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明，我大学时代的朋友，肄业于中央工艺美院。那时候，我们一块办文学杂志或鼓捣校园电视剧，美术这摊子活儿，都由他张罗。
　　有一天，郑光明从深圳来电话，说他攒了家文化传播公司，正缺人，希望我加盟。我当时辞职在家已有一年，本想闷头写作，结果字没写出来，酒倒是喝了不少，可以说正处在酒精中毒的边缘。
　　我二话没说，立码南下。即便为喝酒，也该换换牌子了，别老燕京了，我要喝珠江。



　　在深圳，人们管郑光明叫阿明，几年不见，他已发福成一个小胖子，捏着手机，挺着个肚子，白衬衫，西裤，黑皮鞋。这副形象在深圳随处可见，比在美术学院里见着留长发的、在科学院里见着戴眼镜的都多。
　　夜幕初降，我跟阿明立在酒店门口。台风刚过，空气凉爽，天空中云很低，且夹带着大量太平洋的水汽剧烈翻滚着，酒店大厦的霓虹灯在云间隐约闪烁。浓妆艳抹的姑娘们从宾馆酒店背后的脏街陋巷里钻出来香喷喷地上班了。
　　我对阿明说：“到家了到家了，你丫怎早不让我来？”
　　阿明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公司最近业务不错，‘炮费’充足，只要你的‘子弹’够。”
　　我说：“‘子弹’肯定够，就是不知我这‘枪栓’是否还能拉得开。”
　　阿明说：“在北京就那么惨？”
　　我说：“惨透了，一夫一妻害死人，别提了。”



　　坐在我床上的这个姑娘还算漂亮，她一边问着我“先生从哪里来？做什么买卖？”之类，一边动手动脚，我吸着烟喝着酒任她摆布，但奇怪的是我毫无反应，我的头脑好象完全在另一个世界，完全指挥不动我此时此地的躯壳……姑娘脱光了，也将我扒光。她身材还算娇好，至少是非常年轻的那种饱满，她俯在我身上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我依然不灵。我象一台死机了的电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将郁达夫柳永一类想了一遍，力求“热启动”，但没用。
　　姑娘说，我还就不信了……
　　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身体的局部开始有反应，但这反应还来不及弥漫，一股热流勉强涌出……我想起中学上生物课，老师电击扒了皮的青蛙时青蛙腿的那种抖动。



　　我的业务除了帮公司拍点一个呆女走来走去的那种卡拉ＯＫ，更多的是跟着阿明行骗。碰着农民企业家，便说是北京来的青年导演，与张艺谋同班；碰着“儒商”，便扮演被埋没的天才诗人，及与“儒商”大碗喝酒，有仇一般火并到底。



　　这家宾馆是深圳有名的鸡窝，也是阿明的老巢。宾馆大堂的角落里隔出一片天地作为酒吧，我坐在这里独自喝酒。我在等阿明，他在楼上“干事”。
　　我的前后左右满是穿黑衣的妙龄少女，我坐在其间正好对应那句成语－－鹤立鸡群。我一听接一听地喝着不同品牌的啤酒，从青岛皇妹到喜力生力蓝带嘉士伯，我算了算我将这儿的各种听啤喝一遍差不多是“一炮”的价钱，想及我“死机”时的窘相，我认为这样更值。
　　吧台笼罩在蓝色淡粉色的荧光中，吧台与我之间是一簇簇围桌而坐的青年女郎，从这一簇簇的黑影中有烟雾袅袅升起，这里仿佛饲养着那种艳丽得出奇的水生植物的大鱼缸……侍者偶尔穿梭，他们的动作也像鱼儿一般纯熟、安静，突然拐个直角什么的。



