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板橋鄭燮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現在他生前手訂的那部全集裡，也凸現在他那些以竹蘭梅自喻的線條夸張的書畫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間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藝術作派，更使他在兩個世紀以後的那些崇揚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的文學史編撰者眼裡獲得了廣泛的青睞。而且，作為一名出身貧寒，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小縣作家，又身處經學大師、天才詩人輩出的雍乾王朝，要在當時宛如現在的彩票市場、証券交易所那樣鬧哄哄的文壇嶄露頭角，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揚長避短並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勢。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劇藝人似的能同時以清官、狎客、畫廊老板、風月閑人等多種面目出現，並始終在它的中間隱匿自己真實的曖昧的面龐。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當初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個太平盛世，鄭卻依然樂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謂關心民瘼的詩詞，諸如《孤兒行》《逃荒行》之類。而事後，他瘦小、佝僂的身影可能立刻就會出現在揚州鹽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膩的床上。他的成功在於他發出的這些聲音雖然矯情而突兀，且不無政治功利，但在當時的文學大合唱中卻因過於刺耳從而顯得不同凡響，並穿越書頁與年代最終抵達我們的耳邊。由於中國的文藝批評向有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的惡習，於是他被目為那個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典范躺在文學史上接受後人的敬仰。只要我們的批評家將作家分門歸類的惰性思維有一天不改變，這種敬仰看來還得繼續沿襲下去。
在那個由南方士子統治文壇的時代，鄭生於江蘇興化的事實顯然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先天的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簡單，五十歲以前一直以苦讀與賣畫打發日子，其間除去過兩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於他的家鄉揚州一帶。既無名師傳授，也不見得有什麼特殊的才氣與天賦，因此終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為應該得到的重視與推舉，倒也不能說是怎麼委曲了他。如果我們有興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單，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樣靠自學成才，疏狂放誕，後來終於混出幾分名堂來的文藝青年。四十四歲中進士應該可以說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這得益於他對時文和考試大綱的鑽研，以及通宵達旦、死記硬背的本領。這種本領即使今天我們在貧困地區發狠考大學的農村窮孩子身上仍然不難見到。這以後他在山東的范縣與濰縣做了大約十二年的縣太爺，然後又回到揚州賣畫，並於十年後在那裡去世。他的簡歷中至少有兩處地方因語焉不詳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賜進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實授山東范縣知縣，中間當了七年的空頭進士，甚至連個翰林院編修之類的閑職也沒有，這在清代的職官制度上相當少見。二是有關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記載年譜裡可以詳細到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天，但於死因卻過於珍吝筆墨以至不留下半點記載。
與他的同時代作家相比，鄭顯然是一個復雜、矯飾、頗有城府、並且因愛說大話言行相悖因而總讓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長期以來他在讀者心目中的聲譽，不僅因為他的才華，還在於有關他作為一個時代叛逆者形象的種種軼事傳聞。從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熱衷於自我標榜道德情操的同時，身影卻在揚州世俗的燈紅酒綠間醉生夢死。而這個一到知縣任上就將憐才愛士掛在嘴邊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時有讀書人遇事上謁，居然會作出“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左右卒）頭黥面驅之出”這樣嚴重侵犯人權的野蠻行為。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是關於他六十一歲那年的被罷官，竟然也可以有“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清代學者像傳》）與“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為上官呵斥”（《墨林今話》）兩種內容與性質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於他平日好罵名流而又附庸名流，抨擊權貴而又阿諛權貴諸種事實，更在不可枚舉之例。這樣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形象與性情都截然相反的兩個板橋：一個清高、內省、磊落坦盪，為民請命。一個世故、輕浮、追名逐利，工於心機。有時，當我面對他全集扉頁上那張滿臉皺紋，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閃爍的尖臉，心中難免會產生這樣難以釋懷的自我疑惑：到底哪一個才是我們所認識的鄭板橋呢？
