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對我，對了解我的朋友來說，《夏天的翅膀》不會被看成是一本完整詩集。它類似於選集。事實上，它是一種合訂本，包含了若幹本詩集。這些詩集中的小詩集出現在過去十五年間，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是我寫作和生活的直接見証。這些小詩集最初都各有名稱，它們自成一體，相對完整，大致代表了某個時期我的文字手藝。就像現在這個樣子。最初，它們都不是印來出售的詩集，它們很像是地裡長出的土豆，菜蔬和花卉。你採摘它們，收獲它們，然後再分送它們。通過郵局，通過自己或偶然路過的遠方朋友的手和口袋去到別處……總之，它們是一些不斷被分發出去的小詩集。事實上它們還不太像印刷品，而更像一種手工藝品（印，做，也可以叫造）。
你自己動手將自認為最好的詩弄成一本書，薄薄的一小冊。有時是十首詩，有時是二十五首……有時十本，二十五本，一百本……然而有時卻只做了一本，你突然放棄，將其束之高閣。可以這麼說，我們中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養成了專事收集這類詩集的愛好和習慣。天長日久，它們變得珍貴，成了回憶的開端和介面。
每個人的生命都注定在向自己和世界要求著什麼（比如完美的形式），而在我們看來，完美莫過於通過文字讓生命轉化成詩。從這種角度往回看，寫作，或一波接一波的詩歌運動都變相成了一台台高速印刷機，在不同地區，各個角落大量生產著這樣的詩集。那是八十年代一種隱喻般的習俗，也是我們這一代人集體的成人儀式。
我愛上了這樣的習俗。因為它積澱下這份可供我們反覆回味的東西──種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詩，我們的內在祖國。我們在語言中建立了這個祖國，並從中學習，領受著我們的寶貴傳統──心靈與技藝的完美結合。而現實永遠是詩人的異域。異域類似他鄉。
在我們看來，故鄉，家國，它決不是天生就必然會屬於你的，而是在後天通過語言找到並漸漸建立起來的。因為它不是地理意義上的現成品，它是一種產品。
２
現在，我讓自己沉入回憶。首先是事件，一些像公共場所那樣的事件。但仔細想來，這些事件和我的關系都顯得既親切又陌生，既相關又不相關。因為，在語言這個公器裡，純粹個人的事件有時也可能被放大成全體的事件，而一個他人的事件最終也有可能會成為自己的事件。從這種角度講，根植在語言中那個放大器應該就是良心吧。哪怕是三分鐘的良心，也可以構成一個共有的，或純私人的時代。它，通過事件出現並發生在你的祖國或異域。
然而，我所經歷的事件其實還構不成外在事件。它們僅僅是一些瑣碎的白日夢片斷而已。它們只不過在我過於敏感的內在幻想裡被無限夸大，構成了一系列激烈的內心事件。還是這樣來說吧，我主要是一個旁觀者，一個有限的參與者，一個部分的被損害者。我以我的悲觀和對現實的不斷放棄，來成全我自己的完整與絕對。而這一切全仰仗我內心那個始終沉默的自我，他總是趨於安靜，習慣於那內在的絕對孤獨。這個自我是我實際的安慰者，他處理並維護著我激烈的文字的秩序，收拾著我的白日夢碎片，是我寫作得以繼續的主要原因。如果說到文學運動，與我的關系也主要是這種內在的關系。因為，我那個趨於安靜且對世界充滿了不信任的自我，總是牢牢地要把我的生活限制在少數幾個朋友之間。少數，少到剛好構不成運動。外省的孤獨，便於內省，它導致心靈積蓄起如箭在弦式的緊張的內驅力，秘密地針對著一種被叫做遠方的東西。
