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空虛

需要些什麼才能填平人生的空虛？我不知道。但我想從簡單的事實中得出有益的答案，或至少是能在人生中起到一定作用的啟示。我找遍了大大小小書籍以及各種各樣的讀物，仍無法從中理出一個頭緒來。看來我不能有所收獲了。我坐在辦公室裡處理著各種雜務，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感覺，為什麼要這樣呢？難道僅僅是為了生活麼？也許是，也許不是。也許僅僅只是為了要工作才弄成現在這樣勞心苦形的局面，我想逃脫，可無從找到方便之門，於是我只有日復一日地、年復一年地這樣耗下去，直至耗盡人生一點精血，才算真正得到解脫。我於是也不再想及逃脫之事，甚至連這種念頭的萌生也都屬於犯罪的行動，我於是就變得成熟起來，像周圍那些已經成熟起來的人希望的那樣成熟起來。我做了些什麼嗎？我知道沒有，就是說有創造力的東西我並沒有做出來，但卻贏來了讚許和掌聲，當我想到要做一些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的時候，卻只見周圍的人一個個地回過頭去，似乎他們並不曾認識過我一樣。我於是只好放下手中的工具，放下鐵錘，轉而坐下，靠在桌前打起盹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我搞不大清楚。我也不想搞清楚。我覺得夢中的世界似乎不像這樣，似乎要愉快一些，要廣博一些，但靈魂就此飄了起來，飄到了那看不見山林草地河流新鮮的花兒歡快的鳥兒的地方，那就是沙地麼？我沒有真實見到，我只覺得我的心堵得慌，我不能呼吸，於是我又從半睡半醒的狀態中復蘇過來。我又融進了正常的時光之川流裡。
1998/12/17 返回目錄

萬事都從缺陷好

今天天氣不錯，早晨起來還覺得有些陰，到中午時則風和日麗，使人感覺得非常舒暢，精神頓時為之一爽。倘若經常能遇見這樣的好天氣，大約人都會變得更加健康，身心更加愉快，但俗話說，好景不常，這樣的好天氣也不是每天都有的，正如人的一生中，有時會碰到好運，有時會碰到壞運。碰到壞運時，總不會永遠這個樣子；碰到好運時，也不可能永遠好下去。只要有這個思想準備，那麼看任何事物和現象就都會覺得十分平常了。事物總是有成有毀，有興有衰，如果每個人都抱有長久圓滿的思想，或者常勝不敗的打算，那麼事實有可能就馬上會使他這種理想或者幻想落空。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真的自古以來難於得到兩全的。這是一個繩結，是滋生煩惱的關鍵。人一旦將這個繩結解開了，也就會自然地遵從道家的法則順天地之變，而自然地生存生息；或者如佛家所謂証得菩提，消滅煩惱，達到大解脫之境。但這個結是不易解開的。人的天性總是想好了又好、美中增美的，處在順境時，從不會想到去從美中有不足的思維視角來思考，而是一味要求萬事萬物都要順自己的意志而轉移，比方病了，不行，要永遠是活潑健康的身體；老了，也不行，要永遠住在這個世界上，享受多方的供養；富了，即使家有金山銀山，也還嫌不足；貴了，即使做到了皇帝，也還要求再加官進爵；等等。人性沒有滿足的時候，所以處處煩惱，處處覺得他人他物偏偏與己作對，此種妄執一生，便極易將毫不相幹的人和物都當作實現自己目標途中的障礙，於是就會想盡千方百計去排除他們，到無法用正當手段排除的時候，便使用上下三濫的手段，不管這種手段是否合乎自己的身份，也不管這種手段是否會招致內災外禍，更不管將來是否會為他人以其人之道而還治之，甚至不管這種手段是否會使集體陷入毀滅的命運，也許這種毀滅也將連自己都包括在內，等等，不管後果如何，他們都鐵定一心，務欲達到私心的完滿而後快。然而，天道惡盈，所以這種想法和行為是多不能得到善果的。因此，弘一法師寫道：“萬事都從缺陷好。”這正是替那些欲壑難填的人下了一個反面的注腳。
