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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1 □ 马兰
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九九九年新年第一期的《橄榄树》。
作为编者,每一期的《橄榄树》都让我对在这个纷乱的尘世中所有坚持写作的朋友充满敬意。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身不由已! 面对今天,来势凶猛的大众传媒:电影、电视(VCD,DVD),以铺天盖地之势左右着我们的视觉,我们会不会一个月不看电影,我们可不可能三天不看电视?而网络的起兴,使我们的生活内容和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时不时离开具体的人生,游戏在这个虚拟的空间。而结集在橄榄树下的这批写作者,使我们能够在看电视的时间之余,一个月读到一些诗,小说,散文。阅读的喜愉也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死亡了吗?与其说文学的功能退化,不如声称文学回归了她的本位。在已经被娱乐化了的当代社会,指望纯文学“洛阳纸贵”似乎是个传奇的美梦了。而靠文学“改造国民性”之类“文以载道”的传统,更是精神胜利的符号。谁是谁的精神贵族呢? 世纪末的知识份子理所当然担负起了大总结的责任。一百年来美国最佳的一百部电影出笼,一九四一年的《公民凯恩》勇夺桂冠。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尤利西斯》名列榜首。看来十九世纪是经典的世纪。 而畅销书不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美国亦或一国二制的香港,却有共同的指向--生活/实用指南类(怎么在阳台上养鸡、怎么使胸脯变大、为什么吃醋有利无害、醋蛋治百病),心里咨询类(男人是火星人、性格决定命运、女人恋父、男人恋母),传记(我有话忍不住了,我不说出来就非死不可)等等外揭秘性质的作品,世纪末大揭发,揭发某明星某政要缺德缺智行为的报告文学之类的写实主义成品一定永远有卖点,永远是热之门。我们是多么好奇!我们有一颗好奇的心。这是人类的通病,是人类内分泌功能紊乱的标志,人类的弱视症与日俱增,无休无止。 但时尚变化得很快,天气也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我所居住的美国东部的纽黑纹城到现在还是象早春的温度,往年漫天飞雪的冬景是没有眼福观赏了,但不知明年是否仍然如故。 不管怎么说,我们将步入新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在此向每一位《橄榄树》的作者、读者,恭贺新禧! ■ □ 祥子 在一九九八年的岁末,读到钱钟书先生过世的消息。一个人能得以尽享天年,在生前即身受众人敬仰,是很难得的福气。但我还是有莫名的哀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些悲愤。我努力地想回忆出一些钱钟书先生对我的写作或者过日子的影响,但就是《围城》,我也已不能记得什么。 脑子里有些印象的,多是些外国人的著述,虽然其中不少作者的名字我已忘记。我坚决拒绝承认:他们每一个人的学问和才华都超出了钱钟书先生,但事实是:我们的上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人的上一代人,或者为了理想,或者为了奸淫民女,或者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带大我们,摧毁了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头脑和灵魂。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有多少是软弱、可怜、麻木,甚或卑鄙无耻的有知识的匪徒和无知识的偷生者? 我们的子女又会怎么看我们?当他们无情地批判我们的时候(这是无疑的),我们是否有反驳的理由?可以盯着孩子们的眼睛说:我们不是你说的这样!?也许,我们的谋生是如此的艰难,已顾不上明天的事;也许,我们的力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已无权对将来的日子发言。 或者也许,我们只是在各种价值系统崩溃的同时方便地放弃了责任,四处不间断地寻求最基本的刺激--这些仅剩的“我还活着,我还活得有点意思”的证明。但事实是:如果我们死了,谁也不缺什么!那么,如果一个人拒绝了这可有可无的生存方式,我们又怎么能惋惜他没有和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呢? 为做【本期作者】的事和阿钟先生通信,他来函说,月前在北京跌断了腿,过年要到广洲去,也许能有事做……。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不甘心。广洲的好人们,请关照我们的作者。 二十一世纪,还有两年才会来。Y2K,也还有十二个月。我们已急不可待地要跑进去。一百个这个、一百个那个“世纪之最”,变着花样卖东西,也变着花样卖人。这是个失去了耐心的年头(迪伦:谁不是忙着出生,就是忙着找死)。据说 ,到下世纪末,平均寿命将延长到二百岁。而在更高一级的文明中,据一位学者的预言,凡人也可以永生。但愿那不是一种永远的火烧眉毛的日子。无论如何,你总不能说:但丁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幸福。还有人不甘心,就还有希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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