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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齊國才

 
    
  記得上小學一年級,頭一節課便是學寫學讀“毛主席萬歲”五個字,那時在錮塞的鄉村裡,不似現如今城市裡有幼兒園、學前班等,上學前可是一個方塊字不認更不會寫,只是在村裡地裡野跑或幫大人幹活兒。於是這五個字寫啊寫啊真是吃力,尤其那個“席”字,因筆劃較多,硬是寫不對,我自覺比照了課本上的,寫得蠻對,可任課的女老師卻總是說錯,到放了學我仍未寫對,於是被留下來寫,不知寫了多少遍,也不知寫了多長時間,那時全村尚無一人戴上手表,更沒哪家牆上有掛鐘,連女教師也是剛從外村嫁過來的新媳婦,據講也就小學畢業。我記不清何時離校,也記不清寫了幾天“席”字才終於寫對,只記得那個“席”字真是難寫,好象它跟我有仇。
  教室是兩間泥土垛就的低矮屋子,屋角有一露天的大窟窿,椽啊,樑啊,全都布滿了米粒大小的小窟窿眼。按現下的標準絕對是危房。但就在這兩間看去時刻要坍塌的破屋裡,村裡二十來個年齡大小相差至少十歲的學生就在裡面學了三年,那老屋是在幾年後某一日才坍塌,幸好那日是星期天,沒有上學,所以未傷著人。
那時作業並不多,絕不象現在城裡的小學生,課堂外布置那多作業,也不用家長出幾十道題,還讓家長批改、簽字。那時怕如此要求也辦不到,因為村裡約99%以上的家長大字不識,怎會出題簽字,批改作業。作業在課堂上就完成,在我記憶裡課外就沒做過什麼作業,而一旦放學,多半了籃子去地給豬薅草,或去地裡幫大人幹活,決計不會縮家團身趴那兒做作業。
  記得第三課便是認寫“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似乎這八字寫來沒費太大的勁兒。有時我們列隊參加村裡的批鬥會,甚至走幾裡路去鄰村看批鬥會,學了大人舉起小肉拳喊“打倒”“火燒”等口號,並隨大人一起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萬歲”。盡管那時文革的高峰已過,但其余波尚在,並在錮塞的鄉村湧流。批鬥壞人──多半是地主富農,有人上去按頭,另一人在後面來一腳踢腿窩,壞人立馬撲騰跪地,那聲音聽來象一塊木頭砸地上。壞人頭上還戴了紙糊的又高又尖的白帽子,那上頭有黑字,看不懂,因為不認,且黑字上有一個大紅叉。而壞人跟村裡的貧下中農一樣衣著破爛,土頭土臉,雖說當時看不出壞人那一點壞,可既然叫人按頭挨批,大猜就是壞吧。他們從不反抗 ,只一味點頭,嘴裡吐出的只三字:我有罪!那時對罪的內核尚混沌,只覺罪就是壞,不好。
  在那時稚嫩的心靈中,人無非分兩種,要就是好人,要就是壞人,即不是敵人就是朋友或自家人。就這麼判然兩分,課本上這麼寫的,老師這麼教的,電影裡也這麼演的,周遭的大人也這麼作為的。老師有時還給我們念雷鋒日記:對敵人、壞人就要嚴霜或寒冬般決不留情,壞人──階級敵人時刻想反撲變天,人老老實實地在心卻未死,兇著。於是覺著身邊總有壞人或敵人的幽靈在遊盪,冷不丁地會給你一棒或搞些什麼破壞之類的活動,見著不太認識的人總在心裡琢磨是否一個壞蛋。有時也做做當英雄的夢,象從報紙上所知及課文上所講的小英雄劉文學那樣,也抓個正搞破壞活動的壞蛋英雄一回,也趁機上上報紙。最好別死,受點重傷就行。只惜沒有機會。
