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并不奇怪为什么我不同别人一样,而是奇怪别人为什么不同我一样。
比如说吧,很多人都不去想自己正在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就拿来说上学,从小学上到大学,没人想过为什么,只是顺大流,大家都上,就一窝蜂地抢着上。上出来究竟怎样呢?不知道。
明明是自己的事,自己反而迷迷糊糊,不知就里,由别人安排,自己干愿做个不用思想的傀儡。
你看看这世界,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用各种表扬、赞赏来引诱你按着它的轨道转,一旦你转完了,就一脚把你开出去。这个世界并不尊重我们,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尊重他们自己。
你说没这么严重吧?好,如果你是男的,你就穿女的衣服出去走一圈,如果你是女的,你就穿着三角裤、小背心出去走一圈,结果怎样?我这样干过,让我告诉你,结果我被警察抓了。你看、你看,连穿衣的自由都没有,这还不严重吗?
你说我胡搅蛮缠?好,那我就举几个没胡搅蛮缠的事让你听听,让你看看这世界是不是一个圈套。
我觉醒的时候,也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圈套的时候,是在我高三填志愿时,我从小对哲学就感兴趣,所以想也没想,就在志愿上填了“北大哲学系”。回家也没和父母说,第二天就交上去了。谁知,班主任打电话通知了我父母,当天我一进家门,我老子就对我暴喝一声:
“狗日的兔崽子,你给我跪下!”
说到这,我不得不介绍一下我老子。我老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当他还上学的时候,来了“文化大革命”,说知识没用,我老子当时正为考试老不及格痛苦,一听没用,就扔了书本,高高兴兴的当“红小将”去了。谁知后来就当了工人,还下了岗,一个月三百块生活费,现在外面卖菠萝过活,也就是弄块黑板,写“菠萝一块两元”,在不起眼的地方写个“小块”。卖给别人时,就卖给大块,再告诉人家,大块,一块十元。人家不乐意,他就把眼一瞪,把削菠萝的刀子亮出来。
他就干些这类勾当,养活我一家人。实际上,他也是上了个圈套。
我跪在床边,双手扒在床上,这个姿势一摆,就表示我要挨揍了。
果然,我老子拿出“家法”也就是他的宽牛皮皮带,对我披头盖脸地抽过来,一边抽,一边骂:
“狗日的兔崽子,‘北大哲学系’,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还‘北大哲学系’呢,我叫你自做主张,我叫你自做主张--”
我趴在那里,在麻辣辣的痛疼中,我模糊地想到,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事,怎么就叫“自做主张”呢?
我老子觉得光用皮带抽还不解气,就甩起来给了我一脚。我当时是趴在床上的屁股抬的太高,腿叉的太大,结果这一脚就踹到了我的“要害”。
我捂着“要害”蹦了几下又在地上滚了几圈,我妈就哭喊着,拍着大腿向我冲过来了。
我妈也是“红小将”出身,现在呢,她就在我爸卖菠萝时,装做和我爸不认识,去买我爸的菠萝,然后跟别人说“好吃、好吃。”
我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对我爸吼道:“你个老狗日,打人也不看地方,把我儿子打出毛病来,我跟你拼老命。”
我爸僵在那里,提着皮带面红耳赤,刚才打我的威风也不知上那儿去了。
我妈又对我喊:“儿啊,你不要怪你爸,你爸是为你好,填志愿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北大哲学系’咱考不取,咱也不想,咱就安安稳稳上个师范。”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这是上了个圈套。我天真地认为,所谓的“填志愿”,就是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填什么。而实际上填志愿呢?是你想上什么就不让你上什么。一切由分数决定。
所以有的人上了三年文科,最后读了理科;有的人读了三年理科,最后上了文科;有的人明明作文写得很好,最后却不得不去体校抡杠铃去了。
你说,这不是圈套是什么?明明是只看分数,却还搞他妈的什么志愿。我看志愿的唯一用处就是,明明你的分数比本科录取线高,却偏偏低于你那个志愿,于是找个理由把你刷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填低于我们能力一档的志愿。所以志愿最大的用处,就让所有的人自愿降低一档自己的能力,让聪明的人变笨,让笨人更笨。
你说这个叫做“志愿”却又并不能让我们表示“志愿”的东西,不是圈套是什么?
