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早的詩歌得到奧登的稱讚，但結婚以後曾一度停止寫作。遭受毀滅性的個人悲劇之後，她重新找到了聲音。現在作為同性戀女權主義者，她是美國最強有力的－－也是最具政治性－－的作家。
--John O'Mahoney報導。Fei Mount譯自Saturday June 15, 2002, The Guardian

　　詩人兼先鋒在Shepherd's Bush的一間擁擠的工作室裡，Adrienne Rich(音：阿綴亞尼﹒銳奇)正在給新詩庫錄音。這個項目的目標是把重要詩人的詩的錄音公布到英特網上去。

　　隔音玻璃將一間內室從一排排的旋鈕、二極管分開，在玻璃後面，她顯得瘦小衰弱，與她的聲音形成強烈的反差：仍然帶一丁點兒南部家鄉Baltimore的長腔，她的聲音起落鮮明，富於振盪，帶出她的意象、象征。跟許多不善朗讀的詩人不一樣，她讀起來很眩爛，總能剔出深度，揭示出意象後面種種意義復雜的線索。

　　在她1974年的詩集《力量》中，有一首關於瑪麗﹒居裡的詩，結尾被賦予冰冷的鋒機：“她的傷與她的力量來自同一根源”。然而最令人震驚的還是她在《潛入沉船》中的成就－－這首詩標志美國詩歌向前的一大躍進，同時也是她從一個優秀詩人向一個充份了解自己創作宿命的同性戀女權主義者轉變的分水嶺：

　　我穿上
　　黑橡膠的貼身鎧甲
　　古怪的腳蹼
　　嚴重又笨拙的面罩。
　　我必須這樣做
　　不像考斯提亞與他
　　不懈的隊員們
　　乘著洒滿陽光的帆船
　　我是獨自一人

　　在五十年出色的寫作生涯中，Adrienne Rich憑韌性和勇氣探討了歷史、性別與意識形態。當她還是一個二十一歲的早熟青年時，她曾很有名地被奧登夸獎過，稱她那本整齊的賦格詩《世界的一變》（1951〕“穿戴整齊朴素，說話沉靜又不含糊，尊重長者卻不懼怕他們”。七十年代，以兩本突祖7d性的詩集《變化的意願》，《潛入沉船》，Rich把自己轉變成了奧登可能會認不出來的詩人－－宣揚同性戀女權主義理想，被一種至今仍然明亮燃燒的左翼信念所充電。

　　“Rich的變化使人驚鄂地在一個女人身上看到，”評論家Ruth Whiteman說，“二十世紀婦女的歷史，從小心翼翼的傳統性的順從到全方位覺醒，背逆時代模式。”以她的散文、文論與講座，Rich為女權主義的辯論也做出了貢獻。她的1976年出版的《生自女人》至今仍是女權運動對生育最為敏感的評價：“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命都來自一位女性”，她寫道，“男人、女人無可爭辯地一致擁有的共同體驗就是在女人體內展開的頭幾個月，很奇怪，至今還缺少材料幫助我們理解並利用這段經歷。”她也是第一個涉獵同性戀生存狀態這一主題的人。她的散文“強制性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存在”討論當女性選擇女性為親密同志、生活伴侶、同事、戀人或社團時，她們是怎樣又是以什麼理由被打擊、取締或逼迫進入隱匿狀態的。她的新書《可能的藝術》，集結了她近三十年的寫作，最近平裝出版。一些大多為男性的批評家，認為Rich的政治過於嚴厲。“這本書絕對是極端的巫術”，Alexander Theorox如此評論《生自女人》”，“與其說是女權主義宣言，莫若說是聖Adrienne的懺悔錄。十篇悲憤檄文的大雜燴，其強硬使我們驚訝作者為什麼生活在紐約而不是少數幾個有名的母權社會之一。”Harold Bloom攻擊Rich在1996年編選“最佳美國詩歌”時提攜所謂少數種性人的聲音：“最重要的那個未來的詩人的種族、性別、性取向、文化根基和政治目標。”她的支持者反駁說她只是不害怕與最棘手的政治、社會問題打交道：“她不是一個妥協者，”小說家Jeanette Winterson說。“從六十年代起，她的詩歌與她的政治一起創造了一種參與的、投入的、富於挑戰的寫作。她崇尚創造，熱愛正義。Harold Bloom說她‘生硬’，無論我怎樣愛戴他，我還是認為他錯了。詩人就不應該乖。”

