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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比抒情更遙遠的路
面對批評，有時侯我甚至懷疑自己的路，那樣的緩慢，那樣毫不拘束的漫漶四溢，或許是跟詩歌的要求相悖逆的。可是，當電話的那端傳來我故鄉淒涼的消息，有人五十幾歲就癱瘓在床，無力照應一家老小；有人年僅三十就被厄運帶走，留下年紀幼小的兒子。在電話的這頭，我良久無言，曾經在同一塊土地上勞作的人們忽然離我而去了。死神的打擾讓我們永不安寧。在長長的驚訝之後，是我的反思，對於我的詩歌，對於我對那片如今遠在千裡之外的土地的認識。我知道我做的很不夠。一直以來，我都在向她索取，索取寫作的所謂“靈
感”和題材。從來都沒有想過我的書寫會與他們有什麼深切的關聯。
當我寫作《春天的葬禮》時，讀者只知道在一個古朴的村落裡發生了悲傷的事情，卻永遠都不知道事情是發生在哪裡。我是想把一片朦朧的或真或幻的地方描畫成人類普遍的宿命之地。我把真實的死亡放進虛幻的時間和空間裡，只不過是表達自己對於生命的悲劇性的認知。
當我寫《槐樹下，一次想象中的談話》的時候，我試著把“薛家莊”的名字放在紙上，盡管在此之前，有類似“江家寨”、“溫泉峪”的朴素地名落下我的筆端，可那是別人的土地，我從那裡路過，是個不折不扣的過客。薛家莊，仍然是一個虛無的村莊，但她義無返顧地承擔了我對於逝去的歲月的不盡懷念。當詩歌能容納虛構時，我知道僅僅有抒情的熱情是不夠的，至少對於我和我被賦予的責任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我要走的路更遠。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僅僅表達我一個人的悲歡，就像弗羅斯特詩中的“喑啞的部落”或者“沉默的族群”一樣，在我們生者的周圍，日日夜夜埋伏著眾多的靈魂。他們無時不在尋找，找一個值得信賴的人為他們言說。要是一次死亡就永遠死去，那我們努力接近的終點將是人世裡最為悲涼的地方。所以，我得相信他們生命的延續，要把這飄渺的事實變成內在的信仰。這就是我的詩。
落在紙上的就不容更改。所以我不能原諒自己為什麼要在《父親們》中施展偷樑換柱的小技巧：在“父親”的後面添加了一個復數的“們”字，我想的是通過表象的置換而輕鬆地從具體走向抽象。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但是我沒有使用細節的描寫，沒有伏筆很深的敘事，就那樣徑直地走去。我沒有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得不半路折回。
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麼弗羅斯特的詩越寫越長，一定不是詩人沒有足夠的精神力量控制他的詞語和句子，只是需要他來關照的事物越來越多，他的詩人之眼目睹的東西越來越多，是它們在發出這樣的指令，是它們在要求他這樣做。如果一個自信的讀者自作聰明地刪除托爾斯泰或雨果作品中的關於十九世紀的風俗人情的描寫和記錄，他們只會看到幹枯的情節之樹，卻體會不到完整的偉大作家的意蘊。當然不是自比偉者，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敘事當成主要的“事業”進行下去，只要我把真實的感情均勻地、毫不保留地融入詩中，她們中的每一句就是我派出的身體的一部分，誰也不能任意地將她們砍伐。
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在很早寫《一九九八年在洛陽看牡丹》的時候，我曾經有意識地引用過白樂天的這首《買花》。當時在我的詩的末尾，情緒已經到了很傷感的時候了，我忽然想起了白居易，這個偶然的想法阻止了我繼續向悲哀的方向發展，我讓自己的心情力求平靜下來，最後決定把他開頭的那句鑲嵌在我的詩裡面。“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兩個強烈下沉的尾音自有其驚人的氣勢，但是兩個輕音節疊詞的插入又起到了抵消這種力量的作用。於是開篇便向我們預示了如此充滿力量的沉著和冷靜。
這裡我想分析的是此詩的第二句──“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在我看來，全詩中最動人的就數這一句了，因為這幾乎是白居易風格的寫照。越往後，白居易古風中的責任意識就越強，詩的說教性也就越強。尤其是當詩人寫到“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和“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時候。所以在詩裡最為純淨的也正是此句。理解這一句，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此詩的敘述者是誰？
在這裡，作者僅僅是買花這一事件的記錄人，卻並不一定就是買花人。買花人沒有出現（雖然後文的“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一句中這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田舍翁”很可能就是虛化了的白居易，但在更多的時候還是可以理解為並非如此），這給理解造成了小小的困難。不過等你讀過幾遍之後，就會發現，買花人這一意味深長的缺席其實給我們的解讀提供了莫大的方便。這也就是說，你幾乎可以任意地來插入一個隱含在詞語和語調中的主人公。
我想起了我們“薛家莊”裡那些永遠不會長大的女孩子們──在我今後的詩中（比如《悲慟之地》）我會寫到她們。她們盼望著春節的到來就像唐朝時候的洛陽人盼望牡丹花盛開。等待春節真的臨近時，她們催促自己的父親們到集市上為她們買來鮮艷的紙花，然後由母親溫柔的手仔細插在她們的發間。於是幾乎是一夜之間，“薛家莊”的女孩子們個個美麗無比，霎時間把那些灰頭土臉的男孩子們襯托得無地自容。買花，買花，是她們一年中最大的期待，是她們最天真動人的夢。我覺得這句話其實應該由她們來說：在歲月轉折的時候，她們爭相傳告，“插花的日子到了，買花去，我們買花去！”
在我把生活理解為波瀾不驚的河流的時候，白居易悄悄出現，不可避免地打動了我。同樣的淺顯清楚，楊萬裡的詩裡畢竟有些刻意，甚至還有俗氣的地方。白居易很純淨、不露痕跡，他不動聲色地走進了那些不為人所注意的生活的細小角落。我理解的白居易是日常生活的歌詠者，書寫的是對於人類童年時代的不盡追憶和細致生動而又寬廣的人世情懷。為了表示對他的感恩之情，我試著把他的那首《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翻譯”成白話文，這也就是《白居易與弟書》。我不得不動用我們“薛家莊”的全部名詞和我對於故鄉的全部情感，雖然三秦邊地和齊魯故國風俗地理截然不同，但是大地上生長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和作物，所以我相信我的改寫並沒有也不會辱沒白樂天和他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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