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放歌·
在 火 车 上
我回家的时候，天正冷。火车上不冷，只是挤。有几次我拿起杯子， 想去打点热水，每一次站起来， 我都看着挤满人的过道，摇摇头对在火车上认识 的校友说：“人太多了！”得到 她的同情以后，我就再一次无奈地坐了下来。
车上的人的确很多，走道里全是人，他们大 多面色漠然，昏昏欲睡的。
天气很好，从上海站出来，一直到南京，沿 线的村庄、公路边上的绿化带一 样一直地流了下去，几乎没有间断。房子多是白 墙绿瓦的小楼，和北方的院落不 同的是，民房很少有院墙，村里也几乎没有什么 闲人。不时还可以看到新建的然 而好象没有生产的工厂。路上每到一个车站，走 道就下空了，但往往我和我的老 乡只能空欢喜一场，片刻，刚刚空了的走道就又 塞上新的人群。
车过丹阳的时候，走道又一次空了。一位乘 客抽空到走道里抽烟，一个刚上 车的男人就坐了他的座位。车开了，抽烟的乘客 回来了，接着就是一场争吵。
刚上车的乘客带着浙江口音叫道：“你有多 少钱？把钱拿出来，看一下谁的 钱多！没钱也敢坐车！”被抢去座位的带着河南 口音的乘客有点“软”了，但他 的同伴却不肯让步，大声地嚷：“你有钱怎么了 ？有钱难道可以把别人的座位占 去？”边上的乘客都小声附和着，浙江人看到自 己孤立无援，只好不情愿地站了 起来，一边往车厢的另一端挤去，一边嘟囔着： “河南叫花子，没钱也敢坐车！”
他这么说的时候，正经过我的身边。怒火立 刻充满了我的胸膛，我告诉自己 要克制，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跳了起来，我的手 指着那人，早就陌生了的家乡脏 话脱口而出。“浙江人”呆呆的看着我，好象不 相信有人在骂他，他神经质地摸 了摸提包，一丝惊慌从他的脸上掠过，他的嘴动 了动，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欠 揍！”我边上的两个中年人说，“欠揍！”边上 两个回乡探亲的武警也附和着。
很快，我就镇静了下来，隐隐约约地感到有 点后悔。刚才我骂人的时候，我 的校友拉着我的衣服说了点什么，可那时，我大 约满面血红，顾不上听她说什么。
很幸运，能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老乡。她是一 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刚刚知道她 是交大人时，我问她大几，她笑了笑说：“研一 。”老乡情和说错话的尴尬立即 冲淡了我们之间的生疏。等到火车开的时候，我 们已经俨然老友了，那时，她指 着窗外送行的男友说：“我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那会儿，我真为她的幸福而暗 暗高兴。
火车的前半程，在骂“浙江人”以前，我们 一直谈着政治改革、文学，和大 多数交大人一样，她在这方面所知不多，而且也 不太感兴趣，后来就说起了就业、 待遇、工资了，女孩开玩笑说：“交大人分‘三 六九等’。”我不懂，她解释说 本科生月薪三千，硕士生月薪六千，博士生月薪 九千。那时候，气氛还很融洽， 但自从我骂了“浙江人”以后，气氛就有点微妙 了，我们几乎找不出话题。
车到蚌埠，走道已经空了，我到车厢头打水 时，发现“浙江人”不见了。回 来时却发现他换了个地方，很老实的样子，也不 象富人，衣服相当平常。我对他 笑了笑，他没有看见。
我对面的两个乘客，一个是二十年前从上海 到洛阳接替父亲工作的工人，一 路上不停地对我们大讲上海、洛阳人情风俗的差 异。另一个则沉默得很，我骂浙 江人的时候，他小声附和，等我安静下来时，他 小声的对我说：“我是郑州人。” 但他的口音却表明他不是地道的“河南叫花子” 。果然后来他说自己在湖北长大， 但已经在上海工作有十年了。
接父亲班的工人，和我们几乎聊了一路，我 们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他迟疑地 看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找到机会说： “象你们刚才讲的政治改革，只 能越改越乱。”我和我的老乡都笑着什么也没说 ，他便受了轻视似地急切地说： “下岗，很多人下岗呢，什么也没得干。”说到 了腐败，他认为越改越腐败。我 们讲到上海的治安很好时，他摇着头说：“你们 在校园里不了解情况，上海到处 都是骗子。”然后他捅了一下那个深沉的“郑州 人”：“你说是不是？”“郑州 人”迟疑了一下说：“公开的不多，但很多时候 ，做生意要小心。”他便得胜了 似的笑着对我们说：“是不是，是不是？”然后 又讲上海的房子便宜的８００元 就可以买一平方，这一次，不仅我和我的校友不 相信，连“郑州人”也说不太可 能。他接着说起了上海和洛阳方言的差别，说起 了他刚刚到洛阳时遇到的麻烦。 还说起了洛阳前几年两头东北虎在动物园里被人 打死，还有许多市政府高层的“ 逸闻”－－大多都不是好事。