　　Rich本人明快智慧、富於磁力，叫人立刻喜愛，她的聲音裡有一股不可動搖的獨立。

　　今年七十三歲，她小小的骨架被從二十多歲就開始折磨她的關節炎所扭曲，她拄一根透明拐杖，移步艱難。經歷了一系列手術後，她時時要跟種種不適作戰。

　　她也數次遭遇一些其他的困境與悲劇，最嚴重要數1970年與丈夫的分居和他隨後的自殺。朋友們說她總能在困難面前拿出令人敬佩的韌性與力量。“她有巨大的能量，”

　　詩人Jean Valentine說。“她經歷了那麼多，總能把頭抬得高高的。”Rich極講原則，在1997年拒絕接受克林頓總統授予的國家藝術獎，“因為藝術的本意與本屆政府的玩世政治不相匹配。”她凜然的風范不時導致一些挑戰性的局面：“我覺得探究我的性生活而不討論我的作品，”她打電話來說，“其實是一種坦率的性別歧視。我認為這樣的事不會發生在男詩人或思想家身上。”同樣的對女權主義原則的堅持導致她在丈夫自殺後，很快切斷了與所有男性熟人的關系。“我們曾經是再近不過的朋友，”她的老朋友，被切除者之一，Hayden Carruth這麼說：“但Adrienne脾氣很壞，防衛意識很強，在許多方面又極其自我中心，很難相處。”那種從不讓步的嚴格與堅定也同樣反映在她的見解上：“討論婦女問題，我們必須在世界范圍上思考，”她宣稱女權主義才剛剛起步，“我們不能只討論美國婦女、英國婦女，不能只考慮例外。從大范圍來看我們並沒走多遠。任何運動都需要認可它的成功，但它也需要一種活躍著的不滿。”她相信詩與政治並沒有必要間隔開來。Rich和她的伴侶，Jamaica出生的小說家Michelle Cliff住在加州的Santa　Cruz，一個座落在太平洋狹長海岸、被芭蕉與番石榴樹包圍的城市。盡管年輕時是一個倍感挫折、神經緊張的媽媽，她現在跟三個兒子的關系都極近：David做電腦圖象設計，Paul是一位小學音樂教師，最小的兒子Jacob是政治廣播節目的制作人，就住在Los Angeles。她堅持繁忙地寫作、朗讀與教學的日程。朋友們說，隨著虛弱的逼近，她越發變得活躍：“我一生曾經幾次被局限在一個地方，”她說，“我不知道如果我一直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逛盪，還會不會寫出我已經寫出的那些東西。其實，你不可能設想過一種不同於你已經生活過了的生活。”

　　Adrienne Cecile Rich於1929年生於馬裡蘭州的Baltimore，是Helen與Arnold Rice Rich的長女。她的母親本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鋼琴師，卻為婚姻放棄了事業。她一心想把南方女子無可挑剔的禮儀灌輸給Adrienne和她的妹妹Cynthia，在家裡教育兩姐妹至四年級：“我們與音樂課搏鬥了多年，”五十年後，Adrienne在一首詩“聲音練習”中寫道：“母親與女兒/她們膨脹著的倦怠，共有的隱秘/在指法練習中體現。”Arnold Rich，一奧地利－匈牙利猶太血統的病理學家，受聘於John Hopkins醫學院。他對女兒們有完全同的打算，鼓勵她們盡可能地泡在圖書室裡，在那裡他收臧有Auden，MacNiece Yeats。操練的目標是要把Cynthia變成小說家，把Adrienne變成詩人：“我每天都得寫點什麼交給他看，”Adrienne回憶道。“有時我恨極了，其實可能是一件好事。”他的教育試驗只能算部分成功了，因為Cynthia在發表了幾篇小說後就消失到婚姻中去了。Arnold Rich的嚴厲方式給Adrienne留下一份不可磨滅的憤恨：“他參與的方式是自大的、暴君式的，很消磨人，”她後來宣稱。47年進入哈佛的Radcliffe學院剛好給她提供了急需的解脫：“那是一個巨大的、擴展著的世界，”她回憶道。“我以為麻省的劍橋是雅典。”她第一次可以談論自己的猶太背景，與其它猶太女子自由來往，每天都載著火燒火燎的新信息、新見地回家。但是她的幻想很快就被一種默認的期待所打破：“那是一所全女子學院，但我們被教會自認是二等公民。基本上，信條是你受了如此高貴、如此值得夸耀的哈佛教育，以便成為某個偉大人物的有天賦的、聰慧的妻子。”

