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九十年代以来，你的诗歌写作中“村庄与田园”这个系列的作品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能否谈谈你的写作缘由以及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答：这是对八十年代写作的调整，也是一种延续。我的想法是希望诗歌能够与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建立一种对应关系，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

　　八十年代应该说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阶段，阅读和写作受西方的影响更大一些，诗歌写作有不少时间处于自发状态，还有便是依赖写作的惯性运作等等，这些都是问题。至少在我这儿成了困扰我继续写作的问题。这样，我便沉浸到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去，感到稍有把握，对写作的信赖感也慢慢恢复了。几年下来，“村庄与田园”这个系列就写了几百首了。我在前面讲到，我希望诗歌达到的效果是与这个国家和时代契合，“村庄与田园”只是看上去与这个国家在“地理”上近了一些，但还是有不少疑问，我是知道的，与这个时代更有断裂感，这都是我在今后写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２、你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回到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中，这是否说明在某种意义上你否定了自己以往的诗歌写作？

答：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应该是八十年代写作的继续。好象没有理由否定八十年代的写作。仅仅是注意的东西更加专注，有了一个抓手，精力可以相当集中，从熟悉的生活下手，而且经过酝酿，有了距离感，写起来把握性大一些。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我个人认为还是从基本的训练入手，保持一个相对敏感、开放的心态，这是重要的。至于题材、内容之类是处于不断选择、调整和变化之中的，随其自然吧。


３、９０年前后，你的诗歌从内容上产生了一些变化，突出的一点是你更多地涉及到海安。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吗？通常意义上，人们说“热爱农村”，是因为他们不在那里生活。我注意到，在你那部分诗中间，弥漫着某种抒情的唯美的调式，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怀乡病的结果吗？

答：简单点说，在我的诗歌中突然要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就是海安吧！我出生在那里，二十岁之前也一直生活在那里。假如我的诗歌象你说的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也是我想让诗贴近一点，或者说使之更具有真实性，如果它确实产生了如你所说的“抒情的唯美的调式”，那也不让我意外。同时，我也在调整，让诗歌更加真实地发生，自发地呈现。等你全部了解了我的诗歌之后，也许你会改变印像。再比如把整个中国当作一个乡村来看，这个普遍意义上的“怀乡病”也就成立了。


４、从你现在的诗歌写作中可以看出，同样有相当一部分题材来自你周围的世俗生活，诗歌语言是朴素的、表达语气是沉着的。你认为你的诗歌写作已经与这个国家、时代建立起联系，也就是你说的“对应关系”了吗？

答：只是一个努力方向。这种对应关系是动态的，随着你对生活的体会和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而不断深化。再说得简单一点，你在这个国家生活，你就得报国土恩。


５、诗歌写作的始点是对当下、现世的生活发现，或者如西默斯·希内说的是“挖掘”吗？曾经有许多人在诗歌写作中试图建立一个诗歌精神体系，你是否认为这个观点脱离了诗歌的本质？换句话说，诗歌的本质又是什么？

答：“笔墨当随时代”，这毫无疑义。具体到每个诗人，在处理当下、现在的生活时都有他独特的方式，或者说个人密码，这才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诗歌精神体系具体指什么，我的理解应该是个人与诗歌的统一，诗歌与这个国家的对应，包括它的过去和现实等等，这才是一个诗人诗歌精神体系的真实的部分。诗歌本质是什么呢？说它是吟唱吧，它又是泪眼婆娑；说它是舞蹈吧，它又是步履踉跄；说它是创造吧，它因循守成。真是把我考倒了。我有兴趣听听别人的意见。


６、前一阶段，中国诗坛上出现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纷争，持民间立场的诗人中有《他们》集团的于坚等人。你是《他们》中最早的成员之一，也参加了盘峰诗会，但你好象没有直接“参战”，这是为什么？你对这场诗坛上的南北之争持何种态度？