  晚上,與小伙伴三五成群去外村看黑白電影──電影由村支部掏,我所在的村因太小而掏不起錢演電影。每當有人出場,在心裡頭冒出的頭一個念頭便是:好人?壞人?電影裡的好人或壞人,有時一出場就能判清斷明。不過,有些電影拍的較隱秘,故意使點障眼法,直到電影快結尾時,才露出是壞人或好人的真面目。是的,剛出場時以為是好人的人或以為是壞人的人到結尾時,才暴露出原不是個好人或壞人,這種電影看得才來勁兒。有時我們還為某個出場的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嚷嚷叫著打賭。
  那時我還打心眼裡希望學校應叫村裡某位上年紀而又苦大仇深的貧農登台講課,憶苦啦思甜啦 ,因為在教師給我們念的報紙中就常提到一些地方的學校請老貧農登上講台,憶苦啦,講階級鬥爭新動向啦等等。而鄰近一個較大村子裡的學校就這麼幹的,不知為何本村未讓老貧農進校登台。不過我曾在心裡將村裡上年紀的老貧民過濾一遍,覺著全不太合乎心目中的標準,因為他們所受的苦據我所知並沒有報紙上所宣傳的老貧農窮也沒有受恁大的苦;村裡的地主似乎也沒有報上所宣傳的地主那麼霸道、兇恨,沒給村裡貧農家造成死亡或發瘋之類的讓人血熱的事情。
  大人們有時進行背誦毛主席語錄比賽,別看那些成人們大字不識,可背起“老三篇”來卻爛熟,真是叫人詫然,有時還比賽誰一口氣說多少毛主席萬歲萬歲......村裡的最高記錄是一口氣說了二十八個“萬歲”。而我們的小學課本上的課文也大多是毛主席語錄,那自然不用問,是必背的,而且老師會讓一個個站起來背,一個字都不準錯的,要有個字錯,便令從頭背起。
  那幾年出生的孩子,家長們很喜歡起革命性的名字,如衛東、學文、保國啦等等,彼此喊來蠻朗然上口而有力。錮塞鄉村裡的農民有時也挺會趕時髦。
  受了外在影響或傳染──不外乎報紙、廣播、黑白電影及大人們的言行,我們這些十多歲的人也真誠投入且分了派性,村東頭一幫,村西頭一幫,兩派互不往來,見面連話也不說,下課後也分開玩,有時兩派兇吵甚或打架,把對方成員看成了敵人,恨得要死;給敵方人員起難聽的有辱人格的綽號,且寫在他人易看得見的地方。有時逮了敵方一個成員,便押著他學了大人鬥地主富農一樣擺了噴氣式批鬥──那時尚不知那難忍難受的有損尊嚴的架式叫噴氣式。這當中兩派成員也變動,我們也學了電影上演的稱之為叛變或投靠,只看對哪一派而言。老師在課堂上雖吵過幾次,家長們也曾介入並訓斥,甚至引起幾家大人的兇吵,但終歸無效,兩派仍是兩派。就這樣,我們在偶像崇拜中汲取著恨的營養並一日日長大,恨的種子就在那時節在血液、骨髓裡埋下且生根發牙。並結束了本該天真趨愛卻一味嗜鬥嗜恨的童年。自己一天天遠離自己,並在這種疏離中葬卻了某種寶貴的東西,失卻了童年本該有的品性。
  在文革的風暴中心,在距風暴中心較近的其它大中小城市,與我年齡相當的人在小學時所學所做所親睹的怕比在錮塞偏背的鄉村裡的種種樣樣要豐盛而野蠻得多,不獨批鬥辱人的花樣,尚有各式各樣的文字、圖片、言語......至少我在鄉下尚未見給壞人──地主富農剃陰陽頭......看看我們這一代或比我們稍早的那一代人在今日所作所為:對錢財的鯨吞、對人命的草菅 、對法律的賤踏、對人類道德底線的逾越.......而一旦事發卻不以為然或竭力惡辯的那種恬不知罪、無所謂善惡的嘴臉與表演,還會覺著不可思議嘛,還會不明白其病灶在何處嗎?