然而，我的想像力卻在這安靜自我的陰影裡秘密而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像一種植物找到可以瘋狂生長的土壤。它的枝椏瘋長著，在急迫的語速中伸展開去，要充斥，佔有我那並不穩固的理性的軀殼。它從我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裡積蓄著不斷向外擴張的能量，令我焦慮，急躁，為莫名的絕望所折磨。它向我要求著另外的生活，向上和無限向外的生活，抵制著，並要將我的孤獨連根拔起……這樣的內心沖突隨之成了我日常性悲劇體驗的主要根源。令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內心兩極之間找尋平衡點。於是，某一個時期，我在外在現實異域中的情形就成了下面這個樣子──不斷地離家，出走，又不斷地返回。有陣子，我的家就像一座地下兵工廠在夜以繼日地生產著文字炸彈和火箭，而現成的發射器往往就是火車與鐵軌。每一次遠行都是一次對危險引信的解除。因為，如果不坐一夜火車將那些詩歌和產生它們的肉體發射出去，去讀給千裡之外的耳朵們聽聽，我就會成為自己的犧牲品。想像在依賴孤獨的同時也厭倦了孤獨的氣味。但它們彼此需要，並形成了大腦裡偏執的兩極。我的外在行為不僅取決於某時某刻的心境，也取決於我對達成平衡的急切需要。我幹預著我的兩極，在它們之間不斷達成，又不斷地撕毀著某種臨時的妥協協議。
１９８５年，我終於為那個安靜自我找到一個孤獨居所──位於偏僻郊野，然而卻是風光秀麗的大學校園。同時，我也為那個劇烈的，由想像力主宰的自我找到了出發與歸來的正當理由。因為對幻想說來，肉體似乎是一個累贅，這累贅有一句格言無人不知──生活必須落到實處。而一系列的事件都發生在這個被叫做實處，然而卻分明帶有作坊性質的臨時性居所之中。
我也有了自己的格言──生活永遠不在實處。實處沒有生活只有寫作。
瞧，事件將時間分割成片斷，使回憶碎裂成了只言片語。
雖是只言片語，卻能讓我一瞬間抵達自己的過去，去打開話匣進入語言。通過詞與詞的生長，將碎裂的時間粘合成一些相對完整的片斷，再去摸索那片斷間的縫隙。語言，的確只有語言才是我們最終的去處，因為無論是處理白日夢的殘渣碎片，還是抑制那難以抑制的想像力激情，我的手都在向我要求著另一樣東西──語言，那非異域的，無限的內在時空──來作為持續的條件。生存，這多麼簡單，它要求的僅僅是肉體的外在持續而已。
在語言中，你的理性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看住那個隨時會跑掉的人，守護那些想像力的根須與枝幹，聆聽其言辭──他們的全部欲望，並有效地建立起詞的秩序。而詞就是我們朝向未來試探命運的腳尖，它們要求著內在的持續以便獲得意義。而理性要做的，僅僅是校正詞與詞內心生長的方向，將持續導向延伸與拓展去達成完美。完美，對我而言，即是秩序井然。
持續，與你的外在持續相對應，理性總對自己說著類似的話。
想像的本領在於可以虛構出另外的人和事物，並帶領它們進入渴望的焦灼狀態，來對抗那個趨於靜態的自我所施予的強迫性孤獨。當想像足夠強大，可以掙脫約束，並僅僅服從於自己的意志而肆無忌憚的時候，語言就發生奇跡，詩的激情應運而生。一種英雄式的激情。而理性透過語言要處理的也正是這樣的激情。理性在捕獲那些灼熱之詞的同時，也讓所有的外在事件最終都轉變成了內心事件，並在寫作中達成了秩序。詩人在寫作中擺脫異域，尋找著強有力的（至少也是準確的，分寸適度的）表述體系。
誰失語，誰就流離失所；誰表述，誰就在自己家裡找到自己的祖國。
３
下面是片斷。
１９９２年夏天，我把那個由「要麼為自己去死，要麼為他人而活著」──這一信念秘密支撐著的人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我把他領到了一座街心花園。坐下。隨後停止寫作直到１９９５年。我命令自己停止燃燒，地點是在重慶。更確切點講，是在 中區兒童圖書館對面那個坐滿了老人的街心花園裡。整整一個下午，我坐在一群曬太陽的老人們中間，在膝蓋上寫下了從１９８０年以來的最後一些詩：《在街心花園》，《如果你是玫瑰》，《在我們中間》等等。
