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让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在漫长的路途中，让我去关照和自洁自己的心灵，去实践生命中美好的幻想。

　　我出生在粤北山区一个名叫翁城的古镇上。我的父母生下了五个小孩，我居于中间，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正因为这样，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在嬉戏和幻想中度过。我的母亲是供销社食堂的服务员，是一个勤劳乐观、善于理家、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父亲是邮电局社线员，由于父亲的工作是修理乡村的电话线路，所以我家是小镇上唯一一个拥有电话的家庭。每当暴风雨来临的深夜，家里的电话铃总是急剧地响起，然后父亲就会穿上雨衣消失在雷雨中，有时候会几天不回家，听妈妈说，是到深山里检修线路去了。还好，父亲这一辈子除了从电线杆子上摔下来的一次重伤外，没有发生过别的意外。童年时，邮局是我最大的乐园。在那些从各地寄来的信件中，我最早发现，除了小镇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当时的念头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象这些信件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时间到了１９７８年忽然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从香港回来，从此家里有了一台小三洋录音机，还有许多香港的磁带。我听得最多的是许冠杰的歌曲，那时候香港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香港的电台以及后来的美国之音。也就是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这种资本主义传媒的熏陶下成长，对这一切更是如痴如醉，也变得不爱上学。直到初中，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学科是物理，尤其是电学。在那个时候看得最多的书是《无线电》。在父亲的支持下，到了初三我已经可以维修收音机和录音机，而且还能到把收音机的灵敏度提高到极限，以至于白天也能收到香港的电台。从此学校对我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便开始与比我大的人来往。这时候结识了一个从县城调来的电影院青年美工，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吉它。直到最后弃学，在小镇上开了一个电器维修店。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

　　在少年时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我姐姐。她是小镇上第一个女大学生。姐姐从小就是一个体育健儿，小学五年级就离开了家乡。她经常到各地进行比赛，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讲各地的见闻。并时时鼓励我努力上学，能从小镇上走出去。少年时的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姐姐一直想使我成为一个画家，在她考上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以后，每次回家都给我带回大量的画册。姐姐总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但我脑子里想到的只是挣钱，这也是姐姐对我最大的遗憾。她总是说我胸无大志、贪图享受。在她眼中我是一个聪明而庸俗的人。直到我高一弃学，姐姐终于不对我的前途抱有任何幻想。

　　从８６年到８９年这三年里，我赶上了一个挣钱的机会。那时侯家用电器在农村大量普及，我便利用自己对电器的了解开始做起了倒卖家电的营生。在那三年里我倒卖了大量的劣质家电，挣了不少农民兄弟的血汗钱。这时的我再也没有质朴的心灵，整天巴结地方税务、工商，偷税漏税、花天酒地。心里除了挣钱没有任何理想。整天沉迷于港台庸俗的下三烂流行音乐，以及那里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８９年春夏之交，我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样关注政治，也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思考生命、青春、人生的价值。正是那样的学生唤醒了我麻木不仁的灵魂。从那时起，我开始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从而做出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选择－－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离开小镇到广州求学。尽管父母反对，但我很快说服了他们。父母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总是尊重儿女的选择。从此，我便住进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因为那里有我中学的同学。我和他们一起上课、听各种讲座，那段日子是我在广州最充实的时光。经过一年的准备和学习，我在９１年春天回到家乡参加高考补习，但最终还是落榜。

　　因为这次的失败，我再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经常对酒当歌，为了谋生，便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这段时间弹琴唱歌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在９２年春天，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住所里我听到了他用弹吉它并挂着口琴唱出的美国民谣，他还向我介绍鲍勃。迪伦，以及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歌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认识几天这个美国人就离开了中国。在这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在一家酒吧唱一些哗众取宠的口水歌，以博得观众的掌声。时间一长，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生意人的豪饮作态，终于在夏天产生了离开广州的念头。当时就想背起吉它到全国走走，在朋友的百般挽留下，我还是一意孤行，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过完我２３岁的生日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音乐道路上第一步。