你还不服,那我就举第二个例子。
举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爱情”吧。说到我的爱情,那真是“知我者为我心愁,不知我者谓我何忧”啊。
我的爱情发生在初二,女主角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活泼漂亮,善解人意。
我实在爱她爱得要死,就给她写了封情书。
现全文摘录如下:
亲爱的云:(她叫范晓云 )
你好!
你可知道,每天,都有一双眼镜(睛)默默的注视着你,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撇(瞥)一笑,为了你的快乐而快乐,为了你的优(忧)愁而优(忧)愁。(这是我从一句歌词里学到的。)
你知道吗?那就是我啊!我要装(庄)重的告诉你,我爱你。
让我们一起携手去造一艘飞船吧,栽(载)着我们在外太空熬游。(这是我在一本苏联小说上学到的。)
爱你的陈小三
谁想到,晓云就给我这一篇满篇白字的情书感动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谈恋爱。
后来,不知哪个快嘴的同学给告诉了班主任,不知是不是因为那厮嫉妒。
班主任就把我们喊去了。
他说:“你知道你们犯了什么错误吗?”晓云吓得哭了起来,我理直气壮地站着觉得自己没犯错误,就说:“不知道”。
班主任把手指在桌上猛一戳,大喝一声“早恋!”
范晓云哭的更响了。
“啊(上声),这是什么性质问题?你说。”班主任用手指着我。
我说:“我爱她,这怎么了。”(这是我在一部电影里看过的一句台词,觉得它很酷。)
“你!”班主任气得手都抖起来了,指着我说:“你道德品质败坏,小小年纪,满肚花花肠子,勾引女同学。”
“你也是”,班主任调转矛头,指向范晓云,“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廉耻。”
范晓云几乎哭坐到地上了。
“爱情”,班主任又作语重心长状,“你们懂什么?啊(上声)!不行,这事一定要告诉你们家长,要严肃处理。”
我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告家长。
从办公室出来,我问范晓云怎么办,范晓云看了我一眼,突然“哇--”一声捂着脸,哭着跑到教室里去了。
回到家,我老子正拿着“家法”等着我呢,他暴喝一声:“给我跪下,小兔崽子。”我跪在床前,两手扒在床上。
我老子一边抽我,一边骂:“小兔崽子,小小年纪就耍流氓,想女人,我让你想,我让你想--”
我妈在旁边哭,一边哭一边嚎“天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啊,长大了怎么得了啊--”
我趴在床上,忍受着屁股上的彻骨疼痛,心想:“我他妈的没干什么呀。”当然“我他妈的”是我现在加上去的,当时没想,是因为我现在想来,更为当时不值。
就拿我现在来说吧,我现在看女人,第一眼看胸部,第二眼看臀部,然后就想怎么把她平放到床上去。可没人说我流氓,而且有一段时间没女人给我耍流氓了,还有人给介绍,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是同事,这种介绍总是以一种关心的口吻开始的。
“小陈啊,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没对象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单位有个小王姑娘……”
遇上这种情况,我都是既来之、则安之。要我见面就见面,要我谈就谈。遗憾的是,每次我把女的放平到床上之后,那女的就要跟我“拜拜”了,理由大多是说我“不求上进、不思进取”等等,等等。
我就搞不明白,居然都决定要分手了,干吗又要跟我上床。
有一个女的倒是跟我说过,说:“你这个人太浪漫了,我爱你爱得发疯,但跟你上过床后,仔细一想要跟你过一辈子,对不起,你找别人吧。”
我倒不知道我“太浪漫”了,只知道我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比如你跟我说新疆好玩。等到星期五晚上,我可能就坐在去新疆的火车上了,但坐了两天火车后,发现星期一上班要迟到,于是又赶紧转车回来,这倒不是我浪漫,而是我没想到去新疆要坐四天三夜的火车。
每当一次流氓活动结束之后,我的父母或同事都要为这次流氓活动来安慰我。
一开始的几天,他们不怎么和我说话,而且还努力装得和平时一样,只不过他们总在偷偷看我,而且还努力不让我发觉。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地在我面前利用任何一次机会有意无意地贬低那姑娘,而且要是我不制止的话,他们会一直贬下去,越贬越有劲,似乎那姑娘跟他本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没完,以后的某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上班时,会突然跑来一个同事,他先四面看看,然后一把拉起我就走,一般来说,会把我拉到一个拐角僻静的地方,然后没头没脑的来一句“你知道吗?”其表情之庄重,似乎要告诉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晚上爆发。
我给他吓得满脸严肃地说:“不知道”。
我的同事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的语气向我宣布:“某某某倒霉了!”
