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克是一個典型的可供剖析的人物，在當代中國詩歌領域，楊克以他的努力和才華不僅寫出了許多可供研究的詩歌文本，而且在這個時代的變革中成為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詩歌人物。楊克不同於韓東，也不同於於堅，亦不同於西川，更不同於伊沙，楊克的詩歌就是楊克式的詩歌。在20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變遷中，他不屬於那種靠宣言、理論搶得詩歌風氣之先的人物，也不屬於那種一開始登場就寫出了成熟詩歌的人物，而是一個不斷生長、漸進成熟並保持著自己清醒、與眾不同的獨特性的詩人，並且在這個時代的進程中，日漸以自己鍥而不舍的艱苦創作所寫出的具有原創性的堅實的詩歌文本和所進行的詩歌思考與實踐不斷贏得了自己的聲譽。從我所讀到他的一些具有原創性的詩歌代表作來說，我深深覺得它們是我們這一時代變革過程中的商業的一個縮影，一個重要方面的更深刻的觀照和反映；而且他是站在南方這座改革開放的前沿和重心城市──廣州來展開書寫，從一個時代必然的商業發展進程來進行書寫，這就無形中大大提高了他的詩歌價值。南方這座商業都市廣州為他的詩歌文本提供了生動的原形和材料，同時也為他的詩歌提供了時代的因素和內在的價值。在中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商業──信息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每一個時代變遷中都會有一些經典詩歌留下來。我深信楊克的詩歌會在這個商業經濟的社會裡取得他應該得到的地位。他的一些代表作，比如《天河城廣場》、《經過》、《廣州》、《在商品中散步》、《於房地產炒風中懷念家園》等等，已經形成了一個系列性的整個構造（集中展現於他的詩集《笨拙的手指》此書）。我個人認為，如果說，以北島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派”對那一個時代的轉型作出了政治上的回答的話，那麼，以楊克為代表的部分當代詩人對中國當代社會的轉型也作出了當仁不讓的經濟上（商業上）的回答。可別小看這一回答，它是需要經歷多少艱辛、孕育和抉擇才能做出來的啊！如謂不信，當代的幾個重要的詩人，翻開他們的詩集，看看他們回答了什麼？我想，作為這個時代燦若晨星的這些優秀的詩人們，他們自有他們在詩歌藝術中的重要位置，但在感應商品經濟或者說商業與寫作互動這一方面，至少比不上楊克已經作出的成績和取得的成就。商業時代是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過程中別無選擇、無法回避的進程，身處其中的當代詩人們，有誰能夠像楊克那樣深刻而藝術地回答了它呢？心平氣和地翻開自己的詩集看一看吧，你是否寫出了這種既具有個人鮮明的色彩又具有這個時代博大的聲音、甚至代表了歷史某一進程的詩歌呢？

　　而楊克在20世紀末的中國，在商業漩渦的中心裡，不僅早早地密切地注視著影響中國人心理和精神變化的商業方式和商業變革，而且對這一別無選擇、無法回避的道路即商業化，給予了非常明確的答復：“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見寫於1992年的《在商品中散步》）。非但如此，而且他還以接踵而來的一系列的代表作，對商業對於社會和人性的沖擊和刷新（注意：是刷新！）給予了詩歌藝術上的記錄和書寫。（注意：我在這裡用的是兩個詞：“記錄”和“書寫”，相信那些深諳詩歌寫作的人不會誤解。）這一系列具有原創性質的並產生了廣泛反響的代表作，即使放在20世紀後期中國最傑出的詩歌行列中也毫不遜色！