以上論天氣，轉到論人事，說明的道理是順逆、圓缺、滿虧、美醜、善惡、生死、成毀、福禍、實空等都是相生相克，相輔相成的，它們是一組對待名詞，有順必有逆，有圓必有缺，有滿必有虧，有美必有醜，有善必有惡，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毀，有福必有禍，有實必有空，反之亦然。倘若在一個物體自性中不存在這些相對待的雙方，那麼這個物體自性也必將不會存在，因此說萬事萬物只要懂得了自然的規律，也就不會為了暫時的圓缺、順逆、美惡等現象所蒙蔽，所控制，而是會穿透現象的表面，悟到事物最核心的部分即其實質性，到了這個境界，他們自然會覺得佛陀所講的萬法皆空、道家所講的“道沖而用之，又弗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都有著內在的同一性。因此，就會在入世行事中本著純任自然的原則，而抱持“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態度，正因為“不居”，所以功也將不會失去。無失無得，自然也就無喜無悲，身心安樂自在，佛陀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功用也正是與此殊途同歸的。佛陀又說，“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意思是說，心中不存“得見”，便可以用許多權變的手段來將妄執消除，真正悟到這一層，便立身行事都不會有所阻滯了。這就到了佛家所講的“得大自在”。
1999/3/16 返回目錄

平凡的永恆之路

帶了一天小孩，很累，兒子臨睡前又要講毛弟的故事，我說，就給你講一個毛弟做飛機的故事吧。兒子不肯，說，還是講毛弟放風箏的故事要好些。於是，我就給他講了起來，但講了一個開頭，我說，春天到了，草也綠了，風也柔和了，吹在人的臉上，很滋潤。講到這裡，大約兒子並不很懂，因此叫我打住，舉起手中的書，說要讓我念《舒克和貝塔的故事》，我曾經聽說過，小孩喜歡聽大人念東西，特別做父親的要每天能給孩子念一些故事或者詩文等，肯定會對孩子產生十分好的影響，這種影響潛移默化，會在孩子成長的路上帶來極好的效果。平時由於太忙，晚上基本都要寫作，或者看書，用在兒子身上的時間幾乎就都沒有，更別說能給他講故事了，雖然有時偶爾會給兒子講一些如毛弟的故事之類，那是在妻子出差或者不在家的時候，必須由我陪著兒子睡覺，睡覺前的催眠之功便是講故事或者念文章。毛弟的故事就在這種情形下使兒子喜愛上了，有時我講一個開頭，兒子便接著續下去，雖然有時較為簡單粗糙，但可以見出兒子已經在用腦筋思索，在展開幼稚的想象，這使我很欣慰，我想，如果能這樣堅持三年五載，那他作文或講故事的本領肯定會有較大的提高，可惜，我不能做到每天花上一二個小時的功夫來訓練他的想象能力。所以在偶然的機會裡，一旦兒子有這樣的要求，我便盡量能滿足他。於是，《舒克和貝塔的故事》在我低沉的聲音中開始了。兒子聽得津津有味，竟至從被窩中爬了出來，和我頭頂著頭一邊看一邊聽我念。一個故事念完，他媽媽回來了，於是我就完成了任務。
將兒子交給他媽媽，我就來到書房，打開電腦準備寫作。在寫作之前，按慣例打開郵箱，收到一封郵件，是祥子來的，講《現場》進展情況，說有新的欄目開始操作，大約是重頭戲，詳情如何，沒有告知，只是我覺得還很慚愧，因為我花在上面的功夫特別少，除了平時發一兩封郵件，寄幾篇稿子外，我幾乎就沒有幫什麼忙，聽說祥子他們確實是在非常認真辛苦地工作著，為了這個網站耗去了他們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我便由衷地湧出十分的敬意，我想我應該為這些默默工作的朋友們送上我誠懇的感謝之忱，但我也只是在電腦前默默地想了幾分鐘，沒有發郵件，大約也沒有寫信的沖動，我只是感覺到這樣的年月有這麼多熱心的朋友忙大有意義的事，說明這個世界也並不是漆黑一團，而是存在著諸多無比高尚的情懷的。我想，我的任務現在最好還是多寫作一些有分量的東西，如果具有新意和好的質量，給予這個網站以有力的支持，便是最好的對祥子他們的感謝。因此，我關上郵箱，打開Word視窗，準備進行寫作。
要寫作，每天都要寫出新的意思，新的生活觀感，新的風格，這大約有一定的困難，雖然人生每時每刻都在更新，都在變化，但思想倘沒有足夠的儲存和不斷的無偏倚的思考，就會落後，落伍，乃至掉在時代的後面。因此說，時時相續，念念相續，不是十分輕易就能達到的。要做到具有般若智慧，才能大略知道其中的道理，而覺得生命的延續並不僅在身體血脈的維持，而在維持他的精神，或者精魂的不滅。這種不滅自然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正像你不可能同時踏進一條河流之中，你的精魂自然也在這個時空之流中時刻地展示出美妙誠實的風採。金剛不壞之身大約就指這種情形而言。我仿佛跳進了一條河流中，但我並未被河水淹沒，我看到我的思想正逐漸向浩渺無邊的前方飄流而去，而我的身體仍呆在原地，當然他們也仍是念念不絕的。