  
通勤車
  
我所說的通勤車並不是接送人去郊外上下班的一般大客車,而是專供鐵路職工上下班的火車,自由度遠比前者大,其空間也比前者寬敞許多,而坐車時間一般並不長,多半三十分鐘左右,或許正緣於空間的寬敞與便利,人們較易交談、活動,於是便生出不少的話題。
  我所供職的單位因距離市內較遠, 為方便鐵路職工上下班,便加了一列通勤車,按說7點半開車正好,但因為7點半正好有趟客車及其它因由,通勤車早上6點40分便開,30分鐘到單位,離上班時間約40多分。人們自然可以消消停停地吃頓早餐,在辦公室或班組歇會兒聊聊天。但卻必須6點半或更早從家出來,如離車站較遠,必起的更早。懶覺是睡不成了。
  若是白天較短的冬日,無論早上去上班或下午6點乘車回家,多半天光盡隱,可謂披星戴月地早晚上下班。大早上車內冥暗,連人的五官也辯不清,有的男人一上來就吭吭吐兩口痰,然後與身邊的人聊新聞、兇殺或誰掙了大錢、誰貪污撈錢被逮等;而女人則家長裡短地舞動起舌頭,似乎男人女人們因一夜睡覺而未說的話全攢到通勤車上來說。那些大煙鬼們屁股剛一落座便從兜裡抽出煙盒,如果身邊有相識相熟的則會禮節性的遞過去,且多半會說一句:來一支。而對方每每不客套地接住。於是一陣猛抽狠吐,同時會大口大口地往腳邊或過道很過癮地吭吭吐痰。似乎受了感染,大凡有點煙癮的上了車也抽,一些本不情願抽的據講因受不了煙熏也掏出煙來與他人共吐煙雲。畢竟是冷得直跺腳的徹寒之日,窗戶不可能敞開,於是車廂內便煙霧彌漫,弄得嗓子澀澀、頭目暈暈的難受,卻又只有主動或被動地幹忍幹熬,直到下車方得大赦一般解脫。
  於是一些被動吸煙者及一些不太情願而吸者就頗有怨氣,將情況反映上去。乘務員們便做一個牌子,上寫:車內禁止吸煙,違者罰款伍元。相牽連的各單位領導也在會上強調,為他人及自身健康著想,通勤車內禁煙,若逮住罰款,應乖乖受罰,有硬抗不交並尋舋者,單位罰其百元,並通報批評。
  有一陣子果真車內空氣清爽許多,乘務員來來回回巡視,發現吸煙者令其掐滅,並警告不掐滅就罰款伍元,而個別吸煙者卻狡辯說不知道車廂內禁煙,不過仍是配合。似乎過了一月光景,便有不自覺的大煙癮者軟抗,嘴裡說掐滅卻硬不掐,或當乘務員來時把煙放在隱處,乘務員一過又立馬擱嘴裡有滋有味地吸上。或許因為熟頭熟腦,所謂抬頭不見低頭見,倒沒見動真格的。於是車廂內漸漸又煙氣彌漫得嗆起嗓子來,乘務員巡視時盡管仍勸或並揚言罰款,可幾乎沒人聽勸,相反人倒無忌地大吸特吸,車廂內青煙濃度又復掛牌警示前的指數。這頗象中國頒布的法規,盡管白紙黑字寫著並掛在嘴邊,可有幾條真的實施,又有誰真的當真,並且有人監督。不知車廂內掛的禁煙牌何時摘下,或許自覺羞慚而尷尬得自行跌落。
  冬日由於車內昏晦,打牌上癮者便用鑰匙鏈將手電掛在行李架上照著:打雙升或鬥地主,並因某張牌而喧嗓斥耳。個別的因為未睡好便兩手在袖裡一抄,縮脖團身靠在椅子上瞇了眼睡一路。如果人靠椅背上閉眼靜聽,便會覺車廂裡盡是有形與無形的聲潮聲浪,一股一拔地喧騰,並在車廂內糾纏翻滾,似乎人人嘴不閑地說著吵著怨著,互不幹擾又互相幹擾誰都聽得清可誰也聽不清。
  在冬日,乘務員每每掂手電每排座每排座照了巡視,從衣著、臉色或眼神來判斷是否真的是跑通勤上班的鐵路職工。若發現不是鐵路職工而是當地的老百姓,便用手電筒明晃晃照著令其買票,起初票價1元,爾後長到1元,現下長至2元。依然給票,但票卻是單位自制,票錢自然不會往上交。老百姓一旦混不過去倒也如數買票,畢竟比乘公共汽車便宜,而且較為快捷,方便。何況又無堵車之虞,更無撞車之險。若果碰上一些與鐵路常打交道而家又在鐵路就近的角色,硬抗了不買票,女乘務員也無計可施,不過此等角色並不多。
  在夏季,早上上班或下午下班,天已是大亮,人們提早到了車站也並不急於上車,固為車內悶熱的滋味並不好受,雖然開了窗 ,單等給了信號車要開了才登上車,反正車上有座位。夏日,一上車人們的談興似乎較冬日更濃更盛,吐痰的雖少,但抽煙者卻不見少。車上仍是煙氣彌漫,雖然車開起來車廂內不那麼澀然嗆人。
  他們往往會談論昨晚因太熱未睡好,或開空調太久而肚子受涼不太好受,以及晚間的足球賽或其它重要賽事,並對球隊或教練或某個隊員的表現評頭論足,說得頭頭是道。聽上去可以當個好教練,而且某個球隊所以輸,全在於沒有按他的打法去拼。有時還就某個重大新聞無忌地評斷,對國際上的紛爭、交往頗在行地指手劃腳,儼然一副大政治家的派頭。
