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与幻想
因为你，我重新投入到了幻想与写作当中，同时也使我离普通人难以摆脱、不肯摆脱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因为你，我更加热爱生活，也更强烈地感到应该远离生活，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于我真是太虚幻了。可触可感的现实，正是我可触可感的虚幻。
于是，写作再一次成为我自救的方式，幻想成了我抵御现实伤害的止痛剂。写作给我带来了家园般的温暖，幻想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我这里说的写作是真正独立的写作，不考虑任何功利，不考虑读者，只是表达自己，表达作为生命和具有心灵的自己。当然这种写作也仅到写作为止，不侈望有读者，更不侈望找知音或通过什么媒介将我的心灵公之于众。于今的时代，将心灵公之于众于我是极为可怕的，我怕吓坏了周围的人，怕他们有一天读到了我那些流出心灵的文字后，会突然感到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这个我，竟有这么多的奇怪念头，竟是如此“邪门儿”和可怕。
而幻想，幻想是我的另一种生活，也是我的主要生活。我的幻想源自于现实但又远离现实，正是这种远离，才使我产生了安全感和幸福感。幻想是我远离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当然，我的幻想所远离的决不是生活中我所留恋的美好的东西，相反，正是现实中美好的东西给了幻想以飞翔的翅膀。但是我不会忘记，现实的缺憾和无情，给了幻想以灵魂。
因为你，我重新投入到了幻想与写作当中，因为你我具有了现在的生存状态，所以，我把这些话说给你听。
◆“那一种诗”
我是一个内心充满着不可调解的矛盾的人，无法坚持一贯的诗歌形式、手段、风格和追求，所以我所有的诗都是一些碎片，各自反光（在被目光注视着的时候）和暗淡，为了“统一”起它们，我觉得我需要一种大诗，需要一种包容这一切的大诗，这种大诗是我的总和，我诗的总和，我内心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总和。表现在诗歌文本上，它应该是能够涵盖所有形式、手段、风格和追求的“那一种”，它应该是多诗性的统一，应该有更大更多的矛盾、思考和内容。最好是一种宇宙形式，站在神的高度，放眼神性无所不在的广度，或者说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叙说、思考和歌唱！
◆平凡
一个内心深刻的诗人走在繁华的大街上，远不如一个花枝招展的妓女引人注目；他当然也不如一个西装革履的商人或普通的什么人，他甚至和一个乞丐没什么两样。在一大堆商品中，谁会去注意他灵魂的圣洁呢？谁会去注意他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的举止呢？因此，内心深刻的诗人最好还是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一些，躲在都市的旮旯里，躲在偏僻的山脚下，躲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和诗意里，不要指望靠招摇过市去博取街市的喝彩，那样诗人真的就把自己混同于世俗了。
◆朝圣
当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奔忙或娱乐、昏睡的时候，一个时代的史诗或许正在一间陋室的床上诞生。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诗人忘却了窗外的喧嚣和风声，正聆听来自冥蒙的上苍的声音，他以一种全神贯注、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神圣，迎接着一种伟大诏示的到来。
◆阅读
一部书，哪怕是一本新书的光泽，在我们打开它之前，它是被世俗的尘埃所遮蔽的，而当我们打开它，读着它时，我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和悟性去“擦拭”它、进入它。越是伟大和深奥的作品，遮蔽它的尘埃就越厚。而它自身却是一种存在的敞开，我们因着自身的“尘埃”，在面对它时却难以看清它，甚至视而不见。由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尘埃”遮蔽的并不是作品，而是面对作品的我们。
有些书是需要反复阅读的，这种阅读就是一种“擦拭”，反复地“擦拭”。与其说一本书只有通过这种反复的“擦拭”才能使其显露光泽，倒不如说我们自身需要这种反复的“擦拭”才能看见作品的光泽。作品的光泽是“固有”的，而只有通过时间和阅读来反复开发自己，“擦拭”自己，我们才能看见作品的光泽；同时，我们自身的尘埃落地，并因作品的照耀，我们也才能随之明亮起来。
◆不是诗论
在我能耐得住寂寞的时候，我不谈诗；在我能写出诗的时候，我不写诗论。我总觉得谈诗和写诗论都显示着一种表现欲和张扬。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不会去张扬的，因为他不必去通过一种刻意的形式表现自己，能写出诗的人是不必去写诗论的，因为他的“诗论”都包容在他的诗里了。当然，在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张扬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谁能听到他的声音？写不出诗来的时候写写诗论也无妨，因为没有诗作来包容、显现他的“诗论”，那就只好用诗论来表达他的“诗论’了。
我能始终耐得住寂寞吗？我能一直不断地写出诗歌吗？我现在只能说这是我力图保持的。耐不住寂寞，写不出诗来的时候我会不会跳出来谈诗，写诗论呢？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是不好现在就说定的事。况且我现在也在写不出诗来的时候偷偷写点关于诗的感想文字，尽管它算不上诗论。说不定哪天我会忍无可忍地跳出来当众对诗发言。我想，那时候肯定是我对诗满怀成见，尤其是对诗与我的关系充满意见，因为她使我无法保持寂寞了，因为她远远地躲避我了。而现在我与诗的关系还算不错，尽管它与我的相遇总是变幻着面孔，有时甚至乔装打扮或者不修边幅，但我想我还能认出她就是诗，于是便上前去握住她的手。
