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到诗歌民族化问题，我想起了１９９２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一番话，大意是：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个民族。据此，有论者认为诗人的胸襟和气魄实非一般诗人所能逮。考察一下沃尔科特的背景来由，他的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沃氏所处的圣卢西亚是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国，面积６００余平方公里，人口仅１２万，１９７９年才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沃氏本人兼有英国、非洲及荷兰血统，操持的语言则兼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本地土语。确实，诗人所处的岛国寡民状态和文化积淀中的混血气质使他有充分理由讲上述这番话，因为反过来他也绝对正确：他要么是任何人，要么不是一个民族。这种缺乏传统民族文化完备的参照系统的尴尬身份，既是劣势，也正是他的“优越性”所在，他可以依赖个人强大的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去“建立一个民族”。

　　相对于沃尔科特，中国诗人则面对着深厚民族文化传统和近现代西方话语入侵双重压力，这种国际文化格局中的边缘状况，把中国诗人不由自主推向了急剧震荡的“漩涡”。

　　记得季羡林老人在谈论“民族性”的一篇短文中，曾引用了《三字经》中的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形象化地说明了不同民族由于生活、习俗、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论及诗歌的民族化（或民族性）问题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它应该是那些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种群的东西。可是，真实的民族性格恰恰是有涵盖意义的，它又是具有所有民族种群共有的那些特征，它其实又是一个广泛的类的概念。当你离开真实的存在方式强调纯正民族性时，它可能是虚幻的，超越了它的本质，也超越了种群的属性概念。从这层意义上看，我怀疑所谓的“少数民族”，如果它只是“奇风异俗”的替代语的话。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缺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宿感，对本民族真实生存状态本质认识上的贫乏、盲目和迟钝，使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一种是无视世界文化背景的强制性缺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文革”时期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一种是国际诗歌“总秩序”下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如西风炽盛的八十年代，诗坛主义横行，旗帜翻飞的怪现象，即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在上述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民族性就是僵化的代名词，毫无建设意义，只有在这一组概念化解、消失时，民族性才能确立。可以说，民族性首先是我们民族种群的天然属性，但同时，它又是从具体情境出发，从独特个体出发，而又反映了广阔的普遍人性的课题，它是以素朴的人本主义为前提的，任何教条的理解都会导致简单化和庸俗化，在解放区文艺界以及五十年代的诗歌界，曾有论者提出以民歌为基础和源头，发展民族诗歌，从实践效果看，虽然产生了个别优秀诗人，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在此指出，民族化并不仅仅是一种不苟同、一种义愤、一种伤感；也不仅仅是按某个程序、某种范围，在设定的轨道上运作的省力的方式，这样的话，它闪避腾挪的余地就促狭了，最终扼杀它发展的可能性。爱尔兰诗人希内在《进入文学的感情》一文中说：“诗是自我对自我的暴露，是文化的自我回归，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因子，带有出土文物的气味和真确感。”（１）我借用这句话，正是觉得它也许是对诗歌民族性的一个可能的指称，也正是这种文化归宿感不时地提示我们，保持汉语诗歌本真的确切需要，我们所追问的这份出土文物般的真确感，本质上也是我们民族抒情本土的。