　　“这一次我离开了家越来越远／往后的事该如何去面对”这首《越来越远》可以说是我民谣之路的开山之作。对于前途我无时不在思索着，在开往北京的列车里，我无法入眠，窗外的黑暗象迷一样无法洞穿。我感到这一次的出行，将是一次永远无法回头的旅程，尽管我的身后有我的善良勤劳的父母，和我那难忘的童年生活，以及太多的牵挂。但是，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声却不停地吸引和催促我，看着周围熟睡的陌生人和车窗上自己的镜影，我只能用一行泪水来强忍着这时候的心情。

　　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来却让我胆怯。这时候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字眼，一个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一股把火车推进黑夜的力量。过了长江，过了黄河，过了所有陌生的村庄，终于在１０月２２日的早晨到达了北京站。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坐过最长时间容量的火车，也应该是彻底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一次抛引。

　　我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小帆布包，一把六十元的“红棉”吉它。由于南北方的温差，我把包里的衣服全都穿上了，这时小包也就被卷成一团帆布与吉它绑在一块。随着行色匆匆的人群我走出了北京站，那时侯北京站一带的景色很破旧。伴着凄迷的细雨，我在出口处足足站了一小时，看着不断有人群从一个地下出口出来，后来才知道那是地铁口。面对着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真的无所适从。多年以后，我在《过路人》中唱到：“在火车站的过道上／他这样的模样／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过路的人啊／总是匆匆地走远。”是啊，有谁会去搭理一个陌生的过路人呢？看着手中刚买的地图，却找不着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这时候的地图对我又有何用呢？在这个没有亲朋的城市里，哪儿才是我落脚的地方？我真想回到列车上，让火车继续往前开，永远别停止，让我永远在旅行中，那该多好啊！那一刻，我真的胆怯了。为了更好地躲避寒雨，我走下了地铁站，诚惶诚恐地买了一张五毛钱的票，第一次坐上了地铁。经过一阵拥挤以后，有许多人下去了，我便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来我发现这辆车在不断地绕圈，同一个站名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太好了！既然火车不能一直往前开，那就让我在地铁里绕吧，一圈，一圈，一圈，……。我的心里开始温暖了。地铁缓解了我突然着陆的失落心情，我不再那样沮丧，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做了无数次残缺不连的薄梦后，我再一次醒来，这时，我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看手中的地图，安排下一步我该去的地方。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央美院，找了很久才在地图上找到美院的地址。最后决定在前门站下车。当我一出站才发现夜幕已快降临，远处的天安门城楼被一片灰色笼罩着。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过广场，很奇怪，当时一点都不激动。也许这个地方太神奇，我对她一点陌生的感觉也没有。我一直走，后来穿过王府井，却怎么也没有找到中央美院。最后在实在累得不行了，加上一天没吃东西，便找到一家兰州拉面馆，花了六毛钱吃了一碗拉面。这家在华侨大厦对面的拉面馆后来成了我在北京的最爱。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北边就是我日后赖以生存的地方－－中国美术馆。