答：我不赞成知识分子写作的主张，因为从诗学意义上看，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比较含糊、暧昧。这一点从我的个人诗歌趣味上也不难看出。但我想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我自己，还有我写作中尚未解决的那些问题。在盘峰诗会上，我曾有一个发言，是探讨中国诗歌民族化问题的，表明了我关于诗歌的一些想法，但那个会议没有探讨问题的气氛，哪怕是私下的。你问到对这场争论的具体态度，我认为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又处于这么一个转折时期，多几位从事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没有什么可怕，我本人读他们的作品很少，可以讲不会妨碍我的写作。况且，我的理智提醒我，应该热爱每一位诗人，这与是否喜欢某一个具体诗人的作品没有关系。


７、你是对双方论战的主题没有兴趣呢？还是认为这样的论战缺乏建设意义？

答：一句话，主要是不希望这样的争论干扰和影响我的写作。


８、诗歌民族化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以前那种民歌加古典的提法事实上是伤害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你认为现代汉语诗歌民族化如何体现？

答：民歌与古典诗歌应该有现实的生命力，它考验的是诗人的能力。诗歌创作当然不能象以前那样靠行政号召或简单的“拉郎配”。关于诗歌民族化的问题，九十年代初我就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因为在八十年代普遍受西方文艺影响的大背景下，这个问题未能引起注意。可喜的是，现在关心的人逐渐多起来了。我在九十年代已有多篇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就不再重复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使诗人的创作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相对应、相契合。


９、是否愿意就当代汉诗的现状发表一点见解－－首先，你是否关注这一点？你认为当代汉诗是否存在着加入世界文学秩序的问题？

答：作为一个诗人，我当然关心诗歌，以及与诗歌关联的一些问题。就我阅读的范围而言，恐怕对当代诗歌难有发言权，我知道是有一些好诗人分散在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是在为加入某种秩序而写作吗？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有人这么说，想这么做，也只是个自欺欺人的借口，不必当真。


１０、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如果把汉语与英语加予比较的话，汉语显然只能属于一种地方语言。对一个汉语诗人而言，这是否是一个遗憾？

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先不必说我对汉语和英语了解多少，更不必说我对诗歌又有多少了解。我想，我所能见到的还不都是汉语诗吗！我不能想象为了克服“一个遗憾”换一种语言写作。我绝不是为了怜悯“一种地方语言”才使用汉语写作的。我别无选择，汉语是母语，是唯一的。我只是一个中国诗人，也希望自己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诗人。


１１、对“口语化”有何高见？口语是诗歌语言的源头吗？当前，日常口语正日益面临官方语言以及新闻、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的侵入和污染，在此前提下，它是否还值得信赖？

答：“口语”也许是诗歌语言的源头，但不是唯一源头，你要大家每天都口吐诗歌吗？关于日常口语受官方语言以及新闻、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侵入和污染问题，语言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也许更关心吧？至于不信赖它又怎么样？我不为之发愁。


１２、在写作中你是否感到自由？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妨碍你达到更进一步的自由？

答：我是为了获得自由而从事写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得通。具体写作中却不是时时感到自由，更多的时间你在为之“苦恼”。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我这儿时常是疑问，我不否认。仅仅为了感到自由，当然不一定非写作不可。妨碍我写作自由的因素比较多，无法在此一一表述。一句话，作为一个诗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或者没有去做，而且无法省略，这样或许才能从写作中不断获取所谓自由。这其中这包括观察、体验、内省、想象等等。


１３、你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写出一首好诗，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诗人，如何理解这句话？

答：我也许也讲过相反的话。诗是由诗人写出来的，当我看到一首好诗，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好诗人写出来的。可能他只有这一首好诗，可内心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诗情，我要说的就是这意思。


１４、你对当前的诗歌评论是否满意？

答：满意肯定谈不上。我觉得真正的诗歌评论，应该是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要做许多具体、踏实的工作，必须始终关注、追踪诗人的创作，从文本入手开展批评。目前的诗坛上，庸俗社会学诗歌批评依然有相当的市场。还有一部分评论家离开了诗人自身的阐释性文字、随笔等等，就难以把握，无所适从。再加上诗坛本身的问题，又使一部分诗歌评论家知难而退。诗歌评论的现状不令满意也就不足为怪了。


１５、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生活？你是如何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的（包括你的写作习惯等等）？