我真的握住她了吗？她是那个高贵、大气、神秘莫测、内质硬朗而又风姿卓越的缪斯吗？我想她已高大到了无形的程度，即使她站在我的面前，并且我明知是她，但我却也无法把她的面容看清。所以我只能以无声表示崇敬。
◆误读
作品或作者没表达的意思或指向，被人“读懂”、“读出”，或者干脆是想出－－由阅读而想出，这就叫误读。比如说一句诗中的一个数字：“这一片树叶／碰我的头已有三年”作者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实录，而读者却在想：为什么不是两年不是四年而偏偏是三年？并由此开掘自身对“三”的公众经验，认为“三”是某个什么事件的暗指、代称等，一个简单的叙述句就这样被弄复杂了。导致这种误读的原因是因为读诗的人带着文化的偏见，文化的积淀已在他的意识中先入为主了，并且左右着他对事物的理解。
能够引起误读的作品，是最优秀的作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引起误读的作品，是对事物最本质的把握，也是最伟大的作品，它像事物本身一样，交给读者，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和不同的经验范围内对它加以“理解”和“领悟”。或者作者就是一个指路人，指给读者一片空间、一种生活、一个物体，而他（作者）并不说什么，读者的“理解”便是理解。这时，指路人隐身。
◆命名与说明
我们常说：最优秀的作品，是对自然事物的客观显示。其实，只要是作品，它就无法达到客观，原因很简单，因为作品不是事物本身。这就像禅宗中的不可言说一样，一经说出它便不是。因而最伟大的诗人不是要去说明什么，不是去释意，而是发现（或者看见）并且命名。事物本来就存在在那里，你必须首先看见，并且第一个说出，那么你的说出就是命名。后来者在你命名的基础上去释意，已与你无关。
◆多种美学追求
一个诗人可以在他的诗中表现出多种美学追求，唯独不能有世俗和功利倾向。多种美学追求往往表现出诗人自身的矛盾，其实这正是诗人作为人的复杂性所在，而这种现象长期以来却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现（人在自然面前永远都不能成熟），殊不知单一的美学追求缺乏的正是艺术观念的包溶性，和对世间事物是在矛盾中平衡的认知。一个厨师只会做一道精美的菜肴固然不错，但是相对于世上可以变为多种美味的材料来说，不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对于众多不同口味的食客来说，不免会对菜肴品种的单一而感到失望。一个敏锐而宽厚的诗人总是能够多方面地表达他的感悟、见解、认识和发现，以及他的所遇。
有人往往把多向度的美学追求与世俗中的人格统一相提并论，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出于一种偏执、非客观。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品非文品。
◆边缘化写作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写作者，不但是不被他那个时代与社会所接受和承认的，而且是不被注意的。边缘化写作者是一个文化的独行者和自语者，他一旦引起关注或注意，其独立性便会被削弱和取消，他便会成为另一个“中心”。被褒扬或被排挤，他都将是一个公众的话语中心。
边缘化写作者的独立人格可以被社会文化主流的转向所消解，也可以被写作者自身的行为所“断送”。时下许多诗人在自我标榜其边缘化写作，这种标榜本身就是一种不甘于边缘而是企图“挤”进“中心”的表现，甚至有些急不可耐。这种人为的、刻意的、虚假的边缘化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一种独立人格的确立和追求，而是以“挤”进“中心”为目标的手段。他企图以自身的“独特性”来引人注目。既是引人注目了，边缘何在？看来独立、独特性乃至反中心、反主流，还真能被作为一面旗帜打出来，可是打旗帜这种举动的本身就是一种张扬，其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世人你的存在和作用。此举离边缘远矣。
另有一种人是因着某种倡导而极力靠向所谓边缘化写作的。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他进行独立人格确立的可能性，但其所谓边缘化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纯洁性，往往是令人怀疑的。
真正坚持边缘化写作的人永远是孤立无靠的人，也永远是值得敬佩的人。他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现象，他不事张扬，远离功利，他为社会文化提供了另一种参照却不为他的时代所注意。但他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个人乌托邦。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他最终完成的就是一种自我流放，这种流放正是边缘化写作的“价值”所在。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边缘写作者，他们是尚不为人知的或者说尚未被“确立”的那一部分写作者。
◆阿甘精神
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使人感慨很多。阿甘是个低智商的人，他没那么多痛苦，因为他没那么多世俗的功利的追求，因为他没那么多的“聪明”使他见缝插针地去与世界周旋，而他守住了他的本真。他的本真就是纯朴、无私、奉献、忠于职守、追求个人理想，而无视外界变化和对他的不公待遇。而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的流行人物是“公共智商”低下，“私利智商”极高的痴呆与精神的混合人种，这种人的不可抑制的繁衍正对社会环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文化写作界也是这样，许多人在写作意义上的智商低下，却在如何利用写作达到个人名利目的上显得智商过人。说穿了，这是写作界的“痴呆与的混合人种”，他们的存在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写作无疑是一种腐蚀和危害。但这种人却往往左右逢源、沽名钓誉，因而是一种难以扼制的腐败现象。