可我要說的卻不是上面那些詩，而是那個地點。我何以會在那樣的心境下坐在那兒，而不是坐在其他什麼地方呢？這實在有點神秘得不可思議。那個地點不僅讓我貼身聞到眼前處境的異域氣味，更讓我想起遙遠的１９８５年初春。
１９８５年，像一個詞匯的血脈被割斷──我再次生於春天，在這個埋葬著所有死者，也囚禁著所有生者的星球上，我──終於在對面那個圖書館裡把自己生了下來，成了我自己。用三小時（這太漫長了，是嗎？），我成了自己的兒子和父親。我生於１９８５年。我也是我自己的母親。既然不平的命運由出生注定是一種可笑的邏輯，那麼，任何人就都有權再出生一次，去改變這令人詛咒的命運──它僅僅需要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和一個可以重新界定一切可以瞬間概括一切的結實子宮──它貌似時代，其實卻是另一樣東西──寫作。
人可以通過寫作在語言中獲得新生。
１９８５年初春，整整三小時，我的生命發生巨變，完全被那新生的未來幻覺所充斥。我只有不停用抽煙來驅趕自己的幻覺──到處都是「被黎明集合的夢想的大軍……和拋向空中的勝利的帽子……」
面對這樣的幻覺，我不知所措。
而現在，我彷佛看見自己正在吃力地往外掏一疊詩稿，像是要對抗那幻覺，也像是在掏一串注定在未來要被叫做「回憶」的鑰匙。整整三小時，我完全忘記自己身在何處，成了一個啞巴。全部語言沉入了內心，進入劇烈的高密度的詞的生長──我自幼學會的母語正以一種陌生的形態重新出現在我的意識中，變成了下面這種令我吃驚的樣子：
他就是上天空降給我們的英雄和面粉！
記憶只保存了這些細節。除此，我完全想不起當時還有其他什麼細節與我的人生構成了直接因果。我只覺得那圖書館正靜靜地脫離了地面，像一個滿載著憤怒的飛行器，開始移動開始起飛。真的，青春的沖鋒號一旦吹響，所有的房間就會移動。起飛，這就是當時我向自己下達的命令（又是命令！）。
而現在是１９９２年夏天，八年之後，重慶……一切，我的白日夢正在了結。我抓住了自己，緊緊抓住了那個隨時準備去死的年青人。
而現在，又一個八年之後，香港。我已喝得醉醺醺，在寫１９９２年夏天的事。
１９９２年夏天，街心花園，老人們中間……強忍著青春的全部傷痛，我被自己按在了自己的膝蓋上，向一疊皺巴巴的白紙吐著自己的內出血──就像1997年某夜凌晨，五個蒙面人破門而入，我本能地捂住傷口趴在地上，趴在自己家裡像在觀察一只螞蟻，四個小時之後才在醫院裡醒過來。
詩之外，永遠是異域──另一種國家。它留在你精神和肉體上的記號不是滄桑，而是羞恥。
「說，你說呀！」
此話毫無邏輯。關於１９８５年的我，檔案裡的敘述也毫無邏輯可言：
……一走出圖書館，這個皺著眉頭長大的人就開始安裝自己的飛行器。一個嶄新的飛行器在一星期內誕生。它的主要配件是二十一所大學的文學社，一千五百多人爬過表格進入了這個裝置。可不到兩星期，詩社就分裂，像大刀與長矛對應著兩份短命的詩歌報（國人的特殊才能正是分裂，從群體到個人，無不帶有一目了然的分裂特征）。６月，就在畢業離校前夕，飛行器被審查，也被他自己宣布解散。他將被制度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誰也不願去的地方。
這能否叫做文學事件？
安錯了推進器位置的巨大怪物。
……
事件証明，他最終推動的不是一個龐大的社團，而是（僅僅是）他自己。用推動一千五百人的力量來推動自己，是解脫還是瘋狂？後果不必設想。因為一個人吹完沖鋒號，就得手持長矛一躍而出，向那個充滿了敵意的風車世界沖過去──開始他自己的戰爭。身邊沒有桑丘。八年後，在那個街心花園，他的桑丘已被他按在了膝蓋上，當著一群老人的面，在紙上說著另一個細節：