  9.11事件後,車廂內聲浪較以往更兇然喧騰,甚至聽到哈哈地笑樂,人們多半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及語調講著最新獲知的信息,並大加評判。在他們嘴裡,世貿大廈的人該死,美國人活該挨撞,罪有應得,因為美國太狂興,處處插手、侵略。還有人說是報應哦,不少人認為拉登真英雄一個,那些劫機者也大英雄,有信仰支撐,置生死於度外,要是中國人試試,有恁大的膽氣!......無疑他們不知美國人與美國是兩個概念,但卻混為一體,他們當然不會想到世貿毀塌時死難的人中,不獨有美國人,也有其它國度的人,包括中國人,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也如通勤車裡的自己一樣,為生存為養家糊口而奔波、操心操肺。美國做出些讓人憤然不平的事,他們卻並未也無能力插手。設若自己當下正做的通勤車被恐怖分子所炸而車上人全亡,那些憎恨中國的人卻歡呼雀躍,幸災樂禍,把我們這些人等同中國來看待,想想看你心裡會是什麼滋味,你的親人又做何想。
  當然他們才不會做如此想,因為他們已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道德判斷力,他們的頭腦與血液已中毒太深,他們從報紙或電視上獲知的信息是整過容的或刪改過的,譬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約為何插手南聯盟的事,米舍洛維奇在國內都真正幹了些什麼(他在兇搞民族滅絕)?!事情的來朧去脈報紙、電視上是從未涉及,給人的感覺似乎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突然不問皂白地打起南斯拉夫。在他們心目中,美國反對的我們就該支持,美國一倒霉我們理當興哉樂哉。他們長期浸淫於虛假、變形、扭曲的信息環境中,難怪他們喪失了人類本該有的基本道德判斷力。
  雖然他們滔滔言說,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什麼也未說,因為他們是一群失語者,一群失語的聒噪者。他們滔滔言說並本非他們在言說,而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按規定的方式以定制好的語言在限定的范圍內不倦地聒噪。可悲的是他們卻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話題仍回到通勤車,但不知通勤車內何時人滿滿卻靜悄悄,人們或讀書或看報或靜思,因為這世界的聒噪聲處處充盈。更不知何時車廂內才不會煙氣熏人。說到底通勤車不是家裡,不是工作場所,而是一個公共場所,一個本該文明的場所,應該有所自控或自斂才是。

老師
  
在我做學生的學涯中,沒有哪一位老師曾對我人生的選擇與走向,價值觀念有其顛覆性的影響,雖然從小學到大學讀了十五年,曾在大大小小的五所學校上學。無疑,大學的學校最大,不獨面積、人數,尚有規模及授課的老師人數。
  十多年過去,大多數老師的音容稟性甚至名姓已深潛遺忘的深處,但有兩位老師因其個性獨具使然,使我今日鐫刻般難以忘懷,並時時在心頭浮現回味。
  在學校我應算得上是較為循規蹈矩、不惹是非的一類學生,不過一旦外在與我內裡的觀念或意志頗為相悖時,或許內在因被壓抑而深藏的不蹈規守距的抗力會以一種並不直接、不過烈的方式凸現出來,雖然僅僅那麼一次,不是在小學、中學、而是大學。不過,我且先說說初中的一位任課老師。
  這位老師姓劉,上初中時教我數學。那時讀初中是在離家有五裡地的鄰村一所學校。教師同學生一樣:不單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外村的教師與外村的學生一樣,早去晚歸,只是學生多半徒步,而老師有專車──自家的破爛自行車。
  劉老師個兒中等,雙眼鼓凸凸地大且沖人,平平短短的頭發中夾幾根白發。課教的好,但脾性卻不敢恭唯,尤其在初一,他講課時常掂一個大得嚇人的木質三角板,且愛提問,一旦底下的學生不爭氣而答不上來──十之八九答不上來或答的不對,劉老師憤然一努嘴,眼看去更凸,把手中的粉筆一摔,大三角板在黑板上啪地一拍,嘴裡怒不可忍地幹哼一聲,就橫沖沖走出教室,把班上三十幾個學生心驚肉跳地晾那兒。於是教室內好一陣啞默無聲,連最好動、調皮的學生也垂頭不語……
  我們那一班學生上小學時,老毛尚在人間主宰,按官方話語:四人幫正橫著吶。那年月可是天天講人與人鬥,鬥鬥鬥,如同今日的錢錢錢一樣糾纏人心,學生與老師真正投入學與教的精力與時間有多少吶!何況偏背鄉下,各村小學教師的水平也令人懷疑,小學的基礎怎能紮實。劉老師的提問十之八九回答不出倒也常情。