车过了徐州，我的老乡累了，我就坐到对面 ，好空出地方给她睡觉。于是， 我和“郑州人”又拉上了。
“郑州人”小时候跟奶奶在郑州长大，上小 学的时候，到湖北十堰“二汽” 工作的父母那儿上小学，他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 ，后来由亲戚介绍到上海的一家 广告公司做事，一干就是十年，他才二十五六岁 ，还没有结婚。
他比工人沉默得多，一路上只是听我们讲话 ，极少插嘴。我问起了他广告业 的情况，说起广告业，他的话多起来了，他不停 地说：“生意不好得很。”他回 忆说九三、九四年生意很好，那时候几乎天天从 早忙到晚，现在生意清淡多了。 一年不过忙三、四个月。不过他承认对自己来说 生意好坏都没有关系：“我是合 同工，签好了合同，一个月拿１５００元，有活 没活都一样，我们老板也一样， 是公家的公司，赚了，自己多拿一点，赔赚都不 会有多少。”
他自称所在的广告公司是沪上最大的广告公 司之一。我问他每年的产值，他 说大约七百多万元。看我不大相信，他便解释说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而广告公 司却越开越多。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公司竟然有１ ００多人，还请了两个俄罗斯人 来操作电脑，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车到兰考时，“郑州人”下车了，说要去接 一个人。那会儿，我正在半睡半 醒之间，听到他向“工人”告别，我便在心里默 默地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多拿一 点奖金。
我的邻座坐着两个武警战士，一个在商丘下 车了，我就坐了过去，和另一个 聊了起来。他看上去很年轻，有着一个圆圆的可 爱的娃娃脸，中等个儿，身材不 算强壮，没说几句话就会带出一句“很没意思” 。
我有点唐突地问他是不是刚入伍，他歪了歪 嘴，看着自己的肩章说：“我已 经当了八、九年兵了。”我吃惊地问他的年龄， 他先是说二十四、五岁，然而立 即又局促地说自己虚报了年龄入伍，实际上只有 二十三、四岁，后来他问我的属 相，知道了之后，他说我们都一样大，都是七七 年出生。
他解释说他十四岁时上初二就入伍了，“我 叔叔在那个部队当营长。”他说。 他已经是志愿兵了，不过他对自己的职业并不感 兴趣，“当兵没意思，当三年还 可以，蛮有意思，再长就没有意思了。”他不知 说了多少遍。
志愿兵对自己的兵种很满意。“在部队里只 有两条出路，考军校或者开车。” 他说自己考了两次，第一次名额被人替掉了，第 二次名落孙山，于是就安心当汽 车兵。“再过两三年就可以退役了，我不想再当 兵了。”他认真地说，“部队里 没有意思。”
后来，他讲起了自己的战友，他称之为“河 南帮”在驻地打架的事。“有一 次，我的老乡被六、七十个人背着刀赶着砍，碰 上黑社会了，以后老实多了，再 也不敢惹事了。”
“志愿兵”很关心时事，很佩服朱熔基，“ 这人真厉害，硬是把军队企业给 关了。他打走私，太厉害了，走私把国家的经济 弄垮了。”“志愿兵”唏嘘着： “太腐败了，我们部队两道杠以上的军官，每个 人家里都有几百万。”怕我不信， 他说起了自己的团长在上海花了一百多万买了两 套三室一厅，还有一个以部队名 义开的路桥公司，现在不让部队办企业了，他干 脆转业接了过来，“注册资金一 千万。”志愿兵说。
“应该打走私，部队上走私太厉害了。”志 愿兵说：“要检查，就说是军用 物资，焦点访谈报道过。”志愿兵还提起了自己 出车时的见闻，说起了山里人的 贫困和愚昧，笑话他们都是近亲结婚。然后叹息 自己家乡的不变，“三年前我回 去过一次，和我走时完全一样，没变。”接着又 赞叹上海的变化：“别说三年， 三天就变了样。”
到郑州了，“志愿兵”要下车了。他拉着我 的手使劲地摇了几下，“再见！” 他说，他熟练地抻了抻上衣的衣角，拉了拉领子 ，带上了自己的大盖帽，提起箱 子走了出去。
车出了郑州站，在寂静的夜里行驰着。我的 老乡醒了，一个人跪在座位上发 呆。看见我坐了过来，她说：“要到家了，不洗 脸了。”我说：“不洗了。”
已经早晨六、七点了，天还暗得很。车里开 着灯，外面村庄的黑暗的轮廓在 一片静谧里缓缓地向后方掠去，大约还有雾。
车到了洛阳站，我下车，随着人流向出口走 去，路上大家全都急匆匆的，一 点也不顾及别人的目光。出了车站，外面是一大 片泊着的出租车。不断有人要我 上车，我说：“不用了，我家很近。”
这么说的时候，我很内疚，他们需要钱，我 知道，要不不会在这清冷的早上， 六、七点就等在这儿拉人，但我也没有钱。
我能给他们的只有祝福，但祝福没用，一点 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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