那遠走他鄉的人正落淚可春天照來不誤。就在這時，命運終於伸手幹預了我的絕望。
坐在齊胸的絕望裡
嘆息？啊，不必嘆息了，他說
回憶也不必
一如春天不必再來！
１９８５到１９９２年，我先後把自己分配在痛苦和絕望最需要的地方：成都，重慶，自貢，貴陽，海口，廣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做過教師，記者，電視編劇等工作。八年，一地之於另一地，我總在不斷奔赴，又不斷離開。彷佛只有通過某種極端的形式，才可以依次去除心靈中那些多余的東西。之後，我生命中只剩下兩個配件──愛和寫作。
生活的鍋是鐵打的。沒錯。但生活沒有柴和灶，它只有碗筷和一腔怒火。
４
《詩十六首》是１９８８年９月，印於成都的一本薄薄的詩集。它是新的白日夢的直接產物。想不到，許多年後，會被視為一個標志。就像想不到我今天會坐在這兒，在這樣的時刻來重提舊事，禁不住要為它寫上幾句話。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過於頻繁地用詞來試探自己的命運。詩宜偶爾，講究興致，渾然天成。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我們的詩歌傳統主要是一個即興傳統的緣故吧，誰知道呢？（請繼續
聽我往下說。）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生命裡都會有一些類似根莖的東西存在，它們默默地生長著，以至於令你完全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和生長。直到有一天，它們結出了果實。直到你的枝椏被你自己結出的果實壓彎，又被詞的巨大力量所撼動。這就是《詩十六首》當年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反應（Ｗ﹒布萊克的《毒藥樹》片斷成了這本詩集的題詞，這在後來看來似乎正好對應了柏拉圖說過的一個詞，即「寫作」，它是一種「藥」──既是「毒藥」，也是「解藥」。它還暗示著某種對立性質的事物在特定行為中的依存與統一）。
但這是一個良好開端，對我而言，後來的詩彷佛就是直接從這些根莖上長出來的一般。向著不同方向的生長，就形成了一本又一本小詩集。它是我心靈中那座向內生長的山峰，是山峰上一片向內（而不是向外）生長的樹林。它通過文字，和我繁復的個人經驗糾結，也把我同許多人物，事件，以及時代災難，更緊密更內在的聯在了一起。我相信這絕對是一種文字本身的天性。或者說，人的天性也本該如此，必然有根有莖。所謂根源不腐，必有後果。
總之，誰順應了這天性，誰就成長，而且是永無休止地成長。誰順應了這天性，誰甚至就可以在文字裡和所有的逝者，以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相遇。相遇者記住，也被記住。
５
在我，１９８８年是如此地刻骨銘心，即便從純個人角度，也值得終生銘記。那一年，我不記得自己到底喝過多少酒，到過多少城市，見過多少絕望而憤怒的面孔。可記憶這塊橡皮也擦去了多余的細節，只剩下：嘔吐，寫作，性，朗誦，不分晝夜。嘔吐……長談，夢遊……憤怒，集體痛哭，性……１９８８年秋天，在一場接一場革命般的朗誦會，和那些煙霧迷漫的房間裡，我驚駭於自己的聲音，並被它震撼──它一夜之間變成了一種陌生的聲音──它沙啞，尖銳，放射，並一下子失去控制：
秋天。這是什麼樣的日子從某一刻，我彷佛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整個地屬於了我身體裡發出的那種聲音。怎麼會是這樣？我質問著自己，也質問著麥克風和空氣中那層出不窮的末日幻覺：
這是火燄窒息火燄的日子
不，我無法叫你相信