　　有一件事把Rich與眾人分開，那就是她的詩歌才能。在Radcliffe的指導老師們的鼓勵下，她參加了51年的耶魯年輕詩人競賽，那一年恰好由奧登充當評判。他不僅把第一名給了她，而且自告奮勇為她的第一本詩集寫了序：“我們時代詩人面臨的最典型的危險就是想要‘與眾不同’，”他寫道：“Rich女士，如果我沒搞錯，今年二十一歲，表現出在這個年紀上不常見的、自稱不具有特別見解的謙遜，對她的媒介的喜愛，以及無論寫什麼都不做粗活的決心。”那些詩都非常傳統，作者的早熟卻顯而易見。畢業後Rich得到一份Guggenheim獎學金，到牛津學習一年。在弗羅倫薩過了一個復活節之後，她決定先不回美國，把剩下的歐洲之行用於品嘗意大利文化與寫詩。53年她回麻省與Alfred Conrad結婚。他是哈佛的一位經濟學者，Rich在讀本科時與其結識：“我結了婚，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使我能從我的第一個家庭脫離，”她說，“我想要，無論如何，擁有我所認為的一個完全的女人生活。”

　　Rich大致實現了Radcliffe的期望，她馬上發現五十年代已婚女子的生活的難以忍受的局限。向家庭與社會彎腰，她一連生了三個兒子：1955年David，1957年Jacob，1959年Paul。比孤立無援更難以忍受的是她的負罪感，她並不能像父權神話所傳說的那樣感到完全或滿足：“我的孩子們給了我最尖銳的痛苦，”1960年她在日記中寫道：“那是一種模棱兩可的痛苦：在怨恨、煩躁、神經畢露與快樂的滿足、溫柔之間劇烈搖擺。”就創作而言，這一階段確實是一蹋糊塗。她的第二個集子《切鑽石的人》1955年出版，現在她覺得那是不應該出版的一集。在歐洲旅行時寫的應景詩佔了太大比例，其中夾帶著對老之將至的陰鬱想象：“許多詩令人難以置信地牽強，”她說：“出了一本詩集後，面臨巨大的壓力要再出，同時我結了婚，也有壓力要向自己証明我還是一個詩人。”之後幾乎十年，Rich沒有再出一本詩。在最黯淡的階段，完全停止了寫作。1956年，她在日記中寫道：“最近，我對詩歌，無論是看還是寫，都感到厭煩和無動於衷。我有一種感覺－－想要對寫那些詩的人或寫過那些詩的人拒絕一切責任與興趣。”

　　最早的轉折發生在她的第三個懷孕期，從那時起她下決心要對自己的生活和身體加以控制。她決定做絕育手術，這項措施當時還不為世人廣泛接受：當她手術後醒來，一個年輕的護士看了看她的表格，冷冷地說：“把自己閹了，呵？”也是在這個時期她發現了Mary Wallstonecraft，James Baldwin，尤其是Simone De Beauvoir的著作。後者的《第二性》“討論了我半心半意想過卻沒有的到肯定的許多事情。” 