答：我的生活几乎十年如一日，没有变化。我在一个相对刻板的行政机关里做秘书工作，八小时坐班，时常要加班和值班。我单位的一些同事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诗人身份，都有点惊奇，这我完全理解。而我从前文学上的一些朋友也觉得我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已辞职写作或从事比较自由的职业了。中间有好几年，我一直存着辞职专事写作的念头，犹豫不决并为此苦恼，现在这个念头基本放下了。我的家庭现在是五个人，我妻子、女儿、岳父母退休后和我们合住，帮助料理家务和带孩子。我很感谢这个家庭。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围绕我的写作，并尽可能排除一些干扰因素，这当然只是理想。至于写作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尽可能做到在有兴致的时侯再动笔。


１６、你的职业、写作决定了你在工作同事与文学朋友那里都成为一个“边缘人物”，这是否影响你的诗歌写作。你的写作完全是在有兴致的时侯进行，有没有自觉的状态？

答：我也说不好。但你指的自觉状态不知道有没有前提条件，专业诗人？对已有诗歌成果的鉴定？文学抱负并已在实现的轨道上运作？等等。如果指这些，我远远称不上一个自觉的诗人，而是个业余作者。我喜欢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热爱诗歌的读者和参与者上，这样，我尽量在有兴致的时侯写作就可以理解了。我的写作通常是间歇性的，但也不中断很长时间。记得从前一位朋友开玩笑讲，有的人一看就会中断，而我则可能写下去。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讲的这句话。


１７、你的诗常带有某种即兴成份，你试图达到什么效果？是否即兴诗的那种意外、偶然，是你认为的诗歌写作的最高境界？

答：可以讲每一首让我产生过稍许激奋的诗，都有即兴的成份。但事先试图达到的效果却不那么容易，就因为诗的缘故。似乎没有必要区别哪一类诗属于即兴诗范畴，哪一类应当排斥在外。具体到每一首诗都应是即兴的产物。我不喜欢硬写，起码得有兴趣。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不能成为职业或有职业化写作。

　　“即兴、意外、偶然”怎么会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呢？记得你在上面的问题中涉及到写作中的自由，我觉得用自由来表述似乎还贴近一点，从技术的层面上讲，写作的自由也许是我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但你要当心，技术有时侯又是个小问题……


１８、对一个诗人而言，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你是否认为你目前的职业对一个诗歌写作者而言是无害的？－－我们知道，像艾略特、史蒂文斯等人都是以公务员的职业终其一生的，你是否作过类似于此的比较？或者你仅仅是把机关看成是弗罗斯特的农场？

答：一个诗人要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最理想，我也很难说清楚。有的愿意去流浪，有的愿意教书，有的开公司，有的出国谋出路等等。我能够的指望的，就是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多一些。我对我已经干了这些年的一份工作懒得再说什么。诗歌写作是自己选择的，是你自己的事情。至于去跟哪一些前辈作比较，甚至去跟弗罗斯特的农场比较，我觉得缺乏可比性。我不知道你列举的诗人如何处理诗歌写作与实际生存的关系，对我，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可能对一个诗人来说，除了写作，可供他选择的职业太少了，我要说的是：每一个在写诗之外还有一份固定职业的诗人都是幸运儿。


１９、弗罗斯特是一个曾对你产生巨大影响的诗人。十年过去了，这种影响是否变得比当时更为强大？

答：弗罗斯特的确是对我有过较大影响的诗人，除了诗歌之外，可能还有人生观方面有影响。但我无意过份强调这种作用。所谓喜欢一个诗人，除了几首熟悉的作品外，还有一个总体的轮廓，但即便是你再喜欢不过的，也不会天天去读，象宗教徒对待经书，这种影响主要还是进入我视野的一个轮廓。我至今还记得，最早被我理解并产生了美妙感觉的，是我父亲教我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外外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当然，这是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


２０、你为什么写诗？你觉得诗的目的是什么？

答：因为我内心有这么一种需要，我觉得我是个诗人，以此区别一些人，这是最初的念头。也不一定先有了明确的目的，再从事诗歌创作。在我所干的事情中间，有相当一部分大概是无目的性的，当初诗歌写作也许能符合一个少年的心吧。我不是个职业诗人，需要靠它养家活口；也不敢讲是为了改造世界等等。我希望我的诗能从真出发、从善出发去求得美，从而有益于我们的心灵和生活。诗的目的就是真善美。