這是電在金屬中彎曲的日子！
怎麼會是這樣，死去的鳥群在我的末日幻覺裡，歷史正在「加速」──要「大開死亡之門」。這種詞源性的幻覺，也在「加速」擴大著我表達的詞匯圖表。隨後的災難彷佛正通過絕望文字和酒精在我的身體裡提前到來。災難──它是如此急迫如此猛烈，令我敏感的神經迷失在由陣陣秋風加速著的死亡的硫磺氣味裡，喘不過氣。後來所發生的一切，証明我當時並沒有瘋掉。擺在我，也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正是：「一條路，一條將要踏上的死亡的路……」。歷史是什麼？歷史也許就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中，那些可以任意顯現的部分吧。無時態的顯現。比如現在，此時此刻，１９８８年正通過血液中的紅酒向我陸續顯現如下片斷：
又突然出現在天空？
在精神和肉體的持續高燒中，我開始向朋友告別，最後幾天甚至向同一個人反覆告了三次別（這無時態的的告別），諗叨著：「我就要走了，來和你告別……」
……
就在我風風火火的行蹤後面，有一個明確而堅定的決定已經作出。不是去遠行，而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決定去死，帶著一本薄薄的詩集──《詩十六首》──我的一切，流浪……直到肉身隨意重返萬物循環之鏈──死無葬身之地。
從某一刻，倒計時開始運行。
我正在過自己一生中最後的日子。這想法和決定令我亢奮不已。令我一天二十四小時沈醉其中，恨不得一天真變成了兩天，四十八個小時，至少也應該是二十五小時。一切對我形同虛設，已不復存在，因其下賤，己毫無意義。彷佛，只有那正在逼近的死亡，才是生死尊嚴的唯一賦予者。就這樣，１０月，帶著莫名的來世渴望，我踏上了自己的不歸路，向那扇即將大開的死亡之門走去。
隨後的三個月，我大步跨越現實，也似乎穿過了自己的前生與來世。
１２月，我抵達冰天雪地中的北京。北京，作為一個一聲不吭，搖搖晃晃的告別者，我沈迷在自已最後的日子裡。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離開南方，來到了離我的出生地最遠的地方。又是朗誦，沒完沒了的傾訴，辯論，爭吵，喝酒……再朗誦。在大學禮堂，教室，學生宿舍，朋友書房和客廳……彷佛整個世界都豎起了耳朵。宇宙瞬間卷了起來，卷成了真實，或想像中的巨大麥克風。巨大！每天，每時，每秒，都像是孕育巨大的母體正滋生著壓迫與昂奮。它們影子般地在跟著你，纏住你，推動你走向巨大本身。
然而，在這時，我的肉體卻突然對巨大感到惡心。首先到來的是純生理的不適，從人，牲口，建築，床……到饅頭……彷佛一切比例都不再正確，都被一面無形的放大鏡放大了許多，而且越來越胖。到處都是胖子和巨大。
巨大，意味著吞噬，淹沒，讓進入它的一切傾斜，瞬間變得渺小。如果你的內心不夠強大就會趨於一種主動的消失。就會感到自己完全沒有必要存在下去，站在任何巨大事物面前你都會反過來否定自身的存在。你永遠渺小，再難建立起任何自信來裝備，強調你的自我，來捍衛你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比如，在「偉大」這個詞面前。除非你也漸漸發胖，或膨脹，甚至連說話的語調也漸漸古怪起來，去認同巨大。
１９８９年元旦，我在積雪的刺目反光中來到天安門，那種巨大的壓迫感突然襲來──我遇見了可怕的巨大。一種荒謬的比例出現在骨瘦如柴的我和天安門廣場之間。這比例，與我內心深處那死去，可以自主的死去，而不是被巨大吞沒的渴望針鋒相對，尖銳抵觸，令我突然失控並叫了起來！無端端對朋友大發雷霆，然後轉身離去。隨後，我看見自己出現在火車站的人群中，踏上了開往南京的列車。必須馬上離開這巨大！這就是當時我對自己發出的又一道命令。
