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必须批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那种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实践基本上一直贯穿全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这自然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但迄今为止，尽管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多次给予批评，却并未得到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本身恐怕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在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之时，如果我们依然对此表现得有些麻木，那么其后果将在下个世纪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希冀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却无视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方式和急功近利的文学观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导致中国文学即使在下个世纪也很难真正出现高峰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引起回应并有助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的过于追求功利性的弱点以及对中国历代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早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就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例如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有关该话题的两次对话。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两次对话学术界似乎并不陌生，甚至有不少人多次引用过，却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回应。因此，有必要再介绍一次。
首先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陈寅恪与吴宓的对话。当时陈吴二人均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早于他们二人赴美的胡适，其时已经先期回国，与陈独秀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注，陈吴二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即表示了对中国文化体系所存在弱点的担忧和对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无视此弱点的不满：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
（吴宓按，）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像，及今古之事迹者。……宓意以诗论诗，中国诗并不弱，然不脱实用之轨辙也。
自然，他们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这种不满，只是作为私下交谈而已，这就使得对话内容更加坦率，因此陈寅恪才有“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的悲观之论。他们回国之后，倒是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公开与胡适叫板，那也已是五四文学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的事，颇有些明日黄花的感觉了。而陈寅恪在二十年代回国后虽然曾经撰文表达过自己对新文化的意见，但比较含蓄委婉，与吴宓的锋芒毕露全不相同。因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陈寅恪与新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对话关系。自然，限于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以及当时的学术氛围，其对话在当时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他们那些即使在今天看依然是十分深刻的见解，其中陈寅恪和吴宓对中国文化之偏于实用的弱点就很是看重，并因此对当时人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表现出的偏重学习实用科学和急于求成的倾向十分担忧。对于那些对西方文化没有真正的了解就以实用主义态度任意引进的做法，他们更是深恶痛绝。可惜在那个时代，即使他们处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他们的意见也是很难引起人们重视的，更何况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留学生呢。
不过，历史总是公正与谨严的，陈吴二人的对话在数十年后终于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虽然是所谓的“亡羊补牢，犹为晚也”。其实，陈吴二人那时并非是唯一指出中国文化之弱点及新文化运动之偏差者，就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有过另一次对话，这就是在发生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杜亚泉、钱智修先后主编的《东方杂志》之间的公开论战。应当感谢王元化先生，是他在其《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一文中，对这场意义深远却一直受到忽视的对话重新进行评价，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可惜在探讨功利主义与学术和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点上，依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钱智修是继杜亚泉之后掌管《东方杂志》编辑大权者，曾经是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同学，其文化观与陈寅恪、杜亚泉有不少相似之处。当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进入高潮时，他曾经以本名和坚瓠的笔名发表论文，其立场自然是站在与陈独秀对立一面的，也自然引起新文化代表人物的反击。其中导致陈独秀对钱智修大加批驳的就是后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针对当时学术界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引进西方文化中出现的的一些偏颇现象，钱智修指出：
吾国自与西洋文明相触接，其最占势力者，厥维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之评判美恶，以适于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亦以适于实用与否为弃取。
功利主义之最害学术者，则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而不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事业。吾国人富于现实思想，故旧学中本有通经致用之一派。所谓禹贡治水，春秋折狱，三百篇当谏书者，即此派思想之代表也。
