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返回主页 月刊总目录 本期目录 |
||
 |
 |
@1999/11
□ 编辑室内通信／京不特
ＸＸ，我想你想说的“边缘”是独立于主流意识，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个正是产生艺术作品的原始推动力。那么这时“为作品而争执”或者为作品给出方针就是非艺术的东西了。作品自己给定自己的存在。然而作品能够得到生命的前提，是创作者对作品的诚实；如果创造者只是把作品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那么作品就失去了“自律”的生命。
诗歌常常是青春的。
年轻的时候是由血气带动，爱是爱，恨是恨；而这种爱憎分明相对说来也是诗意的源泉。在这种直感之下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品对作品的影响。然而其实不然，因为激情写作之中恰恰包含了“处在写作状态之中的自我”对于写作或者对于作品本身的诚实。否则就不再是那“爱是爱恨是恨我行我素”了。而这里，我能够强调的人品品格不是他的其他道德品格，而是对于自己的艺术的诚实。
如果一个创作者认为，“无所谓诚实了。虽然我不如此如此认为，但是因为政治或者人际关系的需要，我还是有必要进行暂时的妥协，而作出一付如此如此认为的样子。”那么这是为那人品的堕落提供了缺口，而同时因为人对作品的不真诚，也使得作品越来越失去价值（郭沫若可以算一个例子。他的后期作品还不及一个怀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理想的少先队员的青春激情诗篇。因为郭是不诚实的，而少先队员虽然被愚弄、虽然被洗脑，却写了他所追求的东西）。
别的道德理解是可能纯粹的人品，和诗品无关。但是作者对创作的诚实是基本线。如果那“妥协”是停留在“因为政治或者人际关系的需要，我还是有必要进行暂时的妥协，－－我沉默”这样的底线上，那么这种“妥协”却没有影响作品，而以一种回避的姿态所进行的“吟花弄月”也常常是出色的作品。
我想到我自己从前的自我描写，我说我自己是一个“不辨是非、没有罪恶感、没有道德观”的不悔浪子，但是后来看看，我自己还是不可能脱开“对自己、对作品诚实”这一“是非－道德感”。也因此看见了艺术创作的道德底线，－－对艺术本身的诚实。
谈及妥协，我还是拿上海八十年代的作协作为例子。我不知道今天在中国的作家协会是怎样的，或者中国别的地方的作家协会是怎样的。但是，八十年代或者之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对年轻创作者所起到的作用是摧毁性的。作协以自己的影响、以名利诱惑着青年，而交换条件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对“创作”的“思想指导”。许多所谓的大学生诗人在诱惑之下接受了这种条件，然而这对他们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毁灭过程。许多大学生诗社看上去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茁壮成长”，然而诗人却消失了。而在尚未达成这种妥协之前，我却能够看见许多出色的诗歌（诸如卓松盛和张真的诗歌）。而那些一开始就以进入作协、以达成这种妥协为写作目标的人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在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写，他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看一看，会马上脱口而出：“全是思想宣传品”。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时也有一些大学诗社成员，虽然和作协沾边但是却以一种“象牙塔知识分子”的态度写纯粹类似于读书心得的东西（虽然以诗歌的形式），倒也不至于完全走向非诗。而那时陆亿敏、王寅、陈东东他们则是以“无视作协，自己写自己的东西”来维持自己创作的纯洁性，也确实写出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出色作品。他们没有别的道德准则，但是在底线上保持着“对自己诚实、对创作诚实”。
提及更进一步的道德，我也承认人品和诗品有界限。一个在生活中损人利己，而对自己的创作诚实的人，完全可能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而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却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可以是妥协的产物”的人，却不可能是一个入流的诗人。然而我认为道德的深化对一个诚实诗人的“对更高境界之求”还是有影响的。这一点我同意非扬的说法，－－“诗歌毕竟是属于心灵的”。
说及那些“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和朋比吹捧”，那倒不是指“边缘写作者”是这样，而是我读到的一篇“日常口语”旗帜之下的人所写的文论；虽然我不曾在“知识分子”文人中也读到同一风格的文章（至于是不是完全没有，我就不能肯定），但是我却读到过一些厚颜“知识分子”文人的纯粹“朋比吹捧”。我对这些“朋比吹捧”者并不存在什么别的道德要求，而只是以这“对创作的诚实”作为底线来衡量，他们不够格。同时，我试图看一看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少有出色的（而且一些作品本来可以是相当不错的，但那急功好利的欲望和野心加上对自己的不诚实，使得作品本身的艺术性遭到损害）。