我不知道某某某倒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呆呆地看着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说一个女人的倒霉故事。
说完后,他会带着一种完全了解我的宽恕的表情拍拍我的肩,然后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冥思苦想,那个某某某到底是谁。
你看,就在我满脑子女人的胸部,臀部的时候,而且不光耍了流氓,还把女人弄上床的时候,没人说我是流氓。反而在我和范晓云在一起时,我明明没有一点邪念时,却说我是流氓。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流氓不流氓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年龄,一个男人在十六岁以前,五十岁以后,是不能和亲人以外的人有关系的,有的话,无论是什么关系,都是“道德品质败坏”、“流氓”或“老不修”,等等,等等。
问题是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在我身上却偏偏只发生于我和晓云那次。
尽管我只牵过她的手。但,当我一个人在校门口,躲躲藏藏等她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做作业的时候;当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偷偷笑的时候;当课间餐是我喜欢吃的麻花,而她偷偷地把她那份省下来,偷偷留给我的时候
只有在那时,我才觉得我的心,被一种巨大而温暖的感情浸没着。而且闲下时,一个人莫名其妙地老是想笑,我想那种感情应该是爱。但别人说了,哪不是爱,是耍流氓,是道德品质败坏。晓云呢,晓云是不知廉耻。
请你告诉我,这世界是不是一个圈套。写到这,我觉得似乎可以不用再写了,但学业,爱情都写了,不写事业,似乎说不过去。
下面我就写写我的事业吧。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研究院。
有一天,院里开会,院长做报告,题目是关于“创新精神”。
院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风趣老头儿。说话很幽默,办公室里笑声不断。
院长说:“创新,就要打破旧的思想摸式,打破各种条条框框。要独创……”我听的抓耳挠腮,鼓起掌来。
院长见我鼓掌,一高兴就说:“譬如说公共汽车吧,谁能保证将来公共汽车不是用轮子而是用腿跑呢?”
底下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可巧的是,两个月后我就接到为公交公司设计一批新款中巴的任务。我想到了老院长的创新精神,于是就在该是轮子的地方设计成了腿。而且为了美观起见,我还把腿的外表设计成了女人的大腿的样子,本来我还想给它们穿上裤子的,但后来我想到汽车天天在街上走,裤子肯定脏的快,穿脏的裤子还不如不穿,于是就让四条大脚裸露着了。
到了汽车交接仪式那天,我开着一辆这种车,从公司出来,身后跟着一排浩浩荡荡的这种车的车队。
到街上后,本来很热闹的一条街突然都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站在原地,张着嘴,看着我们,我们走过去后,他们还使劲扭过身来看,有一个扶着自行车的家伙,身体扭的幅度过大,“叭”一声摔到了地上。而我不动声色地凝视着他们,继续开我的车。
这时有个交警过来了,他迟迟疑疑地挥动手臂,让我们停下来,然后走到我跟前,他的眼睛这时还在盯着车下的腿看,然后他抬起头,瞪着我,瞪了半天,他突然蹦出一句“有驾照吗?”