巨大總讓人產生要下命令的強烈欲望。
我到達的地方，也是我包裡的《詩十六首》留下的地方。它們留了下來，而我卻在心裡不斷地告別著朋友，朋友的朋友；城市，城市後面的城市。一個又一個地址作廢，正失去意義。道路不斷出現在眼前，又迅速從腳下消失……我正急切前往自己的下一站。下一站不是南京不是上海，更不是黃鶴樓和朝天門，下一站是句號──而有憾。
可下一站被我誤解。
生死之謎──也就是時間之迷霧，一層層打開，裡面包裹著的卻不是我本人的死亡，而是所有中國人在不同的時空裡集體共有的一次死亡。它，像一種置換和取代，單數的未知的死亡經驗（其位置）被復數佔據，使任何個體生死所獨有的意義同時丟失，徹底失效，成為零和空白──存在淪為活著，為活著而活著。從此，「中國人」這三個字的詞義被徹底改變。雖然說集體的死亡奇跡般地同我本人的死亡不在同一章節，但那種會突然失控的聲音卻永遠留了下來，成了我性格中難以消除的部分──有關毀滅和自我毀滅。
果然，１９９７年，這聲音再次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地點又是北京。接踵而至的是一場直接的與死神的殘酷遭遇，我死裡逃生，休克四個多小時才在西直門醫院被醫生手中的針線縫醒了過來，肉體上留下十七處傷疤。有半年時間，無論用多少香皂清洗，我身上老有一股消毒藥水的氣味──來蘇爾氣味，它既是死神的氣味，也是詩之異域的氣味。它透過蒙面打手的兇殘，緊緊粘在了我肉體的記憶之中，成了以後兩年我揮之不去的惡夢來源之一。
而惡夢是另一種異域，與險象環生的外在異域對稱，並置在你的內外兩側，令你走投無路。惡夢有惡夢的敘述邏輯，在它的邏輯裡，飛鳥，蜻蜒……是告密者，小石塊，或電源插座也有可能是竊聽器……在你的惡夢裡，總有古怪的鄰居，蒙面人或黑色物體出現在路口，出現在街頭巷尾……以及那些令它們可以單獨向你顯現的地方。直到某一天，你發現自己業已養成一種突然回頭張望的古怪習慣。而這一切從某一天夜裡開始，全被裝在了一只懸在空中的巨大的檔案袋裡，被一把鋒利的刺刀戳穿，又變了成群結隊的蝙蝠迎面撲來，像傾瀉而下的強力膠水灌入袖口和領口並一下子牢牢粘住你，又把你粘在某樣東西之上。比如床，或某個巨大的平面中心……一動也不能動彈，你在惡夢裡拚命大叫，卻發不出絲毫聲音。你甚至會走向存在的反面，主動向人宣稱自己瘋了。瘋了就不必再瘋。
這時，惡夢不太像惡夢本身，而更像是一種不朽的國家器官（比如高音喇叭），被植入了睡眠。白天和黑夜被攪拌成槳糊，名叫失眠。你怕睡眠，正如異域怕紙，怕字。唯寫作不分晝夜，成了避邪術和粉碎桎梏的解咒法寶，因為它是詩人擺脫異域，動身回家的唯一的道路。雖然到處是巨大的高音喇叭。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了另一個道理，我自己並非處於另一章。我們大家依然是同一個章節裡的詞和詞組，誰也不是例外。死神最擅長的是什麼呢，難道不是改寫和補寫嗎？一個也不能少，這就是死神慣用的核心仇恨句法。
１９８９年，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多絕望而憤怒的面孔，而我的，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死──這種沖動，成了一種普遍的沖動。而大地彷佛成了一個塗滿潤滑劑的斜坡，遠方就是深淵──人們足不出戶，交頭接耳，表情古怪。從那個不斷向外彎曲的深淵裡，詩人不斷自殺的消息正在傳來的途中。而我只有靠瘋狂寫作來穩住自己隨時可能下滑的腳跟。即便在愛，以及，後來寫下的大量短詩和組詩中，那死的劇烈沖動，震怒，和整個身體即將爆炸的壓力也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我唱哀歌和挽歌。