  劉老師怒氣沖天,面相憤然甩手而去後,一般沒個三五天光景是別指望他來授課的,於是到上數學課,便只有自己看書,但多半看不進,於是教室內亂哄哄如一鍋粥。班主任掂了尺把長的旱煙袋有時去教室轉一圈,只是叫自己看,並不解釋,更不評論,然後悻悻然無奈地離去。一般三五天後,似乎氣消了,劉老師才進教室授課。
  後來,劉老師在課堂提問而學生又答不上,又要憤然離去時,有幾個膽壯的女生便嚷嚷:劉老師,你走個啥呀,你不講俺咋會。
  還有學生說:劉老師啊,誰答不上來叫他出去,別的人可沒得罪你,惹你生氣,繼續講啊。
  但這些嚷嚷、抱怨全歸無效,劉老師仍是離去,只是腳步不那麼硬橫,倒有幾分猶豫,臉色也不像先前森然怒氣。之後二三天裡仍是不上課,而且逢他的課,他偶爾也會去班內背剪了手虎了臉,兩腮幫鼓鼓地踅一圈,爾後又冷又硬地默然離去。於是膽大的學生便掂了課本去辦公室小了心吊了膽地問。他此時面無表情,用硬梆梆的話來解答。好在上初中二年級時他不再動輒憤然離去。縱然一提問學生答不上來似也憋了火繼續耐性講解,但也並不全憋忍下來,偶爾也會擰身而去,只是不再橫然憤然。呆一會兒,或到第二節課時又繼續上課或來教室走走,並主動站某位學生跟前講題,學生便圍上一大圈,於是他索性重又登台講課。
  我記得那時節劉老師講二次方程,他丟開課本,身體側立,肩對了學生,眼圓睜,兩腮鼓脹一會兒,然後在黑板上寫上好幾道題,讓我們解,不會的便耐了性講,而布置的作業也會在下課鈴響時鼓了腮幫,瞪了眼想出來並寫在黑板上。有一女生鬥膽問他為啥不布置課本上的作業題時。他象攥一迭廢紙一樣攥起教材抖幾下,那樣子象要扔廢紙簍,一臉的不屑與鄙視:太差勁了,誰編的,只要把我出的題做好做完就成了。這時我們對他敬佩得頭暈,幾乎無人不敬佩他學問奇深莫測。
  想來初二上完要升高中,劉老師深明其要害與大義而不誤學習前程,於是象換了另一個人。在升高中時全班有一半人考上高中,這在全公社(現下叫鄉)十所初中學校中升學率排第一,而班上數學成績自然第一莫屬。
  劉老師的學歷相當於現下的高中畢業生,但當時在周遭十裡八鄉,那學問或學歷可是數一數二。據說年青時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好幾個姑娘雖然長的齊整漂亮,但因不識字,他便全搖頭,說沒文化的他可不要,左挑右揀,選上一個上過初中的姑娘,但卻長的尖瘦的醜,小眼、頭發黃黃地,而且脾性與他一樣火暴。當時他老母竭力反對那門婚事,但他卻滿口應允。婚後倆口子因性子又互不相讓、相容,常兇吵,而且幾乎逢吵必摔盆打碗,只要一見劉老師去店裡買碗盆,村裡人不用問便得知他倆口必生暴烈勃 。後來他退了休,但脾性卻依然暴,曾與鄰居一老太太因一件並不算大的事而爭吵,並憤然將其揍一頓,且扒光了老太太上身。老太太的兒子回來後,並未糾集人尋他,倒是運用法律武器來還擊,告到法院,結果劉老師賠了好多錢,家中元氣大傷,才六十出頭的人頭發便全白了,而且背駝,但脾性卻不再火暴。
  另一位老師姓徐,在我讀大學時教電子電路。面孔黝黑而粗糙,大臉大手大腳,走在大街上看不出他是在大學教書的講師,反倒象一個成天在陽光下幹粗活累活的裝卸工。他上課時愛跑題,雲天霧地,幾乎一半時間給用在遠離正題的事情上,而且每堂課必跑題,雖然並不來勁,但底下的學生似乎也不反感,一個個規規矩矩坐了靜聽。他講課水平班上大多數人認為好,我也不例外;他講得透徹,講得到位。但他遠離正題而胡侃我打心裡惡然厭煩,因為他所講的在當時的我聽來頗無聊而虛幻,跟瞪眼瞎編一樣,與我頭腦中所固有的相沖突而難容。
  他講的多半是反右、文革中的事情,說郭沫若奴性十足,馬屁精,大流氓,說不清結了多少次婚,連屢被相邀參加婚禮的周恩來也有所不耐地說:但願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你的婚禮。又說誰當皇帝都一樣,只要叫老百姓少受罪就成,以及剃陰陽頭,批鬥;還說要在二十多年前,你們可不是規規矩矩坐課堂聽他講,而是走出校門,在大街上呼萬歲,鬥我鬥老師,並叫我牛鬼蛇神,嘴裡喊打倒,火燒,油炸,押了遊鬥……起初我尚能靜聲靜氣聽下去,但到後來便百般憎厭,這也叫上課!?我可是來讀大學學知識的,不是來聽你胡吹亂侃。於是有一次做完作業,我趁了沖上心頭的敵視、怨責與不滿,隨手在上次作業的批改日期後面寫下一句話:
課堂上多講課,少說廢話,請改掉胡吹亂侃的毛病!