　　在深圳的一条小巷里，一个叫老泽的东北小子开了家酒吧。酒吧无名，只用几根破玻璃管弯成一个“ BAR ”字，灌了些劣质霓虹，夜晚亮起来一段一段的，颜色也浑浊暗淡，象将要报废的日光灯管。据阿明说这里是深圳艺术青年的一个据点，不过阿明对此种场合颇瞧不起。
　　阿明自认是个坚定的商人，一提起曾浸润了他多年的美术、文学，尤其是还在从事着这些行当的“艺术家”，他总是嗤之以鼻甚至破口大骂：“ diao ！”，或用生硬的普通话“傻逼！”，他认为这些“艺术家”无聊透顶，一个个蓬头垢面服饰夸张，画的画写的诗让阿明看不懂还不敢说看不懂，远没有那些暴富起来的农民相处得愉快，这些农民衣冠整洁（白衬衫料子裤），腰里别着厚厚的人民币，张口闭口均是挣钱嫖妓，句句都对阿明的路子，对于他们身上的一些习气阿明还可以进行善意的调侃，诸如“你手上带这么多金疙瘩不怕被人剁了？”，或伸手到人家的领子里摆弄那条金链子：“有半斤吧？”阿明跟他们在一起轻松随意，浑身的优越感、幸福感。
　　那天我、阿明、还有一个叫范学锋的农民兄弟（阿明的客户），在一家排档里喝多了酒，已是半夜，三人勾肩搭背醉醺醺地乱走，阿明与范学锋争论着哪家酒店的鸡既便宜又好，双方各执一词，一时没个准主意，走着走着便到了“ BAR ”。范学锋指着那三个半明不暗的英文字母：“这里是哪里？发廊？”
　　阿明：“ diao 你个发廊，东北佬开的酒馆。”又对我说：“无聊文人的据点，进去坐坐？”
　　于是三人浑身是酒目中无人地钻了进去。只有正中央的一张破桌子空着，我们坐下来，置身于一堆破桌子烂椅子的包围中，四周是影影绰绰烛光中的人影，头上悬着些破鱼网、摔成两半的破吉他、空易拉罐、空烟盒，墙上挂着破轮胎、破胶木唱片、老式破挂钟、老式破电扇……，我说：“开店这哥们是破烂王出身吧？”阿明会心地一笑，大概以为我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范学锋东张西望地招呼小姐。
　　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小姐给我们点上蜡，范学锋用夸张的眼神盯着姑娘的一举一动。这儿有二锅头，五十块钱一瓶，是北京市场上的十倍还多。我们要了三扎啤酒，一瓶二锅头，一堆花生豆鱿鱼卷，一路喝下去。阿明由二锅头谈起工艺美院，谈起我跟他的交情，谈起那时候如何贫穷、如何开心、如何才华横溢……喝着喝着，那个叫老泽的破烂王诗人也坐到了我们这桌，阿明大概与他有过一两面之交，此刻喝多了将老泽的肩膀“啪啪”拍得山响，一副亲兄弟的架势。老泽是典型的东北人那种结实的精瘦，穿着件黑色大号圆领衫，蓄着黑而浓的鲁迅式小胡子，戴一个大方框的黑边眼镜，留一个方方正正的黑色板寸，仿佛刚从炭素墨水里捞出来的一副人物速写，倒也符合这里的黑暗气氛。倒是阿明和范学锋雪亮的白衬衫在这里显得有些扎眼，不过白衬衫有钱啊。老泽一边与我们对饮，一边虚心听取对面那个叫阿明的胖子的谆谆教诲，什么酒吧的地理位置太偏僻啦，名字不响亮啦，啤酒牌子太少啦，一直到诗歌，阿明肯定是被老泽给灌晕了，他开始大骂现在的诗如何不灵，“那叫诗吗？你说！”他点着老泽的鼻子问。“不叫。”老泽吸着烟，笑眯眯地回答。阿明又说：“这帮 diao 诗人，不是疯子就是弱智……”他顿了一下，还没全晕，“我不是说你啊，还是有好诗，就是太少……”老泽依旧笑眯眯的，“没事没事，我早就不写诗了，傻逼才写诗！”阿明忽而又转到古诗，他将中学里学的那点唐诗宋词能想起来的只言片语大肆夸奖，连说“这才叫诗，这才叫诗。”
　　老泽提议：“咱们接古诗吧，谁接不上谁喝。”众人都说好。阿明说：“让范学锋先来，他底子薄。”范学锋也喝得脸上放光，来不及计较什么“薄”和“厚”的，敦着扎啤杯便开说：“那个，那个那个，白日依山尽！”
　　老泽：“黄河入海流。”
　　我：“欲穷千里目。”
　　阿明：“更上一层楼！”阿明接得畅快，自顾自一口闷了。再倒酒，二锅头见底了。阿明立起身举着空瓶子冲吧台嚷，另一只手竖起一个手指头。
　　我心说，这小子醉了。阿明坐下来，叼起根烟，又弓起身凑到蜡烛上点燃，阿明的胖脸蛋儿和金丝边眼镜暴露在烛光下，红扑扑泛着兴奋的傻光，香烟与火苗相碰，阿明显然是狠吸了一口，火苗霎时矮小暗淡下去，几乎熄灭，继而阿明伴随着嘴里喷出的一股浓烟，一屁股重新坐回黑暗，他坐得生硬沉重……
　　当阿明重新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已是第二天上午在酒店的房间里。这是我在深圳见到的唯一一次阿明的大醉。