２１、你相信灵感吗？我们都知道，一个诗人不可能坐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灵感的出现。那么，你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来调整写作状态，激发灵感产生？

答：我相信灵感。季节的变更，人事的变化，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对人世、宇宙渴求真理性的认知等等，都能激起我的诗兴和写作的热情。但是，也会有很多时光被迫坐在那里，看上去那是“坏时光”，却毫无必要埋怨。一个诗人不能依赖灵感来写作，假如你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你还得信赖“习惯”。灵感是一个经常姗姗来迟又飘忽不定的东西，可是在这之前，你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一些主动性的工作。

　　我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调节写作状态、激发写作灵感，这也正是我想请教的问题。我设想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度的紧张感和距离感上。有的时侯我说不干了，时间有长有短，当然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不靠强迫，而是自愿的。好象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天生的，促使我们写下去的因素不就是我们成为诗人的因素吗？最好的办法他自己当然清楚。


２２、写作是孤独的私人性工作，你现在与文学上的朋友大多数都断了来往和音讯，你觉得除了阅读，是否迫切需要文学上的交流？

答：交流一直是存在的，但限定在不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和写作的前提下。应该讲一首诗写完了就与自己无关了，但却不能结束，还得投稿，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流通。以前有一个自己的刊物，可以不考虑这个事。交流是需要的，这才正常。


２３、迄今为止，有哪些诗是你自己较为满意的？你能否对自己的诗歌作一个整体上的自我评价？

答：我总想将现在作为一个起点，这样对今后的写作更有信心一些，但我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写了这些年的诗，哪一首我满意呢？迄今为止，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关在抽屉里，要去重新视一下，喜欢哪一首，这有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从不总结，相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停顿一下，作些调整，这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自己处于一个好的状态之中，丢掉点包袱和干扰，轻装上阵。我想对个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我已经写出了什么，作何评价，而是我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一个处于写作中的诗人必须关心的，努力使诗歌忠实于自己，甚至忠实于生活。这样，诗歌才会与你生活的这个国家和整个环境相对应。


２４、能否具体谈谈一首诗的创作过程？

答：具体到一首诗的写作过程，就我而言，自己信赖一点的，都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的，有的就是急就篇。我还是一个老毛病，怕改诗，我总想，与其费劲去改不如新写。触发我写每一首诗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过程也不完全一样，但却不复杂，允许我保留一点美妙的记忆吧，省略这过程。


２５、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文学生涯，你的主要著作？

答：初中我开始学习写作，不久结识了诗人陈敬容，受到她的许多帮助和教诲。１９８２年，在韩东的倡议下，曾一起创办过《老家》诗刊。１９８４年底，又和韩东、丁当等人创办了《他们》诗刊，并一直坚持了十年之久。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９年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与贺奕、李冯等同学创办文学社，并出过诗刊《大路朝天》等。再就是在苏州１０年的机关生活，与文学上的朋友大多数都断了来往和音讯。我没有加入任何文学组织（如文联、作协等），也谈不上参加文学活动。说到著作，很惭愧，我写作二十年了，没有出过专著，仅仅受朋友们之托，编过一本《他们十年诗歌选》。我希望４０岁或者５０岁时能出一本自己满意的诗集。


２６、你的诗存在假想的读者吗？

答：我很少去想这类问题。一首诗完成了也就到此为止，似乎就与己无关了。作为一个诗人我不只是为读者活着，更多的我得面对自己的问题。第一个假设的读者当然是诗人自己，一个时时刻刻假想着为读者服务的诗人是何种动机，不得而知。当然不排除有些诗假想读者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亲人，但所谓假想的读者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必要环节吗？


２７、最后一个问题，诗歌读者一直不多，你如何理解诗歌写作与诗歌读者的关系？你周围有人读你的诗歌吗？

答：我想，这个问题不必担心，真正关心诗歌的读者一直在那儿，多少年来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我想，是我的朋友，相信他们会读我的作品，哪怕并没有联系，这并不要紧，你说呢？至于周围的人，他们读我诗歌的机会确实不多。我倒是时常教我女儿背诗，当然不是自己的，而是唐代诗人的。唐代诗人称得上是所有中国诗人的老师。

■〔寄自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