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個國家，裡面人人是賊。
　　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裡行竊。破曉時分，他們提著偷來的東西回到家裡，總能發現自己家也失竊了。
　　他們就這樣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沒有不幸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別人那裡偷東西，別人又再從別人那裡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後一個人去第一個竊賊家行竊。該國貿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買方和賣方的雙向欺騙。政府是個向臣民行竊的犯罪機構，而臣民也僅對欺騙政府感興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穩，沒有富人和窮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知道－－總之是有個誠實人到了該地定居。到晚上，他沒有攜袋提燈地出門，卻呆在家裡抽煙讀小說。
　　賊來了，見燈亮著，就沒進去。
　　這樣持續了有一段時間。後來他們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縱使他想什麼都不做地過日子，可他沒理由妨礙別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裡，這就意味著有一戶人家第二天沒了口糧。
　　誠實人感到他無力反抗這樣的邏輯。從此他也像他們一樣，晚上出門，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竊。他是誠實的。對此，你是無能為力的。他走到遠處的橋上，看河水打橋下流過。每次回家，他都會發現家裡失竊了。
　　不到一星期，誠實人就發現自己已經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沒任何東西可吃。但這不能算不了什麼，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錯；不，問題是他的行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為他讓別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卻不從別人那兒偷任何東西；這樣總有人在黎明回家時，發現家裡沒被動過－－那本該是由誠實人進去行竊的。不久以後，那些沒有被偷過的人家發現他們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竊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誠實人家裡去行竊的人，總發現裡面空空如也，因此他們就變窮了。
　　 　　同時，富起來的那些人和誠實人一樣，養成了晚上去橋上的習慣，他們也看河水打橋下流過。這樣，事態就更混亂了，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人在變富，也有更多的人在變窮。
　　現在，那些富人發現，如果他們天天去橋上，他們很快也會變窮的。他們就想：“我們雇那些窮的去替我們行竊吧。”他們簽下合同，敲定了工資和如何分成。自然，他們依然是賊，依然互相欺騙。但形勢表明，富人是越來越富，窮人是越來越窮。
　　有些人富裕得已經根本無須親自行竊或雇人行竊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們停止行竊的話，他們就會變窮，因為窮人會偷他們。因此他們又雇了窮人中的最窮者來幫助他們看守財富，以免遭窮人行竊，這就意味著要建立警察局和監獄。
　　因此，在那誠實人出現後沒幾年，人們就不再談什麼偷盜或被偷盜了，而只說窮人和富人；但他們個個都還是賊。
　　唯一誠實的只有開頭的那個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餓死的。



　　我邁出人行道，朝後退幾步，抬起頭，然後，在街中央，雙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狀，對著這一街區的最高建築物喊：“特麗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驚嚇，蜷縮在我的兩腳之間。
　　有人走過。我又叫了一聲：“特麗莎！”那人走近我，問：“你不叫得響一點，她是聽不到的。讓我們一起來吧。這樣，數一二三，數到三時我們一起叫。”於是他數：“一，二，三。”然後我們一齊吼：“特麗麗麗莎莎！”
　　一小撮從電影院或咖啡館裡出來的人走過，看見了我們。他們說：“來，我們幫你們一起喊。”他們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第一個人數一二三，然後大家一齊喊：“特－麗麗－莎莎！”
　　又有過路人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刻鐘後，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約有２０個吧。而且還不時地有新成員加入。
　　要把我們這麼一群人組織起來同時喊叫可不容易。總是有人在沒數到“三”之前就叫了，還有人尾音拖得太長，但最後我們卻相當有效地組織起來了。大家達成一致，就是發“特”音時要低而長，“麗”音高而長，“莎”音低而短。這樣聽上去就很不錯。當有人退出時，不時地會有些小口角。