　　基於此，我把楊克定位為中國商業時代的一個詩歌典型。我想我經過深思熟慮的定位是準確的。

　　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詩歌理論界就有人呼喚關注都市、提倡城市詩的出現（這“城市詩”也是一個含混的稱謂），可是反應者寥寥，自覺者更少。而在南方商業城市廣州的楊克得天獨厚，在別人的不知不覺中已經用他自己的筆和具有原創性的作品為城市詩的發展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貢獻。可是這麼一個優秀和取得傑出成就的詩人，詩歌界和批評界一直缺乏嚴肅、認真的審視（這並非楊克在詩壇中沒有地位，而是沒有取得他應有的地位！），偏要等到他主編了《1998年中國新詩年鑒》出來之後，在詩歌界引發了自“朦朧詩”新詩潮爭論以來中國第二次詩歌大論戰，方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和關注。可是一些人不把關注的目光放在他的詩歌藝術上，而放在他的社會角色和實踐操作中，這真是一種詩歌界裡存在的“權力異化”的悲哀（姑且讓我稱之為“詩歌權力”，或者說“語言霸權”的黨同伐異吧！）。然而，在中國極其深切且密切的“權──錢──言”系統裡，即使自詡藝術之明珠的詩歌，亦不能免俗。然而我更關心的是，這個代表性的詩人在這個商業時代中出現的深層次的意義。這種意義是對於一個實事求是、客觀公正評價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的人而言，是一脈相承且清晰可見的。我們承認，有許多詩歌人物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作出過各自不同的重要貢獻，而能夠以自己的詩作深切的反映和表現那一個時代的命運和變革、且在藝術上達到了精髓的地步，我想，這樣的詩歌人物還是屈指可數的！而詩人楊克的作品，有一部分已經達到（或逼近了）這樣的地步。我想我們應該好好看到這個中國詩人在中國這個商業時代乃至全球化時代中出現的深層次的意義。這種意義不是我們一些評論家想無視、回避過去就能抹殺和掩蓋得了的。

　　在這個大詩人日益凸現的時代，在越來越清晰的詩歌發展格局中，在詩歌發展到多樣化的今天，時刻關注著中國新詩發展的詩人楊克說道：“我們首先想到要為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留存下有價值的文本，它們是中國新詩80年來有歷史延續意義的部分，是中國當代詩歌的真正的精髓。”“我一直相信真正的藝術必須具有原創性，生存之外無詩。漢語詩歌的資源，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經驗’，是當下日常具體的生活。”那麼，他的詩歌，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樣，生動地體現了既具有原創性，又根源於“當下日常具體的生活”，且有“中國經驗”，它們能夠獨立呈現並且直指人心，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

　　當今詩人如何在商業──信息時代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楊克已經用他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回答，形成了一條隱約可見的路子。這條道路還有待於更深入地拓寬和發展下去。我也注意到，更多的有活力的年輕詩人已經逐漸匯合到這條道路上來了，這條道路必然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越走越寬。我作為一個誠實寫作的青年人，在自己的寫作道路上，不斷閱讀和研究當代中國詩人貢獻出來的具有生命力的詩歌文本和詩歌理論，並從中借鑒，取長補短，揚棄更新，應該感謝這些走在我們前面的作出了貢獻的詩人們；在“商業──經濟”這一重要領域方面我應該感謝楊克，他讓我有了一個重要的參照。

　　祝願這一位詩人在今後繼續用他更踏實的努力來作出更大的建樹，成為這個時代的詩歌中一個避不開的人，一座繞不過的山。

　　廣州，作為中國現實中的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域，影響深遠的重要商業城市，它不僅在現當代中國的政治領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文學領域也產生過不凡的影響。具體到現在的詩歌來說，廣州日益成為了南方的詩歌重鎮，跟北京這一文化中心（或者說詩歌中心）形成了雙峰並峙的互補格局（如果不說競爭格局的話）。這與以楊克為代表的一批詩人來到廣州是分不開的，同時更與《1998年中國新詩年鑒》的出現分不開。這一部新詩年鑒所引起的爭論，已經成為了當代詩歌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詩歌事件，甚至是一個分水嶺。