  
寫後也沒多想,更未生什麼後悔,我只是擔心他看見,雖然一般批改作業的是一位年青的助教。我用唾沫沾上那兩頁,然後便如往常那樣交上去。
  到下次徐老師上課時,改作業的助教悄然到我跟前:你在作業本上亂寫什麼?徐老師生好大的氣兒。說完把作業本放我桌上。
  那兩節課,徐老師正課未講,全沖了我來,自然,中聽入耳的話一句沒有,但有損人格,及人身攻擊的話卻無。我記得最重而最難聽的一句是:你不知天高地厚,也不尿泡尿自己照照鏡子,你以為你是老幾!想當紅衛兵?!
  那兩節課,我只是低了頭,不知想些啥,頭腦混沌。起初臉尚發燙,後來便發涼,接著象是木然,耳朵裡居然聽不見他的挖苦訓斥,灌入耳朵的僅僅是無任何內涵與意義的聲音。兩節課下來,我象度了一個世紀。
  事後班裡的同學就這件事從未有人跟我論及、評斷,我也不便問他們的看法。我自覺理虧而且不當,自覺地寫份不長的檢查遞給他:大意是講自己頭腦一熱,就手而寫,沒有別的意思,請多見諒雲雲。
  離期末考試尚有兩個月,我便著手復習這門專業課,因為我揪心的是,他可能借機報復我給我不及格。於是我去圖書館借來參考書,並做了大量練習題。當時我心裡說,下功夫考好,沒錯的或少錯點,想讓我不及格也不成──辦不到哦,只要考得好,改卷子硬給不及格我就上門查卷。或許由於事先花了時間下了功夫,上課又專心聽講,且他講的委實透徹,期末考試題雖然難度大,大多數同學考了六、七十分,且有幾個不及格的,但我的考分卻出奇的高,高得我也乍舌。那一學期其它幾門課考得也算可以,畢竟我抽時間早於他人下了苦功,雖說沒有徐老師主講的這門課上下得功夫深。後來我畢業參加工作,不管幹自己專業或轉幹較近的其它專業,都能遊刃有余,我想我應歸功於那一學期唯恐徐老師給我不及格而下的一番苦功,起碼與那一學期有關聯。
  抑或由於作業本上“抗議”或“指斥”,有一段時間徐老師課上極少偏離正題,但一下課卻舊“病”復發,過一段時間,仍復如舊。此時我象班上其它同學一樣靜聲靜氣地聽,有時聽得心裡深重、壓抑,的確,他的題外並不有趣。
  大四時,有一次與班上一位同學在校園路上碰見他推一輛嬰兒車,一個尚不滿周歲的胖娃娃坐裡頭埋頭嗍指頭,他老遠便與我們打招呼,到彼此走近,同學問徐老師:您的寶貝孫子吧。
  哪呀!徐老師臉上仍樂哈哈笑:我兒子,寶貝兒子。
  同學臉上燙紅,未聊幾句忙告別離去。回宿舍,同學說:真想不到,五十開外的人才當爸爸,唉!──唉唉。
  自那之後我才獲知,徐老師年青時給打成右派,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爾後去勞改,這期間整整耗去他二十年的大好光陰。五十歲平反,人已華發叢生,這才得以結婚生子。當我後來讀到有關反右、文革時的文章及圖片時,我才察知那一拔又一拔的摧殘對人的心身傷害之深之殘之恨之毒。這比徐老師言說的題外話要悚人驚心的多,而徐老師們被剝奪被耽誤多少東西啊,而且耽誤的不少東西永難彌補。內心的那份苦澀那般冤抑,自然會尋了時機泄出來,或許有意或許下意識說與不知其情的我們這一代人,好使我們知悉並銘記。盡管所言說的有些東西難免失真,但這怨他嗎,因為真相到今日仍有不少被捂得嚴實無縫,他人不得窺探。
  現今想來,我當時為何就聽不下去且不耐煩吶,或許與我從小學到高中這階段生存處境過於錮塞只知循規蹈矩相關,或許與周邊的知情人的沉默與課堂上老師只一味上課講授專業知識或如何應付考試升學而不跑題有關。我本應早些知悉那些人與事,因為那不陳舊,更不過時。徐老師的題外話並不跑題,因為並未過去,因為在身邊時時發生著。如果說日下腐敗成風,道德滑跌至底線之下,人心思惡思壞等等是學生的話,那麼無疑,反右、文革是其老師,而延安整風與紅軍時期的AB團又何嘗不是反右,文革的老師呢!再深裡問:它們的老師又是誰呢?......
