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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寫作
如果說1999年的盤峰論爭敲響了學院派和知識分子寫作的喪鐘的話，那麼緊接著從2000年開始的網絡詩歌的繁榮真正把它們送入了墳墓。在網絡上，口語詩歌的生命力、生殖力和貼近肉體現場的能力使故作典雅的知識分子詩歌徹底暴露出蒼白的底色，與口語寫作的天才輩出，詩如泉湧（這正是網絡的激活所帶來的）相比，學院派詩人的“三年吟一句”而且還不知“捻斷”了多少須，更是完全體現出其“創造力”的低下。在紙媒時代，知識分子詩人賴以遮羞的一切，比如評論家的吹捧、官方刊物的發表、重復出版的虛假繁榮、北大背景、自我文化包裝的學術文章等等，在網絡面前統統失效，網絡需要看到的是有效的文本，需要看到的是真刀真槍的比拼，只要貼一貼，就知有沒有。在“網絡”的試金石面前，知識分子詩人們孱弱的創造力使他們的自我粉飾顯得格外可笑和不合時宜。我認為，這其實正是時代的選擇。
口語和口水
有人問道“有一種叫做口語的詩歌嗎？”我回答他：沒有。因為構成詩歌的語言只能是口語，它的唯一的，而不是一種。
在網絡上，舖天蓋地的口語景象令人恍若回到80年代，學院派和知識分子的詩人們已經被擠到一個狹小逼仄的空間。他們除了到西方文化市場上去乞求寵幸外，已經別無出路。
在當代詩歌寫作中，從來就沒有一個書面語寫作和口語寫作的區別，如果說有的話，也只是殖民化的西方翻譯語體和生長在本民族自身生活場景和身體范圍內的口語之間的區別。
語言（當然是口語），作為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主要標志，在這樣一個一切都將被全球化，被控制，被壟斷，被復制的時代，只有在日常行為和文學寫作中才能得以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尊嚴。用口語寫作，意味著我們使用的是與我們的生活契合，與我們的身體姿態相符的語言。只有口語，才能使詩歌保持與我們的生命形態相一致的觸覺、嗅覺、聲音、味道；只有口語，才能使詩歌與身體保持和諧的共生的關系；只有口語，才能使源自身體的個人氣質與性情也同樣成為詩歌的氣質與性情，你才敢說，你寫的是具備個人品質的獨立的詩歌，你才敢說，你是一個詩人，你是這個世界的核心。
而與此相反，所謂的書面語則一直是用做統治、改造和階級鬥爭工具的語言，在當下的詩歌寫作中，更是成為強勢的西方文化的新殖民工具，那些學院和書齋裡的“詩人”們，正是在用這種毫無人性和世俗情感的語言精心營造著毫無個人氣質可言的所謂“典范詩歌”。最近的跡象顯示，他們中的部分“詩人”，為了証明自己也會使用口語，開始悄悄地寫一些口語詩，殊不知，口語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乃是一把雙刃劍，它天生附著在真正的詩人身上，而又天生地排斥那些“偽詩人”，像西渡、孫文波、王家新之類，竟能把口語詩寫得如他們的翻譯語體般毫無血色，毫無智慧、毫無品質，也真是一種能力了。
在網上，一些詩人聲稱要反對“口水”詩，我不知道什麼叫“口水”詩，因為語言和口水一樣，都天然是身體的一部分，在口語的詩歌當中，拌雜些唾沫星子，也不失為更接近常態的一種身體潤滑。我只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也寫詩的人是天然沒有使用口語的能力的，如果他們把口語全部變成了唾沫星子，那與口語無損，只與他們自己的能力有關。
文化和反文化
“詩歌是一種反文化”，這一點，在日益繁榮的網絡詩壇，尤其是在“詩江湖”、“唐”、“橡皮”、“不解”等重要的詩歌網站，幾乎已經成為寫作者們的一種常識，而不是姿態和目的。強調身體的寫作者、強調語言的寫作者、強調日常生活的寫作者也正是在這三個向度上保持著與“文化”的對決，他們強調的是“創造”，是“發現”，是個人身體的尊嚴，是語言的純粹與變化，是日常生活的悲劇本質，而不是依靠傳統的文化強勢和傳統的詩意氛圍來感動、教化或與意識形態對抗。
但在這種泥沙俱下的“反文化”形態中，在“詩人”和“文盲”出現在共同的網絡平台上之時，我們又必須強調起“文化”的重要性來，這與上文所說的“反文化”並不沖突，這裡所說的文化更多的是指一種“文化能力”──一種作為能力的，理解世界的能力和認識世界的能力的文化。在我看來，優秀的詩人必須是能夠給這個時代的詩歌增添一種獨特的個人品質的詩人，而偉大的詩人則更是要在此基礎上具備對“世界”深刻認識的詩人，簡而言之，就是有自己完整的、獨立的而又先進的“世界觀”的詩人。而這種個人品質、這種對世界的認識正是建立在“文化能力”的基礎之上。