永恆是否是停滯的，如果不是停滯的，那它發展的過程是否就是一種不永恆的現象呢？倘若是不永恆的細小事物組成了永恆的存在，那麼又怎樣抓住永恆的實質而加以把握？我不知道究竟是否要走一條奇怪的道路，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使他人知道空虛的事物的存在，不過，我想，要是走一條客觀的以永恆真理為對象的道路，是必須具有開放的胸襟做準備的，因為只有開放才能擁有永不停滯的東西，也許這個東西就是永恆，念念相續的永恆。但這樣的永恆在普通的穿衣吃飯以及許多微小的日常工作上注入了它真正的意義，因為只有它才擁有時空的力量，才擁有寬和的永不停息的腳步。我能在這條路上找到什麼呢？
1999/3/27 返回目錄

道德以何為依歸？

像做白日夢一樣，今天又想了許多，具體還是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幾個道德倫理問題，如“忠”、“孝”、“節”、“義”、“仁”、“信”以及“禮”、“樂”等，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構成中國文化最主要的基礎。一個“忠”字可以引出許多關聯的詞條，如“忠恕”、“忠孝”、“忠心”、“忠誠”、“忠良”、“忠純”、“忠信”、“忠告”等等，而最常見的“忠君”、“愚忠”等詞卻又大多變作了貶義，因此這個“忠”字本來所含的正常意義便為此所掩蓋，變得疑莫能明了。其余詞的遭遇也都與此相仿，在當今主要場合的詞典裡，幾乎將這些詞都貶為另類，似乎中國人特別地不講究“忠”、“孝”、“節”、“義”以及“仁”、“信”這些品德，發展到極致，就是要將這些詞以及所包含的意義都掃地以盡，倘若有人一談及這些詞，在一般人眼裡不是視之為迂闊不切實際，就是視之為陳舊朽腐的觀念作怪，竟稱之為遺老遺少也說不定。總之，中國人怕提及這些詞，也不去刻意實行這些詞，因此傳統的道德觀念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洗劫可以說基本上是摧殘殆盡了。這樣的洗劫有無道理，姑不置論。不過，從最近幾年來的發展趨勢，傳統的道德似乎仍有回歸的跡象，可以見出它的生命力並不可小覷，有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般或許會在某一個時刻卷土重來，再振旗鼓。不過，這僅只是估計而已。至於當今的官方詞典裡，可以看得出，仍並沒有大加提倡的意思，雖然在某些場合偶爾會提倡人應當“孝”於所親，但卻並不強調需要人“忠”於所事，至於待人要以“仁”、“義”為先，以“信”為本，則尚未落到實處，甚至在某些場合，“仁”、“義”二字還成為某些人或某些領導的忌諱，以致在百姓的心裡和道德的要求上，都忽視了最基本的道德觀念的養成以及實踐，因此成為了某些莫名其妙舶來品的犧牲，變得行事為人至於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當然信也是不要求去守的。社會道德淪落到這般田地，當局者尚不加注意，不能不說是缺乏修養、缺乏文化基礎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缺乏真正力量的一種最明顯有力的標志，至於民族自然也可以說是盲目粗魯的，與動物無異的民族。缺乏自信心、缺乏力量的人民將走向何方？我在心底裡發出這樣的疑問。他們能強大嗎？他們能發展為良好秩序的社會嗎？他們會感到社會的溫暖嗎？會感到人與人之間的親愛以及信任嗎？他們會擁有充實的精神生活嗎？倘若不具備充實的精神生活的條件，他們又是為了什麼而活著呢？
