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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3
□ 京不特
最近，因为一些橄榄树的具体事务，我觉察到国内发生的几件看起来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几种不同的争议（既然看见，就不能不留意的）：一是关于金庸的，一是关于鲁迅的，一是关于文学的倾向问题。在这里我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是喜欢金庸和鲁迅的作品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写作者。早年对于金庸和鲁迅的阅读使得我在看见一些社会问题时，想起他们作品中的一些描写。但是，在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想起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自己的写作是他们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否则我也就不用自己写了。
我在这里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一些争议之中能够看见这样一种潜在的抱怨：因为他们的存在，文学的发展被妨碍了。或者，一种呐喊：他们其实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另一些人的作品。当然也有更多曲解性的、为竞斗而争胜的论辩。我不想谈论那些曲解后的批判（诸如把一些在他们所不具备的文学目的加在他们身上，或者把今天我们时代的特定媚俗现象，放到“那个时代”的他们的身上），因为我认为对一个“对虚构的对象的批判”的反批判，和这“虚构批判”同样无聊。在这里我想说的，一是文学的发展没有被他们“妨碍”；一是不管他们算什么不算什么，都和“另一些人的作品是否重要”无关。
在和金庸有关的争议上，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说，所以我无法说出二者作品的比较。但是我觉得这在作品阅读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另一位小说家的作品非常好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语言个性等等，并不就此成为“金庸小说一无是处”的依据；同样，如果另一位小说家的作品很糟，也并不因此能够说明“金庸的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历史意义等等”。郭沫若在红海洋的时代写了许多，都是垃圾，而它们之所以是垃圾，和是不是加缪在五七年得了诺贝尔奖毫无关系，相反那纯粹是因为郭沫若自己在制造垃圾。
或许什么时候我会阅读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说，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那么我的感叹是“好小说！”，而不会是“金庸因此从此有问题！”
在鲁迅的问题上，曲解的成份更多。正如作为反意识形态强调个人强力意志的尼采的名字被滥用成了纳粹的消灭个人意志的意识形态哲学家的名字，反对奴性精神的鲁迅被一个向人民灌输奴性的意识形态竖作了权威。正如对于尼采的破坏不在于那些读懂或者读不懂尼采的人们的攻击，而是那些把尼采曲解为“真正尼采所根本不是的思想”的人的阉割；鲁迅的灾难则是一个奴化人的政府对之的膜拜。
在红海洋的时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把那被曲解了的鲁迅立作中国的文学权威。在那个时代，中国不存在文学，“作家”、“诗人”们为意识形态炮制谎言。然而，这和鲁迅毫无关系。首先，“成为权威”是和鲁迅的写作精神相悖的，－－作为死者，他被以“命名为权威”的方式阉割；其次，那个时代的“作家”、“诗人”们之所以不写作品而只炮制谎言，不是因为读鲁迅太多，而是因为外在社会政治的黑暗兼内在人格的低下。
然而今天“这被曲解的鲁迅”已经不再是偶像，或许今天是人们更能够平静地阅读鲁迅的时候。（比如说，在学术界争论中国应当坚持传统还是西化的时候，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一下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估计许多非本质的思想混乱就可以避免。）
我相信在今天作为一种“曲解运动”的“鲁学研究”之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我也认为“反对鲁迅运动”也同样是建立在一场虚构之上；当然如果有人为反对而反对而致力于虚构，那是因为他有别的目的，和鲁迅就没有关系了。
观察一下，我能够发现，中国的文化界确实一直是倚靠在偶像权威上大喊反对权威的。只是今天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偶像不是鲁迅，而是被误读或者没有被误读的“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福科”、“启蒙批判（对“启蒙批判”的最大曲解就是将之误读为“反启蒙”）”等等。理性是中国所需要的，正如理性是西方和一切人类的社会所需要的。理性启蒙在西方出了毛病，不是因为理性多余而是因为理性启蒙本身的不够理性；理性启蒙在中国出了毛病（近代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不是因为在中国不应当出现理性启蒙，而是因为在理性达成了对人的启蒙之前，非理性却已经以更快的速度取代理性的位置而把新的蒙昧主义施加在人们头上。所以，有着责任心的中国人今天的工作不是反“理性启蒙”、不是“回归蒙昧主义的田园梦境”，而是通过启蒙批判、通过对“出了毛病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而找到问题的根源而真正向理性启蒙的本来目的靠近。