　　廣州在國內的輿論地位雖然比不上政治中心的北京，但它在經濟領域上的商業影響和新聞領域上的自由度、透明度卻大大超過了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商業影響和輻射力更是舉世皆知，無須我多說；媒介影響亦有其特殊的力量，比如說它有《南方周末》這樣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還有廣告收入量據說佔全國第一的《廣州日報》（它又是全國第一家以報業集團方式運行操作的報紙）；還有它的人口流動量之大、之快也是全國聞名的。總之廣州這個區域的獨特性為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機遇和生動原料，而楊克恰恰在其中得了天時地利人和，經歷了它的許多重要事件和發展變化過程，尤其是目睹了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變化和人心變動，他對商業性質的廣州和商業經濟時代的詩學意義上的敏感和把握，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眾多詩人。楊克自己說“1991年底，我從生活了十三年的南寧遷居到廣州，生存空間的轉換，必然使我的寫作發生變化。廣州在中國的特殊性，置身其間生存背景、生存環境、生存狀態與其他地區的明顯差異，決定了我的詩歌不同於他人的特質。”而這特質是什麼？本人略提管見一二：為商業發言，為商業在詩歌中拓路，為自己的人民聆聽物質的福音；並於詩中閃耀著藝術和人性的底蘊；理解和探求，但並不回避其矛盾。我在此處暫不多提，還有待深入於研究；同時亦望國內有興趣的評論家予以關注和重視。

　　無庸諱言，楊克也曾有過焦慮和命名的痛苦，可是他已經一一克服，在1992──1998年中，楊克自覺地與當時那些脫離現實的“精神高蹈”者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寫作道路和寫作方式，並且在別人喋喋不休的爭議和“精神高蹈”之外，寫出了那麼多生動活潑的觀照當下現實、富有時代氣息同時又深具藝術性的詩歌作品，真令人羨慕！同時他遠比國內許多詩人的“空唱”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以自己深切的詩歌寫作折射出和反映了一個變型期間的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一個中國詩人的獨特的精神體驗（──那些反對“反映論”的詩人們想想自己寫出了什麼東西了罷！）。他對商業和市場持一種歡迎的、開放的、寬容的寫作態度，而對當下生活本相的捕捉和抓住，對現實變革的命名和書寫，遠遠超出於國內那些聲名顯著的詩人。固然，每一個獨立自主的詩人都有其獨立依持和所長之處，而且每人寫出的都只是這個世界和生活（或者精神）的一個部分或者一個方面，無人能夠全部窮盡；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地比較看一看，那麼楊克的特色、優勢和長處便明顯地凸現出來了。

　　楊克說：“我一直相信，詩是可以獨立呈現的，直指人的內心的，也是訴諸於每個讀者藝術直覺的。”在楊克具體寫作廣州主題的詩歌中（有外國評論家認為“廣州是楊克的詩歌之根”，這話我認為說對了！），主要有《天河城廣場》、《火車站》、《經過》、《最高的建築》、《在商品中漫步》、《舊貨市場》、《時裝模特與流行主題》、《1992年的廣州交響樂之夜》、《真實的風景》、《廣州》、《花城》、《AA制》、《花園別墅》等等，獨立呈現並具體指向這座南方五光十色且生猛喧囂的大都市廣州，對於現實生活和變革中的廣州給予了詩歌藝術上的把握和書寫，達到的藝術境界令人讚嘆和驚嘆！具體地說，比如《天河城廣場》和《經過》，還有1994年就寫出的名作《廣州》，都是在當下給現實的直接命名和書寫，在藝術上爐火純青，形神兼備，精美絕倫，這些都是一流的可供研究的詩歌范本。

