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忆往话当年。这也是交换经验和传承文化的方式之一。现身说法最能感人。细写和深写对社会有贡献者的“光辉时刻”，应是“化民成俗”的要径。

　　在日常生活中，常听到有人说：“想当年我－－”如何如何。那下面，就是他生平的得意之笔。这不仅是人们喜欢忆往，也正是同辈和长幼辈之间，正在交换经验和传承文化。

　　原始人类没有文字，就靠这一道细细的口语相传的长流，把人类社会由蛮荒带进文明。

　　孩子们喜欢听年长者“想当年”，那也是他们正在学习。那些听来的东西，会内化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让他们在以后的年月中，有所指引、有所参酌，甚至在遇到类似的难题时，用以解决难题。那是人类“面对面沟通”下刍型的教育。

　　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先前那种全靠“面对面”交换经验和传承文化的方式，也就变得分枝繁衍而多彩多姿。近代在科技进步的支持下，先后发展出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更使得这种沟通的过程和功能，如虎添翼；几至无远弗届而又无所不包。

　　尽管人类间的沟通愈来愈科学化，孩子们仍然喜欢围绕在老爷爷和老奶奶的膝前，兴致盎然地诘问和倾听。在这纷纭扰攘、声光电化的世界里，尽管五光十色，上一代的“想当年”却更真切、更温馨、更直接地让上下代之间，因这种接触和沟通，把心脉的抟动、血液的连锁，一层层地向上，直通到无数代的祖先。

　　家族如此，民族也是如此。只有诉说过往不得技巧，或重复得使人烦厌时，才有人给它取名为“赵子龙的长坂坡”。但这句话也另有深意。



　　长坂坡是赵子龙一生事业的巅峰。这不是指他的权位得失，而是他作为蜀将，生命力、人格、武艺和对蜀主的忠义，到此时发挥到了极致。那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最光辉的时刻。

　　“赵子龙的长坂坡”也显示华族历代民间，对于先民血泪经验的沿袭和传播，在通道上有重大缺陷：不是透过俗文学、民间剧艺、鼓词、说书等，被加以扭曲、渲染，去真实已远；就是仍得依赖口语相传。前代的若干诗词，即留下鲜活的写照：“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多少存亡兴废事，尽入渔樵话中”。

　　利用语文系统传布和承传先民真实的经验，对一般庶民百姓而言，一直没有建一条良好、畅遂的管道。



　　正史虽然与民间缘浅，野史和文学，却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启迪平民的角色。“白头宫女话天宝”，话的当然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恩情，以及遭安禄山之乱而形成的生离和死别。

　　这个故事普遍流传民间，历久不衰。在一方面，固然是因故事本身充满了曲折的戏剧性：例如有国家的兴亡治乱，有风流天子与美人的悲欢离合，有社会人群的颠沛流离，有皇室贵戚的奔散，连明皇也辗转幸蜀，并在半途“六军不发可奈何”下，把心爱的人赐死马嵬坡下……不过，故事之能流传，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以及陈鸿所写的〈长恨歌传〉，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长恨歌〉是叙事长诗。它由“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开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一句结束，真是哀艳动人。这不是诗因事传，而实在是事因诗传。

　　〈长恨歌传〉是对这一诗作的起因，与对故事背景和情节的说明；说它是诗的本事固可，说它是野史亦然。

　　但这两篇名著在文采动人、记叙如真之余，就都不免夹杂了传说和道家的神话。这与正史的记载固然有距离，与实况恐也相去很远。因为它们是事后的追记，还不是严肃的追记；在执笔以前，又不曾深入搜研有关的史料，或考证遗迹。于是，文学的想象虽然栩栩如生，似乎也很可歌可泣，但毕竟不是全然地真实而多着虚构了；换言之，也即不是可作后世殷鉴的先民经验了。多么可惜！

　　这一点正好显示：华族正统史学的研撰方法和精神，不曾也不愿引借到对平民历史经验的传承过程中来，更别说有利地影响民俗，有效地塑成民德了。

　　说到让平民能接近史事，这两篇文学名著，恐怕还是不如据以改编演唱的戏曲、鼓词或说书等民间艺术。类似的事例很多。

　　陈寿所写的《三国志》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其中有关三国的故事，要是用来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民间剧艺对同一史事的处理，方式上和效果上的差异都大。这即可以作为一佐证。

　　今日民间所知道的三国，特别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情节，是由平民创作者所虚构出来的。－－平民对先民经验的承袭，即为少数人的想象力所操纵和扭曲了。不过，要是没有这些创作者，平民百姓只怕连半真半假，甚至少真多假的“曲史”、“伪史”经验也没有了！

　　这就该检讨到我们传统史传的写作及其流通了。



　　华族相沿数千年的正史初规，建立于司马迁的《史记》。其后写史的基本心态，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他“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见报任少卿书）的影响。