這些問題一時沒有答案，但我的憂慮卻使我陷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我感覺到我的聲音缺乏分量和力度，我無力面對社會這一強大而有著巨大慣性和惰性功能的群體，我在這個群體中，只有勉力使自己多多少少地保持我的獨立性，而不致為洶湧的時代之潮流所沖擊而失去清明的思想。我希望以“忠”為所有道德基礎的傳統道德回歸於當今社會，因為這種道德是建立於合理人性基礎之上的，它是一種善的道德，而非惡的思想及行為，而且在維系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程中，它扮演的角色是主要的，是不可替代的，倘若一旦將它連根取消，則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程就輕率地被截斷，民族與人民也就在主要的意義上失去了傳統的依托，而成為了新的民族和人民，就是說不是真正中國意義上的民族和人民。這樣新的民族和人民，如果要凝結在一起，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道德體系，沒有道德體系的民族和人民是稱不上文明的民族和人民的，同時極易因缺乏向心的力量而陷於分崩離散。人民需要道德精神的指引，否則就會在思想領域裡造成真空，而缺乏合理的道德精神的指引，就極易使人民的思想造成混亂，最終使整個社會陷入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善惡顛倒的境地。試想，這樣的社會能使人民過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嗎？能使社會達到高度的文明嗎？能產生偉大的學術、偉大的文學以及偉大的藝術嗎？能使社會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奔向輝煌前景的未來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建立了合理的道德觀念，才會使一切情形走上井然有序的軌道。而這合理的道德觀念只有從善的立場出發，要達到善的境界，良知的發現是必須的，良知的發現又與人心中的“誠”分不開，因為沒有“誠”的良知是不可想象的，是虛偽不實的。虛偽的道德其實根本就不是道德，它只是欺世盜名、假道德以逞私欲甚至以行其罪惡的一種工具而已。新道德如果必須建立在“誠”的基礎上，那麼與“誠”異名而同質的“忠”、“信”等也就自然納入新道德的基礎裡，有“忠”即有“誠”，有“誠”即有“忠”，不二而二，二而不二，由此二而不二之“忠”、“誠”便為新道德善的傾向和精神準備了堅固的基礎。到了這個地步，明智的讀者便可以看出，建立在“忠”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道德與此新道德便殊途同歸了。基於此意義，那麼，對傳統文化以及道德的割斷難道就是合理的嗎？如果沒有割斷的必要，那麼恢復傳統道德以及它的節目如“忠”、“孝”、“仁”、“義”等，並根據新的需要加以適當的改造，使之適應當今的社會，難道不比鑿空而創立一種新道德更方便、更容易，而百姓也更容易依歸實行嗎？新的道德不易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上，舊的道德又不加以發揚，以一介杞人憂天之情懷，於無可奈何白日之夢中做著奢望，希望傳統的道統不至於為一朝截斷而永至於失傳，吶喊幾句，也算於“憂心悄悄”中不枉了一個“誠”字，即使“慍於群小”也是顧不得的了。
1999/4/11 返回目錄

善良與邪惡

太善良的人在社會裡容易吃虧，因為他不肯也不會將刀架在別人的脖子上，或者不肯也不會踩著別人的身體向上攀登，所以他要吃點虧，而這些虧是虧在明處，暗處則不愧屋漏，連幽冥中的鬼神都要懼怕三分的；
邪惡的人在社會裡容易得便宜，因為他明裡暗裡都能輕易地舉起明晃晃的刀，架在旁人，或架在朋友的脖子上，同時能輕易地將他人踩在自己腳下，只要於己有利，即使親娘老子也會被他賣了，一意地往名利之場鑽刺，所以他不擇手段，往往要佔到十分的便宜，而這些便宜是他人無須擦亮眼睛也能洞燭無遺的，所不能洞照的心靈深處則往往齷齪不堪，令牛頭馬面的神鬼都會為之搖頭不置。
