郁而又沉重的色彩照射到我的心中。我无法用小说教给我的归纳眼前的现实生活。这使我困惑。

　　腿上的石膏绷带拆掉以后，我开始到矿上的医院去上班。这一年我十六岁。我到医院报到的那一天，恰好死了一个人。一个妇女因暴发性痢疾死在了医院里。那天下午，医院里哭声震天。但是这并不能扰乱医院里的正常秩序。医生和护士们仍旧在忙碌着。打发死人是死者家属的事情，于医院无关。
　　一个男护士把我带到病人躺卧着的病床前，令病人扒下裤子，教给我如何使注射器的针头与病人的臀部保持垂直。病人用哀求又胆怯的目光注视着那个神情冷漠的男护士，想要阻止我这个新手在他身上做试验。但我成功地把注射器刺入了病人的臀部。我的医护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天我又学会了如何使注射器与静脉保持平行。几天之后，我开始单独值班。新入院的病人把我看作是老护士，对我完全放心，我对自己也放心了。
　　我的护理重点之一是一位肝癌患者。他已经骨瘦如柴，形如骷髅。他的妻子是一个健壮，刁蛮，胖大的女人。他们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野蛮的生命和衰弱的死亡之间的对比。我所感到麻烦的是，病人暴突于皮肤之上的青筋像钢丝一样坚硬而圆滑，使我的针头老也扎不进去。好在病人已经没有多少疼痛的感觉，尤其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反抗，每天例行的打吊针总能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得以完成。
　　终于在有一天深夜，我的值班室的门被擂得山响，肝癌患者的妻子大声叫着不行了不行了。我急忙跑到病床前的时候，病人已经咽气。我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脏，又握了一下脉搏，然后记录下死亡的时间。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叫来了帮忙的人。我看到他们灵巧地把病人翻了一个身，一下子就把他的衣服扒光，然后又像变戏法一样突然给他穿上了崭新的“送老衣”。一双新鞋套上了死者的脚，再用一条细麻绳系住，使双脚直立。
　　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刹那的时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死者，看到人们对待死者的方式。但我完全不懂这一切的含义。我以一个护士应有的冷静帮助死者家属料理后事。在医院的几个月里，这位肝癌患者一直是一个向死神走去的人，现在他走到了早已预料到的目的地。这一切都毫无戏剧性可言，也没有忧伤和恐怖。
　　这是我直接参与的唯一一起死亡事件。我记得此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医院。那是因为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制度。这是伟大领袖去世以后发生诸多变化的一个先兆。我猛然意识到，我在医院里只是徒然地消磨时光。我要参加考试，我要走出去。我的一生不能结束在这家座落在荒野上的医院里。我的当作家的愿望已经被遗忘得太久。我的责任是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不是看着那些行将就木之人完成他们的结局。
　　我父亲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母亲则仍旧不以为然。她觉得她的患有残疾的儿子有着一些不应受到重视的过于可笑的想法。她坚持我应该安安生生在她身边呆一辈子。虽然我才只有十六岁，她却已经为我的一生都找好了地方。我觉得她是可笑的。我的冲动不可阻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和成千上万的“老三届”毕业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当然，我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既不知道解方程，也不知道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所有这些我都在考前才第一次听说。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了比我知道得多得多的学生。学生是必须依赖于某种教育制度的。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道理。一九七八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名列榜上。但我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因为当时的制定政策者有着和我母亲一样的想法，认为我这样的人最好是呆在家里，哪儿也别去。根据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我因为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体检不合格”，不得参加录取。而考前的我还和同伴们狂妄地议论，决不上本地本省的大学。不过这件事情并不曾多么严重地伤害我的感情，因为我那时根本不懂得，这是一种种姓制度一般的歧视，我把我所受到的待遇看成是规章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接受了这一结果。我父亲跟我说，好了，你也不必再考了，事实证明你能考上大学，尽管你只有初中学历，只是他们不要你。
　　我母亲对此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只是默默地把她的想法落实到实处。高考结束几个月之后，她果然让我父亲给我招了工。我在我父亲当厂长的一家发电厂做了一名徒工。
　　我在这家发电厂干了一年多。这家小型的火力发电厂并非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它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它的发电机组都已经老得掉了牙。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开始使用环境污染这样的概念。但那分明就是环境污染：方圆几里之内，纷纷扬扬的黑色的粉尘覆盖了一切，房屋，道路，庄稼，全都是黑色的，就像冬天下了黑色的雪。庄稼不肯长高，农民们来找电厂要求赔偿。
