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衰亡
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礼仪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现在我们谈论中国的落后，言其发端张口闭口往往都是鸦片战争。而实际上，中国的落后并非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只是一次集中的体现，而非肇始。中国帝国时代的各项制度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落后：过分地依靠道德伦常的力量而忽视了民法的展开、过分依赖天道的力量而忽视了民权的法则、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而忽视了会计制度的创立、财政税收一直以改良的方式进行调整而非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建设……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实在是一种超时代的改革，它的好多举措都与我们今天的经济眼光接近，譬如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用官僚资本去促进商品的流通，使“不加赋而国足用”。但正是这种超前，断送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凭空多了几分喟叹。明清时代，政府对于思想的控制又空前严厉，“文字狱”几乎完全割断了文化人的喉舌断送了中国思想启蒙的道路，科举进阶又使得教育体制更加格式化、奴才化。而就在此时，英国人完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和权利法案，法国人也在此时开始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且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大师。这一切在鸦片战争的时候都给中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所以，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英国人给中国上的自由贸易课。我想，现在我们大可不必为了鸦片战争而耿耿于怀。倘若没有鸦片战争，以我们民族稳定性的顽固程度，落后的体制将会延续更长的时间，我们或许就根本没有与世界强国对话的机会。尽管现在的我们，平等对话的机会依然不多。
黄仁宇说，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始，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元璋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中国大抵很难产生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种富于改良的帝王实在是不多见的。然而，即使这样的帝王，也不免“宽仁”时一切马虎，“务实”时又无法遏止地方官吏的残虐，所以他们的皇帝做得实在是马马虎虎。
我们今日谈论中国的落后，也不必追寻遥远的历史，只需从明朝开始就可以了。明朝的政治高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洪武的杀功臣废丞相设锦衣卫等种种加强皇权的措施已经为他的子孙们开了一个头，至于后来的东厂西厂的设立和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无不证明了中国历史有着巨大的反复性和顽固性。尤其在一个比及东汉更趋大陆性格和保守性的朝代之中。洪武二十三年发生了“胡惟庸案”，丞相制度因之被废。二十六年又发生了“蓝玉案”，朱元璋敕命翰林院辑录蓝玉党人供状，为《逆臣录》。他又亲自写下《御制逆臣录序》，说，“朕观自有载籍以来，乱臣贼子何代无之，然未有不受诛戮而族灭者云何？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故遣将出师，无征不克，无坚不摧。其乱臣贼子，初无他意，因奉君命，总数十万精锐以出战，将不下数千百员，所向成功，皆战将与士卒之力也，及其功成，归之大将，见其若此，以为己能，遂起异谋。孰不知君奉天命则昌，臣奉君命则胜，若违君命，逆天心，安有不灭亡者乎？……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刊布中外，以示同类，毋得再生异谋。”洪武对胡蓝党人的刻薄残忍，远非东汉宦官对李膺党人的禁锢拷打所能比拟。唯一的区别是，胡蓝案的内因是明朝开国初期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党锢之祸”则纯粹为一种道德力量与东汉恶势力的对抗。其相似的地方则在于这样的朝代，完全否认了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帝国时代的通病。
关于明史的研究，最好的成果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我今日不想以其为蓝本来谈论明朝的政治与经济，因为这样我很可能落入黄先生的圈套。我想，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人来察觉明季中国帝王、官僚、百姓的各种观念。这个人是利玛窦。１５７７年，罗马耶稣会２５岁的传教士利玛窦遇到了从印度传教归来的一位神父，于是他决定到“世界的那一边”去，“播下福音的种子，以备他日把丰收储入天主教的谷仓中去”。布尔斯廷说，年轻的利玛窦显示出独立精神，后来使他成为最伟大的传教士。利玛窦离开了罗马前往热那亚，再从海道至葡萄牙搭乘每年航行一次的商船前往印度。１５７８年９月，他到达印度西南海岸。在那里，他花了４年时间时间学习和传授神学。然后，耶稣会的上司便派他去澳门传道。澳门与那时即已是世界大都市的广州仅隔一个海湾，是传教士的“理想起点”。