興化是清代屬高郵州管轄的一個頗具幾分水鄉情調的小縣。公元一六九三年，當心高氣傲的鄭板橋出生在城東鸚鵡橋與杏花樓一帶的汪頭時，父親鄭之本的現實身份只是當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師，並且家徒四壁，甚至常常無米可炊。鄭三歲時母親汪氏的病故更是這家庭中的一場災難。由於鄭發跡後對早年的回憶側重於嘆窮叫苦而少具體描述，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年代他們一家是怎麼生活過來的。僅從詩中偶露鱗爪的一些零言片語，依稀得知童年的鄭由一個名叫費乳娘的鄰居女人帶大，並在父親的私塾裡完成了最初的學業。教他學習填詞的老師是縣裡的一名老秀才陸種言先生。還有兩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愛吃黃橋燒餅。在他三十歲父親逝世前後，甚至他自己也做過一段時間的私塾教師。多年以後當他回憶自己當初的苜蓿生活，曾有“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飢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名子弟結冤仇。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這樣深沉的感嘆。
三十歲以後鄭板橋到了揚州──出於憤怒和貧困生活的兩重壓迫，其情景完全相當於今天中國內地自覺懷才不遇的大學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紀前期的揚州由於盛產妓女、鹽商、寺廟與風月，加上又是權勢熏天的兩淮轉運使（中央政府管理江南鹽政的最高行政機構）衙門的所在地，其繁華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大批落拓不羈、風流自命的才子、詩人、畫家、骨董販子、風水鑒賞師什麼的於是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聚集在那裡不亦樂乎地打秋風、吃白食、索贈請托，鬻畫賣字。根據《揚州畫苑錄》的作者汪□（上均下金）後來統計，當時揚州城裡光畫家的數目就有五百余人，他們中的皎皎者有李□（左魚右單）、汪士慎、高翔、金農、黃慎等，加上稍後也欣然加入這一行的鄭板橋、李方膺與羅兩峰。由於作品風格以及生平事跡的某種相似性，揚州八怪雲雲也就成了後人對這些商品經濟中遊刃有余的風雲人物的一個特殊稱謂。很多論者習慣從純粹藝術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這在我看來顯然過於天真。要知道當時的需方市場主要由權宦、貪官、暴富的鹽商、附庸風雅的巨賈豪紳形成，藝術在他們看來理所當然只是一種體面的裝飾。就象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機敏人物喜歡胸佩一枚據雲出自鄭手筆的“難得糊塗”的徽章招搖過市一樣，當年把持揚州政綱的這些惡俗勢力的代表也極需高雅的書畫來點綴他們糜爛、骯臟的生活。他們的首選無疑就是象征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蘭一類的風雅之作，而且構圖癒怪、線條癒奇出價越高。在商品經濟中，市場需求總是代表一切。這就是為什麼八怪中除當過宮庭畫師的李復堂會畫幾筆仕女，其余的幾乎人人都以鐵棒磨成針的功夫在所謂歲寒三友身上耗盡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頗似浙南、廣東沿海地區那些幾十家開在一起，生產同一產品的家庭作坊。確實，同行間的競爭也是促進他們的藝術想象力得到最大發揮的一個良性動力。
盡管青年鄭板橋一向神往前人“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豪邁風採，但事實上他當初去揚州時腰間揣的只是兩個又冷又硬的黃橋燒餅，而且四顧茫然，唯一的投靠對象是一個在一所破廟裡當和尚的族父。我懷疑他當初對書畫甚至還不太在行，至少在他現存的題識文字中很難找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僅僅出於父歿子亡、生計無依的現實悲劇，其次是風聞淮上巨賈出手豪綽，對落魄才子動輒以大把銀子相贈，加上自己神仰不已的同鄉藝術家李□（左魚右單）聽說在那裡也混得不錯。這種種理由已足夠讓一個絕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並且在旅途中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想象。但揚州很快讓這個自以為是的淘金者嘗到了理想破滅的苦澀。金錢在任何時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條件是交換。讓勢利、精明的揚州鹽商對一個既無名氣又無作品的小縣秀才青眼另加，怎麼說也不現實。鄭的機靈與練達在這裡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得益於多年來底層生活的磨練。他當即趕往北京找到早幾年已在那裡充當皇帝私人畫師的李□（左魚右單），並以同鄉和崇拜者的身份終於弄到幾份李的薦書。重回揚州難免讓鄭產生今非昔比、躇躊自得的感覺，他下榻於城中金農住過的天寧寺裡，並很快與汪士慎、黃癭瓢等著名畫家交上了朋友。雖說當時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覺預測到書畫一行在這座新興商業城市裡的廣闊前景，但由於一時還拿不出手，只好一邊苦讀制藝為會試作準備，一邊堅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覺良好的詩詞幹謁豪門與公卿。