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恒山⊙未定草

·伍恒山·

未定草

　　我坐在一间像书房又不是书房的单间里，左边是书，右边也是书，四周为书所困绕，不能自由地转侧。隔壁是卧室，妻儿早上床了，我独独留在这个单间里写我的文章，前天感冒了，到今天尚未好好恢复，不知这个感冒是否跟我的睡眠太少有关，反正我的头发疼，思维也很不清楚，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打发我的规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即是我的写作时间。妻子在儿子面前已经宣告过了，已到了爸爸写作的时间，儿子只好放弃心爱的电脑学习和游戏，让位于他的爸爸。不是因为明天他必须早起上幼儿园，我真不忍心让他这么哭哭啼啼地离开，但没有办法，只能让儿子这么做，不然他会明天一早睡到九点或十点才起床，上不了幼儿园，就只有我在家带他度过一天了，这对小孩不利，也挤占了我的上班时间，我的奖金拿不到是小事，却使他的习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将影响他的一辈子，关系十分重大，我只有勒令他离开计算机和键盘。儿子看到哭也不能让我们改变主意，后来便索性不哭了，既然没有指望，于是也不再闹，洗完脚将他放在床上，他便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书。儿子才四岁，可已认识不少字，一般的画画书他一边问一边能读下去。一到这个时节，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妻子于是收拾好该整理的东西，就上床陪儿子睡觉去。这个单间便只剩下我一人，我坐在电脑前，打开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的文档图面，我便愣住了，不知该写点什么东西。既然妻子宣告在先，我便不好不写，不写岂不在欺骗儿子吗？为了这个信用，我就是挤牙膏瓶似的也要从脑袋里挤出一点东西构成一篇文章。平常只要在计算机的屏幕前坐下来，不管怎样总能写出一些东西，即使一些片断，也总有它精彩的成分。但今天却不然，脑袋沉重有如灌了铅锌，一点灵感似的东西都没有，怎样将一篇文章敷衍下去，确实没有什么招数，题目也没有，后来坐着楞楞地想了想，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是不期然而然的，要很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前途或命运都是不可能的，我是过去我的延续，但我已非过去的我，亦非现在的我，更非将来的我，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伴随人的一生，那么人是否一定需要有一个确定的题目呢？恐怕不可能，只有过一天算一天看看，于是我的文章就用未定草做了标题，表示一切均在未定中。

　　未定，这个词正如前面所说的我非今我亦非旧我，有些玄妙，它带有无目的性，是一个表示状态的词，表示思想尚未稳定，或者表明这篇文章的目的上的游移，我用这个不能给它定明确题目的题目，只是表明心中尚无成见，权当它是一个题目以应付将要写的文章而已。但文章确实尚未定，不知将这个开场白怎样延续下去，我沉吟着，既然未定，又怎能拿出？然而世界的纷繁复杂并不非得有一个明确的题目才能维持，任何人都不可能事事有定见在胸才能去做。世界委实太广大，它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存在于所有变动不居的每一时刻中，所有活着的人都得领会这一点：在许多问题上单独的个人大都是居无定见的。比方一个单位的主任或更高一级的主管干部都仪表堂堂，道貌岸然，论仪表他们应当充满主见，论作风他们应当做事果断，殊不知，这个外表只是片面的让人上当的假面，其实他们的头脑里就因为缺乏主见而无所适从，于是只任思想随意作出决定，又因为体制的绝无责任性，所以他们作出的决定可以完全不计后果，也不必负任何责任，因此长期的作风培养了他们的骄矜，骄矜的一贯性更增加他们的盲目，盲目的人胆子比谁都大，有权在手，便可以做出不少极度无知或者有害的事情。这种情况叫做有害的居无定见。这种人的未定草可以使一个工厂倒闭，或者使一个公司垮台。但就他们本身来说却并非前途墨黑，也许仍能官运亨通。考其产生的根源其实来自大环境的居无定见，或者居无正见。这种情况只是一个比方，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普遍。又比如一个学识很少的官僚通过因缘附会，可以摇身一变而为一个学术机关的主管领导，一个并不懂多少学问的领导竟然可以拒行家于门外。这些岂只是一个单位才有的毛病吗？答案当然是：不是，而是当前几乎所有单位的通病，并无任何特殊性。那么我的居无定见总算能找到可以和光同尘的理由，于是文章便堂而皇之地挂上未定的标题，即使所说的内容并无多少价值也算对得起儿子的让位于我。题目定好后，便是文章的内容，想来想去，一般性的没有必要说，那就只能拣具有特殊性的事情来说。