　　历史撰写不仅在于传史，也要使撰史者本人和他的文章，藉此传世；所以求典雅、求庄严、求千锤百炼、求“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之笔；也所以求“明治乱之迹，垂盛衰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于是，既非“其人”，岂有机会人人得而读之？－－正史是为了帝王将相，宰相家臣，胥吏士绅等而准备的；所写，也多与这些人有关，所谓表、本纪、书、世家、列传之类。这正是司马迁开的例子。自他而下，虽然有在体例上的添加或变化，以及断代史的兴起，但题材的范围扩展无多。

　　华族生存发展史上最丰盛的人文遗产，或说先民生存经验主要的传递长河－－二十五史，在基本上是庙堂富贵阶层和士大夫的努力和纪录，社会的一般平民百姓不与；即有，所占百分比也无几。故二十五史最多只是先民血泪成败经验的一部分；所遗漏的社会角色正多。弥补之道，就是前述那些通俗的媒体和管道了。它们却缠夹了太多不真不实的材料在内。

　　这对民族性的发展有没有影响呢？相信是有影响的。

　　台湾地区的大学联招，有一年曾在试题里把上演未久的电视剧“嘉庆君游台湾”列入测验，问考生：清朝的嘉庆皇帝是否到过台湾？不幸的是，不少应试学子居然肯定说到过！

　　由这，或不难推想，何以许多国人对于事实与幻想（ fact and fancy ）虚构和非虚构（ fiction and nonfiction ）这类区别，向来不甚介意，时常混为一谈了。这类区别，在西方先进社会里，凡是教养良好的人，对于民间的一般习尚，多相当重视，把它当做起码的智力和人格水准。当然，陈大齐先生写《大众理则学》，认为华族自先秦的名家而下，在方法论（理则学）上向少承传光大，也所以独不兴盛。这和华民一般的习性粗疏，是胡适所嘲讽的“差不多先生”，当然也少不了关系；不过，前文所述的历史经验，影响应最直接：因为连历史真伪是非都漫无标准，未加注意和讲求，还一直未有改善，还能谈什么理则思维呢？－－也许可以假设，那是专制君王（极权主义下的独裁一样）向来把百姓当做财产和工具，让他们变得聪明，比较容易造反？但华族社会到今天，从开始争取民主计起，已超过了一百年，习性仍然不能稍改？再一个假设，则应和历代平民教育和识字率有关。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打破了士大夫阶层以上对语文的垄断，平民历史经验的传承，本应有了另外一条生路。然而，真确史传在民间的流传，仍然多年兴盛不起来。这需用另外一篇文章来试作剖析。

　　承传先民的经验，自然不限于语言和文字。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古博物馆中的古物艺品，发掘考证古董和遗迹，也都是途径。

　　只是，“折戟沉沙铁未消，但将磨洗认前朝”那种诗人怀古考古的闲工夫，一般人是不会有的。登临“发思古之幽情”一番，也不过是短暂地与古迹古事相友片刻而己。而且，除非略知古迹古事的由来和内容，可能连“思古之幽情”也发不起来。

　　譬如，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飞灰烟灭……。”像这样的词句，千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写下。

　　他能写，是因为他知道三国和赤壁的历史。不过，当这篇文章成稿之时，曾把它送给老长官也是新闻界前辈的马星野先生教正，他回信说，苏轼这一阙词和两篇赤壁赋，也是把赤壁地址弄错了的。虽还没有时间去考证得失，文学和历史经验的密合或疏离，即是问题。

　　至于正史，《三国志》是到晋时才由陈寿所写成，但把“赤壁之战”写得真刀真枪似的，却已是宋朝的司马光了。

　　那样一场影响历史和社会大变迁（造成三国鼎立）的战争，假如当时就有人像写《最长的一日》那样，即时搜研资料，访问生还者，写成一部大书，则今日我们所知的赤壁之战，可能十之七八不是司马光所写的那个样儿！

　　李白游长安城，写了一首〈忆秦娥〉。这一阙词，满纸凄美之情。不过，这份凄美是朦胧的，只见感情与意境，却不见长安。这一阙词的全文是：

　　“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其中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描写他由长安城南，东望汉文帝陵墓在西风残照中的那一幅绝景。



　　李白所写，是一种文学的感受境界，不应从纯史学或从历史经验传承的角度去看；但如从史的角度看，李白当日也细写了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则今日我们该有多少令人宛如置身其中的真实景象呢？

　　传布或传承经验，最真切感人的，正莫过于像“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种亲身经历感受的具体描写。它是所谓的“现身说法”。所以“想当年”或“长坂坡”，是有它的价值的；只看如何去“想”，并把它们细致生动地讲出和写下来罢了。