钱智修并且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功利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学术的危害：第一，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第二，重普及而反高深；第三，以最大多数说为标准；第四，使学术界无领袖人才；第五，崇欧美而败先儒，舍己从人。可以看出，钱智修与陈寅恪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新文化在引进外来文化中出现的偏颇和偏激，这主要表现在过分否定传统文化和对外来文化的过分迷信方面，而且在引进外来文化时缺少分析和批判，更缺少对于外来文化的加工改造以及与本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工作。而且，陈寅恪与钱智修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指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和急功近利式的对中外文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倒恰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对于杜亚泉和钱智修的意见，陈独秀曾经撰文进行反驳，可惜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反驳虽然咄咄逼人，却并非是一个层面的对话。这当然也不能怪罪陈独秀的剑走偏锋，因为时代的要求注定了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对此王元化先生有非常深刻的分析，此处不必赘言。也许唯一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在五四运动已经八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对话所提及的问题不但依然没有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难道还不值得学术界重视吗？为什么学术界却有不少人对此视而不见呢？
毋庸置疑，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不断遭受的灾难和危机逐渐让人们意识到，不管什么思想和文化，只要是有可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就是好的和有用的，就一定先用起来再说。于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就伴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而成为所谓接受西方文化的三个阶段，并且在后来被说成是一个似乎逐渐抓住西方文化本质的接受过程。然而，这样的归纳虽然有道理且大致符合人们的认识过程，却也导致人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实际上还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式的接受，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追求实际和工具理性过强有关的。但这种虽然是潜在的却是严重的倾向却被所谓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掩盖了，更被长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引向了所谓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无谓讨论之中，而功利主义倾向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会造成的严重副作用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这种忽视的突出表现是：首先，不少人以为所谓的急功近利和过于重视实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不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只须在实践中加以注意和防范就是了。而且，对于追求功利和实用，似乎总是认为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反之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倒常常被视为脱离实际。其次，认为这种倾向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如此，也就没有特别关注的必要。第三，由此就自然导致对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源，与引进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缺少深入的探讨，似乎中国文化天生就是偏于实用的，而急功近利是人类的本能，也无可厚非等等。第四，就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历次变革中因过于追求功利而出现的激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缺少认真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缺少把它与我们民族中多次出现的全民性狂热、激进现象以及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联系起来并进行深刻的反省。其实，文艺界出现的那种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提法以及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和后来十年文革中的最后的疯狂等等，正是与我们民族的急功近利有着直接的关系，至于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极左思潮，更是与功利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但多年来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似乎与此联系不够，往往更多地注重从政治和权利斗争层面研究，而缺少从文化机制层面作深层次的探讨。
不错，追求功利主义，过于重视实用，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和走向偏激，的确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也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本性使然。然而，它在中国文化中却表现得格外突出，其产生的副作用也格外严重，却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对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使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民族特征，这只要把它与古希腊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即可看出。例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与中国古代神话，两者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说中华民族是早熟的儿童，而古希腊人是发育正常的儿童，二者之间的区别可能是导致我们这个民族过于重视实用的原因之一。其次，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尽管中外文化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由于西方文化有一个宗教传统，现实生活中对功利的追求可以通过在宗教生活中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得到补正。而中国文化由于没有一个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因此一旦受到功利观念的侵袭，就会使整个人生都处于不能超拔的境地，必然出现整个民族过于讲求实际和注重功利的状况，以至工具理性盛行，丧失对理想的追求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也”第三，不可忽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处之生存环境的相对恶劣对其文化观形成的影响，自然环境的恶劣和长期以来外族入侵的阴影多少影响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更注重能够直接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具体策略以及技术手段的应用，而反对谈玄，不重鬼神（即使谈论鬼神也是以为现实生活服务为直接目的的）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过去我们往往将环境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变的影响视为异端之说而给予批判，其实对这个问题大有重新探讨之处。第四，中国文化体系虽然是儒道释并重，但事实上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和法家，都是以关注此岸为其学术体系中心的，墨家和阴阳家等就更不用说了。而对于外来宗教的改造就更突出地表现出不究虚理，唯重实用的弱点，对佛教和基督教的利用与改造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第五，还应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缺少独立性和依附人格与追求功利的联系，正是由于在政治经济上缺少独立性，才比较容易为外界的功利诱惑所迷惑而进一步导致丧失其独立人格，反过来，这种蕴涵于文化体系之中的惟重实用的倾向对于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形成只有消解和削弱作用，二者的相互影响终于使对功利主义的追求成为不少文人无可逃避的选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第六，也许还应注意汉字特有的构成方式对人们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的长期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始终不能脱离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形像，以至于总是善于使用具体形式来表达复杂抽象的思想。这就可能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以具体可见的现实实际状况来辨别是非和鉴别思想的正确性，导致对更有实用价值思想的承认和重视而逐渐轻视对理论的研究和对理想世界的探询。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仅仅在一些被称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文化守成主义者的人们那里，才会看到一些与陈寅恪、钱智修相近的见解，例如与陈寅恪同时的王国维以及与吴宓同属《学衡》派中坚人物的梅光迪、刘伯明和缪凤林等，这里不妨摘抄数段他们的看法：