　　这个特殊性的事情可以或大或小，大到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大事，细到自己私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感触，甚至每看到一本书都可以有不少不为人道的感觉存在，例如昨日买到一部久已想得到的书就让我很觉得高兴。这中间仍有特殊性的东西，其经过是这样的：我在书店柜台边留连时正碰上这个书店的经理，手上拿的书有些破损，我想换一本，但书店的服务员说就只剩下这一本了，买回去不甘心，不买恐又失掉这个机会，正在犹豫的当头，这个书店的经理为我解除了难题，可打九折购买，我一想能打折扣就当是一本旧书罢，对于旧书是不必如此计较它的新旧的，因此我就爽快地买下了，并且超出原来的计划，多买了超过一倍多书款的书，而这多买的部分并非偶然到来的兴致而买，却也正是我久已想得到的。因此便特别高兴。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其中似乎有必然的因素，但未定的成分要多一些，也许因为这一本破损的书我便原打算买的书都不再买，正因为有了这个能打折扣的未定的因素，我买下了原打算买的又买下了原不打算买的。这是一个因果链，而因果链中又包含有突如其来的东西，这是我原不曾能料到的，影响却如此重大，使我不能不思考人生中有不少这样的偶然，这些偶然是否是真的偶然呢？比方这回我侥幸碰上这个店的经理，如果不能碰上又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并不能回答。

　　我买来的这几部书是：《历代职官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历代职官表》，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一版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二次印刷，印数从２２０１到４２００，这个第二次印刷总印数只有２０００册，定价４７．５０元，印张５５．３７５，大３２开，精装，按照现在的价格这个价格并不贵，合到一个印张８角钱左右；此书我很早就想买，但嫌价钱太贵，一直没有买。另一本是《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为美国人希尔斯曼著，作者情况我并不知道多少，但此书早在去年七八月份我就在这个书店见到，当时书脊已经残破，封皮亦有污痕，并多处摺皱，我曾提出要求，希望给我换一本，但未能如愿，他们说只剩这一本，我犹豫了一番，终于没有买，我指望过一段时间又会有新书上架，但等了几个月，非但见不到新的《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摆上书店书架，同时原来那本旧的也不见了，惆怅之余，又觉有些后悔；又过了几个月，终于又在同一处书架上见到了此书的尊容，既然新雨不来，旧雨亦聊足以自慰，因此便毫不犹豫地拿到手中。为了能打九折购书，我买下了这两部书，而《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基于同一理由，一个小小的便宜，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下。《中国哲学史新编》，凡六册，冯友兰著，１９９５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售价１２０余元，此书我一直向往，但价钱太贵，便一直犹豫；虽然为大３２开，纸面精装，可在同期价格中是很高的，合到一个印张将近２元钱，而普通一个印张只合到１．２０元左右。（如第一册，８．１２５个印张，定价１７．４０元）这个价格一般读者难以承受，但需要的总会要买，只是大多数人在买之前会稍微打一个折扣，考虑一下这个价格的合理性罢了。三部书共１８０余元，打九折是１６７元多，虽然三部书只便宜了１８元钱，但心里舒坦，远较平空捡来１８元钱来得心满意足。回家见到儿子躺在地上哭，于是不愠不火，放下书包，抱起儿子，直到将儿子哄得不哭了，才来翻看这新买的书。得胜归来，高兴之情自然难以言宣。从这个买书的特殊例子我总结出一个购物的经验，即在经济情况不甚宽裕时，极容易堕入优惠售物的陷坑。当然，我这个买书不能算陷坑，但购物的心理是一样的，决不会在一本书的便宜上才会看得出贪图便宜的无处不在，推而广之，所有贪图便宜的心理均会导致购物的盲目。这是题外话，也是从这个特殊性的例子中发现的一个小小的属于哲学范围的原理。

　　买到这些书之后，晚上才真正静下心好好地看。这一看就看到十一点半钟，四个多小时。《历代职官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不论，《中国哲学史新编》就让我看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这里有日记可证。

１９９７年２月５日：夜，翻读《中国哲学史新编》，于第六册关于王国维一章者后之附记，感触尤深，此大学问家之异于他人者，不独于历史能缕析言之，而心与之相印证，以造乎古圣先贤之境为难得，《庄子》所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余于冯友兰所造之境亦云然。王国维《人间词话》，虽不无深致，然亦未为“ 不隔”（套用王国维的话），即如分所谓 “三种境界”，此中断不无勉强之处，不无有道不着之处，而自王氏而后者震乎王之大学问之名，从不敢致其疑，道其非，实不学无特立独见之所致也。诸学问均有此流弊，尤于文化浅薄之时代为更趋极致。余之书籍堆积如山，平日患其多，到用时则患其少，正应着“书到用时方恨少” 一句，但从不吝惜金钱买书一着，总有能时常翻阅之下增长见闻、启发心智之效，郁达夫生平卖文买书，余亦有同致。妻与子均在梦中，清夜独思，秉笔而书，觉这个世界独与我关切，而有伟大之感觉蕴积心中，然白日一来，处众人中，又不免有 “同愚”之叹。