在澳门，利玛窦开始学习汉语。
布尔斯廷在其《发现者》中谈到，“利玛窦和他的会友罗明坚在广州西面的一个城市肇庆逗留七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布道所；尽管民众对他们怀疑，时而还有心怀敌意的群众发起阵阵攻击，但他们还是被公认为饱学之士。利玛窦的传教所接待室的墙上悬挂着世界地图。”利玛窦本人说：
……在世界上所有大国之中，中国与他国最少通商，确实可以说，他们简直与外国没有来往，因此他们对世界上的情况一无所知。诚然，他们也有类似本图的地图，他们却认为那图能代表全世界，而他们所谓的天下仅限于本国的十五个省。他们在地图上沿海绘了一些岛屿并给这些岛屿取了他们听说过的王国名称。所有这些岛屿并在一起还没有中国最小的一个省那么大。由于所知有限，他们为什么吹嘘其本国的疆土就是全世界，称其本国为“天下”，意指苍天之下的一切，其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与他们的看法判然不同，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希望能详细研究此图，以便做出更合理的判断。……一切诚如利玛窦所云。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妄自尊大和过分的自尊使他们无法接受更先进的文明。于是，利玛窦的学问便成为一种罪恶。某一天晚上，肇庆人用石块捣毁了他的住宅和布道所。他只好起程北上，前往皇帝所居的京城。而正是这种偶然，促使了利玛窦成为“最伟大的传教士”，使世界上强大的“蛮夷”了解了中国的“强大”。
我们必须在此提到另一个发现，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对他们来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他们还坚信，他们的帝国正好处于大地的中央。他们不欢喜我们的地理学将中国置于东方一隅的见解。他们无法理解大地是个球体，由陆地和海水组成，而这个球体的性质又是无边无际的。地理学家因而不得不改变绘图设计。为了使中国正好呈现在地图中央，幸福岛的子午线被略去了，地图两边还各留空白。这正合他们的意，使他们感到心满意足。说实在的，在那时，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若要更适合于使中国人接受信仰，就不能忽然想起什么发现。
由于对地球的大小一无所知，对自己又是自吹自夸，中国人一直以为在世界各国中惟有中国值得钦佩。他们自以其帝国光荣伟大，行政制度完善，人民博学多才，相比之下，他们把其他一切民族都视为蛮夷，而且还视为不可理喻的禽兽。对他们来说，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自诩为君主、王朝或有文化。他们由于如此无知而骄傲得不可一世，待到真相大白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屈辱。
当利玛窦接近北京时，他和他的随行全部被拘留，财产也被扣押，地方官员警告他们“抛弃所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人的像，尽可能把它们全部毁掉”。京畿的地方官们对耶稣的血像感到惊骇，他们以为那是妖术的器具。利玛窦感到绝望，遂“向上帝倾诉衷曲，并坚决而愉快地准备对付任何困难，为了他们承担的事业，纵然一死也在所不惜”。现在，我们的官吏们已经不会为流血的耶稣像感到惊惧。可以说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利玛窦。实际上，明季中国如果能够诞生真正具有宗教关怀精神的人，或者中国能够诞生真正的“宗教”，那么万历以来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是完全可以化解的。然而中国缺乏诞生“宗教”的土壤，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变成了一种“迷信”，即使外来“宗教”，也必须中国化才可能有其存活的地方。所以，鲁迅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需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
利玛窦在北京的监狱里呆了２０年，他一直渴望能够得到中国皇帝的召见，因为他知道“只有皇帝才能打开通向福音之门。其间，他也曾担心自己会在北京的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在他最感绝望的时候，万历皇帝召其入宫觐见，要其“务必呈献他从欧洲带来的礼品。”利玛窦本人说，“一天，皇帝心血来潮，突然记起曾经看到过的奏本，说道，‘那只钟现在在哪儿？我说的是那只自鸣钟在哪儿？就是那些洋人在奏本中所说从远道带来给我的那只钟？”这样，利玛窦就被刑部释放，他的自鸣钟、圣父圣母像也被送入宫中。礼部接到礼品后条陈大意如下：西洋诸国与本朝素无往来，不遵王法。利玛窦进贡之天主和圣母塑像画像绝非贵重之物。所献囊袋，云内装圣人骸骨，似在圣人升天时未携其骨。韩愈在类似情况下曾进谏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为此，臣等拟不收其进贡之物，不准其流居京都。宜速遣送回国。但万历皇帝为自鸣钟所吸引，不顾礼部谏劝，还是收下了礼品并在“大内”召见利玛窦。
利玛窦奉旨进宫觐见的时候，自鸣钟因为发条的原因出了点小“问题”。皇帝龙颜不悦，命太监传话限利玛窦三天之内使自鸣钟一切如常。利玛窦在赴“世界上的那一边”之前曾经严格的技术训练，尤其精通钟表工艺。这一契机，使他巩固了自己在“大内”中的地位。
……由于努力学习，奉派修钟的四名数学家终于掌握了调整时钟的足够知识，但惟恐有失，他们把讲授内容和时钟的机械结构详细记下。因为太监在皇帝面前犯了错误，性命难保。他们说，皇帝十分严厉，这些可怜虫犯下细小的错误有时会被打死。他们首先关心的是问明所有齿轮、发条和其他附件的汉语名称。利玛窦把这些名称都告诉了他们，因为任何零件若不慎遗失，这些东西的名称也马上会被全部遗忘。……