數年以後，當意外的成功從天而降，整個揚州都將為自己當初對這個容貌醜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輕視而感到羞愧與不安。也不知他使用了什麼法兒，竟使得淮上程門的三公子在他生日那天捧出千金為壽。相比於他晚年名氣最大時一幅扇面或鬥方的潤資也僅需碎銀五錢，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是個什麼概念應該不難想象。正是這筆可觀的饋贈使鄭的人生迅速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他開始移居鎮江焦山別峰庵中靜心復習應考，並於次年僥幸中了進士。同時，他編年體式的作品的內容，也相映成趣地從昔日的嗟貧嘆窮，諷時譏世，逐漸轉入對風月以及聲色犬馬的關注與描述。揚州對鄭板橋一生的名山事業事實上起到了某種催生劑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們略去程羽宸的一千兩銀子不計，他的藝術和知名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那裡清麗的山水與文化的力量。這就使得他後來在山東濰縣任上對淮揚商賈不遺余力的抨擊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後來被從全集中偷偷刪去的《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中，他突然以道德捍衛者的標準形象出現，感慨“凡米鹽□（左舟右公）算之事，聽氣候於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於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蹀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復述矣！”在此前寄堂弟鄭墨的一通家書中，自覺已成為政界人物的鄭同樣憤激於“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這樣在他看來簡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可悲現實。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僅僅數年以後，突然被罷官的鄭荷筆彷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揚州重操舊業，成為那裡聽氣候於商人，寫字作畫，滿街名士中的光榮的一員。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間鄭板橋匆忙的身影象一架短途客機在江南的幾座大城市裡不停地飛來飛去。那時他的現實身份已是“賜進士出身”，卻令人沮喪地什麼職務也沒有。他當然希望立刻弄到實授。設計中的方略仍然是通過對江浙官場位居要津者的上詩──恭維加自我推薦──這樣毫無新意的公式。他詩集裡的一大批諂媚之作即集中寫於此時，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送都轉運盧公四首》之類。幾年以後當他在縣署中為詩歌界的流俗痛心疾首，認為“近世詩家題目，滿紙人名……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時，顯然已經忘了當初他自己正是這方面的一個絕頂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對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終都能保持從容的態度與恬然的心境，關於這一點我們後面可能還要提到。
這裡有一個特殊人物必須進入我們的視線，那就是鄭板橋詩中謙恭有加的都轉運使盧公──即乾隆初年揚州的最高執政官之一──兩淮轉運使盧見曾。這個被袁枚戲稱為盧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氣很大的詩人，加上又身處財富與權勢的中心，其對四方窮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於清廷的鹽政象今天的煙草一樣採用嚴格的專賣制度，官督商銷，從沿海產區運往內地，其中的利潤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轉運大人就是掌握食鹽專賣証，權勢熏天，想給誰就給誰的那個人。商人們手捧珠寶與美妓圍繞著他的情景就象一群餓犬圍繞肥肉，而朝中大佬因為每年都指望他豐厚的炭敬，與他的關系自然也就非同尋常，以至這個職位在後世的經濟學家眼裡被視為官僚資本、商業資本黑箱運作的一個典范。打秋風的文人墨客在考慮對象時往往也視此為首選。何況慨然以一代宗師自命的盧矮子以及稍後的曾賓谷風雅的生性使他們對此基本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以這個從三品官職年俸銀一百三十兩的區區收入，要支持這樣體面排場的生活顯然非常困難。受賄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於是也就成了唯一可供選擇的手段。可憐的盧矮子後來終因江南鹽政案的全面暴發而伏誅。曾賓谷的下場自然也同樣倒霉。“曾為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坤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詩上聞，曾遂得罪永廢。”（《清詩紀事》第十四冊）此事後來被龔自珍寫入他那著名的《詠史》一詩，其中除鬱達夫先生所激賞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外，尚有“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子踞上遊”雲雲，儼然一副揚州政治、商業、文化的眾生相。