而這時，我那沈默的肉體發言了──它選擇了一個在頹迷中已變得脆弱無比的器官來承受那要命的內部壓力，並將我的肉體囚禁在病房，固定在一張床上再插上各種針管。這也許是頻繁使用「內出血」這個意象的一種直接後果吧？我的胃開始出血。像病變，腫大的玫瑰創口，一個難以刪除的，隨時都會裂開的「疤」留在了我的肉體之中，成了記憶，痛與呻吟的源頭。盡管我們總是在不斷塗擦記憶的內容，試圖用遺忘的有時態性來安撫，來刪除「疤」的無時態性。
但良知命令我們歌唱，並要求記住自己的「疤」。
１９８９年７月，《上海文學》取消了《詩十六首》（我的詩歌專輯）中的八首詩，並刪去了另外八首中所有的「疤」──「死」字。當我的女友深夜冒雨騎了兩小時單車，將雜志送到我手上時，我們終於忍不住抱頭痛哭！放聲大哭，也像一種被遺忘的本能之「疤」，它突然被記起，代替了語言之「藥」被用於止痛：
讓我們允許我們的心兒昏厥那一夜我寫了《哭泣》。第一次用了一個巨大而陌生的詞匯──祖國。她離開了我們，只留下山河。眾人淪為孤兒，痛哭於喪失。我們的詩歌精神從此斷裂，要到新的歷史頁碼形成之後才談得上延續。
讓我們允許我們的親人
死去吧！
６
關於我的詩。
它們，那些來自於我的小冊子，對此刻的我來說，簡直就像失散已久的親人一般……有的，永遠失散，像一種發散的力量，分散，消失在不同地方；有的成了一個中心，像一種內斂的力量將「一盤散沙」重新聚集，去形成一些更厚的詩集。比如《夏天的翅膀》，那是我十年前的一個組詩，而它現在卻成了書名（詩與往事，如鳥歸林？）……重編這些詩是一種困難，因為不知道該怎樣取舍它們，才能對應那外在的僵硬時序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跡。我僅能略作修訂和調整。但我想盡可能保留和恢復其原來的形式──一種更像詩集的形式，以表達對詩在絕望中對生命的支撐意義的一份敬重和懷舊。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才是我們原初意義上的詩和詩集。
因為留在其中的，是心靈的全部真實和我們對母語的虔敬與感激。
７
……
編好這些詩，這些曾陪伴我多年，隨我輾轉遷徙的詩，心裡漸漸湧起的，不是通常可以想見的那種──作為內文給出者的──自豪與欣慰。此刻，我感到的，是一種正在從某個看不見的裂縫裡向我湧來，並終將把我迅速充滿，令我窒息難當的悲哀。它正向我襲來，就好像我的內在正自動地空出了一個位置，又裂開一條細縫，以便承接那正在到來的悲哀。而此刻，那悲哀正由內向外漸漸擴散開來，佔據著，填充著……一直延伸到我輕輕敲擊著鍵盤的指尖──每打出一個字，彷佛都是一種無時態的告別。因為，就在我被那類似坍塌般的感受所引起的遲疑裡，一個簡單的事實擺在了面前：已經編好的這些詩，在透過編輯向我要求一篇序文的同時，也就不再屬於我了。它們將屬於一本書。所以遲疑。
遲疑就是指頭懸在空中，欲言又止……
序文嗎？
它更像是在本已虛空的內壁上再挖一個洞。
我想不起下面是什麼詞？
（是歸林之鳥終將驚叫四散嗎？）
８
仿佛我生命中最寶貴的二十年，也全部被取了出來，被拿走，被放進了一種叫書稿的東西裡，錄入……再作成菲林，ＰＳ版……要交給那等在某處隨時準備印刷它們的機器。那帶巨大滾筒的機器甚至要求萬物皆變成書。它渾身錚亮，牙關緊咬，向著一個固定方向卷動，頑固而準確地吐著它的長長紙舌，要把「我的詩」印成「一本書」。要把我，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署名。要把我的詩變成我的署名的幻影。去到紙上，奔向不同的書店和書架。
只剩下孤獨，和那正在到來的，未被體驗和表達的一切。
世界須合我意，你說。世界必合我意，你又說。
但世界正相反。
世界說，你，你們需合我意，否則，毀滅。
９
還是讓我們回到詩本身來吧。