指定的三天训练课程尚未结束，皇帝已迫不及待地索取自鸣钟。太监遵命将钟呈上，皇帝大喜，立即给太监晋级。他们高高兴兴地把消息告诉神父，尤其是因为从那天起，皇帝准许两位神父进宫为他那具爱不释手的小钟上发条。皇帝不但喜欢观赏小钟，而且喜欢听它鸣叫报时。这两名神父后来成为宫中的要人。
利玛窦因为自鸣钟“把所有的中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布尔斯廷说，“然而利玛窦错了。虽然神父们并不知晓，但机械时钟在中国早就有过一段漫长而值得注意的历史。”布尔斯廷说的是北宋苏颂设计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台分三层，下层为木阁，木阁分五层，皆有门，时刻一到，便有木人出来报时。宋神宗熙１０年（公元１０７７年），苏颂使辽为辽主祝寿，其时恰逢冬至。苏颂抵达辽国却发现自己早来一天，他感到茫然。回国后，苏颂如实禀报，钦天监官员无不受罚，苏颂则奉命制造一座比过去更准确、实用、美观的天文钟。布尔斯廷认为，在中国，颁布新历法像欧洲国家的皇室铸造金币一样，用以宣布新朝代的权威，假造历法或未经公认的历法都有欺君之罪。不准确的历法会使农人遭灾。天文学与数学只限于有权之人运用，因为其他人可能利用这种科学与占星术结合，推算出适宜于推翻政府的星宿。皇帝的职责便是要安排世间大事，以应天命。哲宗元佑５年（公元１０９０年），水运仪象台造成，一时宫廷内部无不云其为机械的奇迹。水运仪象台属于机械时钟的范围，使用青铜动力发动浑天仪，又用水力推动机械运转。苏颂曾经上疏：依臣之见，前朝曾有多种历律，算术略异。但用水运则同。天转不息，水流不竭。如水平而下注，则较其旋转，亦无二致，盖无休即无止。至于水运仪象台的功效，苏颂本人说：
……共有木偶九十六，排列就序，与此钟楼鼓层报“刻”之声相符。然而科学之于中国，完全是帝王的御用，它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政治的筹码。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并没有为民间造福，而是成为宫廷中取悦于宋哲宗和少数显贵的“玩具”。而苏颂的目的也并非设计制造一种先进的民用计时器，而是为皇帝造一座历法机器，以便天子能够推算出何时与妃子交媾才能生出聪明有才德的皇子来。公元１０９４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旧有历法被宣布作废，苏颂的创举从此便成为一堆无用的青铜。尽管史书对对此有记载，但有识之士大多已遗忘殆尽。明朝的皇帝、官吏和学者为欧洲的“举世无双的发明”所迷惑也就无从感到奇怪了。
日暮时分，一红衣木偶出现报时，越二“刻”又半，绿衣木偶出现，以示黑夜来临。至于守夜时间，又分五更。守夜时间开始，红衣木偶出现，此为第一更，其余四更出现的木偶都穿绿衣。这样，五更共有二十五个木偶出现。至十“刻”黎明时分，又一绿衣木偶出现报讯。破晓，则由另一绿衣木偶标示二“刻”又半。至日出，又由红衣木偶报时。所有这些木偶都是从中央门廊中出现的。
就在明季，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制造出了作为城镇传播媒介的大钟。１４８１年，法国里昂的市民向议会请愿，言其“感到迫切需要一座全镇公民都能听到鸣声的大钟。如果制造了这样一座大钟，更多商人会群集于市，市民会得到莫大的欣慰、愉快和欢乐，生活会过得更有规律，市容也将增光不少”。尽管欧洲人也认为钟声具有无比力量，可以驱瘟疫、防风暴，但其主要的思想还是希望能有一座市民公用的计时器。这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更令我们深思的是，欧洲人在提及大钟时，首先关注商人，而在中国，商人自被韩非定为“五蠹”之一后，一直没有翻身。试想，一个歧视商人抵制商业的国家，如何能够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我们今日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承认了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只有如此，才略备谈论现代化的资格。
布尔斯廷总结道，中世纪最受欢迎的戏剧不是出现在戏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集市或广场上表演，而是从塔楼上演播出来。塔楼大钟昭昭在人耳目，它每日每时都有演出，包括星期日和假日在内。苏颂时代的中国是根本无法出现民用大钟的，更谈不上表演了。令人感到荒诞的是，正当罗马教廷的异端审判所的红衣主教们对伽利略进行摧残之时，北京的耶稣会教士们却在充分宣扬伽利略的学说。１６２９年６月２１日将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测的结果比日食出现的时间早了整整一个小时，而耶稣会的教士们的预测却完全正确。９月１日，皇帝谕令他们修订历法。崇祯二至七年（１６２９－－１６３４年），徐光启和李天经领导的历局聘请了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和罗雅谷等人编辑了系统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崇祯历书》，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材料，并对伽利略、开普勒等人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们开始为中国制造第一架望远镜。清初，耶稣会士曾将《崇祯历书》略做整理进呈清帝，书名改为《西洋历法新书》。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天文学的进步，不如说是天主教对中国政权更替的妥协。