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道，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自欧美之风东渐，吾国学子率喜趋向实利，偶谈及机械或物质上之发明，则相继惊吓，而以旧有文化为不屑研究，或无补于救亡。
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趋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于是所谓学问家者，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有标榜以扬其徒众，喧呼愈甚，获利愈厚。
（实用主义）其弊：重实利而轻理想，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不容有远识先知之士为求革新之事，而名理之学，研究者寡，遂鲜纯粹之科学。
问题在于，既然有那么多有识之士指出功利主义的害处，为什么在具体社会变革进程中却依然不能避免其负面影响以至在二十世纪中数次酿成中华民族的空前悲剧？为什么人们在对传统文化和引进的外来文化进行研究时却很少对这一问题做出认真的分析探讨？而且，凡是能够指出功利主义和实用理性对建设现代中国文化之负面作用者，几乎都是处于时代潮流边缘者而非什么焦点人物，他们的思想见解往往在当时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只是在事过境迁后才为人们所理解（能否接受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下一次却往往依然如故，这到底是为什么？
钱智修在其《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中把功利主义视为西方文化中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影响最大者也是危害最大者，这表现出他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不过，他对于国人何以对功利主义情有独钟这一点，虽然指出了与近代以来引进的外来文化有关，与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有关，却缺少深入分析。相比之下，陈寅恪和吴宓就较为深刻，在他们的对话中数次提及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太强的弱点，正是导致近代以来人们急功近利和激进主义盛行的内在原因。他们并且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实用理性过强的产生原因与历来家族制度盛行大有关系，且春秋诸子百家之思想基本上都是讲经世致用，即使看似谈玄的老庄，实质上依然不忘实用（相比之下，儒家思想倒是有些偏于理想主义的，但后来还是被实用化了）。因此，佛教之进入中国，则很快专讲佛理的小乘不传，而大乘盛行，佛教被实用主义地改造为禅宗。近代以降，当种种西方文化思潮涌进中国时，国人在眼花缭乱之余判断是非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哪种学说最有实用价值，最能迅速产生效果。所谓效果，则是既有科学救国之美名，又有获功名富贵之实，因此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纷纷以学自然应用科学为主。但陈寅恪在与吴宓之对话中明确指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国人状况如此，则即使将来中国有可能成为富强之国，若希望中国能够在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胜于他国，也“决难必也”。话虽不免过于悲观，实则是看出中国文化致命弱点后的深刻论断。
在我看来，仅仅把过于重视实用而导致急功近利归结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基本元素的衍生物或者是副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这种急功近利从很早就已经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属于最初之“元”思想体系的成分，它对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形成具有可以与家族本位观念相同的重要地位。就在前面所引用的陈寅恪与吴宓之对话中，陈寅恪就把“惟重实用”与中国历来重视处世之道和人事之学、重视礼教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前者实际上是后者之因，因此他才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自然，对家族与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视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实用，一切惟对家族安定和发展（包括个人之小家和国家之大家）有用和有利为准，于是工具理性盛行，文学当然也难逃被视为“载道言志”之工具的命运，而无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归结为一点，也就是要为某种外在的理念和目的服务而已，看看数千年的文学史，不就是如此么？
明了过于注重功利和实用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明了何以“中庸”思想会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道理很简单，凡事只有讲求中庸之道，才容易为人接受，才容易实行和获得成功，也即才最有可能收到预料的效果。不过，当这种中庸之道如果与获得最大限度的功利有矛盾时，也是要扔掉而追求偏激的（所谓的越彻底越好，因为越能看出其有用），此时功利目的之实现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虚伪的中庸之道被抛弃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同时，在社会变革中，也自然认为既然变革愈彻底愈能显现出其效果，则走向偏激和极端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看看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事实上也无非是在追求中庸和追求偏激之间不断摇摆的历史，而何时采取何种方式，最终即取决于对功利目的的追求和实现途径的选择而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于自其诞生之初，就承载了过于沉重的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负担，所以无论是梁启超的提倡“小说界革命”，还是后来胡适的提倡白话新诗，其骨子里想的依然是以文学为救国救亡的工具，借文学来达到政治目的，至于文学自身在这种变革中应该在美学方面有怎样的进展，在营造艺术趣味和提高全民族审美素质方面应该怎样，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后来的一味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及其变种提法，更是赤裸裸地剥夺了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仅仅将文学视为某种工具而已。而且，这种惟重实用的工具论和急功近利倾向，不仅导致文学作品在思想方面的单一和贫乏以及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而且导致对艺术创作手法的功利式的滥用。“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自不必论，即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也依然如此，例如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介绍和引进以及艺术创作手法的借鉴，基本上处于一种猎奇和生硬套用的程度，或者更糟的是借助自己掌握西方文学思潮的某些时间和地理上的优势，作为在国内文坛炫耀和抢占话语霸主地位的筹码。