一首詩，到底有多少是屬於，和不屬於讀者的呢？
這很難回答。
而一首詩到底又有多少是屬於，和不屬於詩自身的呢？這更難回答。
按這一句法，還可以繼續問出更多的問題來，比如：
作者／讀者／這本詩集……到底有多少是，和不是……？
一首詩向詩自身要求的是／或不是（／作者／讀者／詞，句法──）一個跳動的心臟，還是／而是……？
一首詩，一首詩的心臟部分，要求著詞，句法，……。和它的，一個以上的作者？
一首詩向詩自身要求的是作者的才能還是讀者的熱情，抑或是冷漠？
然而，是與不是？皆不可問。
因為一個詩人的命運可以是，也可以完全不是一首詩，或一本詩集的命運。詩自有其自身的命運。一種「自有」。但一首詩，或一本詩集，卻完全可以「成為」一個人的命運。像一種力量中心，透過紙張和時間，使人「去成為那樣的人」。又從「那樣的人」的命運裡吸取詩，這大約就是詩和詩人的傳統吧。書與人畢竟不同。比如，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去過不同的生活，而一本書卻能成功地代替人做到這一點。你將被許多個你所代替，正如此刻一種叫遲疑的想法代替了許多從前的想法（如，虛榮？等等。但又是什麼在令我鬆手，要交出去？）。但這些文字，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應被看成是──比如，我為某種原因而在自己的私人物品（飛行器？不！）上預先留下的──種記號。這記號似乎也從詞學會了對自己和世界的雙向的試探。
我在寫作中渡過了二十年，而這本詩集的命運才剛剛開始。
１０
詩一旦從手稿裡獨立出來，就成了一本書的內容。作者被逐出了自己的詩，只留下署名。他甚至被排拒到那些陌生讀者之中，完全成了自己的陌生人。詩要重新尋找自己的作者和讀者。意義的特定來源將被新的延續的來源取代。這很像是一座有許多房間和門窗的房子，它本完滿──構成它的一切之間本有著和諧而確定的關系，可以絕對向外敞開，或彼此敞開。而現在，有些部分卻關閉，甚至永遠封閉了。它形成了殘缺。而閱讀就是打開，修復，填補，擴建──要重新達成敞開。一首詩因此而有了自己新的，不同的作者和讀者。而最好的讀者總是那些重新創造了作者，並認為自己就是「當然的作者」的人。當然，他們並不一定是特定的。詩人總是不斷被自己的詩背叛，又不斷被要求──「給出新房」，以表明自己仍是一個作者。
１１
一個詩人也常被要求朗誦自己的詩。即，當眾重新佔據作者的位置。他通常會在那些耳熟能詳，為人熟知的作品中加入一些手稿上的作品，開倉放糧，把尚屬於自己，與巳屬於書或他人的，混在一起。好像是在暗示著下一首詩才是最好的。對他人，也對自己。
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我們的本質殘缺而陌生，需要被時間逐漸賦予。而在時間這個令人絕望的概念裡，若問詩為何物？往往可以換用下面這個並不新穎的比喻：一只漂流瓶中的文字。
它漂流了多長時間？
它從何而來？
它本來的給出者是誰？
給出者希望誰能讀到？
……
這些疑問，對陌生的讀者來說，巳不重要。重要的是，必然將會有人得到，並且打開，去成為一個特定的，也是任意的讀者（而那個給出者卻永遠漂流在海上，好像他就是大海本身的漂流）。作者僅僅是一個署名。有時，他甚至連一個署名也沒有，他是無名氏──絕對的完全隱匿的作者。
下面，我將要空行，留出一點空白。一條界線。代表我和自己，和讀者之間的隔閡──片汪洋。我站在岸邊，注視著那想像中的空白，空白中的船和波濤，就像一個徘徊沙灘，自以為必然會拾到漂流瓶的陌生人一般。
現在（請注意！），我巳越過空白，來到那艘想像的船上。
鬆手，一只漂流瓶就落入了大海……它，隨波逐流，正遠我而去……
（２０００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