　　在电厂内部也并非没有微弱的技术革新的呼声。我就曾经看到过一个技术员模样的人来找我父亲，提出了他的一个技术革新方案。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父亲根本不会在乎由工人们提出的这样那样的方案。首先因为我父亲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其次，我那脾气暴躁的父亲从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任何来向他提交什么方案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有意跟他为难，至少也是一种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表现。
　　工人们在我父亲面前表现得唯唯喏喏，就像我和我的弟兄们在父亲面前一样。我甚至看到，就连工人们自己互相之间开玩笑，也一点不粗鲁豪放，电厂的工人们是一群谨小慎微的市民。我父亲则是当然的统治者。
　　我在这个黑色的沉默的环境里独自向往着我自己的远方。我继续做着我的作家梦，写了一些自认为是小说的文字，但我不知道该寄给谁。我想起本省有一个著名作家叫马烽，我看过他写的《吕梁英雄传》。我把我的习作寄给了他。我收到了回信，是山西省文艺工作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写的回信。他们说，马烽同志工作忙，委托他们看了我的“作品”。他们说，我有一定的创作基础，希望我继续努力。收到回信的一段时间里，我反复看这封信，越看越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哪里有什么创作基础？所以我顿时觉得我所向往的远方，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之物。我一下陷入悲观的茫然的境地，不知今后的路在何方。
　　有一天在城里一个热闹的地方，我看到人们在围观什么，我也挤了进去。原来是一九七九年高考成绩的红榜。上面是考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院校考生的名字，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认识的。这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当即决定一定要离开我目前所处的环境。
　　这时我父亲已经升任到了本县的经济委员会，他的一个部下成了厂长。我向他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告长假，准备参加一九八零年的高考。所有的人都阻挠我，我的父母，我父母指使下的厂长，和周围所有的人，他们觉得我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我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全力拼争，最终得到他们的妥协。但我自己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没有了退路，因为我和所有人做对，我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这家黑色的发电厂。通过这件事我也看到，如果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年青人，你一定不要指望谁会和你站到一起，你是一个弱小无助的人，你所拥有的唯有你的自尊和你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想法。但当时的我只是一心一意要实现我的想法，所有别的一切都在所不计。
　　我参加了一九八零年的高考，我的高考成绩名列本县第一，进入了山西省前十名。对这个成绩我基本满意，只是有一点后悔的，那就是不知因为粗心还是激动，我的数学失去一个得满分的机会，本来我还可以有更好的成绩。我怀着激动的，兴奋的，喜悦的心情一遍遍查阅招考学校的有关材料，以确认我确有资格进入全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北京大学，我就站在北京大学的大门口，一步就跨了进去。奇怪的是，后来有一年我当真来到北京大学的时候，我看到它的南门正是我所梦见的，和梦中情景一模一样。
　　最终的结果是，我的伙伴们都离我而去，去了他们所报考的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各类院校，我独自一人留在了晋东南，没有学校愿意要我这个被种姓制度排斥于外的人。我父亲去和晋东面师专的校长，他的一位老朋友讲了一下，他们破格收下了我这个不合格的学生。
　　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愚弄。它告诉我，一个人想要缩短和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几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妄想。在所谓举国欢腾拨乱反正的初期，人人期望着社会给自己以实现梦想的机遇。但是我和我的同类们的权利被无声地剥夺，我们甚至无处抗议。我当时把考试看成是普遍恢复的社会正义之一方面，事实证明我的幼稚不值一笑。
　　来到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我开始实施我的复仇计划。我旷课，我抵触所有的教学活动。但是并没有多远的路供我逃跑。我只能逃到简陋的图书馆里。我想要激怒那些愚弄我的人和制度。我的目的没有达到。这里的老师们原谅了我幼稚的傲慢和无礼。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给予了我鼓励。他们的宽容使我感到温暖。
　　在师专的第二年，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多年以后，我曾经记录下了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在一篇叫做《书本里的人生》的短文中写道：
　　俄罗斯的天空和大地承载着深重的命运展现在我的眼前。站在山坡上指挥战争的矮小的拿破仑；骄傲的保尔康斯基公爵；保尔康斯基公爵的父亲，那个固执而又脾气暴躁的老将军；满怀着爱情的娜塔莎；以及娜塔莎的女伴们，她们像娜塔莎一样时刻谛听着爱情的脚步声；还有彼挨尔，这个善良的追求信仰的高大的胖子，被他的妻子，淫荡的海伦所困扰；另外还有许多其他人物，其中也包括有赌徒和恶棍。所有这些人以及他们不同的生活，都在一九八一年那个难以忘怀的暑假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汇合到了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命运，他们步伐坚定地向命运走去，我和他们走在一起，一起呼吸着俄罗斯冬季那又寒冷又清新的空气，我忘记了自己的命运，不，我理解了我自己命运的独特性。从此以后我不奢望去开创生活，我只是要守护我自身的我特性，我将不再怨恨，我要对对自己充满信心。