　　正當我們漸入佳境時，突然有人－－如果是從他的嗓音判斷，他一定是個滿臉雀斑的人－－問道：“可是，你確定她在家嗎？”
　　“不確定。”我說。
　　“那就太糟了，”另一個說，“你是忘了帶鑰匙，對不對？”
　　“其實，”我說，“我帶著鑰匙。”
　　“那麼，”他們問，“你為什麼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這兒，”我說，“我住在城市的另一頭。”
　　“那，恕我好奇，”滿臉雀斑的聲音很小心地問，“那到底是誰住在這兒？”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說。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一個牙齒暴露的聲音問，“你為什麼站在這兒的樓下喊‘特麗莎’呢？”
　　“對於我來說，”我說，“我們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換個地方叫喊。這並不重要。”
　　他們有些惱怒了。
　　“我希望你沒有耍我們？”那雀斑聲音很狐疑地問。
　　“什麼？”我恨恨地說，然後轉向其他人希望他們能為我的誠意作証。那些人什麼也沒說，表明他們沒接受暗示。
　　接下來有一陣子的尷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說，“我們一起來最後叫一次特麗莎，然後回家。”
　　這樣我們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麗莎！”但這次叫得不太好。然後人們就紛紛回家了，一些人往東，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廣場的時候，我想我還聽到有聲音在叫：“特－麗－莎！”
　　一定是還有人留在那兒繼續叫。有些人很頑固。



　　來了一場戰爭，一個叫呂基的小伙子去問他是否能作為一個志願者參戰。
　　人人都對他讚揚有加。呂基走到他們發步槍的地方，領了一把槍說：“現在我要出發了，去殺一個叫阿爾伯托的家伙。”
　　他們問他阿爾伯托是誰。
　　“一個敵人。”他回答，“我的一個敵人。”
　　他們跟他解釋說他應該去殺某一類敵人，而不是他自己隨便想殺就殺誰。
　　“怎麼？”呂基說：“你們以為我是笨蛋嗎？這個阿爾伯托正是那類敵人，是他們中的一個。當我聽說你們要和那麼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這樣我就能把阿爾伯托殺了。這就是我來這兒的原因。我了解這個阿爾伯托，他是個惡棍。他背叛了我，幾乎沒個由頭，他讓我在一個女人那兒成了小醜。這是舊話了。如果你們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個經過跟你們講一下。”
　　他們說行了，這已經夠了。
　　“那麼，”呂基說：“告訴我阿爾伯托在哪兒，我這就去那兒和他幹一場。”
　　他們說他們不知道。
　　“不要緊。”呂基說，“我會找到人告訴我的。遲早我要逮住他。”
　　他們說他不能那樣做，他得去他們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殺恰好在那裡的人。關於阿爾伯托，他們是一無所知。
　　“你們看，”呂基堅持說：“我真是應該跟你們講一下那件事。因為這個家伙是個真正的惡棍，你們去打他是完全應該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呂基看不出這是什麼原因：“抱歉，也許我殺這個或那個敵人對你們而言是一樣的，可是如果我殺了一個和阿爾伯托沒關系的人，我會難受的。”
　　其他人不耐煩了。其中一個人頗費了番口舌，跟他解釋戰爭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不可以認定自己要殺的某人是敵人。
　　呂基聳了聳肩。“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他說，“你們就別把我算上了。”
　　“你已經來了，你就得呆下去。”他們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這樣他們就把他送上戰場了。
　　呂基悶悶不樂。他可以隨手殺人，但那不過是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爾伯托，或者阿爾伯托的家人。他每殺一個人，他們就給他一個獎章，但他悶悶不樂。“如果我殺不了阿爾伯托，”他想，“那我殺那麼一大堆人是一點都不值得的。”他感覺很糟。
　　同時他們仍在不斷地給他頒發獎章，銀的，金的，各種各樣的。
　　呂基想：“今天殺一點，明天殺一點，他們就會越來越少，然後就會輪到那惡棍了。”
　　但是在呂基可以找到阿爾伯托前，敵人投降了。他感覺糟透了，自己殺了那麼多的人，卻毫無意義。現在，因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獎章都裝在一個袋子裡，去敵國到處轉悠，把獎章分給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這樣轉悠的時候，他遇上了阿爾伯托。
　　“好，”他說，“遲來總比不來好。”他就把他殺了。
　　那樣他就被捕了，被指控為謀殺並判處絞刑。在審判中，他不停地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良心，但沒人聽他的。



　　我停下來打量他們。