尽管中国的史学家们一直认为它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天文学家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最主要著作，对中国“第三帝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认为，自明初开始到万历年间的约２００年中，除了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仍在继续，个别实用天文学（如航海天文学）有所进展外，天文历法的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明初，政府即对天文历法采取极其严厉的政策，“国初学天文有严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民间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无法展开，几成绝学，以致于孝宗时“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间，国初的禁令已经松弛，邢云路等人对授时历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邢氏的《古今律历考》对上自古四分历下至授时历的历法进行了全面的评述。邢氏还在兰州立六丈高表，进行了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冬至时刻的实测工作，进而推算出了回归年长度值为３６５.２４２１９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２秒，为当时世界上的最佳值。然而，全部的努力都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历法也成为一种帝王专享的“玩具”，根本不可能在民间展开。所以，１９５３年，艾伯特·爱因斯坦悲哀地说：“不必为中国圣哲未曾迈出这些步子而感到惊讶。真使人惊讶的是这些发现居然都已经完成了。”
清初，帝国曾经重用明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然而皇帝重用他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带来的技术为巩固帝权的战争服务。有清一代并不重视欧洲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更无法接受来自世界彼岸的先进思想。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１月６日，康熙皇帝召见传教士张诚等人，由他们讲解集几何原理。《张诚日记》云：“皇上与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和我们一起用仪器测量，边走动边指划。”“他还表示想要认识欧洲文字和数码。”为学习数学，康熙帝先后数天都将传教士召进宫。然而康熙帝的“开放性”也只是他个人性格驱使下的表演，“欧洲文字和数码”最多只给他个人长了见识，于整个中国却毫无裨益。没有新式学堂，不改良教育体制，无论开明的皇帝进行了多少个人努力，都不会改变一个古老帝国保守而顽固的思维方式。就在这一年，兵部侍郎石柱题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至二十八年闰三月底，一年内八旗逃走南妇子女共八千八百一十四名，捕获二千三百七十二名。此外，又获得以前逃人一千七百八十六名。（６月３日）闽浙总督疏言，日本商船应令其停泊定海，经遣官察验后，方许贸易。这种现代海关制度的雏形在康熙帝的眼中却是“此事无益”。（１０月７日）戏剧家洪升因在佟皇后丧葬期间演出《长生殿》而遭弹劾，以“大不敬”罪入狱，同场观剧的友好和伶人均遭迫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专制皇朝即使偶与西方文明接触，其目的也不过是“学习”如何加强专制皇权，而非推行当时欧洲已经开始的民主思想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１７６０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进献《坤舆全图》，在图四周的说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介绍了开普勒运动定律和地球为椭球体的事实。但是，这幅世界地图连同不久前传入中国的表演哥白尼学说的两架仪器一起被锁进了深宫密室，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们的到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福祉，也可以说，中国并没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来自欧洲的福祉。新鲜的血液并没有注入中国古老而腐朽的肌体当中，而其后的满清皇朝对于外来思想的禁锢更加严厉。如此便导致了中国的更加落后，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就统治者巩固政权而言是十分英明的，然而却是中国的不幸。李世民通过科举，使士人熬白了头发，亦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然而其自信却使他能够容忍各种（宗教）思想，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世－－“贞观之治”。所以黄仁宇说，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打开这局面的，当以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白居易曾经做诗为李世民歌功颂德，曰：“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李世民的行为未免有些表演的性质，不近人情，然而却不是件坏事－－尽管这又是一次道德的力量取代了司法的力量。