　　那天夜里，我和范学锋将阿明架到了郊区的一家酒店，这儿是范学锋的地盘。进了酒店之后的事，我们通通忘了，只记得第二天醒来后，我跟范学锋一人睡一张床，阿明睡在我俩之间的地上，嘴边一滩污物，我起身将窗帘拉开，将窗子通通打开，窗外是蓝得吓人的天空，湿热粘稠的空气沉甸甸涌入室内……
　　阿明歪肿着胖脸一头扎进卫生间冲洗，范学锋扯下床单扔在阿明的呕吐物上。我倚在窗口，南方湿热的气流热烘烘膨胀得快要爆炸，酒醒后这片刻的安宁是最难以忍受的，似乎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安宁、安静，这鬼东西会毁了我们！
　　我们走马灯一般急匆匆冲洗干净，含着满嘴酒店劣质牙膏的苦涩，稍微有了点人模狗样的感觉，每人脚底踩着棉花直奔电梯。
　　电梯平稳地掉到一楼……
　　酒店大堂的地面平滑亮洁……
　　茶色玻璃门自动开启……
　　的士恰到好处地滑到我们鼻子底下……
　　我们熟练地侧身跌入这红色的小匣子，随着“砰、砰”两声沉闷悦耳的关门声，我们新的一天的漫游开始了。
　　阿明坐在前座，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范学锋几次想叙述我们昨夜如何把阿明架回酒店的经过，均被阿明厌烦地打断，范学锋又提到他跟 BAR 里的某小姐约好了如何再见面，阿明恶狠狠地说：“白给也不要！”又说：“那二锅头肯定是假酒，以前上学喝个半斤八两的一点事没有。”
　　片刻之后，我们进了一个公园，公园深处有一家很有名的粥城。
　　公园里没什么人，高大的绿色植物（大约是椰子树）掩映下的林荫道上，不紧不慢走着三个手夹三五香烟的混混。其中两个穿白衬衫，一个穿蓝色牛仔衬衫，他们的身体里循环着昨夜残留的酒精，他们的呼吸系统被三五牌香烟的蓝色烟雾浸润着，充满浓重草木味的湿热空气几乎可以使他们的身体漂浮起来，他们大约只是过份习惯了双腿的动作因而还在迈着步，其实他们大可以一闭眼就那么顺流而下，他们的下一站是粥店、酒家、公司、税务局、工商所、客户……伴随着夜幕的降临，深圳大大小小的酒店餐厅象刚刚睡醒的寂寞女人精神焕发地亮起饥渴妩媚的眼睛，他们便追随这目光而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欢乐！为了不使这欢乐褪色、露馅、变质，他们唯有日甚一日地大醉……