　　他們在幹活，晚上，在一條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門板上動手腳。
　　這是一塊很重的門板：他們正用一個鐵門閂當槓桿，但是門板就是一動不動。
　　我當時正在閑盪，一個人，沒什麼特別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個門閂幫他們一把。他們挪了點地方給我。
　　我們不是同時在使勁。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邊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聲說：“閉嘴！你瘋了！你想叫他們聽見嗎？”
　　我晃了晃我的腦袋，就好像是說我不過是說溜了嘴。
　　這事兒頗費了我們一點時間，大家都渾身是汗，但最後我們把門板支到足夠一個人從下面鑽進去的高度了。我們互相看看，十分高興。然後我們就進去了。他們讓我提著一個口袋，其他人把東西拿過來放進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別出現！”他們說。
　　“對！”我說：“他們真是狗娘養的！”“閉嘴！你沒聽見腳步聲嗎？”他們每隔幾分鐘就這麼說一次。我很仔細地聽著，有點害怕。“不，不，不是他們！”我說。
　　“那些家伙總在你最不希望他們出現的時候到來！”其中一個人說。
　　我晃了晃自己的腦袋。“把他們統統殺了，就行了。”我回答說。
　　然後他們派我出去一會，走到街角，看看有沒有人過來。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著牆，身子藏在門廊裡，慢慢朝我移過來。
　　我就加入進去。
　　“那頭有聲響，在那些商店邊上。”我旁邊的人跟我說。
　　我探頭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頭，白痴，他們會看見我們，然後再次逃走的。”他噓了一聲。
　　“我在看看。”我解釋說，同時在牆邊蹲了下來。
　　“如果我們能不知不覺地包圍他們，”另一個說，“我們就可以把他們活捉了。他們沒有很多人。”
　　我們一陣一陣地移動，踮著腳，屏著氣：每隔幾秒鐘，我們就交換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們現在逃不掉了。”我說。
　　“終於我們可以在現場捉拿他們了。”有人說。
　　“是時候了。”我說。
　　“不要臉的混蛋們，這樣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復，憤怒地。
　　他們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裡。
　　“他們現在不會發現我們的。”一個人一邊說著，一邊把一包東西從肩上甩過來。
　　“快，”另外有人說：“讓我們從後面出去！這樣我們就能在他們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們的嘴上都掛著勝利者的微笑。
　　“他們一定會倍感痛心的。”我說。於是我們潛入商店後面。
　　“我們再次愚弄了那幫白痴！”他們說。但是接著一個聲音響起來：“站住，誰在那兒？”燈也亮了。我們在一個什麼東西後面蹲下來，臉色蒼白，相互抓著手。另外那些人進入了後面房間，沒看見我們，轉過身去。我們沖出去，發瘋也似的逃了。“我們成功了！”我們大叫。我絆了幾次腳後，落在了後面。我發現自己混在了追趕他們的隊伍裡。
　　“快點，”他們說：“我們正趕上他們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條窄巷裡奔跑，追趕他們。“這邊跑，從那裡包抄。”我們叫著，另外那群人現在離得不遠了，因此我們喊：“快快，他們跑不了啦。”
　　我設法追上他們中的一個。他說：“幹得不壞，你逃出來了。快，這邊，我們就可以甩掉他們了。”我就和他一起跑。過了一會，我發現只剩下自己一個了，在一條弄堂裡。有人從街角那裡跑過來，說：“快，這邊，我看見他們了。他們跑不遠的。”我跟他跑了一陣。
　　然後我停了下來，大汗淋漓。周圍沒人了，我再也聽不見叫喊聲。我站著，兩手插在口袋裡，開始走，一個人，沒什麼特別要去的地方。



　　這事發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間，人們來來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來，心中一動：我其實是一無所知。無知，極端的無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麼的無理、荒謬。於是我笑了起來。
　　我當時覺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覺察，直到那時我對所有的東西都是全盤接受：交通燈、汽車、海報、制服、紀念碑，這些和這個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脫離的東西，我接受了它們，以為有某種必然性，某個因果鏈把它們系在一起。
　　接著，笑聲在我嗓子裡消失了，我感到臉紅且羞慚不已。我招手吸引人們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東西錯了！所有的都錯了！我們所做的荒唐透頂！這是不對頭的！哪裡是個盡頭啊？”
　　人們在我身邊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們中間，揮舞我的手臂，絕望地想表達自己，想讓他們分享我在閃靈的剎那所體會到的東西：但是我什麼也沒說。我什麼也沒說，因為在那一刻，我舉著手，張著嘴，那重大的天啟似乎又被吞噬，盡管沖動在，但話語卻是舊的。
