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说的是性意识和时代的关系。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钩，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
后来又想到了性意识与年龄的关系，觉得稍稍冲缓了一些，虽然也不甚满意，然而较之时代，毕竟老实了许多。
小容有次邀请我和叶子去她家作客，她刚借到了杰克逊的《危险》现场演唱带，还有爱情片《燃情岁月》。
后来我们又看了一部带有色情场面的片子，在看那部片子之前，小容特意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以前没看过，而且未婚，而且－－在她们看来－－也许是单纯的。我答应了。
小容接着对叶子说，这部片子并不好，粗制滥造，是下等的片子。然而也不妨看看－－看人可以“下等”到哪一步。她曾经看过一部黑白片，是所谓“上等的片子”，制作精良。欧洲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好看的，离本能和欲望更接近。而且并不讳言，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
而且－－它是舒展的，小容钦仰地说，自然而然地好像本来就该这样，不这样反而不对了。下午的阳光照在这个２６岁的女孩子的侧脸上，她的健康和眉飞色舞。阳光里的灰尘空漠而且大。阳光里侧的那半边脸则是阴凉的，使人觉得唐突和不安。
片头前有一段背景音乐，有点像广东的民间小调，欢快，轻佻，下流。
我一下子笑了起来。叶子问：“还没看到呢，你笑什么？”我竟抱着胸大笑了。实在是很快乐。那些下流小调我很喜欢，让我觉得温暖。
那真是一部低劣的片子，很丑陋。我们三个人反而厚颜无耻地看了很久，无精打采地期待着有好的出现。小容和叶子一边看着，一边加以调笑和指责。叶子笑着问我：“怎么样？有心慌的感觉吗？”我说没有。小容倒有些奇怪了。她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我笃定，比我慌乱、紧张、过敏。
我想她是对的。我黯然地低下头，为自己的沉静暗暗地觉得不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在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东西变了质。
激情以另一种方式恣意地表达出来－－虽病态，也有它不得已的道理。为了免受伤害，我们也只能这样。
我们终于在文字里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我们在自己的笔下和异性谈恋爱，窃窃私语。我们在自己的笔尖下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活蹦乱跳又快乐不已。
后来，我们知道自己又错了，一切都本末倒置了。那就是我们对于文字的信任和膜拜实在要大于异性。
其实我想说的是，性意识的觉醒和记录应该在我们最初的文字里。三年前，在我的处女作里，我写了小县城的一个女孩子婚外恋的故事。末尾，一切都结束了，她的未婚夫带她到医院作体检。我写道：“竟发现她的身子还没破！”因为是初学写，写的时候是极其收敛和自持的。写到这一句，也还是犹豫了很久，实在舍不得再放弃了。
我的顾虑倒不是别的，而是来自我父亲－－我弟弟是没耐心读小说的。我们父女的界限很分明，较少有亲昵的时候。也就是说，性别的界限很分明。这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里都一样。我们都是尽责、本位的父女。然而也都是明白人。
他看了，说了一些客观的意见。我心里仍在想着那句话，不知道他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心里稍稍有些不安。
后来越写越放纵，竟到了一种不渲染不痛快的地步－－其实仍是收敛的。再放纵，又能到哪儿去？那时我开始积极向省文坛进攻。以期能够早日成名。我父亲托了个关系给我，老家人，是老革命，早年从事新闻，现闲居在家写回忆录和“抗日小说”。
我拿了我的第三个中篇去拜望他，希望他能帮我引见大刊物发表。他接了，嘱我第二天再听回话。
第二天，我和大学的两个同学一同去看他。他说了一些闲话，然后才告诉我，他跟大刊物的编辑并不熟悉。他有一个儿媳妇也是搞文学的，很现代派，乌七八糟，他不喜欢。他收到各种文学刊物，从不看，那上面写的是妓女。
我红着脸问道：“妓女不可以写吗？”他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清楚。后来，他对他太太说，你不是跟英儿（同去的一个女孩）有话说么？他太太便带着英儿去屋外说话。
外面下着雨，坐得太久了，我几次跑到阳台上看雨停了没有。想走。晚１１点，还是冒雨回到了学校。那天是９５年“三八”节。
晚上，我躺在床上，跟英儿说起白天的情景，有些窘。英儿犹豫了一下，问我：“你知道他太太喊我出去干什么？”我摇摇头。
“她问我你结了婚没有？”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我告诉她没有。”英儿说，“她又问，既然没有，怎么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我坐起来哭了。我哭道：“她为什么要跟你说上这些？她有什么话，是可以直接跟我说的。”我拿出刚取回来的那篇小说，指给英儿看，我并没有写什么。英儿茫然地点着头。