如果纯粹从边缘和主流（中央）的概念出发，我更相信来自边缘的可靠性，因为来自边缘往往更独立。但是在这一场喧哗之中则不一样：他们都在为自己在“主流”中的地位而争执，也就是说，“为艺术观点而争”只是一个假象，本质上是名利之争。一些自称是“边缘”的，其实从前是主流中的红人（我甚至可以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作品一直就是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写成的），而随着所谓“知识分子”文人对主流的占据，他们变成了看上去是“边缘”的东西。他们的所谓“中央”和“边缘”，其实是和权威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为进入权威角色而争执（如果谁嬴了，看起来谁就有“制定秩序”的权威），为自己的“一帮同人”的大一统地位而争执。当然，由于这种“功夫在作品外”的权力争执对艺术的摧毁性，只会导致他们的“文学地位”每况愈下，－－九十年代是聚财者的年代，在读者们越来越深地陷入道德虚无主义和市场文化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精明，任何人想要以“大一统权威”愚弄读者，都不可能达到最终目的（虽然一时上有可能短暂地风行）。不管是作为虚无主义者还是作为纯粹功利主义者，读者不是傻瓜。
我常常忍不住要以那时评论水浒时所谈及的“宋江－高俅”间的关系来打比方。但是，因为我从十多年前就使用了“饱狗饿狗喻”，而且一直重复，所以在这里不好意思再多演义这个比方了。另外，问题也不是纯粹地这么黑白分明，其实在这两个阵营之中都有出色的诗人，所以这种争执就更显得鱼龙混杂。我为那些被卷入这旋涡的诚实诗人们感到可惜。
在我看来，“中心”和“边缘”应当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材料进行分析的时候，人们说，这样和那样的现象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或优势现象，而另一些则是边缘的，等等。而在同时代这样说，就往往是指一种权力斗争了。而在这种意义上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那主流的是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而那“边缘”的为了自己的存在权利而反抗，这是“主流－边缘”的斗争（这是所谓的“造反”，或者文化反叛）中的一种；另一类则是那“中心”的占有“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主流地位，而那“边缘”也想夺得这“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主流地位”，于是这在本质上是为“主流地位”而斗争（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儒法、儒道、儒佛斗争等）。
艺术是无政府的。那以某种意识形态来“指导”艺术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消灭艺术的企图。而所谓的“人类精神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一种存在的现象，也常常通过艺术被反映出来，但是这不是怎么值得鼓吹的东西；诸如性、罪恶等等都是这种存在，也出现在艺术之中，但是艺术不是鼓吹性交和罪恶。那些鼓吹道德说教的文字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艺术作品，同样鼓吹魔鬼教或者鼓吹非理性的东西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区别只是前者是比后者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小孩子扮老成固然可笑（比如在非理性状态中的人大谈哲理），但是老莱子扮婴儿啼，则是令人作呕了（诸如对非理性的刻意追求）。如果一个人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的荒诞，那么恰恰说明这个人很理性，很知识分子，所以他才看见社会中的荒诞（文明的问题是出在理性本身的不够理性，出在理性本身无法消灭自己身上的非理性成分，而不是因为缺乏非理性）。如果一个鼓吹非理性崇拜荒诞的人是处在非理性的状态，那么他无法洞察社会的荒诞和自身的非理性的，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够为“什么是理性”和“什么是非理性”作出限定（一个清醒的人能够说：我现在是清醒的，刚才睡着了；一个睡着的人不可能为自己的状态作出描述）。而如果他是在很理性地鼓吹非理性，那么他在自己宣布自己的理论是无效的。这样，在我看来，对非理性的鼓吹只能是无聊的。
但是诗歌中恰恰是有着许多非理性，但是那不是理性地鼓吹非理性的产物，而是激情的产物，或者潜意识冲动的产物。艺术中的非理性是潜意识的，至于那有意识的非理性则是指鹿为马的非理性。我们在专制国家的人文理论中看见的非理性就是有意识的非理性。（这里又让我想到人们对“民族潜意识”的误解：中国学术界常常偷换概念地把那实际上是“民族意识”的东西说成是“民族潜意识”，并以此作为鼓吹那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依据）。
反过来，“知识分子”们的说法毕竟能够自圆其说。如果他们只把自己关进自己的象牙塔，是无可非议的，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再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要自己鼓吹非理性崇拜荒诞，那也是自己的选择，无可非议。当然我自己觉得这第二种选择是很荒缪的。