善良者因為心太軟，對於惡總是採取遷就的態勢，因此養奸成慝，而有噬臍之患；不善良者因為心既硬且黑，對於善總是執意鏟除如見仇敵，因此機心日起，而常有排構之舉。所以社會總是不能安寧，總是不能圓滿，總是有紛爭，總是有醜惡，總是有不平，但如賈島的名言一般：“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朝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所以醜惡也總不能永遠一統天下，也總是會有十年磨好的劍等著來鏟平這些不平的事，因此社會便在坎坷不平的泥途中前進著，有善良，有醜惡，雖然善良不能永遠戰勝醜惡，但總是在互為消長的態勢中維持一種平衡，因而社會也還是不曾一直地惡化下去。但善良的人是否會問：“書刊報紙以及電影電視等所有的傳媒中經常宣揚的是善良戰勝醜惡，但現實中往往會打破這善良的童話，是不是善良永遠只能保留在書本中，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俗話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是說代表正義當然也包括善良者的道能戰勝邪惡，但俗話還可以換另一種說法，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時魔的氣燄比道要高得多，而且現實生活中往往証明了這一點，因此善良的人便不禁要對過於理想化的宣傳產生一種懷疑，產生不信任的感覺，而在疑疑惑惑的幻覺中，便發出了上述的疑問。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嗎？
可以說，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需要很高深的學問家來完成的，因為它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一個存在問題，存在決定意識，只有將存在改善得不成為書本中的理想，自然上述問題便會在無形中取消。學問家是從人性上去著手，是要求人性善的，或者要求人性善惡居半，當然也有要求人性惡的，或不善不惡的，但總之都沒有十足的証據來証明他們的學說。如《三字經》中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紛紛紜紜幾千年，也沒有將這個“性善”落到實處，即是說還是沒有辦法証明人本來是善良的還是不善良的，只是習性潛移或多或少有些道理，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類，因此與邪惡者處得太近了，就會為邪惡所熏染，以致為其所用，甚至為之作倀也是說不定的，從孟子的性善學說中我們得到的便是要警惕所處的環境，這個環境不光是硬件的，更主要的是周遭人群是否具備善良者的標準，否則君子寧可“遠庖廚”而不入。如果說人一開始就是惡的，那麼善良之士又打哪兒來呢？就是十惡不赦的強盜窩中也有著惻隱之心，有惻隱之心就意味著天良尚在，就意味著有善的存在，因此本性惡者處於惡的環境豈能變為善？若有善之存在那麼就不得不從“性惡”以外去找原因。也許人本來就是渾沌一片，無善無惡，其惡性的養成是後天受周圍環境的熏化而變惡了，善性的養成是後天受周圍環境的熏染而變善了，但許多經驗証明，有惡的血統的子孫即使生下來就交給他人撫養，後來成長的經歷還是會不自覺地偏向邪惡的習性，就像遺傳基因一般，惡已經刻在他的血管裡，他是無法將它完全抹消的。後天也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化戾氣為祥和，但存在的根性始終仍將左右著他的命運。同理，善良者久處惡中，不免為惡所化，但最終仍將天良發現，而歸向其善的血統。那麼，怎樣判斷善惡所自來的原生狀態呢？