　　随后我又接触到卡夫卡，我只看了《卡夫卡小说选》和一部长篇小说《城堡》，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孤独的人。后来我知道，卡夫卡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至高的福音，是因为在个人普遍受挫的时代，回到自身以寻求自我拯救，是他们所以为的唯一的道路。而在这唯一的道路上，先哲卡夫卡为我们铺满了温柔，呢喃，果决和爱的话音。我们自尊而软弱的心难以拒绝卡夫卡地狱一般巨大的诱惑。
　　他的一段被人反复引用的话，我当时是作为一段引文看到的，他说：
　　我经常想，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度把它挖掘出来啊！不用费尽心思！因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苦心思索的。……
　　为了这段引文，我邮购了一整本书，别的文章我根本就没看。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拥有自己“宽敞的地窖”。我顶多把位于长治市北郊的晋东南师专戏称为我的“格林威治村”，就连这个“格林威治村”也不能久呆了，因为我即将毕业。
　　三年的学校生活使我对我的“格林威治村”既厌烦又充满情谊。我不知道离开这里以后会怎样。我看到我的同学们为各自的前途奔忙，我则茫然无措，随风飘荡。起初是系里的老师们找我谈话，想要我留校任教，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我不知道人事处的人想要把我分配到原平县去，好像那里有一个大型的水泥厂。这倒是连意见都不要向我征求，而且也毫不考虑我当初的“体检不合格”。我准备随便去什么地方，不论那地方有多么遥远，多么陌生，多么不可思议，我都准备打点行装，随风而去。
　　但实际上我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晋城市。不过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要我。他们说年青人不能跑腿要他何用？
　　这时候，我母亲又突然患了癌症，全家人赴外地为母亲治疗，我一人留守在家长达半年之久，整天读书，胡乱写一点字，暂时不为所谓的前途忧虑，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如果不是需要亲自动手做饭，就真仿佛卡夫卡所说的那个“宽敞的地窖”。在事后的回忆中，这是我的一段空虚的幸福时光。

　　母亲治疗归来了。我的一人独处被告结束。
　　母亲在治疗期间就与父亲制订了一个关于我的计划。他们要我立刻结婚。经过短暂的无力的反抗，我顺应了母亲的心愿。我的妻子是来自我老家的一位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她的善良和朴实为我建立起家庭的理念，摧毁了我孤独的理想。我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纯净无邪的目光从不将我注视，而只是依恋着她的母亲。这使我的自傲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温柔的打击，使我理解到一个男子在家庭内部的无计可施。
　　在此之前，我也有了工作。那是我父亲利用他的影响力为我强求的。但是因此也使我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被推来搡去换了三个单位。在这些单位里，我逐渐领略到无所不在的权力运作的黑暗风景线。这与读卡夫卡小说的感觉有较大差距。异化人的官僚制度，在将人箝制之时所激发的人的抗争、忍从和沉默，愈发使我知道卡夫卡将是我今生无可摧毁的唯一的精神通道。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的一篇文章获全国首届青年电影评论征文一等奖。我受邀赴京参加颁奖仪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被训练如何走上主席台领奖，如何走下主席台。在政协礼堂，我看到陈荒煤走在老人们的行列中，落坐在主席台上。一排锃光瓦亮的脑袋在居于上方的主席台组成一个威严肃穆的阵势。威权的亮相，竟可以扼杀所有的幽默。我理解到，无论如何政治有它独特的有效的形式。在掌声和镁光灯的闪烁中，我从陈荒煤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在随后的一次影评界座谈会上，我战战兢兢地发言之后，记者们在厕所里将我包围。我立刻作了心理调整，故作大人物姿态回答他们的问题。
　　以后我逃脱所有的会议，和我的一位在京的同学逛公园，下馆子，把我的奖金全部吃光。我对他说，这将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荣耀。
　　乘京广线上的列车返回时，在河南新乡市转车，我在臭气熏天的旅馆走廊里睡觉，听到脚跟前的一个人说梦话说的竟是阳城（与我的家乡晋城相邻的一个县）话，我的恐惧顿消，于是放心大睡。我在睡梦中都知道，一切的豪华和荣耀都与我无关。
　　几个月之后，一位衣著整洁，气宇轩昂的人来到我家。他是晋城市文联主席。他来是要调我到文联工作。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他。我看到他一副职业政治家的仪容，仿佛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我的内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只是寻求一个安顿之处，一个“宽敞的地窖”。我在这里一呆十几年。我是如此的安心，如此的安静，如此的悠闲。进入九十年代，巨大的市场在外面轰然作响，我的高坡上的住所随风摇曳，所有的声音都不甚真切。
　　“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卡夫卡一九一零年初日记里的这一行，就仿佛为一九九九年我的日记所写。那是因为，我永远写不成他那样的柴禾一般能够直立的句子。我的句子像烂苹果，只有一股腐败的味道，甚至没有紫色的果核。
　　这是我唯一的绝望之处。

■〔寄自山西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