　　刚到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住在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地下室里。那时美术馆刚好有一个大画展－－东京富士博物馆藏品展，全国有很多艺术青年都赶来观看。当时我对美术馆这一带欣赏不已，心想：“等我没钱的时候就在这儿卖唱吧。”过了将近一个月后，我带的钱所剩无几，马上就要面对生存的问题了。还好，对这个问题我并不在意。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凭自己的真诚和能力，在这儿混碗饭吃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第一次在美术馆卖唱是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那天下午天气并不好，阴沉沉的。我背着琴来到美术馆售票窗口旁的那排银杏树下，把琴取出，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毕竟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当过路人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甚至还想打退堂鼓。“怎么能这样呢？再大的障碍都必须消解掉，就当这些人不存在了。”就这样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我终于闭起了双眼，唱起了当年市面上流行的歌曲。很快就有很多人围过来，我一口气唱了七、八支歌，但是观众却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最后我终于厚着脸皮对大家说：“下面我唱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帮助。”在我唱完歌以后，很多人便往我琴袋里放钱，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在收摊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生过来跟我说话，强烈地要求我到她们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去。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弹琴的男生，在她们的真诚邀请下，我难以推辞，便跟着她们回到了学校。当天晚上北工大的几个学生七凑八凑地在学生会的一间房子里给我搭起了一张床。大学生们的真诚让我感动不已，那一夜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在《那时侯的心情》唱道：“无论你在哪里流浪／都有关心你的朋友。”在我七、八年的街头卖唱生涯中，让我感动的事层出不穷。我记得在９４年春天，我每次在美术馆，总有一个看上去比较贫穷的老头和他的老伴常来听我唱歌，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每次都在我琴袋里放一些钱，但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来听歌，后来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了，一年后我从外地回到美术馆，却再也没看见那个老头了。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一对中年妇夫，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从美术馆出来。在我对面停住了，小女孩坚持要听我唱歌，后来小女孩叫她的父亲给钱，他的父亲从钱包里掏出五元钱给她，而这时小女孩却毫不犹豫地把钱包从他父亲手里拿过去，并取出一张一百元的钱放在我琴袋里。还有一个人他叫王顺义，是一个被人称为“傻子”的小伙子，他是我七八年来的忠实听众。只要我在美术馆唱歌他就会蹲在我前边，并帮我把被风吹走的钱捡回来。人们认为他是低能儿，是因为他的智商停留在四、五岁儿童的水平。但我却认为，他是全中国最清醒的人，他的智力也丝毫没有问题，他会唱我所有的歌，而且能说出很智慧的话，“现在歌迷少了，球迷多了”，“你应该多写新歌，但老歌也不要不唱，老歌不唱以后就会忘了”，“不要让记者报道你，要不然一报道，你家人就知道你在街上卖唱，就会把你抓回去。”如果有人说这个人是傻子，我倒认为说这样话的人是弱智，我更愿意把他称作我的精神导师－－永远清醒，永远不通世故，永远热爱生活、那怕是单调平凡。我就是这样在美术馆把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住在圆明园的画家。从那以后，我便离开了北工大，住进了圆明园福缘门２排３号，从此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写下了第一首歌《圆明园》：“月亮在高空／你却在这里／人间的沧桑你视而不见／百年的孤独让你如此凄凉／圆明园／你在哪里。”

　　如果说生活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那么艺术的创作却并不那么容易。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方向，所写的歌也尽是一些个体感受，无非是迷茫、压抑或者愤怒。这些东西并不能代表艺术本身。个人的生活折射出来的情感有时候却是那样苍白，虽然自己的痛苦能够感染周围能够与你同感的人，但毕竟是狭隘的。这样的东西在９２年到９３年的市面上大充其道。那些哭天骂爹的愤怒和伤感也确实是那时候年轻人的主要情怀，我也无疑也被这样的东西的影响着，总想在自己的伤疤里能够再挖点什么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病态。当时那些人标榜的那种生活状态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可笑而且软弱无能，这样的东西却被台湾的商人炒作得如天神来临。当时我听到这些，确实跟着他们一样地痛苦、一样地愤怒、一样所谓反叛。但是这种表现却只是一种麻醉，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麻木，一种自作多情痛苦之后的堕落。哎呀，这样的东西要它们干吗呢？我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就和这些人、这样的音乐不合流。尽管当时组建乐队是一种时尚，但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深深地感觉不自在。尤其是当时签约成风被功利目的驱使的那群人，那时候北京的PARTY表面上看似红红火火，但其实只是供洋人消遣的娱乐。因为那时候北京并没有酒吧和那么多娱乐场所，而且这样的演出跟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样一群赶时髦的北京青年和一些猎奇找乐的洋人合在一块，便成了那段时间令现在很多人怀恋的“精神生活”，而大骂现在时代的庸俗和精神贫乏。是的，现在的洋人再也不会对那些鬼哭狼嚎的东西感兴趣了，找乐的地方多了，三里屯、朝阳公园的酒吧多得海了去了。你要想唱歌就好好地扒洋人的磁带吧，把《加洲旅店》唱得比猫头鹰还好，要想挣更多的钱就回家练基本功，做一个合格的棚虫，生产更多的合格垃圾。除此之外还是死了音乐这一条心吧。如果有人说：饿死你，狗日的诗人，那么还可以再加一句：饿死你，狗日的摇滚佬！