　　慢慢地，她重新獲得了寫作動量。五十年代末期已經開始寫一首長詩，“在小孩們午睡時，在圖書館短暫逗留的幾個鐘頭，在陪吵夜的小孩半夜三點醒來時，寫下一些片段。”1963年以《兒媳快照》為題發表，這首詩自由的節奏，毫不抱歉的私人語氣標志著Rich與她過去工作的有意識的決裂,考察了一個在社會、家庭的局限中思考著的婦女的境地：“緊張，四顧，”她寫道，“你的女兒擦著茶匙，另謀出路。”盡管她在個人發展中邁出了一大步，來自評論界的聲音卻格外刺耳：“我被視為過份‘幽怨’，過份‘私人’，而私人化等於不合格。我把自己暴露出來，這樣的批評很讓我震動。我意識到手腕給人抽了一掌，以後很久沒再試過這一類的詩。”可是不久Rich就被生命中的事件以及六十年代醞釀的種種極端思潮所佔據。1962年她丈夫得到一份Guggenheim獎學金，她跟著他去新西蘭經濟院工作一年。回來後，Rich一家開始在Vermont過夏天。在那裡，他們的近鄰有詩人Calway Kinnell與Hayden Carruth：“我開始有了一點聯絡，”她說。

　　決定性的變動是在1966年，Rich一家搬到紐約市，她丈夫到市立學院任教。Rich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一門研究生的詩歌課，她開始關注大量湧入校園的新潮思想，尤其是有關反越戰與婦女解放思想。1968年，她接受City College的一份教職，參與一個旨在救助貧困學生的“求索項目”。她的新銳思想首先出現在她1969年的集子《詩葉》中，更多的是在她的散文中，這些散文□'7d始在女權運動的雜志上露面。最初，Rich的丈夫支持她越來越多的活動，曾經和她一起在家裡主持反越戰與黑豹組織的集資活動，但他很快就變得焦燥不安：“她一下子變成了昭彰的、好戰的女權主義者，”Hayden Carruth說。“我不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除開Alf苦悶地向我抱怨說Adrienne已經喪失了頭腦。”1970年他們已經達到了斷裂點，雙方都開始弄出些風流事件－－不過這時，Adrienne的戀愛還是異性性質的－－她離開了，搬到附近的一套公寓裡。

　　1970年十月，幾個月的混亂之後，Alfred Conrad跟孩子們說他要獨自出門作短期旅行。見他沒有回來，Adrienne開始著急：“她打電話來叫我去找到Alf，”Carruth說，因為他還住在Rich家在Vermont的夏季別墅附近。“她說他走了，可能去了Vermont。”我開車到了他們的住處，沒找到他，就在門上留了個條子。第二天，警察打電話來叫我去確認他的屍體，我馬上通知Adrienne，她並非全無準備。Alf那時在看心理醫生，他去Vermont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一時找不到他紐約的醫生。事情很復雜，我覺得他們個性的差異是緣由之一。

　　我覺得Alf是一個很失意的人，隨著Adrienne越來越走紅，他變得越來越抑鬱。 

　　Alfred把車開進樹林，向自己開了槍。他的死給Adrienne巨大的打擊：“我和孩子們懵了頭，”她說，“真是莫大的浪費，他是一個極有天賦又對生活充滿了愛的人。”預示Rich的生活在Alfred自殺後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第一個兆頭是她迅速切斷了與大多數男性朋友的聯系。十多年後，她向Carruth解釋說，“在Alfred去世後，紐約的那幫男人紛紛來煩擾我”。Carruth說：“她感到被壓迫，很厭惡。”對於很多人，她是一個同性戀者的消息是一個極大的意外。細心的讀者可能在她最早的詩集《世界的一變》中注意到一首題為“倒著走”的詩，寫的是與一位很近的女性決裂的事。對Rich本人而言，這只是她在受挫婚姻中沉睡多年的欲望到了實現。“從少年時代就攜帶著的、被壓抑的同性戀者在我身上開始伸展四肢。”在許多方面，她的真正性取向的重現既出於政治選擇，又出於私人動機：“一時間有這麼多的事情需要質疑，有這麼多東西伸手可得，”她說，“那時候，‘生活方式’這個詞還沒開始被使用，有那麼一個婦女運動－－其中，藝術與政治一起爆炸。那並不是簡單的墜入戀愛－－當然，戀愛總是很有幫助。”Rich的這場私人的、政治的、性的革命很快在她的詩作中顯現效果，首先是在她的《變化的意願》中（1971〕。她的力作“行星館”頌揚Caroline Herschel，一位十八、十九世紀天文學家，其成就被她的兄弟William所遮蔽。同樣給人深刻印象的是“燃燒紙張而不是孩子”－－這首散文/詩處理和平主義、父系社會以及由書籍所衍射的生活的虛假。“我知道燒起來會痛。打字機已過熱，我的嘴在燃燒。我不能觸摸你，而且這是壓迫者的語言。” 