　　“那麼，”人們問：“你的意思是什麼？所有的東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樣。所有的都緣於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們看不出這有何荒謬或錯誤可言！”
　　我站在那兒，空落落的，因為當我回頭再看，所有的東西又回到了它們的位置上，所有的都顯得自然之極：交通燈、紀念碑、制服、高樓區、電車軌道、乞丐、隊列；但它們無法令我平靜，它們折磨我。
　　“對不起，”我說，“可能是我自己出錯了。看來是這樣了。任何東西都沒錯。對不起。”然後我在他們憤怒的注視下走開了。
　　不過，即使到今天，每次（經常地）當我發現自己無法理解某樣東西時，我就會本能地充滿希望地想，也許我的那個時刻又來臨了，也許我將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無所知，我將掌握那個在剎那間發現和失去的另類知識。



　　有這樣一個鎮子，做什麼事都被禁止了。
　　現在，因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腳貓遊戲，所以鎮上的臣民就經常聚在鎮後邊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腳貓遊戲。
　　因為禁令被制訂的時候總有恰當的原因，所以沒有任何人覺得有理由抱怨，也沒人覺得受不了。
　　幾年過去了。有一天，官員們覺得再沒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這些事了，他們就派了傳令官四處通知人們一切都開禁了。
　　傳令官來到老百姓喜歡聚集的那些地方。
　　“聽好了，聽好了，”他們宣布，“所有的都開禁了。”
　　但人們還是玩尖腳貓遊戲。
　　“明白嗎？”傳令官重申，“你們現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們回答。“我們玩尖腳貓。”
　　那些傳令官一再地提醒他們的臣民，他們又可以回到他們從前曾經從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職業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願聽，他們繼續玩尖腳貓，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來喘口氣。
　　看到他們是白費勁了，那些傳令官就回去稟報上面。
　　“這很容易，”那些官員們說，“現在我們下令禁止尖腳貓。”
　　人民就是在那時開始反抗的，殺了很多官員。
　　然後人民分秒必爭地又回去玩尖腳貓了。



　　一天早上，彼得羅在路上走著。忽然他覺得有些什麼東西在煩擾他，這種感覺持續了一會，不過他也吃不準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後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見。
　　他猛地回過頭去；臨近的幾條街上的人倒不少，可他在的這條街上卻只有大門和圍牆，貼滿破海報的木柵欄。周圍幾乎沒人；彼得羅立即對自己感到很惱怒，向這種回頭的沖動讓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就繼續走，決心繼續他剛才的思路。
　　那是個秋天的早晨，有一點點陽光；雖然不至於讓你歡呼雀躍，也不會叫你心弦紛亂。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種不安感還是越來越拽住他，有一陣他覺得這種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遠躲不開的目光，如同某種充滿敵意的東西在慢慢逼近。
　　為了克服自己的緊張，他覺得周圍需要有些人：他朝一條繁忙一些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轉身回頭看。一個騎腳踏車的經過，一個女人穿過馬路，但是他看不出周圍的這些人和事與咬嚙著他的焦慮之間有什麼關系。轉身的時候，他的眼睛對上了另一個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時也一樣地在轉過頭去。兩個男人都同時迅速地把視線從對方身上移開，似乎彼此都在尋找另外的東西。彼得羅想：“也許那人會以為我在看他。也許我不是唯一的在這個早晨為感覺變得可惡地尖銳所苦的人；也許是因為天氣，這日子，讓我們都變得神經兮兮的了。”
　　他那時是在一條繁忙的街上，因為心裡這樣想著，他就開始打量周圍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舉動十分可笑：著惱般地甩著手，幾乎碰到了臉；眉頭皺成一團，似乎是被突然的憂慮或煩心的記憶襲擊了。“多麼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羅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多麼痛苦的一天啊！”在電車站，他踢踏著腳的時候注意到，其他等車的人也同樣在踢踏著他們的腳，一邊讀著電車線路告示牌，似乎是在上面尋找沒寫上去的東西。
　　在電車上，售票員在找錢的時候出了錯，並且發了脾氣；駕駛員向行人和騎車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指緊緊地抓住欄桿，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員似的。