　　“艺术不能当饭吃”，这是许多还未发迹的艺术青年经常讨论的问题。艺术家不是神仙，生存总是重要的。不能靠官僚，又不能指望商人、洋人，那怎样活着呢？在这时我把手指指向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离你的生活最靠近的人民。只有那些质朴而有良知的人才是艺术家的衣食父母，才是最可靠、最有判断力的。试想一下，全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给你一分钱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资格去拿这一分钱，老百姓愿不愿意把这一分钱给你。除此之外那些所谓家财万贯的艺术家都是骗子，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商人们无时不在鼓吹他们的“天才论”，而且这样的“天才”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象放烟花一样烟雾缭绕，其实都是跟劳苦大众毫无关系。那些都是混淆是非的鬼把戏。谁能把这些东西早日看穿，谁就能同人民支持的艺术更靠近。“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一句做人的真理。

　　曾几何时，我何尝不是在这样的问题里找不到道路呢？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最底层的人是如何对待他们所喜欢的人的。那是在１９９３年５月上旬，我无意中参加了一次被官方认为是非法集会的活动，并在那里唱歌，结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警方拘留、收容了两个多月。在昌平的收容所里，我被当成盲流关押，在那两个多月里，我天天与那些生活在这个城市最最底层的人同吃、同睡、同样地绝望。还好，警察并不认为我是盲流，对我还算客气，所以免去了很多皮肉之苦。就连那些靠吃垃圾箱里掏出来的食物为生、露宿街头的人，也会把他们手里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我。在那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内心被这些人深深地震动着。在那个有足球场大的院子里，我和全北京的三无人员、流浪汉、乞丐一起迎来日出、目送夕阳。在警察的组织下，我每天黄昏都为几百上千的人唱歌。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只有在歌声中感受到自由。没有经过炼狱的人是不会看见真正的光明的。我记得那些聋哑人，虽然他们不能听到我的歌声，但当他们知道我的身世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却从他们藏得很严实的手绢中把他们仅有的钱给了我，在那时，我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了！而他们也和我一样热泪盈眶。在没有语言的表白里，我再一次看到了人性的正义和善良的光辉。我与这些人可能再也不能相见了，但他们每一张脸却深深地印在我的生命里。我不为这样的人歌唱为谁歌唱呢？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６日，我被遣送回原籍。两个车皮六百多人在京广线的那个方向我和所有的盲流在一群武警的看押下离开了北京。经过一夜的路程，在第二天早晨到达了郑州。我在几个新疆人的包庇下和他们一起被当作新疆人赶下了火车，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时候的自由象飞鸟的羽毛一样光亮和实在，过去的一切象一场噩梦，过去的一切象海洋一样一言难尽。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灾难，但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我身无分文，再加上一夜没吃东西，我便开始在站台上收捡从列车上扫下来的残余食品，吃上了我这一辈子认为最好吃的半个面包，然后象乞丐一样向陌生人要食品和香烟。即使这样我内心里依然是充实而温暖的，在自由的光芒下是无尽的感激。我在站台上呆了几个小时后，搭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路逃票回到了北京。为了绕过检票口，下车后我沿着铁路走到东便门，最后回到了我的朋友们中间。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我看清了社会最底层是怎样的状况，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和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也知道了今后要怎样去面对无望的生活。在北京小住了一个月后，我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到各个城市去卖唱、去发现更多的未知。在朋友的赞助下，我买了一张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车票。带上吉它，开始我吟游祖国各地的生活。“我要做的事是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当你发现你已经是个自由的人／怎么会忘记那时侯的心情？”我从北疆到南疆，一路卖唱，一路搭顺风车，到处都有热心帮助我的人，虽然我总是身无分文，但从来不为此而发愁。那些不求报答的善良人都是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忘怀的。我只有不停地为他们歌唱才无愧于这样的人。在离开新疆以后，我沿着丝绸之路到了敦煌、嘉峪关、兰州、西安，然后到了成都、乐山、达县、重庆，最后回到了北京。在将近四个月的旅途里，我经历了一幕幕难忘的街头卖唱生活。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人群，我却有着并不陌生的感受和场面。在９３年的冬天到９４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完成了《越来越远》、《小鱼儿》、《小康梦》等到目前我还愿意并且永远愿意唱的歌曲。

