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常識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讀後感

針兒

【道德理想的不得已：道德理想依靠意識形態才能生存】

　　老早想寫這樣一篇文字了，也知道遲早要為之付出代價。如果能夠直面慘淡的人生，僅僅一次，也不可能再回頭。逃避是愉快而安全的，誰都可以冷眼旁觀，尋找別人邏輯裡的漏洞。我做這樣的人夠久了，只在等待一個契機，能承認自己所藏的碉堡不過是虛空，所珍愛的不過是過眼煙雲，自己在歷史上永遠只可能是中間物，這該要怎樣慘痛的心才能同意？

　　以前閱讀孔子，為的想知道我們走到對理想欲求卻求不得的這一步，歷史根源究竟在哪裡。然後我知道一切的不得已。孔子原來這樣地熱情，這樣疲於奔命地想建設一個道德理想國。但“道德理想”看不見又摸不著，“仁義”靠什麼來辨識呢？沒有辦法，“禮教”必然被建立起來，以外在的形式代表價值取向，用以辨識高尚、卑鄙。

　　除了借助外殼，道德理想還要靠意識形態的建立才可能生存。自漢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令儒家思想中光輝的“仁義”理論得以生存。道德理想確實本來就是附在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了清末國家已這般懦弱，強敵又這般覬覦，更是在意識形態的危機中而不是“仁義”本身的錯誤，這座日漸昏暗的道德理想廟堂，終於是不堪風雨了，這樣才有“五四”時期對舊文化的否定。

【追溯權責的不可能：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五四精英的代表人物魯迅，自稱從舊陣營來，反手一擊，更易置敵死命。於是他寫《狂人日記》，吃人，被吃；寫《祝福》，鞭炮聲中祥林嫂死去，死前惶惑靈魂的有無；寫《阿Q正傳》，一個笑料似的人，是如何被層層剝奪權利而不自知；寫《孤獨者》，魏連以極端來報復，折磨的只是自己。然而又正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藥與酒之關系》裡講到的，魏晉人物正因為看重道德，才採取這樣蔑視道德的態度，以和假道德（形式的道德）區別。這似乎可以為魯迅作一注腳，他正是從舊陣營來，深受仁義熏陶，在理想破落以後才採用絕望的筆觸來戰鬥，而他戰鬥的對象豈非一直是“無物之陣”嗎？沒有誰可以為這種愚弄負責。

　　要說得形象，得引用一個故事：

　　有一個比喻，說街上有一酗酒肇事的司機，被一個深刻的警察抓住，他不去抓這個司機本身，卻聽信辯護律師的深刻辯解，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釀酒的廠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個發明釀酒的人。

　　我想這是魯迅所感覺虛空的吧，他與封建制度作鬥爭，揭露，批判，然而他知道沒有具體的誰可以為國民的劣根性負責。我們可以推翻一種制度，但無法推翻國民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魯迅指出國民的愚昧、麻木，但他只能“引起療救的注意”， ，只能指出現象，不能追根溯源----沒有誰可以為國民性負責，難道能像那個“深刻的警察”一樣，直找到孔子頭上嗎？這種虛空的結果使魯迅不斷思考，又不斷懷疑與否定。因而《野草》是這樣慘痛----前面有野百合野薔薇，前面也有墳----魯迅只能選擇不停往前走，這要多少的勇氣，當他明明白白自己是走在“無物之陣”裡？

　　想了解文革，得朋友推薦了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翻翻書，在分析法國大革命，談盧梭與羅伯斯庇爾，不覺有點驚訝。細看之下，發現法國大革命與中國革命何其相似！羅伯斯庇爾政權革命成功，把盧梭想建立的道德理想國付諸實現，於是，劇院被廢止，婦女被要求留在家中養育孩子，人人追求道德的淨化，只能閱讀被要求的書籍……陷入狂熱的迷亂當中。並沒有三年自然災害，並沒有蘇修壓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環境比中國要寬鬆得多，然而羅伯斯庇爾的堅持卻終告失敗。

　　為什麼？

　　你不能用簡單的定義解釋過去、現在與未來，不能用簡單的標準規范這個社會，不能要求人們必須具有純淨的理想。

　　這是我唯一能思考出來的答案。

【下限：是常識而不是理想】

　　更重要的應該是常識而不是理想。

　　在一個肉麻的高蹈的社會，往往從常識起步的人被看成懦弱者，或者落伍而可笑。然而，在當代文人裡，情感上我傾向於張承志、海子，能感受他們踏上夸父追日之旅時的孤獨與絕望，而理智上卻更激賞王小波：是他把常識引進了文學視界。同樣血與死亡的文字，張承志寫《北方的河》，是孤獨渡河的英雄的決心；海子寫麥子、村莊與四姑娘，是渴望從大地汲取力量；而王小波，卻只是告訴我們殘酷而可笑的歷史，有幫助醫生舞弄自己腸子找闌尾的人，而絕望跳樓的人，有他的兒女們點著蠟燭守候父親的腦漿。這些文字令我驚懼，歷久常新，以致我無法忍受再看第二遍。王小波的魅力在哪裡？最重要的，是指出有不少人已習慣於提倡別人做傷害自由、傷害生命的“偉大”的事，而這些事聚積起來，往往演變成一種集體的狂熱。

　　他講得很通俗，說有人愛吃糞──就像古代有“嗜痂成癖”的人一樣──這是個人的自由，但如果覺得糞很好吃，便提倡人人都吃，那就是違反常識。他把某一件“偶然”的事夸大了，然而聯系到社會現象，我們又發現在另一類事件上這原來是“普遍存在”，也發現“理想”這一詞原來只能對個人修身養性而言，如果涉及到大范圍的呼吁，便已妨礙了“自由”的性質。

　　或許只有人們都了解常識以後，王小波的文字才會消失吧。但我怕在這之前已然消失，遺忘總是來得這麼快，而人們殘忍的時候可以有多殘忍，特別是在約定俗成的認為正確的道德理想當中。

　　2001年12月有一期《實話實說》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薛先生為保護自己的權益與小偷扭打，小偷採用自殘手段意欲逃脫，薛先生把他送去醫院，花了幾千塊錢，並且，薛先生的做法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比如不能得到“見義勇為辦公室”的承認）。相比較節目中的另外兩位勇鬥歹徒的英雄，我覺得薛先生是一個更獨特的個案。生而為人，所有生命都彌足珍貴，這是常識。然而小偷的生命呢？可怕的是：當我們把一個人視為對立陣營的一員時，約定俗成地，我們就可以不再愛惜他的生命。更可怕的是：這似乎已成為社會的共識。
　　盡管理想有很美妙的光環，我們還是應該時時警惕它會走得多遠。盡管常識似乎不值一提，我們還是應該以更誠實的態度來接近它吧。

　　　　　　　　　　　　　　　　　針，200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