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恒·
小说与“后”自传性
－－读宣儿中篇小说《妈妈我要回家》作者宣儿肯定会对这个标题皱眉，而小说中 的“我”，早在我想到作任何评 论之前，已经按捺不住地警告过：
爷爷说，家里有了一个奶奶，是爷爷找 的一个老伴。
我的心在往下沉。为什么又是“后”： 后妈，后奶奶？
后奶奶出场时间上太新，没有来得及让“我 ”吃苦；后妈可让“我”伤透了 心。虽然作为后妈，这个后妈似乎还不太出格。 但是“我”无法抵挡叙述的语义 散射折磨了：多年之后“我”在南方一座省城参 加一个文学笔会，会上有二位先 锋评论家一直在讲后现代，后浪漫，后新时期… …
如此的联想，很冤枉了诸位理论家。“我” 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入命相式的 推理：“我想那二位评论家他们的童年一定幸福 无比，他们之中绝对不会有一个 也象我这样经过家庭的破碎，妈妈的失去”。
我本人也零星读过一点命数之学，我的“后 ”派理论家的心理背景，看法倒 是不尽相同。不过跟小说中的人物无法讨论这个 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总 之，小说中的“我”还是有“我”的理由的。因 为“我”的整个说出的生平，当 然也就是“我”叙述出来的整部小说－－
面临的是“后”中的凄苦冷漠。那不仅是对 身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让人丧 失一切尊严自信，那是对于一个注重心灵和内心 世界的人的一切的彻底毁灭……
“后”罪莫大焉。但是对我们面前的这部小 说而言，可以说，无“后”不成 书。它是我们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词。
可以说任何艺术很难逃脱作为大背景的个人 生活经验；可以说大部分小说掩 饰不了字里行间各种“自我“的信号；可以说女 作家更容易以身世为小说之本； 可以说当代女作家更热衷于抒写自己。经过文学 理论的这种步步严格推理，说《 妈妈我要回家》是一部“自传意味很浓”的作品 ，想必不会受到太多批评家的指 责。唯一可能提出异议的是作者宣儿，但是她如 果以自己的生平事实如何如何， 来说明这部小说的自传性或非自传性，那是违反 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因为我 们将讨论的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性－－“后”自传 性。
曾是一度新颖的各类批评方法，年代再古老 ，至今不妨作为诸法之一。我们 面对的这部小说却击碎了现有的各种批评框子。 叙述者的潜意识总是给我们提供 最无法立足的意见，却往往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叙述者一听见“后”字，童年的 创伤立即隐隐作疼，这部小说，恰恰正是一个“ 后”字可以说明－－一切都是过 去，一切都无法修复，“我”没有赶得及抓住的 ，叙述也无法抓住。小说开始， 母亲尚未出场（没有进入“我”的意识）就已出 走，再未回头；小说结尾“我” 人世创痕累累，饱经忧患，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母 亲。缺损推动整部小说展开：在 开始之前，一切就已经无法修补，在收结之时， 一切已经太晚，太“后”。
“我”寻找母亲的方法，是找到三十多年前 一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太阳 升》的舞台记录片，仔细搜寻几千名演员的脸容 ，在每一个“可能相似的演员那 儿定格”，最后用“技术处理”加上“广泛征求 意见”，确定一个能让“我”“ 坚信怀疑”的女演员。然后遍访早已星散的当年 的剧组演员，白发苍苍的牛棚过 来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努力让自己“继 续努力”。
丧失／复得，受伤／愈合，追求／希望，这 些过程，原是可以构成一般“自 传性小说”内核的一些贯穿动力，现在似乎可作 依据的，却是一闪而过的昔日形 象。虽然迷人地美丽，背景上有光芒四射，但那 是存档旧片，供凭吊，供怀旧， 供研究，就是不能当作实质性的修复依据，更没 有一丝可以让自我拥抱在怀的温 暖。过程本身在起步之前就否定了自身，使它的 后溯性（修复象叙述一样，永远 是后溯的）成为一种自我欺骗。
母亲之无可寻找，也命定了“我”一生不可 能找到一个家，或建立一个家， 甚至无法梦想一个家。“家”在这里，不只是无 穷怨恨或爱恋的指向，不只是人 世种种艰难的集合。“家”是潜意识在生命压力 下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在那里， 不必对自我的本能反应作理性检讨。这里说的不 是社会学讨论的现代家庭问题， 那些离婚率子女教育之类的统计数字。这里说的 是一个象征，是艺术作品后面那 个不安的灵魂追寻的目标，是小说中几万文字赋 得意义的归结点－－小说从标题 起就凄苦地呼喊出来的索求。