阿甘精神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想。写作界的阿甘往往处在边界地带。
◆远望
远望的人望着远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大师，他望的方向成为一种。他望的远方是他自己或自己的冥想，他望的远方是远方本身，具体得如同空白，庞大得形同乌有。我们学着他的样子随他望去，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能看见什么？看起来我们也在远望，看起来我们也望着他望着的方向。我们是如此逼真地学会了他的姿势和皮毛，但我们却无法望见他所望见的东西，我们甚至猜不透他所要望的是什么，望见的又是什么。他望的远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和神话。我们跟随着他，永远是一个企图破译这个谜和神话的人，而不会去为别人设置谜和神话。因为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个性和独立人格。这就是我们写作中普遍而又常常存在的现象。我们在模仿前人和大师，但我们并未弄懂他们，我们模仿得再像也只是表皮，我们没有学到精髓反而失去了自己。我们自身若不具备远望的素质就不必去盲目地摆出远望的姿态，倒不如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和眼前的路。
◆一棵树
一棵树生长在那里。它不是艺术，它是自然和生命；但它又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是树本身，它真正和完美地体现了自身，并且无可替代。
它的树干和叶子在流动的大气中摇动，那是自然在动；它的汁液在枝叶内涌流，让枝干和叶子在时间里生长，那是生命在动。我们看到了这些并通过自身去表现，那是艺术和思维在动。
◆根雕
我家客厅里有一个挺大的花盆架根雕，朋友来了往往都要端详一番：“这个根雕到底像个什么？看不出它像啥。”我说：“它什么也不像，就是个根雕。”为什么要看它像别的什么呢？为什么不看它像不像自己呢？这说明人在遇到根雕时不是在看，而是在审视，带着个人经验或集体经验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这样，根雕自身的存在就被遮蔽。这种审视已不只是停留在客观的看上，而是加入了观者的主观因素，是观者对自身记忆经验的翻检并加以对号。以这样的眼光去观看事物，势必使事物失真；它可以是观者“独有”的事物，它可以是公众“公认”的事物，但它在主观者的目光里就是无法成为它自身。
所以，面对朋友对根雕的审视，我说它什么也不像，它就是根雕本身。可是，我这样说就道出了它的本性了吗？或者说，我这样说就说出了它的真实存在了吗？这里仍存有疑问－－这个疑问也是通常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需要清理。根据现代汉语来解释，根雕一词是指在植物的根上进行雕刻或装饰，而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我们通常的习惯，往往是把根、根雕、根艺混为一谈的。根雕与根艺虽然都是人为的产物，但根雕与根艺却又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根雕倾向于局部的雕刻和装饰，而根艺则偏重于整体的造型与神态。而根与这两者的区别是根可以成为根雕或根艺甚至别的什么，但更重要的－－根就是根自身！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以文化的尘埃去遮蔽根的本性。可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逃避文化的追逐呢？我们能完全躲开文化吗？我们往往使用拙劣或巧妙的手段对根进行强暴，使其成为我们眼中的根雕或根艺，并乐此不疲地将此种手段视为艺术；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变本加厉地发掘它的实用性（其花盆架的作用就是实用性功能之一），使它更加适合于我们。实用也是一种文化。文化就是一种主观，个人主观或集体主观。
现在，摆在我家客厅里的这个作为花盆架的东西是根－－这是作为它本身来讲的，可是它在一些人的眼里是根雕或根艺，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它既不是根也不是根雕或根艺，是“什么也不像”。“什么也不像”像什么？“什么也不像”不像什么，而“是”是什么！持“什么也不像”观点的人面对事物一片惘然，因为他受文化的追逐而放弃了客观去寻找主观，在找不到主观的情况下他便惘然。从根本上讲，他是个既失去了客观也失去了主观的人，是个悲哀的人。
现在，摆在我客厅里的这个东西在我眼前首先是根，其次才是根雕或根艺；而除此之外，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花盆架。对，就是个花架。我同样逃避不了文化的追逐。
◆生命与沉思
我觉得我阅历的生命至此便可以结束，而沉思的生命则必须诞生。我此前几乎只是经历着阅历的生命，而沉思的生命只是处于授孕或萌芽的准备阶段。现在我几乎可以只沉思而不经历。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沉思是另一种经历。切身的经历只有一次，不可重复，而沉思则可以反复进行。沉思的生命可以返回过去，沿着曾经的阅历的生命之路，深入下去，甚至，沉思的生命可以对过去的阅历的生命时段或事件进行截取。