我把我的驾照拿给他看,他接过去,看了一会儿,然后还给我,又端详了一会儿我的脸,才向后退了一步,对我挥了挥手,我又发动汽车向前“走”去了,“走”了多远,我回头看,那交警还站在路口,瞪着我们。
我们一直开到交接场地,所经之地,万籁俱静。
到达场地后,我过去对老院长说:“钱院长,汽车我开来了。”老院长像刚睡醒似的,把目光从四条脚上收回来,对我说:“噢,噢开来了。”
老院长就对公交公司经理说:“老赵,是不是签合同啊?”
公交公司经理跟梦游似的,说:“好……好”他还在看那四条腿呢。
我想,那天早上,老院长正和赵经理相互吹棒时,突然从薄雾中“走”来了一排汽车,这排汽车上半身跟普通汽车一样,下半身却在该长轮子的地方长了四条修长、洁白、性感的长腿,而且步伐一致,雄赳赳,气昂昂。
要是我是老院长或赵经理,我也会觉得自己是在梦游的。
于是整个交接仪式便在梦游的状态下完成了,老院长和赵经理的报告也没有做。
第二天,汽车就上了大街。奇怪的是,这件事一点也没引起轰动,报纸也没登,就跟没有这件事一样。大家一致保持缄默。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赵经理突然打视频电话过来,我们研究所和公交公司都有一台视频电话。这可是个好东西,尽管办公室里的人经常用它放黄碟。
赵经理劈头一句话便是:“你把我给害惨了”这时老院长端了个茶杯从他的小办公室里走出来,挺着个肚子,站在我身后。
“那四条腿是怎么回事?”
“是创新”我说。
老院长在我身后发了一会呆,突然斩钉截铁的说:“对,这是创新”,然后转身,端着茶杯,回他的小办公室去了。
我见老院长走了,就把电话“啪”的挂了。
这时,社会在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后终于对这种汽车发表见解,不过都不太好,什么毒害青少年啦,什么有伤风化啦等等。而且大街上的车祸率持续升高,人们经常看见这种汽车从事故现场旁慢慢走过。
赵经理每天都打电话过来,求我们把车收回去,我一听见是他的电话,就挂。最后赵经理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他“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我没听他说完,又挂了,他就没再打电话过来。这之后,就听别人说赵经理可能要吃官司,又说赵经理跳楼自杀了,最后终于有人说赵经理想出了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度过了难关。
两天后,我上街,见每辆那种汽车,都穿了两条大的花裤衩。
回到研究所,我就给赵经理打电话,祝贺他终于也有了“创新精神”。但赵经理一听是我的声音,就破口大骂。
老院长也把我喊到了小办公室里,我一进去,他就给我鞠了个深躬,两手按在办公室桌上,头也碰到了桌上,他说:
“小陈啊,算我求你了,你千万别再创新了,你知道我六十三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从院长的位子上退休下来和从普通研究员的位子退休下来,那待遇是不同的。
你说老院长都这样了,我还能怎样呢?只好从此以后,不再创新。
有一天,我在办公桌前按前人的样子画图纸,一抬头,看见了我对面的人,他的动作正好和我一样,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哪就是:“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了,因为我想和我做的都和我对面的那个人一样。那么我不就是他吗?那我又是谁呢?
我想了好久,终于得到一个结论:我谁也不是,我不存在。我既是张三,也是李四,就是不是我自己。
如果我光想想,也就算了,偏偏我要到处告诉别人,结果别人就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在这儿我倒找到了我自己。你看,在这儿的那一个都是他自己,想爬的他绝对不会滚。想滚的,他绝对不会跳。
这天上午,我跟以前一样,从精神病医院的窗口望出去。
那个人又来买煎饼包油条当早餐了,他穿的西装笔挺,站在煎饼摊前,递给摊主两个蛋,摊煎饼时,他就站在那里,用脚尖去碰炉子,用手去摸摸调料盒。一个月了,每天他都这样,下面他就要用手弹弹西装的前襟了,果然如此,他伸手弹了弹,也不管到底有灰没有灰。
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大喊:“你活着,等同于死去”。
那人招起头来,茫然地望着我,这时那个摊煎饼的神神秘秘地趋到那人跟前,对他小声地说“神精病”。
那人看了看精神病医院的牌子,耸了耸肩拿过煎饼,去赶公共汽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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