　　半年后，我打算离开深圳回京。自打我来深圳，阿明就没怎么骗着过钱，或者骗着了我不知道。阿明只给我开过两个月的工资，我倒也无怨言，因为我根本就没干什么事。我从阿明那儿辞了职，不知怎么又不想马上动身了。我忽发奇想，仗着自己腰里还别着几千块钱，我竟打算在深圳闭门写作！
　　我备好稿纸、可手的圆珠笔、三五香烟、台灯、铁观音茶叶，扫了地，擦了桌子，将床垫子换了个位置，然后大睡了三天。这三天深圳不停地下雨，气候凉爽。我有时候醒来，透过监狱一般的“铁窗”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耳畔隐约传来麻将声，不知哪家邻居在这三天中日夜不停地搓麻，尤其是夜晚，还夹杂着洪亮遥远的粤语叫骂，伴着雨声……
　　直睡到我的骨头要散了架，我终于坐到了书桌前。望着雪白的稿纸，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四周的空气仿佛突然间浮力增大将我从书桌前浮起……我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起身出门了。
　　我就像当地那些梳着汉奸头、穿着趿拉板儿游手好闲的街头烂仔一般，满心欢喜，无忧无虑。只不过他们成群结伙，爱好摩托车和游戏机，我则孤身一人，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爱好，大约我心想反正在深圳也呆不长了，索性混吧，回想我长这么大，何时踏踏实实混过？
　　我能想起的有两个阶段是我安安心心混过来的。一个是小学四年级时的唐山大地震。一个是幼儿园毕业，因为年龄不够，小学不要我，我便在家野玩了一年，但毕竟有大人管着，还是玩得不充分。相比而言，唐山大地震那年，我被寄养在表叔家里，表叔住胡同，那儿的小孩也多，而且表叔是个没什么本事的温和型男人，一个表嫂已让他招架不住，更没心思管我了。表叔为我和表哥特制了两张双层单人床，也就是在原有单人床上再加一层床板，类似大学宿舍里那种，但上层不为睡人，只为一旦地震房倒屋塌时承接砖头瓦块。表叔会一手好木匠活儿，床做得坚固异常，那年头似乎会一手好木匠活儿的男人很多，不象现在，这木匠手艺全被农民工垄断。表叔、表嫂和表妹睡另一间屋的一张大双人床，他们倒是没在那张大双人床上再加一层，不是工艺上有问题，是因为他们睡的那个屋是油毡顶，那还是他们趁着地震加盖的。表叔表嫂和表妹睡在这加盖的油毡顶底下以示这加盖的偏房俨然就是正房。唐山大地震着实缓解了北京住胡同的那些老百姓的住房紧张，当地震警报解除后（或许解除前）油毡顶便均换成了各种瓦顶，有些干脆推翻了重建，顺便再扩张个一尺半米的，再贴上红喜字便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新房。加之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帮，到处锣鼓喧天，鞭炮不断。住新房，除四害，７６年，对许多北京老百姓来说，可真够乐的。



　　我住进来时，已是凌晨。电视里只有几条金鱼游来游去。我在宾馆门口的小店里买了一塑料袋罐装啤酒，有各种牌子，我将它们码在电视机旁边，花花绿绿的一排，颇有点令室内蓬荜生辉的意思。
　　我去洗热水澡，我看到镜中我那奇形怪状的身体，除了胃部凸出（里面盛满刚从街边排档里注满的啤酒），其余苍白嶙峋，类似刀螂。我又想起我们的身体，我的，阿明的（圆球状），范学锋的（残留着多年体力活儿培养出来的生硬肌肉）……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父母给我们的这副皮囊怎么被糟蹋成这副样子？
　　水蒸汽渐渐弥漫了一切。我的那些所谓的人生思考无一不是在类似这样的瞬间里即生即灭。灭吧。
　　热水将我体内的酒精蒸发了出来，我感到有些清醒。我想起电视机旁那一排花花绿绿的小精灵，我想我一会儿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我多么有先见之明啊！
　　我洗了很长时间，直至浑身冒汗。
　　我披了条浴巾，靠在床头，四肢舒畅地吸了一支烟。电视里的鱼还在游，在它们那俗艳的光辉映衬下，旁边的啤酒倒肃穆得象一排青铜骑士。我打算逐个消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