阅历是一笔巨大的有待开发的财富。我现在时常有一种要享受这笔财富的念头，这种享受就是对它进行反复的思考和开发，通过记忆返回过去，从阅历中感悟生命，体味生活，总结历史。有这种想法，说明我对自己的过去开始有所认识。对于我的过去几乎可以这样说：“我只生活，不思考。”现在我很想把这句话颠倒过来：“我只思考，不生活。”尽管这不现实，也不可能。我说的“不生活”是不去世俗地生和活，也就是放弃对阅历生命的陶醉与痴迷而注重于沉思生命的营造。
一个只生活而不沉思的人，无论他的经历多么丰富和复杂，他那笔经历的财富于人于已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像一个人一生只知存钱，并且把它埋到谁都不知道的地方，钱存得多得连他自已都不知道有多少了，而且他自己从不去享用，等他死了，也便带走了属于他个人的秘密，谁也无法享用。
沉思使我们的生命有了质量。同时，沉思也使我们的经历有了质量。个体生命对于人类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记得好像是海子说过：“不能永远生活就迅速生活。”这种“迅速生活”并不是草草地了结生命，而是以压缩生命的时限，来提高生命的质量。
有一种说法曾经十分流行：“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尼采之所以能说出这么一句让人折服的话来，本身就是他思考的结果。这句话的确极为精彩，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说：“人一沉思上帝就犯傻”，或者说“人一沉思上帝就无奈”会不会是另一种精彩呢？
我此刻想：假如我明天死去，我会不会带走属于我个人的全部秘密？如果那样，我这个人不只是一个自私的问题，简直是白做了一回人。白白地做为人活了一场！
◆私人性领地或诗歌
我的生活是别的生活不可替代的，我的生活是别的人不可替代的。我有着属于我的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认识。我不同于别人，我的经历不同于别人，我的一切不同于别人。它们构成我生命中的私人性领地。在这块领地中生成的诗歌，虽然不是仅有的，却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它可以成为别人的诗歌。
◆飞机事件
“一个人从广州回到北京。”语言学家对他的听众说。听众都懂他的话。
“一个人向南，从北京飞向广州。”诗人在另一个地方对他的听众这样说，听众也懂了。
语言学家和诗人在同一群听众中相遇。语言学家纠正诗人的话说：“人怎么能飞呢？”诗人说：“那你就改成‘一个人从北京坐到广州’好了。”语言学家说：“不行。你没交待坐什么。”诗人愤怒：“坐着他的想像和理解。‘飞’难道不是交待？”语言学家说：“‘飞’是动词，‘飞机’是名词，你把动词当名词用，容易使人误以为你在说一个飞人。”
诗人：“我就是在说一个飞人。一个人在飞。”
语言学家：“这不是实际，这违背科学。”
诗人沉默。听众困惑。
在这里，词语被推向了尴尬的境地。
语言学家严谨细致，讲究方法与步骤，直接告诉听众“现成”的答案。
诗人跨越空间，调动想像，让听众参与叙说并加以理解。
另外，语言学家说“回到”，他注重的是结局；而诗人说“飞向”，诗人讲过程。
◆新词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使用这个词－－“爱风情雨”。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成的、经常被使用的词，但是我却没有见到谁使用它。我想，不会是因为语言学家说它不规范或文理不通而反对使用它吧！
我觉得它是个可以使用的词，一个值得一用的词。当然，这得在你必须使用它的时候使用，若仅仅为用它而用，那将闹出一堆酸话。
“爱风情雨”不同于“爱情风雨”。“爱风情雨”是和风细雨，是一种柔和的、美妙的、甜蜜中透着淡淡的伤感的气氛或环境，你可以走进去也可以走出来。而“爱情风雨”则是一种激烈的、动荡的、带有一种洗礼意味的人生经历，它既包含了无奈和悲壮，也包含着大起大落的欢乐和悲伤，总之它给人一种沧桑感。
词是可以创造的，词是不断被创造和修正着的。原有的、被反复使用着的词，已经日益老化，难以承载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微妙的情感和感觉，难以激活我们的创造性想像。所以我们开始寻求和创造更适合表达自身的新词，也许是新词创造了我们。有时是新词一直在寻求着我们的表达，有时是我们的表达在寻求一个新词。我们和新词在一个看似偶然却又属于必然的瞬间相遇，我们自身和词在这个瞬间同时被照亮。在这个瞬间或者说在这道“光明”里，“创造”诞生。
◆神话
神话和传说是原创性诗歌。诗人是为我们设置神话的人，因而，诗人自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神话，我们必须通过他为我们设置的神话而进入他自身这个神话。
◆飞翔的文字
文字一经写出就是不灭的、不朽的，就是宇宙间注定的规则和法则。即使有人把它烧毁，它也会以另外的方式显现，并且被另外的世界的人以另外的方式看见。这种看见是一种证明，证明曾经被写出的文字作为一个事件而永远存在下去。也可以说，已被写出的文字无论被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或另外世界的人看见与否，它都是一种存在，它都存在着。有时我们写下了自己的文字，可它并不一定是属于我们或被我们写出的文字，它也许早就被写出过了，它存在在那里，我们所谓的写出只不过是它通过我们的再度显现。文字在没有显现的时候，或者说它没有在我们所及的范围内显现的时候，我们无法确认它存在与否，但它可能已经存在着，存在在它存在的地方，或者飞翔在它飞翔着的空间。
如此，我们不知道我们已写出的文字是否早已经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写出的文字早已存在，我们亦不知道我们将要写出的文字早已存在；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写出了文字，还是文字“写”（本来存在的文字通过我们再现）出了我们；甚至，被文字困扰，我们不知自身生活的现在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过去或未来？或许，我们自身生命的本身既是一个早已存在着的生命的重复或再现？