　　彼得羅認出了他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來，沒看見彼得羅，心神不寧地朝窗外打量著，用一個手指甲摳著臉。
　　“考拉多！”他打他頭上叫了一聲。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沒看見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緊張。”彼得羅說，然後他意識到自己不過是想在別人身上發現和自己同樣的狀態。他說：“我自己今天也相當緊張。”
　　“誰不是呢？”考拉多說，他臉上那種耐心而嘲諷似的的微笑叫人都願意聽他講，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覺嗎？”彼得羅說：“我覺得就像是有雙眼睛在盯著我看。”
　　“眼睛，你這是什麼意思？”
　　“某個我遇到過的人的眼睛，可我記不得了。冷冷的眼，敵意的……”
　　“那種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過，你倒千萬不可大意才是。”
　　“是……眼睛像……”
　　“像是德國人？”考拉多問。
　　“對對，像是德國人的眼睛。”
　　“那麼，很明顯了。”考拉多邊說邊打開了他的報紙，“比如這條新聞……”他指著標題：凱瑟林被特赦……ＳＳ重整旗鼓……美國資助新納粹……“不奇怪他們又出現在我們背後了。”
　　“哦，那麼……你認為那是……但為什麼我們現在才覺得呢？凱瑟林和ＳＳ的存在都很有些年頭了，一年，甚至兩年。可能那時他們還在監獄裡，但我們很清楚知道他們在那兒，我們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
　　“那眼睛，”考拉多說，“你說你感覺到有眼睛在盯著你。至今為止他們還沒敢怎麼盯人：他們眼睛下垂，而我們也不再習慣他們了……他們是過去的敵人，我們恨他們過去所做的，不是現在的他們。不過，現在他們發現了他們過去盯人的……他們八年前看我們的方式……我們是記得的，開始感到他們的眼睛又在盯著我們了……”
　　在過去，彼得羅和考拉多，他們之間有很多共同的記憶。而且他們，一如從前，不是什麼幸福的人。
　　彼得羅的哥哥死在一個集中營裡。彼得羅和他的母親一起生活，在他們家的老房子裡。傍晚時，他回到家。門照例地嘎嘎響，碎石子在他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細聽，它們發出的聲音就像是腳步聲。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走，那個晚上出來的德國人？可能他現在正穿過一座橋，在運河邊或一排矮房子邊踱步，房子裡的燈亮著，在一個滿是煤和碎石的德國；他現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頜的黑外套，綠帽子，眼鏡，而他正盯著，盯著他，彼得羅。
　　他打開門。“是你！”傳來他母親的聲音。“終於回來了！”
　　“你知道不到這時候我是不會回來的。”彼得羅說。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她說，“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條新聞……那些將軍又接管了……說是他們一直都是對的……”
　　“你也是！”彼得羅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說什麼了？他說我們現在都感覺到了那些德國人又在盯著我們了……那就是為什麼我們都緊張……”然後他笑了起來，似乎這事只有考拉多一個人這麼想。
　　但他母親的手在他臉上揮了一下。“彼得羅，是不是要打仗了？他們是不是回來了？”
　　“這個，”彼得羅想，“直到昨天，當你聽人談起另一場戰爭的危險性時，你是不會想到這有什麼特別的，因為過去的戰爭有它們自己的模樣，而且也沒人知道新戰爭會是什麼樣子。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戰爭又找回它過去的臉了，還是他們那些臉。”
　　吃過晚飯，彼得羅出門，外面下著雨。
　　“彼得羅？”他的母親問。
　　“什麼事？”
　　“這種天氣還出門？”
　　“怎麼啦？”
　　“沒什麼……別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媽媽。”
　　“好吧……再見……”
　　他的母親在他身後關上門，停下來聽他在石子路上的腳步聲，門的叮當聲。她站在那兒聽雨的聲音。德國在遙遠的地方，在阿爾卑斯的那一頭。那兒可能也下著雨。凱瑟林驅車經過，他的車濺起了泥漿；把她兒子帶走的ＳＳ正要去重整旗鼓，穿著閃亮的黑雨衣，他們老兵的雨衣。當然，在今天晚上去擔什麼心是愚蠢的；同樣明天也不用擔心；甚至這一年都不必擔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長時間不必擔心；即使在戰爭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擔心，但你現在卻早就開始為第二天擔心了。
　　她一個人，外面是喧鬧的雨聲。穿過這個被雨浸透了的歐洲，過去的敵人的眼睛刺穿了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見他們的眼睛。”她想，“但他們也該看見我們的。”她於是牢牢站住，緊緊地盯住黑暗。


（選自卡爾維諾：《黑暗裡的數字：寓言和故事（１９４３－１９５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