　　在９４年初，我从大量的洋唱片垃圾中找到了最有意义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鲍勃·迪伦的前三张专集。成了我那段时间的精神食粮，我夜以继日地聆听和研究，尽管我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被声音深处的精神内涵以及一把吉它伴奏的纯民谣形式所吸引着。同时也坚定了我追求这种纯民谣风格的音乐方向。我曾与朋友戏言说：“这哥们干的事怎么和我那么相象？”，并扬言要成为中国的迪伦。为了这个目标，我疯狂地搜集他的资料，尽管当时市面上有关迪伦的介绍少之又少而尽是那些该死的“死亡金属”还有“壳郎屎”。我通过朋友从国外找到了迪伦的歌词还有各种资料，还引进了口琴架。从资料上显示迪伦的音乐的根基是黑人的民间音乐，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通过迪伦我还发现了更多有价值的名字：伍迪·格斯里、彼得·西格、罗伯特·约翰逊等等。在通过对这些人的研究中，我发现了所有的民谣先知们都是自觉地通过社会的底层生活来控诉各种暴力机构，比如迪伦的《谁杀死了戴卫·莫尔》和伍迪·格斯里的《流浪汉的摇篮曲》、彼得·西格的《花落何处》。他们教会了我民谣的功能性与社会性，就这样我开始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社会的各种因素，来丰富歌词创作的思想内涵写成了《烤白薯》这样的作品“夜已深沉／风也停了／寂寞的街道／看不见路人／卖考白薯的兄弟／回到了冰冷的被窝里／安睡吧／不必叹息！总有一天你会到天堂／就没有警察和工商”。这些话又何尝不是用来安慰我自已的呢？因为我在街上卖唱那多年来，那一天不担心被警察抓走，那一次被抓后口袋里的钱不是被罚个精光。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咒骂警察本人，更何况哪个警察的出身不是平民老百姓？

　　我在美术馆唱歌七、八年以来，第一次被警察干涉是在９３年３月份，当时美术馆展览罗丹的雕塑。人很多，我也在那一段时间经常去卖唱，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栏杆上刚唱了几首歌就有两个警察过来，二话不说就往我吉它上“咣”的踏了一脚，制止了我的歌唱，并强行地把我带回派出所。面对暴力，我除了沉默和强忍泪水还能怎样呢？我就是一块肉任你们宰割吧！还好，警察看我面善老实，除了罚钱并没有把我怎样，一番恐吓和警告后便把我放了。如果警察总是这样干涉，那我是不是就不去街上卖唱了呢？不是，起码我不以为我做错了什么，而且我也没有防碍交通，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我心中的艺术我干吗不卖唱？你想那些走私犯为了钱，连坐牢都不怕，何况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这样想我就不害怕了。一年被罚个十回八回的没什么，总得来说我还是赚的。