　　楊克曾經說過：“在中國大陸，沒有誰比生活在廣州、深圳的詩人更要抵抗物質的壓迫和誘惑了”，這一點我相信。因為我曾經去過廣州打工，雖然時間不長，但那種緊張、激烈、快節奏的商業氣氛，那種強大的現實壓力，那種“物質──金錢──生存”密切相關的生活，對人的壓抑和催促，有時真令人透不過氣來。而每年到廣州或深圳淘金和碰運氣的年輕詩人或詩歌愛好者不在少數，可是能夠在那裡堅持的人，卻是不多，絕大多數都不得不在金錢面前低頭，在生存面前認認真真地工作，無法持能逞強。是啊，現實強大得令人渺小！我認為，能夠在那裡堅持的詩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一個位置，也就是說要有一份相對穩定或比較穩定的工作，收入基本能夠滿足他的生存需要。二是要有對詩歌足夠的自信心和創造力，抱有某種程度的寫作使命感，或者說寫作已經成為他內在的生命和精神的需要，否則他必然無法堅持下來。在這樣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詩歌寫作與物質追求，金錢欲望與幸福生活，可以說相互矛盾而又並行不悖，身處其中的詩人，在兩難選擇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詩歌和藝術，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歸宿，而我更注重的是詩人在其中呈現出來的藝術、精神氣節和人格。 

　　在目前的中國，“先生存，後寫詩”與“先致富，後寫作”成為了一種時尚，寫作對於人的致命性，創造力是最大的決定性因素。人與人之間因為生存經歷、審美意識、學養天份、思想感情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寫出的作品在藝術上、品質上和境界上有所高低不同。每個詩人的道路、歸宿可能都有所不同，但每個詩人都在其中面臨著考驗。如何直接化入當下具體日常的生活和人物，這是考驗當代詩人把握社會、人生和藝術的能力和創造力的問題。

　　真正的寫作者，每個人的寫作其實是獨立的。在這一個經濟發展迅猛異常、信息空前膨脹、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作為一個時代的詩人，他如何應對？不同的寫作者自有不同的選擇。──啊，那些寫出了一個藝術世界的人有福了！！

　　最後要說明的是，因為本文側重於談論楊克的詩歌的商業縮影和所蘊含的商業文明的意義，故無法對他的詩歌的其它方面也作出一些論述和評價；同時也由於篇幅所限，只能綱要性地談談管見，無法最大限度地展開論述和深入評論，誠為遺憾，指望後補。

　　結束本文之際，我想順便一提：楊克的詩論，或者對寫作的一些隨感筆記，大多寫得短小精悍，在一個“以長為佳”、“以長為能”寫作氛圍中顯得不協調。一些人覺得他的評論性文字為什麼不寫長一點，後來仔細讀完了，才發現他所要說的東西已經包容在其中了。能夠在有限的經濟的文字裡表述清楚，比那些洋洋上萬言的長篇大論更見功夫。

　　“我相信，正是這些堅持了寫作的自由和獨立，尊重藝術創造精神的詩人和他們的詩，代表了九十年代詩歌的新的生長點，更接近詩歌的本真，昭示著詩歌的走向。他們，就是詩的希望所在。”說出了這句經驗之談的詩人，楊克，正是因為在二十余年的寫作中堅持了寫作的自由和獨立，尊重藝術創造的精神，更接近了詩歌的本真，故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中國新詩史增添了嶄新而深刻的一筆。他的意義，在更深遠的將來可能才會更清晰地顯示出來。

　　如果從更大方面來分析，我唯一不滿意的是，他至今未能完整地形成他自己獨立的深刻的藝術世界，但一旦他形成了，他的成就就更是中國新詩的福氣了。

（匆就於2001年3月底）

（作者注：本來這篇文章應該寫得更好一些的，可是因為當時本人忙於為所在學校申報自治區示范性高中的有關工作，沒有時間也無法靜心下來，匆匆在電腦裡草就，文氣和從容的心態無法展示，令人遺憾！

本文只能算是一個綱要，以後有時間和機會再重新展開吧！──

2002年5月29日星期三夜裡）

責編：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