　　民族化不是一个民族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投影、衍化，它其实是与我们共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难怪叶芝则更加干脆地把写作视作“身体在思想”。理由很简单，诗歌创作不依赖我们自以为完备的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诗叫我们触、尝，并且视、听世界，它避免抽象的东西，避免一切仅仅属于头脑的思索，凡不是从整个希望、记忆和感觉的喷泉喷射出来的，都要避免”（叶芝语）（２），诗歌创作有它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则，我们固然重视个人所处民族命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必须更加看重诗歌在个人历史横截面上的认知，因为在一个民族最优秀的诗人们身上，这两者是联动和融通的，具体表现为一种血脉和气息上的沿袭。在这里，它既依赖又排斥我们既定的生活经验，有时也会遭到我们民族传统思维观念的驳斥，兀现于我们现有的审美经验以外，又真切地触及了我们的统觉，超越日常已知的经验范畴，一时无从把握，可又力拒我们的写作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有效原则，可能正是激发我们潜能的更加本质的写作，真正深入探索了我们民族深层心理的实际复杂性，探索了我们每天运用的实验、怀疑、焦虑、幻灭和惊奇。它的这种面临解放的广泛意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它在短短的一首诗中，在某一个瞬间，保留了我们的真觉和想象的经验，使得我们的诗人在极端无助的孤寂时刻，直接面对灵魂，使诗人得以一次次重返诗歌创作的源头，给予他们为万事万物命名的勇气和能力，从而也为我们的民族诗歌保持多元性质和提供更多的个人视角。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想，评判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不在于他的诗多么具有国际性，使用了国际通用语言，顺应了世界诗歌一体化的总秩序，在情感和具体处理方式上与国际化标准趋同和靠拢。他首先必须是一位“民族诗人”，具有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胎记，优秀诗人的诗作是一个民族精神精粹的核心，不能想象，缺少了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诗人的中国，缺少了惠特曼、弗罗斯特的美国，缺少了洛尔伽的西班牙，缺少了聂鲁达的智利，缺少了叶芝的英国该是怎样的缺憾和不幸。他们是这些国家、民族永恒的鲜花和纪念碑，他们传达出诗歌中真理的声音，甚至那片土地上神的声音。高尔基这样评说叶赛宁：他是我们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抒情器官。这是叶赛宁诗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注脚。他的优势和他的致命弱点仿佛都是命定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次读到老诗人艾青这段直白，总令人感慨不已。

　　是的，我们立足的这块土地和文化背景在滋养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压力，我们觉得沉重，想竭力挣脱，现在，我们才知道无济于事，哪怕你一直是喝“狼奶”（尽最大可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长大的，你终究要回归，栖身于现实的土地和生活。这种漠视、抵触、认同的复杂情结令我们的身份一度显得可疑和模糊，令我们迷惑和尴尬，但对身处现时代的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又是现实而又可信的，是一个诗人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对诗人而言，他有两次生命。如果盲目抗拒外来诱惑，他必定不具备成为一个诗人的基本素质，同时，他如果听不见一个更强有力召唤（对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背景的确认和回归），他是可悲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在日趋同化的国际性写作大潮背景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人，必须要有清醒的意识，保持相对独立的身份，我理解，这也是一种不讨巧的诗歌立场或者说个人立场，其危险性在于你得经常处于半消失状态（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不得已）。更严重一点讲是自生自灭状态。它要求每一个有理想创造自己民族诗歌景观的诗人都必须扪心自问，你真有勇气毕其一生去圆一个中国本土诗歌的梦想吗？也许这也并不可怕，不过就是让你回到一个起点上来，回到一种更广阔的可能性中来。


二
　　记得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在《寻找美国的诗神》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一个人要想成为自己国家的诗人，他不能依赖他同时代的诗人，而必须从先辈那里获得营养。因此，他将他的诗歌定调在惠特曼和弗罗斯特之间，由此，我想到了诗人的自我定位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这样理解勃莱这番话的含义。他所讲的定调一是地域意义，也就是他希望成为一个美国的本土诗人，根据他本人的意见，美国诗歌至今尚未摆脱英国诗歌的影响，在惠特曼、弗罗斯特发出铿锵的美国之声后却鲜有回响，英国诗歌的影响根深蒂固，他甚至讲“……不知道究竟是在用美国语言还是英国语言写作。”（３）诗人为美国诗歌中的美国之声的式微感到迷茫、痛心，并在苦苦寻找美国的诗神。二是精神上的对应意义。虽然，勃莱本人所倡导的“深度意象”诗歌是广泛吸收了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以及现代心理分析的成果，同时，他对美国诗歌中的表现又感到忧惧不安，对年轻的诗人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劝告。目的是希望避免现代主义的“温床”和人为制造的“襁褓”对美国诗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美国之声日趋孱弱、衰颓。他请出美国历史上的两尊诗神来强调这种精神上对应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遭受过“不可逃避的经常性的、重大而侮辱性的挫折……多年生活在孤苦中，面对自己的伤痛。”（４）这其中包含了勃莱对前辈大师勇气、雄心以及宿命感的体味，也有他本人在多年诗歌创作中形成的一种归宿意识。