　　以上为一己之见，但均源自于独自真实的感觉，所以即使随时间流驶独自又会修正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但绝不敢对当下所感觉得的东西妄自菲薄，因为这个偏差只是时间与阅历加上学问的偏差，一颗心却是真诚的。这就是所谓一己的特殊性在人生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凡是用真诚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总会有它存在的价值，王国维如此，冯友兰如此，我亦如此。这也是我此回买书所得的收获。

　　大社会中的特殊性总是由众多小的特殊性所溶合而成。即如此回的买书，所得到的岂只是一个贪图小便宜的警诫，可以推广开去，从图书定价上仍可以得出较为深刻的看法。图书的定价，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和随意性。国家的指导价格带有普遍性意义，各出版社在每一本书的定价上又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一本书通常是按它的印数、成本以及其他的因素来决定，但也不能排除某一个出版社的随意作出的决断，这个决断多半是由于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而形成。但直接的后果是：或许这个随意作出的决断就会带动新的一轮共同性普遍性的实现即书价的增长。这里举一个例子，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出版印刷的《爱默生集》，大３２开，精装，上册印张２６．３７５，定价３８元；下册印张２０．８７５，定价３８元，印刷时间相同，纸张也相同，定价的标准则不一样，上册以每个印张１．４０元的价格定价，下册以１．８０元多的价格定价，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定价的随意性。姑且不谈１９９３年时的价格大大低于这个标准，就是这一部书上下册各自定价的情况足已使人误解，一套书上下册各有标价，总计７６元，而上下册各为３８元，对读者来说，他会理所当然以为两册书总价即是３８元，因为上册定价的标准与下册定价的标准不一样，而国家出版社从未有过如此的定价，而且也不合乎国家出版社的规范，那么这只能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两册共为３８元，然而事实是３８元只能买到其中的一册。这个意图使人产生误解的定价确实给读者带来了错误的解读，就连经销此书的书店营业员都对这个定价不敢径直认定合共７６元，我的一位朋友就曾以３８元的价格从书店买到两册一套的《爱默生集》，因此可以看出三联书店的这个举措确实起到了不良的效果，它至少使书店的营业额损失了３８元。从书价的实际价格来看，这部书的定价可以断定在当时大大超过国家的规定标准。当时国家的指导价格标准定在每个印张０．８０元左右，而《爱默生集》的定价是１．４０元到１．８０元，比国家标准高一倍甚至一倍以上。这个定价的合理与否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可以置而不论，但这个行为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可以带来极不利的效果和影响，第一它可以带动定价的普遍增长，第二它可以搅乱图书的价格市场，第三它可以破坏出版社的声誉，第四可以让读者从中受到损害。图书价格浮动的随意性产生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形成了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乃至１９９６年中国图书价格的普遍增长，而且即使随着国际纸张市场价格的低落仍无法将这个已经增长的定价降低到它的合理位置。事实上并不能说《爱默生集》引发了书价的往上增长，但它肯定助长了书价的增长，或者可以说它在书价增长的这种趋势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这个特殊例子反映了大社会的特殊性是由众多的小元素的特殊性所组成。古人有慎独的训言，说的是人在独处时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不得使它们脱离行为的规范，只有如此，才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君子。对于出版社来说难道就不应该做到注意它的行为规范吗？这就是我对出版业寄予的一点希望，也是买书所得的收获之一。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尚未有题目其实不能算我的过错，因为社会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是无法有什么题目的，只有以一个全新的系统安置这个社会，才能对社会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作出真正的价值判断，然而现在没有这样现成的系统。从市场经济来说，市场经济以市场调节物价的增减，国家指导价格只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它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于市场经济它毫无疑问会作为一个障碍存在。因此对出版社提高书价的行为，我并无个人的好恶，自有市场来对它们作出评判。好与坏不是我要谈的题目。但我可以将自己真实的感想写出来，以提供社会，希望能对社会有些帮助，这或许就是拉拉杂杂写作这篇文章的本意，也是我对儿子让位于我的一种回报吧。这样说来未定又非未定了，其实未定中仍有定的因素，并非所有事情都只能以未定来做它的借口，大多数情况下确定性乃是能决定事物产生、发展、向更高级方向迈进的最重要因素。这里涉及到辩证法，但我不准备对辩证法加以申说，于是只好暂且打住。而未定做一个文章的标题，仍有它的灵活和便利，就照原来形式，不作改动。我的感冒似乎也好了一些，但头疼的情况依旧，通过写作是无法得到根除的，只有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才能恢复到充满生气的原初，毋庸讳言，人在与自然相抗衡的过程中人永远是失败者，同理，单独的个人在与社会相抗衡的过程中个人永远是无助的失败者。

（１９９６．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