满清的皇帝不算不勤政，亦不算昏聩无能，其失败则完全是过于恪守“祖宗之法”，将政府工作的中心放在如何防止汉人造反上，而不是改革中国经济和行政的各项制度上的弊端。然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而明清时，由于小农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这种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改革旧法建立现代的经济、政治、司法制度已成为民间的迫切需要。然而寡头政府却错过了这自上而下的良机，等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时，几百年的禁锢已经致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严重退化，无法再接受先进思想，自上而下的改革更行不通了。这又是题外之话。
八股文又叫“八比文”、“制艺”、“时艺”、“时文”，由于文章题目皆出自四书，所以亦有人称其为“四书文”。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一篇文章须由破题、承题、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和每股之间两相比偶的文字构成，凡八股。每部分之间须用固定的虚词“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连接。结构之死板，完全封杀了感情的自由表达，更无论思想。知识分子毕其一生都消耗在八股制艺之上，由此全部退化成了“代圣贤立言”的文化奴才。清代学者徐灵胎作文嘲弄曰：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举业除了成为政府“选才”的手段外，还造成了士人热衷功名，忽视自然科学的后果，而宋应星辈无法为时人所重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更何况，宋在《天工开物》序中就明白告诉时人：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科学一旦落后，思想又无进步，国富民强自然便成为一句空话。
实际上，中国思想界并非没做思想启蒙的努力，而是缺乏启蒙的环境，更缺乏温柔如欧洲帝王的皇帝。就在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的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大明朝却虐杀了有“一言丧邦”倾向的李贽。３８年后，世界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于英国爆发。思想专制与言论自由的区别最终体现在了２４０年后。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蔡尚思先生为岳麓书社再版李贽的《焚书·续焚书》作序曰：
李贽号卓吾，明代晋江人。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对于李贽，鄢烈山先生和朱健国先生甚至称其为“中国第一思想犯”，并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在《后记》中，他们称：“对一个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让他的思想抖落历史的尘垢而大放光彩。”“李贽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孔子的一些贻误后世的观点提出质疑，不仅具有对思想专制的挑战意义，也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而１９４３年嵇文甫先生做《晚明思想史》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地说出了这层意思，他道：“他竟敢说名教累人，竟敢贬斥儒家而推奖诸子，甚至连谯冯道，万世唾骂为无耻，老奸巨滑，他也竟替他们洗刷，表彰他们救民的苦心。他在《藏书》中，还称他们为‘吏隐’。这真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翻千古成案，可谓大胆已极。”嵇先生对李贽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大为赞赏，认为“他反对儒生，只因他们没有用。他所要的是真才实学。只要有真才实学，黄老也可申韩也可，苏张也可，孙吴也可，他们总都各有其用，不像‘两头马’的儒家，欺世盗名，空谈无补。他有时候太愤激了，简直称赞起盗贼。”他“以为尽不妨各从所好，后贤与前贤，弟子与师，是不必相袭的。这样的论人已经很宽大，不像一般道学家把世界上人都要限定在一条路上”，“公是公非，公好公恶，卓吾这种见识度量，殊非一般讲学家所能及”。而李贽之所以根本不将什么“正学”“异端”的概念放在眼中，“掀翻天地，当机横行”，大抵是他爱好自由冲抉世网的精神，嵇先生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在《焚书·豫约篇》中，李贽感慨生平，说他因“不受管束”之故，在昏暗的世界里碰了许多钉子：