但是，问题出在他们的企图是想建立一种惟我独尊的标准和权威，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同时提防两方面的野心家了。而我不想对持有不管是“知识分子观”的还是“非理性”观的艺术家作非议，只要他们把这观点仅仅作为自己的艺术观。我想说明的只是：大一统的江湖帮会处世哲学只是一种江湖帮会处世哲学，它不是文学标准的基础。文学的标准在文学自身之中。是艺术作品宣告它自身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
诗歌常常是青春的。
年轻的时候是由血气带动，爱是爱，恨是恨；而这种爱憎分明相对说来也是诗意的源泉。在这种直感之下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品对作品的影响。然而其实不然，因为激情写作之中恰恰包含了“处在写作状态之中的自我”对于写作或者对于作品本身的诚实。否则就不再是那“爱是爱恨是恨我行我素”了。而这里，我能够强调的人品品格不是他的其他道德品格，而是对于自己的艺术的诚实。
如果一个创作者认为，“无所谓诚实了。虽然我不如此如此认为，但是因为政治或者人际关系的需要，我还是有必要进行暂时的妥协，而作出一付如此如此认为的样子。”那么这是为那人品的堕落提供了缺口，而同时因为人对作品的不真诚，也使得作品越来越失去价值（郭沫若可以算一个例子。他的后期作品还不及一个怀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理想的少先队员的青春激情诗篇。因为郭是不诚实的，而少先队员虽然被愚弄、虽然被洗脑，却写了他所追求的东西）。
别的道德理解是可能纯粹的人品，和诗品无关。但是作者对创作的诚实是基本线。如果那“妥协”是停留在“因为政治或者人际关系的需要，我还是有必要进行暂时的妥协，－－我沉默”这样的底线上，那么这种“妥协”却没有影响作品，而以一种回避的姿态所进行的“吟花弄月”也常常是出色的作品。
我想到我自己从前的自我描写，我说我自己是一个“不辨是非、没有罪恶感、没有道德观”的不悔浪子，但是后来看看，我自己还是不可能脱开“对自己、对作品诚实”这一“是非－道德感”。也因此看见了艺术创作的道德底线，－－对艺术本身的诚实。
谈及妥协，我还是拿上海八十年代的作协作为例子。我不知道今天在中国的作家协会是怎样的，或者中国别的地方的作家协会是怎样的。但是，八十年代或者之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对年轻创作者所起到的作用是摧毁性的。作协以自己的影响、以名利诱惑着青年，而交换条件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对“创作”的“思想指导”。许多所谓的大学生诗人在诱惑之下接受了这种条件，然而这对他们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毁灭过程。许多大学生诗社看上去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茁壮成长”，然而诗人却消失了。而在尚未达成这种妥协之前，我却能够看见许多出色的诗歌（诸如卓松盛和张真的诗歌）。而那些一开始就以进入作协、以达成这种妥协为写作目标的人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在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写，他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看一看，会马上脱口而出：“全是思想宣传品”。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时也有一些大学诗社成员，虽然和作协沾边但是却以一种“象牙塔知识分子”的态度写纯粹类似于读书心得的东西（虽然以诗歌的形式），倒也不至于完全走向非诗。而那时陆亿敏、王寅、陈东东他们则是以“无视作协，自己写自己的东西”来维持自己创作的纯洁性，也确实写出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出色作品。他们没有别的道德准则，但是在底线上保持着“对自己诚实、对创作诚实”。
提及更进一步的道德，我也承认人品和诗品有界限。一个在生活中损人利己，而对自己的创作诚实的人，完全可能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而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却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可以是妥协的产物”的人，却不可能是一个入流的诗人。然而我认为道德的深化对一个诚实诗人的“对更高境界之求”还是有影响的。这一点我同意非扬的说法，－－“诗歌毕竟是属于心灵的”。
说及那些“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和朋比吹捧”，那倒不是指“边缘写作者”是这样，而是我读到的一篇“日常口语”旗帜之下的人所写的文论；虽然我不曾在“知识分子”文人中也读到同一风格的文章（至于是不是完全没有，我就不能肯定），但是我却读到过一些厚颜“知识分子”文人的纯粹“朋比吹捧”。我对这些“朋比吹捧”者并不存在什么别的道德要求，而只是以这“对创作的诚实”作为底线来衡量，他们不够格。同时，我试图看一看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少有出色的（而且一些作品本来可以是相当不错的，但那急功好利的欲望和野心加上对自己的不诚实，使得作品本身的艺术性遭到损害）。