◆经历
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国家或集体的经历当然也是我们的经历，它是我们个人经历的一个主导部分，是决定我们个人经历的一个大前题，它能左右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未来。这就是历史，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在这种共同的经历之中，我们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不是纯私人化的，是国家历史中的个人历史，是大历史中的小历史，大经历中的小经历，是历史的历史。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或许就在于此，我们的生活和存在、经历是一种证明和见证，是历史的见证，是一个国家或集体历史的见证。这种见证因具体而生动，因琐碎而真实，因独特而感人。所谓“滴水映春晖”。我们自身习以为常、不被注意的，尤其是不被“意义”光顾的生活，因此而具有了意义，它是一个国家或集体的“具体的经历”。没有这些“具体的经历”，一个国家的经历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没有历史的。我们自身生活的光芒被庸常和繁琐所遮蔽，被生活自身所遮蔽，使我们的记忆麻木而空洞，如何发掘自身琐碎事物的内质和潜能，是一个写作者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在自己的文字中唤起“往日的热情”，拂去时间的尘土。由此，我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新的认识，并确信了诗歌的沉思和证明功能。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灵光升自于生命，然而并非所有生命的上方都能升起这种灵光。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首先是具有思维能力的生命。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终止了，寄居于或根植于这个生命的自我意识是否也就跟着熄灭了呢？我有时在想：意识也是一种物质，而物质据说是不灭的；意识诞生于生命又超越生命，生命终止了而意识不灭，意识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我们无法看见的存在－－飘荡或者说留存着，让后人感知并影响着未来。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充斥于我们的生活，我看见他们飘满天空。正如卡内蒂在《钟的秘密心脏》里说的“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
◆朝向生命
一棵树生长在门前或窗前。我们谁都知道它是树，但我们又谁都没有认识到它是一棵作为树而存在的树。我们对它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能够发现它什么时候发芽及什么日子开始凋叶的人，已成为我们中的有心人、细心者。说穿了，我们通常只是粗略地把它当作树来对待的，没人想到它根的形状和走向，没人去感知它躯干内的汁液和由这些汁液滋养着的一个作为树而存在的生命。
这使我想到了诗，想到了诗的存在境况和诗歌写作本身。诗的存在境况大抵如上所述的树的存在，而诗歌写作本身却远不及树的生长。树的生长完全是一种纯自然状态的呈现，是缘于生命需要的呈现，它不是要表现生命、阐释生命，它仅仅是呈现生命。它扎根，朝向水份；它展叶朝向阳光。总之，树的一生都朝向生命，也仅仅朝向生命。我们的诗歌朝向什么？有谁敢说他的诗只呈现生命而不表现生命？而表现生命也就远离了生命。我们诗歌写作中的天籁之音就是这样被一种“写作的追求”悄悄地抹去了，因而失去了生命的本性而趋向于势利和浮浅。
◆提升
高跟鞋对人有一种提升作用，这种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感觉上的，而非外在的个子高低上的。也就是说这种提升已经由外在形式进入到了人的精神之中，是一种自我感觉由“平庸”达到“非凡”的转变。我一直想为我的诗歌找到一双具有这种提升作用的“高跟鞋”，我想它首先是从词和语言开始的。
◆湮灭
人类将阿尔法探测仪送入太空，去探测一种在理论上存在的反物质。这种设想与举动应该是诗人所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在人类的顶尖与诗相遇，这就是人类智慧的最终归宿。
物质与反物质是一对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不应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矛盾。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而物质与反物质无法对立却只有湮灭。化归乌有是一切的极致。
无论阿尔法探测仪在宇宙中能否找到反物质，诗都早已抵达了反物质。什么东西能与诗湮灭？“反诗”也无法与诗湮灭。
我想：能否在诗中找出一种“反生命”来将生命湮灭？我指的是生命与“反生命”的湮灭而不是物质与反物质的湮灭。
◆读自然
准备去白云山旅行一周，却找不到一本适合于在那种环境下读的书。那里是一片自然山水，所读的书自然是不能过于激烈和过于缠绵。读激烈的书给人以紧张感，达不到放松和休闲的目的；读过于缠绵的书让人四肢发软，丧失战斗力，不利于登山游玩。两个极端都是对自然山水的破坏。读什么书呢？当然最好是读自然本身。读自然本身需要慢，需要静，需要投入进去。我们通常的旅游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急匆匆来去追赶的是时间，而自然之神韵是追赶不上的。读自然首要的条件自然是心静而悠闲，累了便不见情趣。我最喜欢的解读自然的方法是三五人赤足沿溪而上行，所聊话题只限眼前所见。溪水为山之灵脉，由此而不是由前人踩出来的路进山，其神韵灵性自见。