虽然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很反感阅读鲁迅贺敬之郭沫若等等的文字，－－因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使用它的权威迫使我读；而在没有被外来权威强迫的今天，我不会去读贺敬之郭沫若，但是我喜欢鲁迅王小波，正如我喜欢阅读我的朋友们的作品。鲁迅是一个真诚的作家，他用自己的心血写作；这就是我喜欢鲁迅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向我的朋友们推荐鲁迅，我也向我的朋友们推荐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福科；我向我的朋友推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反文化、反启蒙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他们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是的，他们都对启蒙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诸如鲁迅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尼采的人文主义批判、阿多诺对科学文化成为“第二自然”的辩证论述，等等），但是他们不是反启蒙，他们写作和思考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成为人们的权威。如果读者误读、曲解他们，如果读者不使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将他们顶礼膜拜地竖为权威，那么出毛病的是读者自己：是读者把作者竖作权威，而这正是作者所立意反对的。
他们的文字给人以启发。这些文字的被阅读不是错误；错误的是人们曲解和权威化他们。
我不认为谁有权利对别人规定，“应当怎样写作”。但是在这里我只是说出自己对写作的看法，而让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们同意，让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们不同意。
“首先实现启蒙，随后才谈得上解放”。我重新读《亚文化是什么》，其中一段文字让我想到许多。我把这个段落附在后面，这样我就偷一点文字懒了；因为我觉得作者的文字本身很说明问题。
（如果说人们在说“返璞归真”，那么就意味了人离开过“璞”和“真”，所以才谈回归；否则人无法说“返璞归真”，因为人一直在粗璞和天真之中；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反启蒙运动”正象那从来没有摆脱过粗璞和天真的人在鹦鹉学舌－－“返璞归真、返璞归真！”。）
摘录：
“……
因为，只要我们还在坚持亚文化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启蒙的问题、人性解放的问题（这事实上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那么，寻找一种能够促使人性解放、使中国的启蒙成为现实的艺术形式，也就势必将成为我们的主要美学课题。
在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空间中，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就是解放”、“艺术即形式”，并且，将艺术积极改造成为一种纯感性的实践活动。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如果亚文化确实已经将存在主义、现代派的实验活动、现代主流哲学作为自己一笔真实的精神遗产，那么，显而易见，我就只能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而独立地屹立在这块大地上，将“世界公民”视为我们心灵的乌托邦，将西方的种种文化视为一场正在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观察世界方式的智力活动，而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体验，更不是我们的文学。
目前，由读书活动引起的智力瘫痪是严重的。事实上，你只要还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基本的生存境遇、基本的情感形式还未改变，你就不能忽而是黑格尔，忽而是佛洛伊德、现代派、现代主义，忽而又是马尔库塞了，这种消费型的思维、意识形态思维，除了证明你是一个根本无知的野蛮人、一个智力上的蛊惑者，还能证明什么呢？
我们只有首先实现启蒙，随后才谈得上解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命题是：“艺术就是启蒙”、“艺术就是内容”，而不是其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批判现实主义而不再喜欢其他标签的原因。那么做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什么才是他的基本的艺术观呢？
自解释学成为一种哲学以后，读者、作者、作品的关系、意义问题已经获得了广泛的重视与讨论。但是，应当承认的是，我们至今对它的看法还是沉浸在非常混乱与无聊的见解之中的。其实，只要我们认清这种学术得以生存的文化前题，那么，认清这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就不会显得那样的烦复与艰难了。正如反启蒙只有出现在具有高度文化积累的西方现代社会才会成为一项真实的“人性解放”的口号一样，现代派将作品的意义交给读者决定，这也是由于高度的文化积累才会产生具有解放力量的消费型文化，产生“艺术即游戏”这类理论的。
而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据说野蛮人每一次游戏之后，便将为他自己套上一具新的枷锁，例如巫术、祈祷之类的危险游戏。有时，我从电视机里看到我们的摇滚歌手，他或她正在拼命地扭动、嘶哑，我就担心，从他脆弱、先天不良的体质中怎么还会有力气、精力再来支配他下一次的扭动、嘶哑？当我们的男性普遍地患有阳痿、女性患有阴冷的时候，发泄便成为进一步的病情恶化，消费便成为进一步的掠夺。
我们能够成为现代派吗？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它确实感动过我们。可事实上我们却做不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只要普遍的文化积累贫困还是我们的生存世界，我们便需要创造而不是消费；便需要积累而不是掠夺、发泄或游戏。因此，需要我们今天去捍卫的东西还仍然是启蒙的口号，是去承认作家作为启蒙实践者的合法地位，并由此捍卫作家的纯洁与崇高。”（王一梁《亚文化是什么》）
附、关于“拿来主义”。一封一九九八年的电子邮件：
中国有过相比同时代的其它国家更辉煌的文明，但那是过去。中国的文明应当是属于博物馆的东西，我们（至少是我自己）不能让它来压迫或者决定我们。在古代，中国辉煌过，但是那是古代，那是和当时的世界各国比较。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古代，那我们有能够怎样呢？结果只是比不上今天的中国。