也許這仍只是一個留待將來的懸案，過去沒有人知道它原始的面目，現在依然也不會有。但善惡的存在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生活在我們周圍，生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中，我們要正視它，也要適應它，但我們如何適應，對於惡是遷就、姑息，還是疾惡如仇或除惡務盡？對於善是扼殺、排擊，還是著意培植或全力扶持？等等，這也許就用得著學問家來做一番分析和研究，做一個善良之士免不了吃虧，能否有不吃虧的善良之士的存在呢？做不善良之士往往要佔絕大便宜，能否使其便宜佔不著，或者使之倒貼老本呢？學問家是能答復的但卻無從實行，那麼我們可以問，該依靠誰來實行？一般情況下，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依靠政府，第二是依靠自己。首先要求政府有扶善袪邪、除暴安良的對策和手段，再則要求自己有要求善良的願望和行動，那麼，這個社會之變得高尚和清明是不待言而後知的。
但善良者仍會問：這個“政府”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嗎？或者，我們“自己”是否都能夠趨向於善呢？──否則擺在我們面前的仍只是一個空洞的理想。
1999/8/29 返回目錄

書 空 咄 咄

　　“書空咄咄”四字出自《世說新語﹒黜免》：殷浩被黜免，住在信安，在家閉門不出，只整天看書寫字，最奇怪者即常在虛空中寫字。殷浩從前的名聲與地位相當高，因此揚州的官吏百姓對他仍相當關心，同時特別想察看他廢黜後的反應，而他的書空這個舉動卻是如此神秘，當然會引發都人士的好奇之心，於是除了向他身邊的侍僕打聽之外，就是趁機在旁邊偷看，偷看的結果卻只是這樣“咄咄怪事”四字，而且屢屢書空而不厭，自晨至暮，絲毫不倦。這舉動使許多人均感莫名其妙，同時也覺莫測高深。不過在今看來，殷浩的舉動雖然神秘，如若索解其實並不十分困難，無非是發泄被廢黜的積憤而已。《世說新語》與《晉書》中以為殷浩廢黜後心情平和夷坦，置榮辱於度外，其實這只是一個假象，殷浩本人實質上卻是相當熱衷官場的。有力的証明即是《晉書》中的敘述：“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一封回信開了又封封了又開，折騰至數十次之多，卻不料送去的仍是一封空信。可見殷浩對桓溫的邀請看得是多麼重要，如果如《晉書﹒殷浩傳》中說的“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則不應如此熱中，但從他終日書空的行為看來，卻正好是符合他的性格，前後的精神頗為一致的。桓溫以為殷浩並無合作之意，卻有記恨之心，大忤本意，因從此與之絕交。這確實是冤枉了殷浩的本心。由於這個失誤，斷送了殷的前程。殷的失意又豈是桓溫所能比擬呢？弄巧成拙，殊出殷浩的意料之外。
　　殷浩之才能如何，我們不能懸揣，只有就《晉書》等的文字來對他作一個綜合的分析。有一個人對他的評價應該是相當中肯的，那個人即是彈劾他的桓溫。桓溫與他同時且同名，兩人幼年時是玩泥巴的朋友，後來成了競爭對手，出自這麼個人的評價，從情理上說都相當合適。桓溫說：“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非其才耳。”“令僕”即是尚書令和僕射之類的官職，相當於宰相或三公的職位。意即殷浩做大公務員綽綽有余，叫他去打仗便是所用非所長了，豈得不大敗虧輸！他之所以被廢黜正與不能打仗有關。殷浩曾經權重一時，如若他有幹練的才能，肯定能作出一番大事業，他卻以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統軍進取中原，遭到前秦的打擊，大敗，次年又遭到叛軍姚襄的伏擊，又大敗，棄輜重，士卒多亡叛。這是永和二年即公元346年至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間發生的事。用非其才，從這大可看出朝廷用人的昏庸。因此桓溫上疏彈擊，竟坐廢為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信安，唐改名西安，故城在今浙江衢縣境。信安仍在揚州刺使所轄地段，有了殷浩的廢居，所以便有了書空咄咄的故事。《辭海》介紹殷浩的情況時對他作如是的評價：善談論，負虛名。由於事實証明殷浩的失敗，所以新版《辭海》對他的評價不可謂不正確。查看《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晉部分揚州的版圖應該包括江蘇南部、安徽的大半部（淮水以南地區）以及整個浙江全省，面積相當大，同時也是東晉首都所在地，建康即今南京，那時也是揚州的區域，應該說揚州就相當於後來的直隸，揚州刺使即如清朝的直隸總督，權限之大是其他州刺使所無法比擬的。