读书需要灵感，读自然这部大书本身就是一种投入进去的创造，同样需要灵感。
◆想当然的差异
我始终对那些具有持久创造力的人感到敬佩和不解。比如有人在短短几年内近乎疯狂地读书、写作。我对他们的不解缘于自身的缺陷：我极少读书和写作，读书或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契机而不是一件能够长久坚持下去的事情。有时我也逼迫自己静下心来读书或写作，但不行，这种时候我读不进去读不懂，也写不出来写不下去。在我看来，这与一个人的生理机能有关，与一个人体内的生物钟有关，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那点阅读力和创造力是具有某种不太确定的周期性的。我想，这个周期的高潮到来时就特别适合于阅读和写作，而高潮过去之后或许更适合做别的事情。我还想，人体是架神秘的机器，他能自行找到、并为自己添加热能，同时还能自动分泌各种不同的液汁，各种液汁交替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形成了人体生物钟现象。或许，我体内分泌的适合阅读与写作的液汁太少吧，所以我一年四季的时间里，只有极少的时间能进入旺盛的阅读和写作期。而那些具有持久的阅读与写作激情的人则不同，他们体内或许分泌的这种特殊液汁特别多，滋润了他们的心灵，滋润着他们的理解力、接受力和创造力。
这种不知是否真的存在的液汁被我想像为创造和激情的源泉，它既不是单纯物质的，也不是单纯精神的，也许它是物质与精神所结合后产生的“另一种”能量。
◆虚伪的写作
我问自己，你的写作记录了你生活的环境吗？记录了你的成长吗？记录了你眼前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吗？记录了你的所思所想吗？这一切记录都如同你的呼吸一样真实吗？否则，你的写作则只是一种游戏，一种虚伪的游戏！当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虚伪的写作，这就像人类需要游戏一样，只是某种由欺骗而获得的愉悦心理的满足。
我不是在主张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不是的！我主张的是真实和历史性。我很清楚：在我们的生存中，太多的是一些不被价值和意义所看中的平庸、琐碎，但这正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我们通常在写作中的所有努力，往往是在扭曲、拨高这种平庸、琐碎的状态，使之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及意义。虚伪写作的根源即在于此。
写了１０多年的文章，真实和虚伪的文字都出过不少，但真正认识到何谓虚伪的写作却是在今天。
◆绝
诗人北岛曾经写过一首《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前不久见到车前子写的一首《纺织车间》，全诗７行，每行１６个字，全是用“人”字排下来的。散文作家刘烨园写过一篇散文，是《１９××年×月×日》，内容从开篇到结尾全是罗列了这一天在大街上所见的标语，里面甚至没有穿插任何连接句和过渡句。
读到这样的东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绝！这里的“绝”并不是对一篇作品评价的好与坏的极端，我这里说的“绝”与我们通常对一篇作品评价的好坏无直接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我说的“绝”是指这些作品写作本身的绝，也可以说是文本之绝。这种写作是一次性的，是不可仿制的。写出这样文本的人是具有了这样一种独特文本“专利”的人。一个稍具头脑的人是不会再去如法炮制的，尽管他对面对着的独特文本心有灵犀。甚至，这样独特的文本在作者自己的笔下，也只能出现一次。可谓是“绝文”或“绝本”。
这样极端的文本形式，在整体上给人以奇异之美，尽管它使人感到带有某些游戏的性质，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它应该是对客观世界某种真实性的表现或揭示。这也是使该文本之所以能以写作的文本得以立足的原因。当然，或许还有以写作或写作的文本为纯游戏的人，那将另当别论。
◆穿行在汉字之间
汉字大大小小，汉字高高低低。高大的如楼宇，矮小的如堂屋、小院或厢房。汉字的内涵一目了然或深藏不露。汉字的秘密是汉字的隐私。我穿行在汉字的街巷之间，猜不透汉字的秘密。
来自汉字以外的天光，偶尔照亮汉字的全部或者一面，使我猛然发现汉字是如此深遂而透明，而更多的时候，我被置于汉字巨大的阴影之下而不能自救。
汉字方正、齐整，但又各自结构不同，魅力无穷。汉字死死地抓住了我的一生。我一生都将穿行或徘徊在汉字之间，并希望能敲开一扇属于自己的门，找到自己的家园和温暖。
我坚信我将住进汉字，自由出入于汉字，并将学会在汉字中隐身。看着穿行在汉字之间的后来者有一天来到我的门前，猜测或破译我失踪的秘密。
◆灯下札记
● 在我写作顺利的时候我不愿意换笔。在那种状态下换去我的任何东西，对写作都有可能构成伤害。这就像我在迅即的写作中用完了一个本子，再换一个新本子竟然使我的写作难以为继。
● 换一个新本子使我无法继续写下去是因为我不敢面对或无力面对空白吗？
● 我把刚刚写完的旧本子上的最后部分重新抄在新本子的开首，作为两个本子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以使我的写作不致中断，顺利延续、进行。
● 在我写作的旧本子和新本子之间，我看见了我缜密的思维和不著文字的诗篇。
● 我并不爱琢磨那些让我不懂的作品，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时候我读懂了它，彻悟了它的技术的巧妙和智慧的灵性，我就会为它和它的作者所深深折服，这位作者或许只因为一首短诗，就令我产生敬意。而对于那些一目了然的东西，我大都不喜欢，尽管它们也有令人佩服的一面。
● 海子是用灵气构筑幻境的天才，汪国真是在幻境中扮演智者的庸者；一个有才而浪费，一个无知而卖弄。
● 要锻炼一种能力，把现实的事件、切身的经历写进诗歌。把具体的生活转化为诗篇。