除了先秦时代，墨子批评孔子，庄子、韩非相对的批评孔子以外；从先秦到近代，对孔子敢有所批评者如王充、刘知己及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报刊、新文化时期诸贤，实在都比不上李卓吾。李卓吾、谭嗣同、李大钊三个大思想家都是为真理而牺牲生命的。但就敢于批评孔子一个问题来具体分析比较，却可以看出他们有所不同：近代的谭嗣同是尊孔子而反礼教的，他的被害死，是因为主张变法而不是由于批评孔子礼教的。李大钊的被害死，是由于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由于批评孔子礼教的。谭嗣同、李大钊二人的被害死，同是由于政治问题。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学术问题而被害死的，李卓吾便成为唯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了。此其一。李卓吾的批评孔子，坚持到七十多岁的高年，也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一个人年老，思想就会变成保守的，此其二。李卓吾是死于独尊孔子的封建社会时代，而不是死在封建社会已经动摇或被推翻以后，所以他的为反孔而牺牲生命，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此其三。具此三个特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谁比得上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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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甚也。最后为郡守，与守道骆触……无地自由之中，李贽最终的选择是对这种体制的逃离和反叛。“当时崇拜卓吾的，直把他当成圣人；反对卓吾的，却又把他看成洪水猛兽。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寻常人，他对于当时思想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嵇文甫语）而李贽最有影响、最狂放和惊人的议论是《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聘；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一毛不拔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贵纵横，随天下以我为反覆无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特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而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然而，英明圣武的万历皇帝却终于容不下这样一个思想异端，他担心李贽“一言丧邦”。于是，一把剃刀结束了晚明思想启蒙的唯一光亮。李贽割喉时，据说“气不绝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李贽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和尚何自割？”答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他那种不苟于世，强烈反叛又大悲大悯的心怀从这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却是一种悲剧人格，在万历三十年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剧人格。
可以这样说，李贽的自割至少使中国历史倒退了２００年。晚明思想界自此一蹶不振，劫后余生的大多是些不问世事的理学家。等到顾亭林、黄梨洲诸人对专制皇权提出质疑的时候，晚明时曾经一度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又开始进入了它的又一个循环之中。极权主义加上种族歧视使满清一季整个思想都处于溃败、糜烂和没落的状态中。唯一的闪光点是在清初和清末，然而它们之于满清政权，实在算不上有太大的关联。何况，满清政权一直为民族矛盾所纠缠，它所承受的思想革命的环境压力，远没有晚明强烈。同时，满清的经济一直处于建设和破坏的反复之中，这也客观上使政府不必费许多心思去解决“现代化”的问题。然而这毕竟不是政府行事的合理体制，所以它的弊端最终还是要暴露出来。然而在当时，政府的举措只是如何维护明朝以来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这对于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恐怕比开放性的财政、政治建设更加有效。
作为“第三帝国”鼎盛的代表，满清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朝代。我们阅遍整个世界历史，很难发现有第二个皇朝可以像它一样至始至终地抗拒现代化的压力。更令人惊奇的是，它居然可以承受各种内忧外患，将政权维护到终于无法维护的２８７年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满族本身也应该算是一个游牧民族，依照黄仁宇先生的判断，“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满清对统治的极力维护实在是勉为其难。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于是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借口－－“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的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我之所以引用黄仁宇先生的这段文字，就是想说明一下，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内在的原因当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导致经济的落后，然而它的表象和部分实质却是中国根本没有自己的海军，这也是缘于中国没有成为“现代社会”。
