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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非結不可的果》 非馬詩集，台北書林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８月這是非馬今年出版的兩本詩集中的一本，選錄自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詩作９１首。全書２０１頁，共分四輯。 第一輯“神廟的完成”，收集詩人旅遊歐美各地的詩作；第二輯“中秋無月”為生命的戀歌；第三輯“摘星的姿勢 ”是詩人對宇宙的玄思；第四輯“余震”是對社會與人生萬象的觀照。 有詩為証（代序１）
如果有人問我，我生平的「本行」是什麼，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 ：『詩！』 認識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的本行其實科技工程。台中一中初中畢業，從台北工專到美國的馬開大學到威斯康辛大學，一路所受的訓練，不是機械工程便是核能工程。直到兩年前從美國阿岡國家研究所退休，我所從事的，也一直是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我自己心裡明白，科技只是我賴以謀生的工具，詩才是我夢寐以求全力以赴的生活內涵。或者用時髦的說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體，詩才是溫暖並活潑我生命的軟體。作為硬體，科技工作為我提供了溫飽，也給了我觀察事物 領悟宇宙生命的知識與智慧。因此我並沒對我當初的選擇感到後悔。 但近來我發現我花在寫詩上面的時間，似乎越來越少了 。除了應付詩人工作坊及芝加哥詩人俱樂部（每月一次）及伊利諾州詩人協會（每兩月一次） 的聚會，需要提出英文詩作以供批評討論外，更多的時間，我用來親近我的新歡：繪畫與雕塑。偶而也寫寫散文或搞搞翻譯。使我漸漸對詩疏淡的潛在原因，我猜是由於詩讀者的日漸稀少，缺乏最低限度的讀者反應與刺激。詩集出版的困難與滯銷不說，連中文報紙副刊也越來越少刊登詩作。不久前紐約一位副刊主編來芝加哥訪問，竟要我多多提供散文稿。向詩人要散文稿，雖然不一定是問道於盲，卻也多少令人感到尷尬沮喪。 在美國華文界，八十年代是詩的黃金時代，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如此。陳若曦主編的《遠東時報》副刊、王渝主編的《海洋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編的《中報》副刊，都大量刊登過我的詩作。特別是陳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寫得勤。其實為了活潑版面或調劑口味，篇幅短小的詩，應該是編者手中最有用的玩意。我常望著一些副刊版面上的空白興嘆。多浪費！多可惜！ 不久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曾大力讚揚日本報紙用俳句寫社論的美好傳統。說短短幾行勝過千言萬語，還不去說它帶給人們的美感享受。我們的詩人工作坊也因此用新聞評論作為該月份的指定詩題。但我們都心知肚明，要在這個時代把詩搬上報紙，是不可能的事。我曾問一位美國詩友，從前美國報紙也象中文報紙一樣刊載過詩作（老詩人黃伯飛先生便曾拿給我看他早年在一些紐約的報紙如《紐約時報》上發表過的英文詩作），為什麼現在統統不見了蹤影？她說罪魁禍首是一些冒失的自認為新潮的年輕主編們，他們大量刊載一般人看不懂的實驗性的前衛詩，大大地敗壞了讀者們的胃口，終於導致詩被逐出報紙，同社會上的廣大群眾斷了緣。 會不會放棄詩，象許多同輩詩人一樣，改寫散文、小說或乾脆下海做生意？我聽到有聲音在問我。不會！我聽到心中一個堅定的聲音回答。散文、畫、雕塑，這些藝術創作活動，固然也帶給了我許多樂趣與滿足。但在我心底，詩仍是我的根本，我的最愛，我的本行。 有詩的日子，充實而美滿，陽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覺得這一天沒白活，不管到底會有多少人讀到我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會聽到人們在提起非馬這個名字的時候，說：『這個人還可以，有詩為証。』 哪裡的詩人？（代序２）
一位以色列詩人最近在給我的電子郵件裡問：「你自認為是中國詩人呢？或美國詩人？」他說他正在編譯一本美國現代詩選，希望能選用我的作品，但需要先確定我的身份與歸屬。他不久前曾把在電腦網絡上讀到的我兩首英詩翻譯成希伯萊語，張貼在《來自地球的詩》網頁上我的名下，同其它的英詩並列。 記得從前也碰到過類似的問題：「你是台灣詩人呢還是海外詩人？」 無論是從詩的語言、發表園地或讀者群來看，我想我都應該算是台灣詩人。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為一位作家定位，最簡便的辦法當然是看他所使用的語言。詩的語言應該是詩人的母語。但如果把母語狹義地定義為「母親說的話」或「生母」語，那麼我也像大多數從小在方言中長大、無法「我手寫我口」的中國人一樣，可說是一個沒有母語的人。而從十多歲在台灣學起，一直到現在仍在使用的國語，雖然還算親熱，最多只能算是「奶母」語。等而下之，被台北工專一位老師戲稱為「屁股後面吃飯」的英語 ，思維結構與文化背景大異其趣，又是在成年定型後才開始認真學習，則只能勉強算是「養母」語或「後母」語了。 既橫行又有點霸道的英語，雖然不曾太對我板起晚娘面孔，但在同它廝混過這麼多年以後，感覺上還是免不了有隔膜。伊利諾州桂冠詩人布魯克斯有一次在給我的信上說我的英文詩「怪得清新」（refreshingly strange），我一直不知道她這讚語的背後含有多少貶意。有時候，「怪」是對習用語或俗語陌生或無知的結果，不是裝瘋賣傻故意作出來的。象有一次我在詩人工作坊的聚會上朗誦我一首叫做《拜倫雕像前的遐思》的詩。當我念到“and underneath your fluttering coat/your youthful passion is still on the rise”（而飄揚的風衣下／你少年的激情依然昂揚）時，幾位美國男女詩友笑成了一團。我莫名其妙地問他們怎麼了？他們笑說沒想到非馬原來這麼黃。我猛然醒悟，莫非他們習於把“on the rise”解釋成「高高翹起」？老天爺！諸如此類的有趣又尷尬的例子，還有不少。 隨著交通的發達，人類的流動性越來越大。今天使用華文的作家，可說已遍布全球。英文或其它語言的作家，情形也大致相似。所以僅用語言來歸類作家，似乎已不切實際。語言是必需的、但非充分的條件。同樣地，發表園地與讀者群，也隨著移民人口，有逐漸向各地擴散的趨勢。因此我認為，用這些外在或客觀的條件來決定一個作家的歸屬，不如用內在或主觀的寫作對象與感情來衡量，比較來得恰當。 只是在人類社會已成為一個地球村、電腦網絡四通八達的今天，一個作家注目關心的對象，恐怕也不可能再局限於一地一族或一國了。 那麼有志的詩人何妨大膽宣稱：「我是個世界詩人」。何況人類之外，還有宇宙萬物。或者我們竟可模仿台灣詩人商禽在『籍貫』一詩的結尾，輕輕且悠逸地說 ：「宇──宙──詩──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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