● 照实去写，照你看见的、能给你以启示、暗示及悟性的实景或实境去写。比如“窗外 始终是降雪的样子”（徐江），看起来是如此信手拈来，但是这样的句子却把我们引向了事物，我们通过诗句，看见了诗人所见的事物，这事物如果不是诗人以诗句指引，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看见。我们看见了诗人所看见的事物，有了与诗人相同或不同的感受，我们就有了与诗人相同或不同的（独立的）认识和理解。
诗人的诗句是一种叙述，而对读者是一种指引。
● 一首诗是如何开始的？是由意念、思维、字、词等产生的灵感，而靠这些所产生的，往往只是语言和语句。因此我说：诗是由诗开始的。
一首诗是如何推进的？是靠思维推进，靠语言和语句推进，而这些是可以硬挤出来的，雕琢、牵强、生涩之感在所难免。我感到一首诗是由写作者的惯性推进的。
结束。就我们的文化习惯而言，我以为一首诗最好在不该结束时结束，在该结束处延续，以造成一首诗在进行过程中的“不达”或“越过”。
● 可以带点语言游戏的成份，但不能过，不能变成耍贫嘴。所谓语言游戏成份也只是作为行文的过渡与氛围的调节，是一种软化的手段，能使全诗更具变化、起伏与色彩，但不能成为一首诗的中心或主要部分。
● 还可以有些闲笔，闲笔运用好了犹如神来之笔，生动有趣，增加活力或神秘气氛，增强诗之内涵与张力。这种闲笔与诗的主体和中心必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或一种神性，或一种必然，或一种暗合，或一种延伸，或一种余韵……看似信手拈来，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实则对人是一种冲击。此处最能见功夫，这要看诗人的选择。这种闲笔必然与诗的基调一致。
● 哲学是对存在和世界的注释，
诗歌，尤其是优秀的诗歌，是对世界和存在的呈现，
两者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推进方式，
而我们许多诗人却在借用或盗用别人的哲学成果，用分行的文字注释别人的哲学观点，或通过一些文字、语句的抒写表达对某种哲学观念的认同，甚至崇拜和敬畏，使诗歌不仅失去了自身的特性、活力与创造力，而且变得生涩、深奥，远离大众。
● 坚硬、尖锐、刻薄，诗有时像一把被我操作着的短刀的刀尖，是一种透骨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运作过程中的刀尖。它已经、正在并且还在继续给这个世界带来刺痛和划痕。
● 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岁，所学会的仍然是像个人一样地活着。然后，再像个诗人一样地活着。
● 诗是生活的话语，是生活语录。
● 看懂了一首文本上别具一格的好诗，你只具备了模仿的能力；如果你从理论上认识了它，认识了它的观念、思维方式、文本策略，你就能认识不止一首诗而是一类诗，并且可以（有望）超越模仿而同这类诗的作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去创造。
● 我的一些诗，尤其是近两年的、未能公开发表的诗，更能证明我自己－－它是我真实的部分，虽不能说它就是我的“本来面目”，但它肯定是我的重要部分，或说是我的主要的一面。过去我所发表的那些诗，只是我的另一面，或者说是个“偏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不让你展示全面，他或许是认为你的某些“面儿”丑，因而就给你遮起来。公开出版物就是这样。所以，在公开出版物上，我们的亮相都人模人样，都堂而皇之，而那些更人性、更为本质也更为真实的方面，则被视为灰暗或丑陋被删除了。也正因此，公开出版物大都表现出一种伪饰和流俗，这其实正是真正的诗人最为反感的，因而，与这种伪饰和流俗作斗争就成了诗人的漫长使命。
我现在拿出了我的“真实部分”，其实是在“纠偏”。人们所见到的过去的我，一直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虚假样子。我怎么会是那么个样子呢？过去的“正统”只是我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我必须强调的是，过去的那一部分，加上现在的（包括过去因种种原因未能示人的那另一部分）这一部分，才是一个相对全面的我。人怎么可能那么单一或简单呢？人是由多个面组成的，是复杂的。诗人也是人，在写作上自然也表现出多个侧面和复杂。
就像许多人认为我耿直、率真、性情急躁，以及大大咧咧、我行我素一样，他们只是看到或说出了我的一面，而我还有另一面或多面，我也有温和、柔情、细致、谨慎乃至是策略的一面，这一面甚至是我人生的主要面。如果我一味地率真和大大咧咧地下去，那我不是真的是个准傻冒了吗！所以，每当有人以赞赏的口气说我性情豪爽、率真、敢作敢为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他是真傻呢？还是装傻？他怎么能把我看得如此简单呢？他若真的把我看得如此简单，那他真的是个典型的大傻冒了！
看待一个人的诗歌和看待一个人一样：他不可能只有一面，还有另一面和多面。
● 写作要抵御媚俗－－诗的媚俗，比如一首诗的均衡、周全、完整等。一首诗的锋芒、棱角、奇崛若被媚俗打磨贻尽，就会变得油滑、圆润，丧失创造性。
这或许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经验”在作怪，有的“经典”爱好者在写一个普通句子时，已经想到或设计了评论家的赞誉及读者的反响。他在写作时，内心已经为评论家定好了标准，多么可笑！
● 我是一个能够接受多种类型诗歌的人，我尤其喜欢极端的作品。因此，我的诗刊将体现这个倾向。
极端的作品是具有冲击力的作品，视觉冲击力、朗诵冲击力、文本冲击力、道德冲击力、心灵冲击力、感官冲击力……
● 在这样一个时代，脏词进入诗歌是一种必然。因为垃圾，因为污染，因为吸毒，因为妓女，因为工业废墟，因为道德迷失……脏词和脏事就必然走进诗歌和艺术。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社会中的堕落景象。能够正视这种现实的诗人，我相信是具有现实道德感的。