  有時深裡思量,設若像徐老師那樣吞冤含曲,失卻自由二十載,五十多歲才得有機會娶妻生子,內裡憋忍太多的東西卻不尋機往外冒不尋機會傾吐為快,且不管他人是否願聽或不願意聽,不管有意或無意保持沉默而唯恐後人知悉,那樣才畸然異常。而另一種過來人卻滔滔然變相回憶那個年代,並且有意或無意地美化,並為個人行為百般辯解,橫說什麼無悔,那倒更顯其畸常。
  徐老師的題外話雖然有些失實或道聽途說的成份,但大多卻是他所親歷親睹,那話題不可能有趣,動聽,換誰講也是沉甸甸地,如果那人尚存良知,並未失卻基本的善惡判斷力的話。只惜,這大半生中我只遇著一個徐老師。

  
火車
 
由於故園地處偏背一隅,不僅不通火車,迄今連汽車也不打身邊路過,於是我起小便對他人嘴裡或黑白電影裡轟然威勢的火車這一龐然巨物,揣有莫名的痴迷,巴不得能早日一睹那神秘的、龐然巨物的真容實貌。
  小時聽別人活靈活現地講,因為火車的龐大且速高:比整個村子都長、比風比箭還快,高速奔行時帶強悍的疾風,如果人穿了或披了大衣在鐵軌邊走,那股強悍的風會將穿了或披了大衣的人裹挾而去,象旋風旋走樹葉、羽毛一般。而遭此事關生死的厄難突襲,其獨一的自救方式是:沉著而快疾地脫下大衣,讓大衣隨強悍的疾風隨車而去,同時人急速趴下,才不致被悍風裹去而得以保命。
  說這番叫人心悚而頓起好奇之情的人是同村一個常在外頭跑、自稱見識過大世面並多次乘火車見火車的人。他當時手腳舞動、唾沫四濺對我們這些尚不足十歲從未出過遠門、頂遠去幾裡外的親戚家的小孩們頗具激情地講述,並一再叮囑,要是有機會去鐵路邊看火車,決然不能穿了或披大衣的,如果你還不想丟掉小命的話。
  後來,在我約十歲的光景時終於有幸一睹早就渴慕相見的火車的尊容:我與大哥去百裡地之外的大姑家,去前大哥跟我講,離大姑家不遠就有鐵路,火車天天夜夜不停地來回過,叫聲像豬挨宰時的哀然、淒絕長嗥,火車一過地面連顫帶抖,房屋更不例外。
  那天在大姑家剛吃過飯,我便急煎著去鐵路上看火車,我叫表哥陪我一塊去。我說了去看火車的危險,萬一叫吸著,表哥好拉我一把。我記得當時未說完,大姑家一家人全捧腹。大姑說:聽誰瞎百劃,哪會呀!遠點看就是了,別離得太近,吸個啥?!
  雖如是說,我心裡仍是揪心而沒底。我一人去了村西邊,爬上像大堤樣的路基,不敢走近,離鐵軌有兩米遠便再也不敢走近,但見黑油油的枕木,鵝蛋大小的石頭子,陽光下明燦燦象眨著眼的沒頭又沒尾的鋼軌。當火車在遠遠的不可見處象將亡命的豬一樣長嗥時,我忙趴下來,縮了腦袋貼近路基地面,只覺地動山搖,但見車頭上幾個大紅螞蚱腿一樣的東西一蹬一蹬地用勁兒。那時尚不知是笨重而速慢力小且又污臟的蒸汽機車。雖然耳根有風,並不覺其強悍,但我仍不敢冒然起身,心裡頭陣陣發,擔心冷不丁來陣強風悍氣將我吸去,盡管我沒穿什麼棉大衣。當整列車過去時,我才揪了心站起身,感覺上象度去大半個下午,火車真長,長的跟沒尾一樣,又響又威猛,那悠長高亢的笛鳴不僅僅象待宰的豬哀然長嗥,而且象一根粗圓粗圓的長得嚇人的蛇打前方轟轟然飛一樣爬過去。當時我心裡暗自驚奇:車頭內是什麼樣的神奇而超然的東西生出不可思議的龐然巨力,牽著那長得沒尾又盛滿東西的鐵車廂在軌道上跑那麼快!人怎麼造出來的?人坐在上面該是什麼樣的滋味!?要是我造的且在鐵道邊看著它牽重物飛跑,心裡頭該怎麼想哦......