更多的詩歌寫作者，包括那些言必提“文化”的家伙，則根本不具備這一起碼的能力，他們其實只是一群“新文盲”而已。現在的局面正是如此滑稽，一群“文盲”以為自己也在“反文化”，另一群“文盲”則在裝出一副誓死捍衛文化尊嚴的姿態。我想在這裡澄清的，正是“文盲”和“詩人”的區別，以及“文化”和“反文化”的關系。
下半身
網絡的快速傳播成全了“下半身”這一詩歌群體，也可以說，“下半身”應運而生地出現在這一時期，它甚至沒有給網絡詩歌留下一點形成真空的時間。“下半身”是一種品質，是“下”的品質和“身”的品質。所謂“下”，指的是“向下”、“形而下”，朵漁說“一切使重力向下”，我說“詩歌在下面”；所謂“身”，指的是“身體”、“肉體”、“肉體”的“我”。“從肉體開始到肉體結束”，或者說“詩歌就是‘我’”。
“下半身”這一命名使其注定會站在風暴的中心，成為憤怒口水的靶子，成為媒體話語誤讀的首選。最近出版的《新周刊》雜志的封面專題即為“下半身批判”，而詩歌中的“下半身”也被該刊物列入了他們撰寫的“下半身簡史”。在社會傳媒話語的強勢誤讀面前，“下半身”在詩歌寫作中的嚴肅性被完全消解，與此相比，網絡上從未消停的憤怒攻擊反而顯得親切得多，畢竟，憤怒來源於被傷害，來源於美學的刺激。而傳媒的“列入”，則意味著即使是刺，也可以被當作柿子撿入隨時準備好的竹筐中。
有和無
在一段時間當中，一大批在網上開始他們詩歌道路的年輕寫作者都受到了兩種詩潮的深刻影響，他們也是這兩種詩潮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最深刻的懷疑者，他們支持，是因為他們年輕，他們能夠接受也渴望接受更為先鋒和更為生機勃勃的詩潮，他們懷疑，也是因為他們年輕，他們有著懷疑的本能。這兩種詩潮正是“下半身”寫作和“非非主義”（或者用更新的名詞，就是“廢話”主義）。
一個是新世紀引發最大爭議的詩歌主張，一個是在80年代就已經出現並且是當時最為迷人的詩歌理論，“下半身”和“非非”在網絡平台上的此番遭遇顯得饒有趣味。我認為，這是當下詩歌寫作中值得重視的一個詩歌現象。
曾經有一個網絡詩人如此總結道──“下半身”是一種“有”，而“非非”是一種“無”。我覺得他的總結一語中的。“下半身”與“非非”，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下詩歌寫作的兩極──“身體”的“有”和“語言”的“無”，“在場”的“有”和“出神”的“無”，“存在”的“有”和“取消”的“無”，強調“有我之境”的“有”和強調“無我之境”的“無”。
我曾經和“非非”的代表詩人楊黎有過一次深刻的對談，楊黎說“詩是無用的”，而我說“水至清則無魚”。
無論是“下半身”還是“非非”，在帶給年輕的寫作者營養的同時，也毫無疑問地起到了同樣惡劣的負面作用，因“下半身”而帶來的“荷爾蒙寫作”式的肉體暴力狂歡和“好勇鬥狠”的寫作風氣就是例証。而“非非”在迷人外衣下的純詩寫作傾向也許會導致另一種“烏托邦”，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我認為任何“烏托邦”都是虛假的，不誠實的。而一大批平庸的寫作者更是用“非非”和“廢話”作為擋箭牌，簡單地復制著一批又一批沒有破綻也沒有生氣的所謂“詩歌”，他們還自以為掌握了詩歌的秘密。
速度（快和慢）
網絡上的詩歌寫作呈現出一種“加速度”的態勢，這種“加速度”體現在三個方面，成長的速度、寫作的速度和詩歌語言的內在速度。一批在2000年和2001年才開始來到詩江湖、橡皮、不解等網站的年輕寫作者在寫作時間很短的情況下就寫出了很多不錯的作品，這在以往的手寫時期是很難想象的，溝通和反饋的快速，營養的迅速汲取使他們加速度地成長，另一方面，他們又在這樣的狂歡氛圍中以驚人的速度寫出了數量驚人的詩歌。我能馬上想到就有巫女琴絲、中指、惡鳥、花槍、晶晶、木樺、張肆、牛慧祥、鮑棟、新鮮虫子、大高、歐亞、春樹、土豆、籬笆、子彈、水晶珠鏈、辛欣、李傻傻等一長串的名字。這種成長的速度固然可以說是網絡對於詩歌的貢獻，但同時也埋下了深刻的隱患。我注意到，這批詩人在寫作到一定程度之後，幾乎都出現了後繼乏力的現象，無法突破和越寫越單調的狀況深深地困擾著他們。這已經不僅僅是正常的“成長的煩惱”了，而是加速度寫作所帶來的惡果正在呈現，簡單地說，就是“太快”和“缺鈣”。
如果這批詩人能夠耐心地去閱讀這樣一些不上網的前輩詩人如於堅、柏樺、孟浪、李亞偉、呂德安、王寅、賈薇等留下的優秀作品的話，他們會發現，自己缺了“文化”的鈣，缺了個人氣質的“鈣”，同時，他們更應該發現，在很多前輩詩人那裡──詩歌的內在語言速度不是快的，而是慢的。即便是一些經常上網的資深詩人，比如徐江、巖鷹、朵漁，他們的詩歌中都體現出一種忍耐力極強的“慢”來。所以，對於很多網絡上的詩歌寫作者來說，需要學會讓自己“慢”下來，讓自己更有忍耐力。手寫時期的詩人們大都有過在黑暗中獨自寫作的孤獨時期，而網絡詩人則沒有這筆黑暗中獨自摸索的財富，這對他們來說，是極為危險的。
