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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癒是民族的癒是世界的”，《刮痧》的噱頭就是“民族性”。但它與《紅高粱》《黃土地》《大紅燈籠高高掛》不同：後者著力把黃皮膚揭開給人看，不是不炫耀的：紅肚兜兒白羊肚手巾、砍倒一圈子高粱野合、秦腔、腰鼓、深宅大院、鴉片煙、魚肚白裡一抹子艷紅的夕陽……顏色總是熱騰騰的，地氣總是熱騰騰的，白臉長眉婦人腹部也是熱騰騰的。林林總總，說是尋根，傍著“野性”的孿生兄弟“愚昧”卻讓人一口氣提不上來，說起話來不能如秦腔底氣十足。《刮痧》的“民族性”又與李小龍、《臥虎藏龍》不同，後者把個中國功夫渲染得厲害無比，是神秘莫測揚眉吐氣的典型。可不與現代性掛鉤，好好壞壞，終究是霧裡看花、隔岸觀火，因事不關己、便只能高高掛起。
《喜宴》《甜蜜蜜》《刮痧》，也與“民族性”有關，卻不在表現力量與道義，也不在突出愚昧與野性。它們關注的是“當民族走向世界時”。俗語說“不是猛龍不過江”，這些拋棄母體的人們，因一份渴望顯出與眾不同的勇氣，又因急於擺脫過去，多年價值觀卻絆手絆腳，因而生存於夾縫，這是主人公們遭遇因境的根源。
《刮痧》取材於一則真實的報導：一對中國夫婦因把孩子單獨留在家而導致孩子受傷，送院治療時醫生發現孩子背部有傷痕，因不能接受“刮痧”的解釋，將孩子父母以虐待兒童罪訴諸法律。
電影即以此生發，通過人物遭遇困境的反應，挖掘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相容與難妥協的特性。
三位主要演員：扮演父親的樑家輝，扮演母親的蔣雯麗、扮演爺爺的朱旭，表演都很出彩。鏡頭運用非常大膽，大部分採用近距離鏡頭，屏幕上只擠得下清清楚楚的一張臉，燈光打得透亮，觀眾甚至能看清皮膚顆粒狀的細胞紋理，而面部肌肉，哪怕只有一絲顫動，也纖毫畢現。這種鏡頭極考演員功底，靠化妝靠作態靠剪輯都拿不下分數。《刮痧》這部戲朴素大方的氣質，大半倒可以歸功於演員與鏡頭運用。
相比較，劇本就落了下乘。《刮痧》最後是大團圓結局：父親的上司兼好友（白人）到唐人街刮痧求証，然後找兒童福利署官員，找法官，取消了控罪；與之同時，父親答應兒子聖誕節回家，被門衛拒絕後，順水管爬上九樓，樓下眾多人等昂頭觀望。在父親即將掉下的時候，他的好友及時趕到，握住他的手，把他拉進窗戶，樓下諸人大力鼓掌。這段情節運用了並行蒙太奇鏡頭，配以煽情音樂，渲染緊張氣氛，催人淚下，可過於造作，比不上先前的從容淡定。
團圓劇常用套路便是無可設法之時，一有力量的人出現力挽狂瀾：《浮士德》，魔鬼即將取走浮士德靈魂時，上帝出現了；《竇娥冤》，恰好竇父辦案得以伸冤；莎士比亞劇裡也常有出來主持公道的國王或大公。在《刮痧》裡，這個有力量人物是父親的白人上司。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他不是白人，結果如何？如果他不奔走求証，結果如何？如果福利署官員與法官不聽解釋，結果如何？這種團圓與公正帶有僥幸色彩，更是“偶然”而非“必然”，因而《刮痧》遠不如《甜蜜蜜》動人。
為推動情節發展，編劇也有意回避一些事實。一是爺爺回北京後買關於刮痧的書寄給兒子，為何之前沒人想到？二是白人上司懂得到唐人街求証，那父親領一位唐人藥師在聽証會上演示一番不就真相大白了，至不濟也可找些資料吧？三是父親爬水管爬得驚險無比，警員們則在下面繞起手看大戲，為何不舖設防護措施？觀眾能提出這麼多質疑，可見電影的劇本好得很有限了。
我媽常說：“做戲的人痴，看戲的人傻。”要在這部電影裡看出微言大義來也不是難事，何必勞神苦思分析個沒完？我想飲食男女，誰也保不準不遇個意外，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電影只是集中體現一個過程，戲外如何做，功夫還是在個人。開闊得眼界的，是自己夠透徹，糾纏於其間的，卻未免也落了下乘。一笑。
針兒 20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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