如果纯粹从边缘和主流（中央）的概念出发，我更相信来自边缘的可靠性，因为来自边缘往往更独立。但是在这一场喧哗之中则不一样：他们都在为自己在“主流”中的地位而争执，也就是说，“为艺术观点而争”只是一个假象，本质上是名利之争。一些自称是“边缘”的，其实从前是主流中的红人（我甚至可以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作品一直就是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写成的），而随着所谓“知识分子”文人对主流的占据，他们变成了看上去是“边缘”的东西。他们的所谓“中央”和“边缘”，其实是和权威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为进入权威角色而争执（如果谁嬴了，看起来谁就有“制定秩序”的权威），为自己的“一帮同人”的大一统地位而争执。当然，由于这种“功夫在作品外”的权力争执对艺术的摧毁性，只会导致他们的“文学地位”每况愈下，－－九十年代是聚财者的年代，在读者们越来越深地陷入道德虚无主义和市场文化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精明，任何人想要以“大一统权威”愚弄读者，都不可能达到最终目的（虽然一时上有可能短暂地风行）。不管是作为虚无主义者还是作为纯粹功利主义者，读者不是傻瓜。
我常常忍不住要以那时评论水浒时所谈及的“宋江－高俅”间的关系来打比方。但是，因为我从十多年前就使用了“饱狗饿狗喻”，而且一直重复，所以在这里不好意思再多演义这个比方了。另外，问题也不是纯粹地这么黑白分明，其实在这两个阵营之中都有出色的诗人，所以这种争执就更显得鱼龙混杂。我为那些被卷入这旋涡的诚实诗人们感到可惜。
在我看来，“中心”和“边缘”应当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材料进行分析的时候，人们说，这样和那样的现象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或优势现象，而另一些则是边缘的，等等。而在同时代这样说，就往往是指一种权力斗争了。而在这种意义上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那主流的是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而那“边缘”的为了自己的存在权利而反抗，这是“主流－边缘”的斗争（这是所谓的“造反”，或者文化反叛）中的一种；另一类则是那“中心”的占有“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主流地位，而那“边缘”也想夺得这“惟我独尊不容忍多元的主流地位”，于是这在本质上是为“主流地位”而斗争（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儒法、儒道、儒佛斗争等）。
艺术是无政府的。那以某种意识形态来“指导”艺术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消灭艺术的企图。而所谓的“人类精神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一种存在的现象，也常常通过艺术被反映出来，但是这不是怎么值得鼓吹的东西；诸如性、罪恶等等都是这种存在，也出现在艺术之中，但是艺术不是鼓吹性交和罪恶。那些鼓吹道德说教的文字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艺术作品，同样鼓吹魔鬼教或者鼓吹非理性的东西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区别只是前者是比后者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小孩子扮老成固然可笑（比如在非理性状态中的人大谈哲理），但是老莱子扮婴儿啼，则是令人作呕了（诸如对非理性的刻意追求）。如果一个人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的荒诞，那么恰恰说明这个人很理性，很知识分子，所以他才看见社会中的荒诞（文明的问题是出在理性本身的不够理性，出在理性本身无法消灭自己身上的非理性成分，而不是因为缺乏非理性）。如果一个鼓吹非理性崇拜荒诞的人是处在非理性的状态，那么他无法洞察社会的荒诞和自身的非理性的，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够为“什么是理性”和“什么是非理性”作出限定（一个清醒的人能够说：我现在是清醒的，刚才睡着了；一个睡着的人不可能为自己的状态作出描述）。而如果他是在很理性地鼓吹非理性，那么他在自己宣布自己的理论是无效的。这样，在我看来，对非理性的鼓吹只能是无聊的。
但是诗歌中恰恰是有着许多非理性，但是那不是理性地鼓吹非理性的产物，而是激情的产物，或者潜意识冲动的产物。艺术中的非理性是潜意识的，至于那有意识的非理性则是指鹿为马的非理性。我们在专制国家的人文理论中看见的非理性就是有意识的非理性。（这里又让我想到人们对“民族潜意识”的误解：中国学术界常常偷换概念地把那实际上是“民族意识”的东西说成是“民族潜意识”，并以此作为鼓吹那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依据）。
反过来，“知识分子”们的说法毕竟能够自圆其说。如果他们只把自己关进自己的象牙塔，是无可非议的，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再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要自己鼓吹非理性崇拜荒诞，那也是自己的选择，无可非议。当然我自己觉得这第二种选择是很荒缪的。
但是，问题出在他们的企图是想建立一种惟我独尊的标准和权威，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同时提防两方面的野心家了。而我不想对持有不管是“知识分子观”的还是“非理性”观的艺术家作非议，只要他们把这观点仅仅作为自己的艺术观。我想说明的只是：大一统的江湖帮会处世哲学只是一种江湖帮会处世哲学，它不是文学标准的基础。文学的标准在文学自身之中。是艺术作品宣告它自身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
● 返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