尹麗川
我認為尹麗川是網絡詩歌時期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在詩江湖上，其詩歌的點擊率和跟貼數令其他詩人望層莫及。“尹麗川”這個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明亮的詩歌天才和全新的女性詩歌意識。其詩歌寫作上的輕鬆、率性而又鋒芒畢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網絡詩歌的方向，而其開放的女性意識使其與翟永明、賈薇一樣，成為不同時期女性詩歌的標志。與尹麗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活躍在“詩江湖”上的女詩人“巫昂”，同為“下半身”詩歌群體的代表人物，同樣濃厚的女性意識，巫昂卻和尹麗川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尹麗川是向外的、輻射的、明亮的甚至是呼喊的，而巫昂卻是向內的、收緊的、陰暗的甚至是自言自語的，巫昂說：我是肥大的，也是易碎的。巫昂對潛藏在女性身體中的悲劇和黑暗有著深刻的挖掘，她代表了這個時代女性詩歌的另外一極。
論爭和“搞”
從2000年到現在，發生在網絡上的大大小小的論爭一直不絕於耳，大規模的論戰就發生了好幾起，詩江湖、唐和橡皮等網站一度成為硝煙彌漫的戰場。網絡上的論戰導致朋友反目、同志成仇的事例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無論是牽涉極多的“沈韓之爭”，還是發生在於堅、韓東、楊黎、何小竹等老朋友之間的唇槍舌劍，無論是徐江與韓東、楊黎，還是我與伊沙，無一不是從一觸即發開始，到反目成仇、互相傷害結束。這樣的論爭頻繁發生，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詩人好鬥，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性情，另一方面也是由網絡上過於迅速和直接的反應所致。
伊沙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描繪了這幾次論戰，令他感到失望的是，這幾次論戰，沒有一次真正涉及到詩歌寫作的內部問題。在寫到發生在我和他之間的那段“論戰”時，他用了一個“搞”字，在他看來，我在“搞”完韓東後，早就準備呀“搞”他伊沙了，後來終於抓著一次不是機會的機會“搞”了他，而他理所當然地出來應戰，於是便產生了那場“論戰”。
正如伊沙所說，這幾場論戰沒有一次真正涉及到詩歌寫作的內部問題，那麼，這是不是就說明了這些論戰就是互相“搞”來“搞”去呢？是韓東要搞沈浩波，還是沈浩波要搞韓東？是於堅要搞韓東，還是韓東要搞於堅？是沈浩波要搞伊沙，還是伊沙要搞沈浩波？事情是被“搞”復雜了，還是“搞”簡單了？
我以為，是被“搞”復雜了，因為這幾場論戰從動機上來說更本沒有上升到“搞”的高度。韓東在《作家》上撰文罵我，是因為我在衡山詩會上否定了他近年來的詩歌創作，我在網上叫罵韓東，是因為他在《作家》上罵了我；於堅發帖子給伊沙譏諷韓東，是因為韓東寫文章譏諷了他，韓東寫文章譏諷於堅是因為他看不慣於堅給王強的詩歌寫文章讚美；韓東罵徐江是因為徐江發貼給楊黎時言語中有戲弄之意，徐江那麼做則是因為心有積怨而又一時興起；同樣的道理，我發貼批評伊沙的一段表態以及一些做法，純粹是因為對他當時的一些言論很有意見！網絡的即時效應總是會使個性強烈的詩人們以最快的速度對其他人的言行作出反應，然後被指責或被罵的詩人又會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對方要搞我”的判斷，然後論爭就不可避免了。說到底，所有這些，都是除了體現性情外別無他用的無聊的“意氣之爭”。
一個詩人如果想“搞”另一個“詩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搞”他的詩，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可“搞”的呢？你又能“搞”什麼呢？你又怎麼會認為別人是在“搞”你呢？會有人一方面肯定你的詩歌而另一方面又要“搞”你嗎？
說這麼多，僅僅是為了回答一下伊沙關於“搞”的說法。至於論爭本身，其實不提也罷，而友誼的脆弱和起碼的信任能力的喪失，更是令人不想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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