　　从行为研究的成果看，人们的人格系统是由记忆、价值、信念、态度与经验等所组成的。其中的“信念”，是指对两种事物的确认和确信而言；例如旭日东升，夕阳西下，即是中国人早有的共同信念。因为人们从经验得知，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向西方落下。这是一种可以经由实证而知的真理。它也是地球旋转与太阳之间的一种关系。－－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追求验证这类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恒常关系，一旦获得证实，即会成为信念。真知识也由此而来。它既然成为人格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在其生存发展的往后过程中，凭这以判断相同的现象，即成当然了。

　　同理，人们的记忆、价值、态度和经验，也当然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各种角色经验的传布和传承，对民族性的发展当然有着影响。



　　文天祥被掳入燕，受尽威逼利诱而决不为敌所用，在他的〈正气歌〉里，即透露出这种行为和精神的渊源：“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廉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他之所以宁死不屈，是受了先贤人格的启示和鼓舞。由此也可见留存先人经验是很有用的。

　　但在民国以前各朝的写史，多是以后朝写前朝。时间相隔久了，所记的真确性容易成为问题；加以简略朴质，就不大容易给人鲜明的印象。史实与庶民生活之间的鸿沟，即不易衔接，一般人难以应用历史经验。这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是一大致命之伤。

　　这只是一般的情形。中国近代的情形，还有不同：那就是自满清入关后，对于汉民族的早期经验，采取了消灭禁阻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由乾隆末叶到民国三十八年之间，大大小小的内乱纷呈。在道光二十年以后，又有踵继的外来侵略。在动乱、流离、争战、兵燹之中，原是死生、存亡、成败、得失等经验最丰盛的年代，但也正是最不容易纪录和整理的年代。经过兵荒马乱，焚劫弃毁，许多文物和古迹，往往随之荡然而空。中国近代许多珍贵文物，流落世界各地十分惊人，但也不过是一端而已。－－这是内忧外患影响历史经验传布和传承的一面。

　　在另一面，内忧外患又是清乾隆中叶以下，吏治败坏，腐蚀整个社会价值与互动规范的必然结果。

　　如果比较一下西元一七七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完成）这段期间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情形，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势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在走着下坡；到了一八九四年与九五两年间的中日甲午之战，达到了最低点。然后，才由维新与革命两大改革运动，一先一后缓慢而艰苦地把社会推动向上。那也是波浪式的前进，时起时伏，屡仆屡起。北伐统一后的十年建设（一九二八－－三七），是近代一百三十多年（一七九五－－一九二八）以来，华族惟一较多休生养息去建设的年代，但仍有剿共的战争。在台湾这几十年，是惟一局部安定的时代。



　　共同价值与互动规范的崩毁，向为社会忧患的因素，故要救社会，即须由这里去正本清源。有许多可作的努力，层次也各有不同。

　　例如：孙中山先生倡行国民革命，如从总的来看，可说是对大社会的改造与重建；如从分而言之，则是在重建内外民族关系、重建政治制度与行为、重建民生经济等的共同价值与互动规范。这一类的努力，是大层次的，高层次的。其中对于一般公私、人我、群己的关系，在民族主义里有所阐述，例如恢复民族的固有智能和道德等。在这一方面，实际还可以致力的地方很多，那也是应该由全民从多方面去进行的。



　　本文作者觉得：细写和深写对社会有贡献者的光辉时刻，即是一大基础工程和“化民成俗”的要径。理由有几点：

　　（一）前文提到对先民血泪经验的传布与传承，在华族平民间有着重大缺陷。这如从社会沟通和媒传的角度看，即是沟通讯息的设计与管道与平民的需求不符。因而，设计新的管道和讯息，使他们能正确、方便而迅速地吸纳，并参与传布和传承，便成为一大要务了。在这情形下，整体的精神文化，才不致限于富贵阶层或士大夫阶层。－－说得明白和直截一点，这是指历史经验，要在正规教育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作有效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不能蹲在象牙塔里。

　　（二）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伟人是影响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英雄造时势”是也。但是，凡在社会里扮过不同角色的人，都是缔造“罗马城”的工匠。表彰他们事迹的本身，就有着多重价值：

　　其一、强调嘉言懿行，即是在强化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树立互动的行为楷模；

　　其二、只选择有贡献和有特殊贡献的人，寓有社会奖惩；它可以嘉善而惩不能，使当代人能“见贤思齐”，也使后代人能“古道照颜色”；

　　其三、所写只是他们对社会有贡献的部分，并着重公行为，不公私夹缠。

　　（三）深写细写人物，传布传承经验，它们所给人的印象，也才是具体、鲜明而深入的。它们的“潜移默化”之功，决不是一般史籍所能办到的。举例来说，读一部简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即不如看一部《大战随军记》或《最长的一日》那样令人深刻难忘。