当新儒家们说，“我们应当重新恢复我们的华夏传统文明”时，我就在想，如果日本人说他们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野蛮人的仪式，日本人正是因为在那时有着面对华夏文明的自卑，所以拼命进口华夏文明，而在之后又有着对西方文明的自卑，所以又拼命进口西方文明。是什么东西使得日本人有一个这样的今天，那是他们的那种居于野蛮民族地位的自卑和不甘心。同样，如果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德国北欧等）说他们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野蛮人的仪式。他们在古代则是因为有着面对希腊文明的自卑而接受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傲慢而自以为是的中国今天肯定是落后的，正如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罗马终究衰落。
我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我认为是应当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入博物馆，而不让它来决定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同样，我们也面对着西方文化，那么也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博物馆，而不让它来决定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从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所以中国人甚至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取真正的精华，而全盘西化的结果则是我们无法在西方文化中选择其精华。我想，如果中国人要真正赶上和超前世界的现代文明，那么就必须把中西方文明都放入博物馆，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入这博物馆去重新发现、重新选择。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今天并不过时。无所谓中国文化、无所谓西方文化，合理的我们就拿下，不合理的就扔掉。孔子是人不是圣、作为纯粹宗教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土地庙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用什么自卑心理，但是记住，文化（不管是“华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没有什么可让我们夸耀的；相反，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人们才值得夸耀，因为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祖先所达不到的东西。
千万不要把博物馆当成自己的住宅－－如果那样，我们的住宅永远是破破烂烂。我们把博物馆放在一边然后造适合我们自己住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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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自己是喜欢金庸和鲁迅的作品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写作者。早年对于金庸和鲁迅的阅读使得我在看见一些社会问题时，想起他们作品中的一些描写。但是，在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想起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自己的写作是他们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否则我也就不用自己写了。
我在这里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一些争议之中能够看见这样一种潜在的抱怨：因为他们的存在，文学的发展被妨碍了。或者，一种呐喊：他们其实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另一些人的作品。当然也有更多曲解性的、为竞斗而争胜的论辩。我不想谈论那些曲解后的批判（诸如把一些在他们所不具备的文学目的加在他们身上，或者把今天我们时代的特定媚俗现象，放到“那个时代”的他们的身上），因为我认为对一个“对虚构的对象的批判”的反批判，和这“虚构批判”同样无聊。在这里我想说的，一是文学的发展没有被他们“妨碍”；一是不管他们算什么不算什么，都和“另一些人的作品是否重要”无关。
在和金庸有关的争议上，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说，所以我无法说出二者作品的比较。但是我觉得这在作品阅读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另一位小说家的作品非常好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语言个性等等，并不就此成为“金庸小说一无是处”的依据；同样，如果另一位小说家的作品很糟，也并不因此能够说明“金庸的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历史意义等等”。郭沫若在红海洋的时代写了许多，都是垃圾，而它们之所以是垃圾，和是不是加缪在五七年得了诺贝尔奖毫无关系，相反那纯粹是因为郭沫若自己在制造垃圾。
或许什么时候我会阅读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说，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那么我的感叹是“好小说！”，而不会是“金庸因此从此有问题！”
（二）
在鲁迅的问题上，曲解的成份更多。正如作为反意识形态强调个人强力意志的尼采的名字被滥用成了纳粹的消灭个人意志的意识形态哲学家的名字，反对奴性精神的鲁迅被一个向人民灌输奴性的意识形态竖作了权威。正如对于尼采的破坏不在于那些读懂或者读不懂尼采的人们的攻击，而是那些把尼采曲解为“真正尼采所根本不是的思想”的人的阉割；鲁迅的灾难则是一个奴化人的政府对之的膜拜。