我们看到这部小说所借以支撑的，是一个从 小就分裂的自我。
后奶奶比后妈更显示出虚伪的恶毒，她不在 你面前表示冷漠，而是过度的热 情。这热情象一股水蒸气，潮乎乎的，让人生腻 。比如她拉住我的手，一口一个 小孙女。我觉得恶心，她以为甜言蜜语足以笼络 人心。
这个小孩之不识好歹，正是一个受创的孩子 心灵自然的反应，但这么说，只 是赞赏小说心理描写之细腻。小说的“自传性” 恰恰在这里形成一个悖论：作为 叙述者的成年的“我”，无法修正作为人物的幼 年的“我”，因为“我”刚生下， 就已经太晚。一旦成为“后”，就无所谓美丑善 恶等等的价值判断问题，万事同 价，诸元合一。后妈冷落我，后奶奶热络我，无 所谓区别。好歹不识，正是“我 ”在整部小说中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努力终归失 败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恰恰不是 “我”所能负责的，罪魁祸首是时间链／情节链 上滞后的位置。
而且，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不由自主 地辩护的那样，负面的价值，借 多元的名义，欣欣然占一切其他价值的上风。“ 我”与所有男人的关系，都被“ 我”自我毁灭的冲动弄糟，全都以失败告终。“ 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是我 找到归宿的唯一希望；而“王”从好高骛远转向 逐流混世。正在“楠”向我求婚 的那一刻，消失四年突然复出的“王”把我迷住 整整一天，“楠”失恋失望，去 了美国，“王”却去拍纯为赚钱的电视片并睡别 的女人。这部很动情的小说，写 到失之交臂留悔终生的爱情，却谨严自持毫不动 情，甚至没有悲剧感。爱情的不 可能，也就是价值的不可能。
当然，写爱情之不可能，已经是几代女作家 积累的看家本领了，可能的爱情 如今只是通俗小说家的专利。但是，在价值预定 分裂的“后”世界，叙述者无法 把美好的东西－－爱情是其中之一－－摧毁给人 看，美好的东西，正是潜意识最 顽强地拒绝的东西。“后”世界中不再有悲剧， “后”世界本来就是悲喜无由。 其他小说可能写了爱之无，这部小说写的是爱之 后。
于是，生命的最后失据，向死亡开通了道路 。小说动人地描写了“我”自幼 起的数次自杀冲动，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中最难 毁灭的东西，自我。直到这种冲 动被一个更痛苦的毁灭所切断：唯一爱“我”的 ，也是“我”唯一爱的人的死亡， 弟弟的自杀，对象的死亡顶替了自我的死亡。
作为小说，当然不一定要这样的处理，作为 “自传性小说”，只能这样替代， 因为“我”必须苟活下来叙述这个一生。叙述在 定义上是事后的，自传的叙述却 不得不在生命成为“后”之前。为了挽救这个悖 论，另一个生命，在绝对价值意 义上（兄弟的亲情意义，自费留学归国者的爱国 意义，作为哲学教师的思想者意 义）比自我更高的生命，不得不以最残忍的方式 毁灭。
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本小说最令人悚然的部分 ，我本人认为写得最好的章节： “我”在火车上邂逅一个陌生女人，“戴着白手 套”，“眼睛很大，看不见里面 的光”，“口腔里好象没有舌头”。这位面目可 怖的命运女神却把我迷住了，差 一点就跟着她走出车站的地下通道，那里灯已经 亮起来。这个女人的嘴曾经在窗 玻璃上碰了一下，“我”发现玻璃上留下的不是 口红痕迹，“玻璃上凹下去很深 的一个印痕，我用手摸了摸，非常光滑”。
显然，命运之神的吻是致命的，一碰就能把 玻璃烧化。“她把嘴唇移近我的 嘴唇，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想说的是，她吻的是 嘴唇，而不是面颊，不是额头”。
叙述者在这里用了一个读来似乎奇怪的解释 性干预，“我想说的是”，以强 调“我”被灼烧掉的不是面貌，不是头脑，而是 “我”的性敏感部位。这样，“ 我”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欲望被死亡的欲望消解 了。
余下的一切就不再具有成传的品格，而只是 一连串的悖论，一系列的持续堕 毁。正当“我”在电台主持“生命与阳光”节目 ，忠告失恋青年振作自强时，弟 弟卧轨自杀；“我”在与“我”鄙视的男人热吻 ，并且在《梁祝》的甜腻曲调中 拥舞一夜之后，打开箱子看到车上女伴的网眼白 手套。
或许死神就是“我”无法找到的母亲？那么 ，“妈妈，我要回家”这听来好 象情绪化的呼号，就是严酷的决断：“死，我要 求毁灭”。
“我”被母亲生出，也就是被小说推出之时 ，就是“我”被母亲抛弃之时， 小说中的“我”的一生，只可能是错位的一生。 叙述者在整部小说中发现一切都 太晚，连自我毁灭都太晚，那么，我们面对的， 只能是一本凄凉地无法摧毁自身 的“后自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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