　　（四）“君子以化民成俗”这句话，是先哲为了华族的长治久安，所赋予君子人（意指有学问、道德和权位的士大夫阶层，或说有教育使命的知识分子）的一项严肃的文化责任。这也是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核心之一：要透过“教化”，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本文中所着重的，则只是要透过媒传和沟通，把民族的真实历史经验，普及到大众来塑成民性，提高民德，和礼教或其制度没有关系。因为，要想发挥“教化”功能，光是灌输思想、理论、语录或德目，对社会人群，特别是一般平民，内化的速度和效用是有限的。那只是在“说之以理”而已。听故事、看小说、观戏剧、读新闻特写的情形不同，特别是对年轻人如此。细写和深写对社会有贡献者的“光辉时刻”，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它们如能兼具历史、文学与新闻特写三者在品质和技术上之长（如《最长的一日》），则这种“化民成俗”之功，可以尽收于没有任何教条口号之中；效果也远非理论和德目的教导，以及一般的史传可比。

　　至于如何做法？这牵涉到对于史学、文学和新闻特写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训练，当然也需要人材、组织、财力与推展的规划。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来一起讨论、设计和参与。


●作者附注：

　　这篇文章写作并发表于十八年前在台北市出版的《综合》月刊上。不过，它的时效不仅至今未失，而且正日形要重和迫切中。在发表的当时，华人母体社会，如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著作出版个人传记的风气，还相当地沉闷，可说少之又少。在台湾只有历代先哲或开国人物的先烈先贤传记，多是短篇和小型的传记。较长篇成本的传记，只有英文的《国父传》或翻译的《孙逸仙传》等，此外列为外国人的传记。在那以前，国人间一向较为盛行年谱，或是个人自订的年谱，或是亲友或部曲代订的年谱。虽然它们的数量甚夥，正式传记则属罕见。这不仅是传主和其亲友部曲的“谦德”问题，最主要还是华族历代是以正史立传为宗和为荣，其权力且掌握朝廷和史官手里的。而且因为被视为“兹事体大”决不轻易进行。被核定来立传的人，也要有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之业。能被宣付立传，向被视为对其一生的肯定，是一大荣典，故往往是在死后，而非在其生前。在生前立传者绝少，并须为政治权力核心人物，而非经党政权力核心的点头，民间又谁敢去碰呢？私自为人立传或作为彰表，也是形同造反的一种行为！于是，整个社会在人的善恶与功过上，是由政治权力核心来裁定和分配的，故要它有是非之公，史实之正，即十分难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公例，在传记文学和传记史学上也表现了出来。它们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和仪式，往往也成为一串不尽信实的官式纪录而已。古人说：“传者传也”，即立传是在流芳百世，浊吏传或二臣传之类，则在让他们遗臭万年。然而这样执行的结果，却是把人物的事迹反而束之高阁去了，成了一大讽刺。所以当这一篇文章在那时出现，是有一些风险的，也可说是有些惊世骇俗的。不过，因为它是作科际整合研究多年所得来的新观念和新构想，全出自对社会人文的爱心，并没有对政治作何直接的干犯，更无任何政治的目的和野心，刊物既把它发表了，认同的人也不少（以为它有益于启墉史传的文学和社会的风气），故也被容忍了。那以后，台湾地区民间写作出版个人传记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近十年间，因为近乎年年在举办民主选举，为了竞选而自我吹擂，而党同伐异，甚至申冤白谤，私人传记的出版更如日中天。
　　－－只是，本文中所祝望的那一型传记的文学和史学，又被导入了一道横流，并不是完全正常的，而是有着一些畸形的。不过，仍然有其可喜的一面，即不少优良的个人传记作品，也正如雨后的春笋，一样是在欣欣向荣之中。此外，著者在这一篇文章中，对于文人的识见和主张，至今不曾稍变，并认定它们是值得华族同胞一起来深思的。而只要能行之着效，也应可裨补中华文化中较残缺和不足的一个部分。它有利于民族性的健康成长和塑型。故当年在文章发表后，也曾试图集结些朋友来加以推动。不过，由于工作的关系和资金的限制，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搁置之中。事情经过了多年，到近期才有机缘正式去展开一个“真情大爱不留白”的计划。它在师友故旧们中得到了不少的共鸣，为了作响应而去写作的人也已不少，却也不免有了一些障碍。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主编者的健康。于是又停辍了下来。故当在万维网上找寻人文网站而找到了《橄榄树》月刊的网址后，看过它的有关内容，便欣然把它寄请发表。希望藉着这个机会能得到更多的共鸣，也希望藉这个机会找到更多的朋友来一起推动。在这里，并先表示谢意！

■〔寄自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