在红海洋的时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把那被曲解了的鲁迅立作中国的文学权威。在那个时代，中国不存在文学，“作家”、“诗人”们为意识形态炮制谎言。然而，这和鲁迅毫无关系。首先，“成为权威”是和鲁迅的写作精神相悖的，－－作为死者，他被以“命名为权威”的方式阉割；其次，那个时代的“作家”、“诗人”们之所以不写作品而只炮制谎言，不是因为读鲁迅太多，而是因为外在社会政治的黑暗兼内在人格的低下。
然而今天“这被曲解的鲁迅”已经不再是偶像，或许今天是人们更能够平静地阅读鲁迅的时候。（比如说，在学术界争论中国应当坚持传统还是西化的时候，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一下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估计许多非本质的思想混乱就可以避免。）
我相信在今天作为一种“曲解运动”的“鲁学研究”之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我也认为“反对鲁迅运动”也同样是建立在一场虚构之上；当然如果有人为反对而反对而致力于虚构，那是因为他有别的目的，和鲁迅就没有关系了。
观察一下，我能够发现，中国的文化界确实一直是倚靠在偶像权威上大喊反对权威的。只是今天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偶像不是鲁迅，而是被误读或者没有被误读的“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福科”、“启蒙批判（对“启蒙批判”的最大曲解就是将之误读为“反启蒙”）”等等。理性是中国所需要的，正如理性是西方和一切人类的社会所需要的。理性启蒙在西方出了毛病，不是因为理性多余而是因为理性启蒙本身的不够理性；理性启蒙在中国出了毛病（近代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不是因为在中国不应当出现理性启蒙，而是因为在理性达成了对人的启蒙之前，非理性却已经以更快的速度取代理性的位置而把新的蒙昧主义施加在人们头上。所以，有着责任心的中国人今天的工作不是反“理性启蒙”、不是“回归蒙昧主义的田园梦境”，而是通过启蒙批判、通过对“出了毛病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而找到问题的根源而真正向理性启蒙的本来目的靠近。
虽然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很反感阅读鲁迅贺敬之郭沫若等等的文字，－－因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使用它的权威迫使我读；而在没有被外来权威强迫的今天，我不会去读贺敬之郭沫若，但是我喜欢鲁迅王小波，正如我喜欢阅读我的朋友们的作品。鲁迅是一个真诚的作家，他用自己的心血写作；这就是我喜欢鲁迅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向我的朋友们推荐鲁迅，我也向我的朋友们推荐尼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福科；我向我的朋友推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反文化、反启蒙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他们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是的，他们都对启蒙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诸如鲁迅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尼采的人文主义批判、阿多诺对科学文化成为“第二自然”的辩证论述，等等），但是他们不是反启蒙，他们写作和思考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成为人们的权威。如果读者误读、曲解他们，如果读者不使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将他们顶礼膜拜地竖为权威，那么出毛病的是读者自己：是读者把作者竖作权威，而这正是作者所立意反对的。
他们的文字给人以启发。这些文字的被阅读不是错误；错误的是人们曲解和权威化他们。
（三）
我不认为谁有权利对别人规定，“应当怎样写作”。但是在这里我只是说出自己对写作的看法，而让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们同意，让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们不同意。
“首先实现启蒙，随后才谈得上解放”。我重新读《亚文化是什么》，其中一段文字让我想到许多。我把这个段落附在后面，这样我就偷一点文字懒了；因为我觉得作者的文字本身很说明问题。
（如果说人们在说“返璞归真”，那么就意味了人离开过“璞”和“真”，所以才谈回归；否则人无法说“返璞归真”，因为人一直在粗璞和天真之中；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反启蒙运动”正象那从来没有摆脱过粗璞和天真的人在鹦鹉学舌－－“返璞归真、返璞归真！”。）
摘录：
“……
因为，只要我们还在坚持亚文化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启蒙的问题、人性解放的问题（这事实上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那么，寻找一种能够促使人性解放、使中国的启蒙成为现实的艺术形式，也就势必将成为我们的主要美学课题。
在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空间中，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就是解放”、“艺术即形式”，并且，将艺术积极改造成为一种纯感性的实践活动。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如果亚文化确实已经将存在主义、现代派的实验活动、现代主流哲学作为自己一笔真实的精神遗产，那么，显而易见，我就只能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而独立地屹立在这块大地上，将“世界公民”视为我们心灵的乌托邦，将西方的种种文化视为一场正在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观察世界方式的智力活动，而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体验，更不是我们的文学。