　　就这样时间一长警察的态度也有所温和。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是最近发生的，在９９年８月２０日我在美术馆刚刚唱了半个多小时，这时有两个警察开着摩托车过来了，我一看这架势只好停止唱歌，警察下车后走到我面前说：“干吗呢？你哪的？哪的？身份证！身份证！”我赶紧掏出身份证，双手递过去，警察一看是外地身份证，便说：“有暂住证没有？”“没有，我是来旅游的。”“旅游的？别逗了，你可有名了，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坏了，我的前途又充满了未知，而且正是国庆前清理三无人员的危险时期。但我并不害怕，大不了又被收容，回到昌平没准还能看见那些老朋友呢，把９３年的经历重演一遍就是了。奇怪的是，这一次我被带到了所长室，里面有七八个警察在空调下乘凉，“又是你，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大？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以前抓过我的警察冲我说，这时候那个看我身份证的警察却不象刚才抓我时那样凶，还递给我一支烟说：“别怕，别怕。”然后对其它警察说：“这哥们在美术馆唱了好几年了，原来我做便衣那阵子老去听他唱歌，唱的真棒，人家这是凭真本事吃饭，也不知道是那个缺德的打１１０了，不管怎样我得去把他抓回来呀。”这一下我心里踏实了，这时候那个警察接着说：“你唱的歌都是你写的吧？”“是的。”“那好！给我们唱唱你写的歌，你要能把我们唱哭了，或着逗乐了，算你有本事，怎么样。”我心想唱哭了可能不太容易，但逗你们乐，还是没问题的，便抄起家伙唱起了《样样干》。唱完后所有的警察都乐了，有好多警察也从别的屋过来，这时我与他们也就象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警察也是人嘛。后来抓我的那个警察对所长说：“过两天咱们去灵山把他也带上，让他给我们助助兴。”并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了。最后那个警察把我送下楼并给了我两包烟，还叮嘱我这段时间风声比较紧多注意点，如果生活实在有问题他可以帮我联系到酒吧去唱，还郑重的叫我大后天准时来派出所一起去灵山。８月２３日早上我准时到达派出所与三十多个警察一起坐警车到达灵山。在吃饭时，那个警察把我隆重地介绍给所里的同事，并叫我在酒桌上唱《样样干》唱完以后掌声如雷。最后警察还对我说：“来一个《烤白薯》，给我们唱一唱这个丑陋的社会！”唱完，所有的警察都沉默了。等到第二天，派出所的正所长对我说：“杨一，你在这多住一晚上吧！明天我们所里还有三十多人要来呢。”并叫老板好好地招待我，打从那次以后我和很多警察都成了朋友。这就是歌唱的魅力，艺术的力量，她应该是能感化所有人的灵魂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批判与关怀心灵是不能可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尊重的。

　　如果说我从那些民谣英雄那里学会了歌词内涵的表达，那么对于音乐我认为应该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这样我也开始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了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民间音乐。在１９９４年５月份，我再一次离开了北京，这一次离开北京与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吟游，而这一次我是去寻找那些闪亮的音乐、是向那些劳动人民拜师学艺。就这样我背起了吉它、带上录音机，从北京出发到达了西安。然后深入陕北的延安地区、安塞、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府谷等等。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了纯正的民歌，那种震撼一点也不亚于我听到的任何一种音乐。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陕北的民歌、以及歌声后面蕴涵的气质。在羊马河的一个名叫胡家塘的小村里，我听到并看到了一个纯粹的民歌大师的风貌。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歪嘴老农，他自制了一堆打击乐器，并轮换着各种乐器为我唱出了最动人的歌谣。后来我把他的录音放给我北京一个对音乐有很深感受力的朋友听，他当时便被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感动得趴在地上痛哭流涕，并大喊着说：“我为什么以前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为了这个我崇敬而不为人知的民歌手，我从陕北回来后写了一首名叫《上路吧，朋友》。从那以后，陕北成了我音乐上的家园。从９４年到９６年我每年夏天都要回陕北，最后一次我是骑自行车几乎走遍了整个绥德地区的村庄，为的就是能听到更多的民歌。我想，与那些真正的民歌手相比我真的相差得太远太远了。因此只能写一首《傻乎乎的老杨》来嘲讽与提醒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学生。“想要象老农那样歌唱／自己先看一看／五音都不全／傻乎乎的老杨。”对于人民我学一万年也不够。正是歌唱让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

（１９９９年１２日１２日）■〔寄自广东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