自然，无可否认的是毕竟还有许多人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之引进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也依然残存有功利主义的影子，所谓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听起来似乎不错，其实依然是工具理性在作怪，而忽视了对外来文艺思潮本质的理解和借鉴。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们往往指责其缺少从容，缺少深度，显得过于匆忙和浮躁。另一方面则是文学作品的使命感（所谓忧患意识）体现得过于鲜明和强烈，作者的心态也因此过于沉重而不够自由和轻松。究其原因，除了和外界社会环境有关外，我想也是与这种过于追求实用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罢。整个二十世纪，“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虽然早在世纪之初就被提出，却一直难于得到认可。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则更是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持续始终，时至今日恐怕也还是不能完全被接受的提法。对此人们往往只是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思考原因，其实若从这种深藏于文化传统深处的功利主义来看，问题倒是更加明晰得多。例如对忧患意识的认同，本来是中国作家和作品的优点，对它的表现使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强调启蒙、强调民族的觉醒、自我的发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笼罩于全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上的慷慨悲凉情调和冷峻急促风格，这在一些最优秀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然而，也必须看到，对这种忧患意识的过于关注就有可能使作家趋于激进，失去平常心而急于宣泄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从而为此不惜牺牲对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的追求而过分看重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这在特定历史时期自然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看却是以牺牲艺术自身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时至今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是很高，更缺少对世界文学有指导和借鉴价值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流派，甚至在对传统文化中之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方面也成就甚微，以至能够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东西较少，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过于重视文学的功利性有直接关系的。简言之，就是我们把文学的教育作用看得太重了，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和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这样的言论对中国文学造成的危害还少吗？
十年“文革”给中国文化和文学造成的劫难无疑是非常深重的，然而对这场空前的民族劫难所进行的反省，却很难说已经是彻底和到位，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治因素外，也与这种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有关。首先，有些人以当时曾经是正确的、动机是纯洁的或者至少有合理的因素为由拒绝对当年的错误和罪行忏悔，甚至为某些其实相当明晰的谬论辩护，例如对于所谓“红卫兵情结”的恋恋不舍等。其次，不少人以“文革”过去已经多年，没有必要再翻历史老账为由，拒绝反思，其一个似乎相当正确的理由就是当下首要的目标是安定团结，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仍然是拿眼下的功利目的来压制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追求和对民族文化进行彻底反思的努力，不少学者在此碰壁之后，也就渐渐丧失了进一步思考的动力，而那些庸俗化到了极点的所谓以振兴民族文化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谬论以及一些打着“通俗文化”旗号的作品反倒可以风行一时。就文学创作而言，近年来在人们厌倦了种种冠以“新”和“后”的文学主张后，竟然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文学创作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日益明显，文学在世纪之末已可耻地走向堕落，而人们竟然还在津津乐道于来一个世纪末的总结，似乎成就还相当辉煌。以这种心态希冀中国文学在下个世纪能够大放异彩，无异于痴人说梦。
说起来也是一个嘲讽，对于实用主义过去我们一直是给予批判和抵制的，当然这里的实用主义主要指的是以美国哲学家詹姆士、杜威等人为主的哲学流派，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不是一回事。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作为哲学流派的实用主义一直存有偏见，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反动主张。而在更多人的理解中，所谓实用主义无非就是“有用的就是真理”，这样的简单化理解倒是很容易与中国文化中的重实用、轻理论倾向取得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政治层面大批美国之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之代理人胡适，另一方面却在文化心理层面对实用主义重视实际效果这一点采取认同态度，虽然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对其哲学思想误读之上的。其实，作为哲学流派的实用主义，虽然强调行动，注重效果，却是以提倡开拓进取为前提和对真理的追求为最终目的的，而盲目追求功利的实用主义倾向却为了眼前的利益反对任何可能有风险的改革和创新，为此宁可选择保守，安于现状。中国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实用性”的理解和接受融合在一起，自然加强了国人对追求眼前目的和急于看到实效的心理，这就是重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体系时遭遇最多的文化障碍之一。
此外，对于功利主义与所谓“进步”观念的联系，也有必要给予关注。自严复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似乎进化总是与进步连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界的进化似乎也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于是为了进步自然可以采取任何实用主义的手段甚至不择手段，这种对进化论的误读所导致的巨大副作用恐怕是严复当年所没有料到的吧。对此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可惜还不够深入。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以提倡功利主义为突破口，实行民族启蒙和救亡的目的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则在今天若依然对功利主义趋之若鹜，惟重实用就是不可原谅的了。而且这样做的灾难性后果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致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着不可原谅的不足与缺陷，这是任何对此有所研究的学者都会发现的。因此，对于学术界某些人的对此故意保持沉默，只能视为其学术良心的失落。自然，如今连学术研究也被“实用化”了，不能收到明显“效益”的研究甚至有可能冒风险的研究又何必去自讨没趣，这可能是一部分人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对此我只有感到悲哀。也许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没有希望，我相信鲁迅自然比我等更有远见，连他也对此表现出失望和绝望，则即使有所谓“希望”，还不就是与“绝望”同义！不过，至少在得到确证之前，还应当试一试吧。
〔寄自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