● 我老是觉得诗歌应该从张艺谋的电影中学到点什么。当然，或许他的电影本身就是从诗歌和小说当中得到的启示。不过他使之成为了有创意的电影，这本身就应该给诗以启示。比如说《秋菊打官司》中那种现场偷拍的纪实性，比如说《一个都不能少》中对演员的启用－－简直让人感到就是人物原汁原味原状态的生活……这些，能不给诗带来点什么吗？关键是如何使之进入诗中。
● 一首诗，它的简单之处也正是它的深奥之处。如果它的简单只是简单，那么这首诗也就真的简单了。一切复杂的事物看上去都很简单。
● 九年前的夏天，我在诗集《蓝火焰的夏天·后记》里写道：“这个夏天，我感到诗可以从周围的任何事物中向我走来，以致使我语言贫乏，并使我对自己的呈现能力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包含或显现着诗意／诗性，同时也可以入诗，但是对于诗人来说，还有个“呈现”问题，这个“呈现”就是把诗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想想，我那时之所以对语言产生了痛恨，主要原因是我当时既想呈现周围任何事物的诗意，又要保持语言的克制和诗的纯度，使诗性不至于被语言的狂欢所淹没，并造成我诗的杂芜。
● 诗是对事物认识的过程。它可以直取事物的核心与本质，也可以只触及事物的表象。诗“停”在哪里，哪里就被照亮、显现和充满光辉。
● 进入９０年代末的诗界似乎突然热闹起来了。当然，这只是它的一面－－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与“民间立场”、“口语写作”的争论、对骂，９０年代末新诗的另一面是沉静、观看、思索、中立和默默地建设。从表面看，这一面似乎被一片嘈杂和争论淹没了，实则这是一种坚持，待大水或尘埃落去，待争斗的双方声音嘶哑或窒息，诗歌那沉稳、纯正和清晰的声音将会凸现。这声音，我不否认也会来自争斗双方存活下来的诗人，但它更多地将来自第三方－－那些沉静思考，对论战双方保持中立，（因为论战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意义，他们在美学原则上并不对立），并默默坚守自我的诗人。我把他们称为“第三诗界”，他们或许可以被称为诗歌的“第三世界”，不只是坐看两个争夺“权力话语”、企图独霸诗坛的“超级大国”争斗，而是同时身体力行地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致力于诗的建设。他们当中，或许有许多诗人与争斗中的“超极大国”在诗歌血缘上沾亲，或许独立于两者或更多者之外，或许兼容了众家所长……总之他们没有卷入相互诋毁和摧残的战争，而是致力于建设，并且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野心表现出不屑……在诗坛，他们属于“发展中国家”。
争斗可以促进各家的发展，和平相处和静心思考、写作，应该更有利于诗的建设。
● 好诗是能够触及灵魂的文字。
◆汉字的搬运工
中国的诗人在汉字之间搬运智慧。
一个个方形汉字如一个个集装箱，在搬运途中人们只能看见它的外形，当这个汉字的车队在诗人的调动下抵达了一个叫作“阅读”的目的地，诗便被完成，每一个汉字开始最大限度地展示它的丰富性。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诗人就是汉字的搬运工，尽管他们有时候仅仅使用了语言而未使之形成文字，但汉语言正是汉字的飞翔。
◆分身术
诗人是有着分身术的人，他可以同时出现在许多个地点。
诗人产生文字，产生辞语，产生诗篇。这一切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扩散，并或长或短地在某个地方停留，在某种目光或心里停留－－诗人因之在不同的地点显形。
这些文字、辞语、诗篇正是诗人的综合与化身，有着诗人的血肉、风骨与灵魂，有着诗人的思与智慧。没有这些，诗人将退回人。文字、辞语、诗篇与思，使诗人立身。我们通过这些得以见他。
诗人不断地产生文字，产生辞语，产生诗篇，诗人不断地分身。面对诗人和他的诸多作品，我们往往难以分清哪一个更真实。
◆选择
一个诗人写作道路的确定，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道路的确定，有选择的难度；而确定之后要走下去，对意志、才华及思想深度、创作能力等又是一个永久性的考验。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道路，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诗人的理性思考，这涉及到社会、政治、思想、艺术、历史等诸多方面。讲政治的年代，诗人讲立场，讲创作方法与服务对象。这些现在可以不讲了，准确地讲是可以不那么突出或具体地讲了。但是由于政治在社会中的统帅地位，诗人又生存于这种政治之下，完全不讲也很难行通。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你不去迎合政治，就必须自甘寂寞地躲在边缘，这就有可能自生自灭，有无价值就得看后人是否能将你发掘出来并看他们是对你作何评价了。但是尘世茫茫众生芸芸，埋葬掉几个诗人多年后还会有谁从灰埋里将你拣起？所以就有人去迎合政治，他一时间可能被捧得大红大紫，名利双收，甚至加官进爵、飞黄腾达，这样的人往往诗才平平，为在野文人所不齿。而文学史上却往往留下了他们的名字，让后人读了，误会一个时代的诗品。所以有人说好诗在民间。
以上是两种极端。既体现在诗人的诗品上，也体现在诗人的人品上。
因而，诗人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一生不知如何选择或不甘于某一种选择的诗人往往就在痛苦中消亡了。而能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路来的诗人则显出了非凡的才能。这恐怕不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格力量、思想深度、艺术水平等与特定的社会时期的受众相互认可的契机，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我们还是安心写作吧，但是必须关心社会！
■〔寄自河南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