有如此的權力卻導致如此大的失敗，但猶不知悔改，而關門發泄憤恨，所謂“夷神委命”完全是一句空話。敗軍之將既不可與言勇，又不足與言能明哲保身，命運操於他人之手，於是因此除褫奪所有職權之後，並被免為庶人，庶人即老百姓，就是說連虛的爵位也沒給他留下一個半個，沒有被大辟的命運就已是僥幸了。那個時代是門閥最莊嚴的時候，殷氏家族料想是一個較有勢力和地位的大集團，所以被廢為庶人在他並不會使他失去太多的尊嚴與地位，因此他還能在家從容地寫大字，而且揚州的官吏和百姓都還想知道他在做些什麼，這就是說他並未為人遺忘，而且還是一個不能等閑視之的人物，這也許跟後代的情形有些許不同，如果講到後代的對被廢為庶人者的處置就悖離了本文的目的，因此就此打住，還是從殷浩的書空咄咄說開去。
　　咄咄，嘆詞，寓有感慨、失意、驚詫之意，殷浩對自己的被黜免究竟未能忘情，而且對自己的遭遇還並未有深刻的認識，損軍折將也許對他們來說不值得去注意，而三軍統帥責之於一個文官也是那個時代所特有的事實，這些措置都在某些程度上表現著那個時代的不合理，包括殷浩的寫“咄咄怪事”四字也都是那時代不合理的反映，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說，三軍統帥的殷浩無論從哪方面都有不可推卸的巨大責任，被廢為庶人怎麼說都不算過分，而心懷不滿的他卻做起誅心的勾當，偷偷地躲在家裡發泄對處置的不滿，雖然在他有如此的權利，可就此看出倔老頭子的心地褊窄和私心自用，一幅活脫脫的小人失意相。古時候像這種情形的相當的多，到了左遷或降官或者官途稍不順利時，就嗟短吁長地大發牢騷，幾個朋友也在旁助陣，如喪考妣，仿佛天塌地陷世界因此而將毀滅一樣，有幾樣文人借此發思古之幽情，將平日的不滿也發之於對他人的憐憫中，如有名的白居易潯陽江邊送別時寫的那首“江都司馬青衫濕”的詩發的也是同樣的牢騷，只是白居易的牢騷較為哀怨纏綿，讓人不禁亦起身世之嘆而已。世上的人不遇的較得意者多，不啻幾十倍，因此白居易的詩得到的同情也較一般的作品多，像白居易這樣因境遇的不順而作詩作詞作文的特別豐富，好像中國人的眼淚不值錢，說流出來就流出來了，但就是這樣，在中國的文壇上向來被稱作好文章，所謂詩窮而後工，就是指的這種意思。而殷浩的純是牢騷式的行為也並不見少，只是神秘感太強，不為一般人所喜歡而已。總起來講，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其實是一幫極不健康的群體，除了為自己的窮通得失算盤打得很精而外，其他的價值少得可憐，宋朝的官與吏界限分明只是表明士大夫的虛浮不實的一種極端的現象而已，殷浩所屬的那個時代也是極端崇尚虛談的時代，研究名理，玩弄邏輯的遊戲，以口舌競長短，而獵取虛譽，博取功名，所以士大夫不求務實，對人生大計均漠然視之，給社會和人類並不作出多少貢獻，卻只是一味廣得博取，而在其詩文著作中卻充滿著無限的憂傷，好像真是當今的所謂憂患的一族，其實只是為其所騙，只是這個騙局很少為人所揭穿，於是讀者也跟著誤以為詩文中的那個靈魂就是他本人，如果就中國的歷史來觀察是可以得出如此的結論的，那就是：務實不如務虛，務虛得到的好處遠勝於務實的那一群人。有幾個像范仲淹這樣的文治武功均是超一流的人才，在中國的歷史中寥寥可數，所以中國歷史雖然相當長，卻一直沒有多少進步，到清朝甚至到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水平均沒有超過古代所已經達到的程度，基本上仍是以手工作業為主，老大帝國的崩潰難道能說不是必然的嗎？所以回到殷浩的話題，《辭海》上對殷浩的評價是中肯的，“善談論，負虛名”，這樣的現象豈只是在古代才有的嗎？以古例今，仍比比皆是。
　　少一些書空咄咄的人對中國是幸運的，多一些埋頭苦幹的人對中國是必要的；少一些盲目的指揮，多一些明智的決策，中國應該能擺脫那千古循環不已的命運，士大夫階層是否這樣想到和做到呢？
1997/5/30 返回目錄

2002-04-07 06:04 AM IP: Log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