目前，由读书活动引起的智力瘫痪是严重的。事实上，你只要还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基本的生存境遇、基本的情感形式还未改变，你就不能忽而是黑格尔，忽而是佛洛伊德、现代派、现代主义，忽而又是马尔库塞了，这种消费型的思维、意识形态思维，除了证明你是一个根本无知的野蛮人、一个智力上的蛊惑者，还能证明什么呢？
我们只有首先实现启蒙，随后才谈得上解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命题是：“艺术就是启蒙”、“艺术就是内容”，而不是其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批判现实主义而不再喜欢其他标签的原因。那么做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什么才是他的基本的艺术观呢？
自解释学成为一种哲学以后，读者、作者、作品的关系、意义问题已经获得了广泛的重视与讨论。但是，应当承认的是，我们至今对它的看法还是沉浸在非常混乱与无聊的见解之中的。其实，只要我们认清这种学术得以生存的文化前题，那么，认清这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就不会显得那样的烦复与艰难了。正如反启蒙只有出现在具有高度文化积累的西方现代社会才会成为一项真实的“人性解放”的口号一样，现代派将作品的意义交给读者决定，这也是由于高度的文化积累才会产生具有解放力量的消费型文化，产生“艺术即游戏”这类理论的。
而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据说野蛮人每一次游戏之后，便将为他自己套上一具新的枷锁，例如巫术、祈祷之类的危险游戏。有时，我从电视机里看到我们的摇滚歌手，他或她正在拼命地扭动、嘶哑，我就担心，从他脆弱、先天不良的体质中怎么还会有力气、精力再来支配他下一次的扭动、嘶哑？当我们的男性普遍地患有阳痿、女性患有阴冷的时候，发泄便成为进一步的病情恶化，消费便成为进一步的掠夺。
我们能够成为现代派吗？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它确实感动过我们。可事实上我们却做不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只要普遍的文化积累贫困还是我们的生存世界，我们便需要创造而不是消费；便需要积累而不是掠夺、发泄或游戏。因此，需要我们今天去捍卫的东西还仍然是启蒙的口号，是去承认作家作为启蒙实践者的合法地位，并由此捍卫作家的纯洁与崇高。”（王一梁《亚文化是什么》）
附、关于“拿来主义”。一封一九九八年的电子邮件：
中国有过相比同时代的其它国家更辉煌的文明，但那是过去。中国的文明应当是属于博物馆的东西，我们（至少是我自己）不能让它来压迫或者决定我们。在古代，中国辉煌过，但是那是古代，那是和当时的世界各国比较。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古代，那我们有能够怎样呢？结果只是比不上今天的中国。
当新儒家们说，“我们应当重新恢复我们的华夏传统文明”时，我就在想，如果日本人说他们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野蛮人的仪式，日本人正是因为在那时有着面对华夏文明的自卑，所以拼命进口华夏文明，而在之后又有着对西方文明的自卑，所以又拼命进口西方文明。是什么东西使得日本人有一个这样的今天，那是他们的那种居于野蛮民族地位的自卑和不甘心。同样，如果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德国北欧等）说他们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野蛮人的仪式。他们在古代则是因为有着面对希腊文明的自卑而接受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傲慢而自以为是的中国今天肯定是落后的，正如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罗马终究衰落。
我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我认为是应当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入博物馆，而不让它来决定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同样，我们也面对着西方文化，那么也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博物馆，而不让它来决定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从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所以中国人甚至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取真正的精华，而全盘西化的结果则是我们无法在西方文化中选择其精华。我想，如果中国人要真正赶上和超前世界的现代文明，那么就必须把中西方文明都放入博物馆，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入这博物馆去重新发现、重新选择。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今天并不过时。无所谓中国文化、无所谓西方文化，合理的我们就拿下，不合理的就扔掉。孔子是人不是圣、作为纯粹宗教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土地庙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用什么自卑心理，但是记住，文化（不管是“华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没有什么可让我们夸耀的；相反，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人们才值得夸耀，因为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祖先所达不到的东西。
千万不要把博物馆当成自己的住宅－－如果那样，我们的住宅永远是破破烂烂。我们把博物馆放在一边然后造适合我们自己住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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