　　1973年出版的《潛入沉船》更強有力，更自信，此書使得Rich與Allen Ginsberg分享的那一年的國家圖書獎。除開與書的同名的那一首詩，集子裡還收有“憤怒現象學”，在其中Rich爭辯道“憤怒可以啟示，一種清洗的明晰”。被一些男批評家認為霸道、歇斯底裡，這首詩宣布：“我所感到的僅有的、真正的愛/是給孩子們和其他女人的/其余的全是情欲、伶憫/自憎、伶憫、情欲。”然而，只有在《二十一首情詩》中，Rich的私人與政治的演變才匯聚在一起：“成規像溫度計一般破碎/水銀潑上刻劃好的系統/我們出沒在沒有語言的國度/無論一起做什麼都是純粹的發明/他們給我們的地圖早已過期/多年”《二十一首情詩》並沒有題獻，有關她最早的同性戀關系，Rich只說她第一次“完全的戀愛是跟一位猶太女子”。1976年她愛上了小說家MichelleCliff，當時她的出版社WW Norton的一位校對編輯。Cliff與Rich有許多共同的關注:種族,文化,同性戀身份。1981年，她們倆接手同性戀雜志《邪惡的智慧》的編輯。1984年，兩人又連根拔出,一起搬到三千英裡以外的加州。Rich不願更多地透露她們的生活細節：“Michelle是一個很隱私的人，”她說，“就各自的寫作取向而言，我們堅持將我們的生活分開，並特意如此。”

　　Rich的工作再也沒有重新達到過六、七十年代的暢快。《野性的耐力把我帶到這麼遠》（1981）要收斂得多。“從六十年代走出來，我們有一種覺悟－－變革不可能一夜成功。”她說。然而在1999年，她70歲之際出版的《午夜的打撈》顯示她仍然處在她力量的峰巔，仍然在潛入歷史的“沉船”。“潛入沉船”是這樣結尾的：

　　我們是，我是，你是
　　由於怯懦或勇敢
　　不斷尋著路重返
　　這個現場的人
　　帶著小刀，照相機
　　和一本神話
　　其中我們的
　　名字從不出現

　　為確保女人的聲音不再被輕易地從歷史中抹去，很少有人比Rich做得更多：“我們無處不在，記錄歷歷在目。在這方面，我一般不為婦女擔心。當然，記錄時時需要刷新。但我不必為這個替自己操心。”

Adrienne Cecile Rich Life at a glance

Born: May 16 1929,Baltimore, Maryland.

Education: Roland Park Country School, Baltimore,1938-47; Radcliffe College, '47-51.

Relationships: Married Alfred Conrad, June 26, 1953 (three sons, David '55,Paul '57, Jacob　'59); Michelle Cliff '76-.

Poetry: A Change of World 1951, The Diamond Cutters and Other Poems '55, Snapshots of a Daughter-in-Law '63, Necessities of Life '66 , Leaflets '69, The Will to Change '71, Diving into the Wreck '73, Selected and New '74, Twenty-One Love Poems '77, 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 '78, A Wild Patience Has Taken Me This Far '81, Sources '83, The Fact of a Doorframe '84 , Your Native Land, Your Life '86, Time's Power '88, An Atlas of the Difficult World '91, Dark Fields of the Republic '95, Midnight Salvage '99,　Fox 2001. 

Pros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1976,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79,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86, What Is Found There: Notebooks on Poetry and Politics '93, Arts of the Possible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