  自然我當時不可能知悉那條線是京廣線。之後跨入大學的門檻,才知學校是鐵路的,且畢業後要分到鐵路部門,且與火車頭──機車打交道。於是火車不再神秘,不再威猛,尤其參加了工作後,天天跟機車糾纏,廝磨,反倒生出幾分厭來。畢竟鐵疙瘩一堆,無血無肉,也實在很難叫人喜歡。我想不獨我一個喜歡不上,在我所知,幹這一行的也多半喜歡不上,那些幾乎泡在車上、長在車上的司機心裡,不少人也帶了幾分厭。畢竟它是一個龐大的工具,甚或可以說是飯碗,它沒有思想,更不會愛,憐憫。
  有時一不留神,它會“吃人”,雖然它被人所造,只是人是否自知人所擁有的這種能力,並非本有、該有、或必有,而是上帝所賜。這些人類的造物有時會失控於人。不可否認,人自有其限度和與生俱來的不可克服的弱點,人免不了會一時心迷或走神或無法自控或他控,因為人並非全知全能,於是偶發的或難以預料的事便發生了。我所供職的單位就有一位正在高壓室幹活,雖然無電卻可能有風壓,受電弓卻突然生出了自主意志一般升上來,於是觸著了上萬伏的電網,於是一個火球的亮閃,人被悍然而降電弧擊倒,好在人按規章穿戴,人命雖保,但背上、胳膊上皮膚卻大壞,且一只胳膊僵硬不靈便。單位的另一位卻遠未這麼幸運,他是上車頂檢查受電弓,而隔離開關未打,肉身碰了高壓線,結果可想而知,年齡才不過血氣正盛的三十歲,丟下了妻子與兒子。抑或這便是科技帶來的後果,人必須為此付出的不堪代價。
  平日上車幹活,尤其是大熱天,那滋味可不好受。盡管它難以令人喜歡,但現實的存在中,不少人離不開它,不是單單指那些出遠門而手頭又不寬裕買不起飛機機票的。而主要是指以修車開車為生的鐵路人。他們成千成萬地靠它生存呼吸養家糊口供子女上學,於是日日夜夜與它糾纏,一個不得不交的冷冰冰無血性血氣的朋友,並且不得不為它服務,給它診斷治病,並對症下藥,沒法不耗費心血,並萬般情願不情願地呵護。有時真說不清它是主人,人是主人。有時它偉大,有時又渺小,有時它高效聰慧地快捷,有時笨拙、醜陋般愚昧。不少人大半輩子為它奉獻了心血與精力,雖談不上與它融為一體,但卻難以扯開,彼此間扯筋帶皮一般強固。它既是美夢、希望,支撐、目的;又是噩夢、破碎,手段。就這樣人日漸遠離自己,因為已無法成為自己,並且因而使人日漸忘卻頭頂有神秘的天穹、小鳥、綠葉及神秘的風。
  在當今時代,不獨以機車以鐵路為業為生存背景的,其它職業的人也無一不被可見不可見的無血肉之“物”所纏困,心身受羈不可脫卸。這真情實景,酷如人類坐在奔向前方深淵的列車上,雖然不時有刺耳的喇叭紮耳嘶鳴,但機車卻硬是無法減速,也無法變向(因為前方無人搬道岔)。那嘶鳴的喇叭聲聽來比待宰而死的豬嗥更哀然淒絕無助。
  人有時似乎反倒成了機車中有血有肉的某個部件,甚或還不如機車上某些無血無肉的冷硬關鍵部件──不少人稱之為高科技的產品──備受敬重,不僅僅物質上,尚有精神層面。別的且不說,單是人一旦喪命或傷殘,其賠償的金額遠沒有一些部件的價高。
  我也悻然莫名,從童年對火車的神秘向往到成年後對火車的莫名恐懼及黯然無奈,二者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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