　　我想，勃莱这种诗歌中明确的定位意识给我们中国诗歌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其一，在你立志成为一个中国诗人之时，你必须对诗歌创作有个整体方向上的把握。根本目的性的不明使诗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无根的感觉，而这是迫切需要认真起来的一个问题。“五四”运动以来，白话诗歌的兴起，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不仅仅是诗歌语言系统的一次内部变革，而且是诗歌语言参照系统的一次内部变革，而且是诗歌语言参照系统的一次人为的断奶。在我国，真正新诗的历史其实不过几十年，后起的诗人们普遍存在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直接承继的焦虑，仔细考察，从“九叶”诗派到朦胧诗，这种焦虑感一直时隐时现。因此，在当代诗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传统缺乏感，而新时期以来，食指、北岛们所提供给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们的也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背景”。所以，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它是诗人自我定位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切实增加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程度，承接自《诗经》以降我国伟大诗歌传统中那股健康、纯正的气息，从而站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能不惧怕“混血”、不怕“吞噬”，它所依据的是诗人个体强大的、综合的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呼唤大诗人的理由之一。

　　其二，作为一个诗人，必须付出代价。纵观当代诗坛，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结党营私、盲目短视、夜郎自大……不少诗人忽视了诗歌产生之于诗人个体劳动这种健康、正常的关系，忽略了诗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关键环节。这种代价即是命运，紧跟着你的现实生活，是你诗歌中的一道风景线确立的基调。撇开诗人的先天条件不论，从诗人后天努力上看，生活本身会赋予你诗歌中的爱与恨、忧伤与激情、悲哀与梦想来丰富诗人的个性，并让你借助诗的形式得以宣泄、阐述。这代价有时是残酷的，致命性的，但也不是逼迫的，是诗人自愿的，非如此不可。这是诗人自动定位的过程。

　　其三，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是写作在先，定位在后，诗人的自我定位不完全是一种纯理性的推断，它是长期的诗歌写作实践后形成的归宿意识，一个自觉的诗人，一个成功的诗人，可能是需要这样一个考虑，从而对他（她）的一生负责，它要求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清洁、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使其生命力和意志力在诗歌中成功地发生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要找回汉语诗人的尊严，恢复汉语诗歌的荣誉，就必须呼唤大诗人，有说服力、能切实转动人心的大诗人，生机勃勃、散发热力的大诗人，我的理解是，真正有作为的大诗人应当去参与物质世界的运动，永远密切关注着生与死、灵与肉，加入世界无尽的循环和更新，并以其个人的活力和独特的经验融入世界的合唱，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诗时常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以外，但本质是热烈、饱满、真实、道地的，是灵魂的呼号、挣扎和展露，他们的诗歌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而不断呈现有机生长的状态，汹涌向前又别开生面，似乎他们兼具了男人、女人、种族和神祗的优越，开阔而深邃，揭示事物的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能力，这是力图不断返回源头的诗歌，或者说是从源头探险的诗歌，虽然指证不出具体的师承和来由，却又确实承继着我国古往今来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独抒性灵的优秀抒情传统，一边在孤寂中坚持与神灵对话，一边坚持回到现实的芸芸众生之中，看得出，他们不是诗歌的所谓专门家，但又确定无疑是他们灵魂的舞蹈和符号，在解决了上述问题后，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去呼唤、寻找中国的诗神吗？

注释：

①见《诗探索》１９９６年第一期第１６７页。
②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诗人谈诗》第２２８页。
③、④见郑敏编译《美国当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１４、３１７页。

■〔寄自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