我有些不平起来。
第二天，我告别英儿，带着稿件直接来到了一家刊物。接待我的是编辑水先生，一个眉目清楚的男子。他让我坐下来。我差不多要哭出来了。我用变调的声音说道：本来给一个人看了，他说爱情场面太多……就自己递过来了。也不知为什么跟一个陌生人说上这些。无法自控。
水先生问我：“你多大了？”我说二十四岁。我把稿子留下来，就走了。稿子仍是没用，因为不好。
后来，把那些接吻、拥抱，自以为很有趣的场面删去了，刊在当地的一家小刊物上。
我初写小说曾受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白玫瑰》均成于她二十三四岁时。小说，照我的理解，写的也都是人性中不干净的、龌龊的东西。我曾公开表示，我喜欢小说里龌龊的东西。二十三四岁，大约理所当然地，也是龌龊的年龄，因为未婚，对性的理解是激烈和丑恶的，不能平和地去看待它。
后来，又战战兢兢地写过一篇观念性的东西，讲一对父女的故事。坚定的信仰和飘忽不定的性心理的冲突。
直到今年初，仍在写类似的小说。在３舍１０３那间小屋子里，终日不见阳光，因为是旮旯，楼上常有水泼下来，泼得多了，也懒得去说。屋里有阴潮的霉味。
整日逃课，开着灯赶写那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现代女孩子自觉逃离都市的故事。
也是观念性的东西：希望说明原始的、纯粹的情欲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了，性堕落成为一种暗示和象征。
对于我们不熟悉的性，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黑雨逼稿，有时会写到夜里三点。写着写着，就趴在桌边，想呕吐，觉得不该那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性成了一种支柱，甚至不能不写。作品是黯败的，像那时的我。那时我刚失恋，觉得自己从自己的身体里一点点走远了，走没了。阴沉着脸，无精打采，一回到小屋里就精神抖擞。整个人与屋外的世界隔绝了，变得虚幻，可有可无。
我后来跟小容讲了这事，无独有偶，小容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写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性觉醒，从童年到少女时期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小容的小说写得还要疯狂、恣意。没有我那么多先行、笨拙的观念。小说更直觉、水性。她自己也很满意，拿给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看了。
那是一个男编辑，他在电话里跟小容说，他觉得她的小说不错，然而有的章节“不行”。
那小说我后来也看了，实在也很平常。只是对照当时的心境，大约也是一路上厮杀呐喊过来的，带有点无端报复的性质。
我们在报复什么？
小容有次问我，关于性描写，在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是女人。
我想了想说，我有点在乎。
她说她不在乎。
我说我也可以不在乎，然而我觉得没有价值。
我和小容是同龄人，我们站在我们文字的废墟上，一点点地长高了。我又想起了我们看录像的那天下午。
我能够想象着在她家的阳台上，倚着栏杆，和她说话的情景。
我们说起了林白、陈染等女性小说。她们是上一辈人，长我们约十岁。她们至今仍在乐此不疲地写同性恋、手淫、自恋，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
小容懊恼地说：“不是不能那样写，然而总有地方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我说：“她们是激情的一辈人，虽疲惫、绝望，仍在抗争。我们的文字不好，甚至也是心甘情愿地呆在那儿等死，不愿意尝试耍花招。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老实地走路。”小容说：“她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是激烈的、拼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那是吉庆路一带的房子，有小街，隐隐约约能看见灰尘。小贩刚挑了两箩筐青菜过来，上面泼了水，哩哩啦啦撒了一路。。
我对小容说：“我男朋友老指责我没有激情。”叶子说：“小容是不一样的。小容是另一种。”小容喜爱运动，她健康、活泼、上进。然而－－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是很相近的人。
我倚着栏杆，心情很明净。我对远方十三陵的黑雨说（他是为数很少的看我那篇小说的人之一）：“我现在简单了，看世界也纯洁了。”说的时候有些心酸。
■〔寄自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