明初中国尚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足以证明。然而这却更加显示了中国政府目光的浅陋。布尔斯廷说，西方的航海大国不会满足于礼节上的承认。自古以来，他们远行就是为了搜寻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古罗马帝国的船只往返印度洋，那是为了阿拉伯的香水、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香料。……罗马钱币撒遍亚洲而汉朝的金银财宝则流入罗马。
中国向来对外国的物产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对能够显示帝国荣耀的贡品欣喜若狂。王莽在位时，长安为了一头活犀牛而丧失了理智。这样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很普遍。郑和远航也是继承了这种精神，尽管我们现在对他远行的目的充满了种种猜测（譬如关于寻找建文帝的传说）。１４１４年，帝国收到了榜葛剌国进贡的长颈鹿。由于中国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东西，长颈鹿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因为长颈鹿很像传说中的麒麟，而中国的民间传说、宗教和诗歌都将麒麟的出现视为祥瑞之兆，能够显示在位皇帝的英明贤能，所以帝国开展了一次自我庆贺的狂欢。翰林院专门为永乐皇帝写了一篇谄媚逢迎的颂文：
钦惟皇帝陛下，嗣承太祖高皇帝洪基，德化流行，协和万邦，三光顺序，百灵效职。由是驺虞至，嘉禾生，甘露降，黄河清，醴泉溢，诸物之福，莫不毕至。永乐甲午秋九月，麒麟出榜葛剌国，表进于朝，臣民集观，欣喜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与天同德，恩泽广被，草木昆虫飞潜动植，皆得遂生。故和气融结，降生麒麟，以为国家万万年太平之征。臣度忝列侍从，躬睹嘉瑞，百拜稽首，谨献颂曰：如是一通冗长的颂词之后，是对“麒麟”的赞美。布尔斯廷不无讽刺地说，世界上的珍奇物品，只能成为中国德政的象征。于是中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筑起了一座精神长城。当郑和和其他太监看到“麒麟”的时候，他们被自己眼中的“麒麟”给惊呆了。在长颈鹿的诱惑之下，他奉命远航，为中国搜罗珍奇物品并到处布撒中国的“德政”和皇帝的“英明”。
于赫圣皇 乃文乃武
践登宝位 政治法古
１４３３年，郑和回国，７次标志性的远航终于结束，然而除了给中国带来好名声之外，并没有带回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国家成为实际上的附庸国，帝国的版图也并没有得到扩张，明朝的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依然呈现出保守性和收敛性，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改变。而中国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赔本的生意，主要负担在于中国自己。每年，中国都要为自己的面子付出巨大的开支，得到的实际收益却微不足道。郑和下西洋将这种“面子政治”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今日的中学历史课本拼命强调郑和下西洋对世界和中国的贡献、意义，却从来没有想到，为了一次穷奢极欲的表演，中国的纳税人付出了多少。“如此昂贵的自吹自夸的航行对于中国皇帝和他的太监是否真正需要？假如中国真是个至善至美的中心，那么花如此巨款以求放心，不是多余的吗？”布尔斯廷批评明帝国有大国沙文主义，而我们现今的国民是否完全清除了这种畸形的帝国意识呢？在国民性没有达到现代化之前奢谈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是多么可笑！我们今天就是如此。没有任何现代国家会为了面子进行这样昂贵的远航，而进行远航后没有任何现代国家会不追求自己的利益，明朝的面子葬送了它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机遇。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归来后１６年，“土木堡之变”发生了，帝国的皇帝变成了蒙古人的俘虏，京城也遭到了蒙古人的包围。这种局面更迫使后来的帝国皇帝将防御的重心放在长城附近，航海成为一种罪恶。这样便导致了曾拥有４００艘战舰的舰队到了１４７４年只剩下了１４０艘。船厂被解散了，水兵纷纷离队。造船工人出于安全计也纷纷藏匿起来。几年之后，喧嚣一时的大明“皇家海军”成为一种历史，“海上已无寸板”。此后一个世纪，欧洲人正四处寻找自己新的领地并且不惜为此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候，中国正在完善禁止一切航海活动的法制。“到了１５００年，在中国甚至建造一艘双桅以上的海船也犯死罪。１５２５年，沿海官员奉命拆毁所有船只，并逮捕继续驾驶这种船只航海的海员。１５５１年，重申间谍罪包括一切乘多桅船出海者，即使他们出海只是为了贸易，也不例外。反对航海的官僚获得胜利，中国回到了老路。”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后来终于被倭寇看穿，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到了清朝，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短视也没有什么改观，也只有“洋务运动”时中国才开始筹备现代海防。这是后话。不过，倘若郑和真如欧洲冒险家和环球航行者那样为中国开拓疆土，四处建立殖民地、掠夺他国物产，中国也许便非今日之中国，我们今日谈论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大概也无须为中国为何落后、为何没有实现现代化进行讨论了。
■〔寄自广东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