確實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現實人生中的真實嘴臉，應該找不到比揚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鄭板橋上詩一事發生在盧剛到揚州上任後不久，在這滿紙諛言的四首律詩中，為了求得盧的力薦，竟然將之比作李白與杜甫，又吹捧盧的父親及其家世的清德，然後才婉轉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對又空還”的不幸現狀，最後又突然筆走邊鋒，以退為進，自稱“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頑梗”。其精義完全符合司空表聖論詩所要求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在謁呈其它權貴人物時，鄭使用的大致也是這種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願以償主要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尋常詩才還不足以引起這些南方政界權要的重視，二是盧當時適逢朝廷突然檢查財務，驚恐不安，以至無暇他顧。在經過將近兩年的漫長等待與失望後，鄭只好又到北京去找李復堂 幫忙。神通廣大的李為他引見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也不知鄭使用了什麼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討得了這位小他近二十歲的王爺的歡心，僅半年不到，一頂山東范縣知縣的烏紗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見這個堂堂七品正職對五十年來一直擔任鄉村教師兼流浪畫家，嘗盡窮愁滋味的鄭的重要意義。在當年由鄭親自手寫刀刻，承攬全部出版活計，並為之撰寫跋文的慎郡王的兩冊詩集《隨獵詩草》與《花間堂詩草》中，顯然出於感恩涕零的理由，鄭一口氣拉來五位唐代大師加一位宋代名將──杜甫、韓癒、王維、杜牧與韋應物，還有岳飛──來形容這位年僅二十余歲的詩歌愛好者的藝術成就。就算我們不去過多指責這種所謂評論骨子裡的諂媚與不負責任，甚至相信他當初寫作態度的真誠──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報答自己的恩人。但我們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後他對別人巴結豪門、挾權貴自重的鄙夷和憤怒呢？我有一個痛苦的發現那就是，當我們對他的了解越來越深入，我們和傳統印象中的那位鄭板橋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遙遠。任何推崇他的人都樂於舉出他的清正與骨氣作為立論依據，但恰恰在這一點上他象畫在紙上的那些自我標榜清高的梅蘭竹之類一樣，根本經不住現實風雨的淫浸與吹打。鄭板橋對今天的文學史家的意義顯然在於他用文字為自己塑造的那個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個比方，他善於讓我們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滿身污泥的藕節──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兩個板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的鄭板橋一生被迫充當的只是它們之間的調解者與仲裁者的角色。
山東是鄭板橋繼揚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當他以一個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縣正堂的太師椅時，迫不及待所幹的頭兩件事就是娶了個名喚饒氏的當地女子當小老婆，然後迅速出版了自己的詩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討小”（瞿兌之《養和室隨筆》）作為那個時代滿身酸氣的知識分子人生得意後的主要功課，我們遺憾地看到憤世嫉俗的鄭非但未能跳出這一傳統窠臼，反而一身而兩兼之。但我可以保証他的娶妾僅僅出於宗嗣方面的考慮，並無風月與色情的因素在內。他嚴重的同性戀傾向使他對女人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厭惡與回避。我們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後饒氏僥幸得子，馬上就被無情地遣送回鄭的興化老家居住（其子復於五年後死去），而他的原配徐氏攜帶兩個女兒已在那裡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論者總喜歡喋喋不休地根據鄭的自吹肯定他的親民思想，但他對待自己家人的令人寒心的態度使我們有理由對此保持足夠的懷疑。我們還可以看到，幾年後他的二女兒出嫁，盡管那時鄭已囊中頗豐，但為了証明自己的風雅與清貧，他僅送了她一幅墨蘭作為嫁妝。而根據《板橋潤格》，當時他尺寸最大的畫作的市場價格也不過只值白銀六兩。
那麼對於鄭詩中口口聲聲自我標榜的關心民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這在當時既被他用來往自己臉上貼金，又作為打擊別人的有效武器。政治在我看來是觀察這些作品的一個相當有效的角度。作為一生都以矯揉造作為能事，仿佛演員不停變換角色的人，鄭初任縣令時給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閑適與太平。“拾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日高猶臥，夜戶長開。訟庭花落，掃積成堆”，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與《止足》中的名句。盡管這仍然拾人牙慧，因為《清稗類鈔》引前人筆記中就有“政平人和，訟庭花落，厥為雅吏，而亦有三聲。三聲者何？則為唱曲，為吟詩，為下棋”這樣的說法。但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師李復堂在距這裡不遠處的滕縣由於這樣幹終於惹出大禍，甚至還以瀆職罪吃了幾年官司。完全出於矯枉過正的功利目的，鄭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選擇的新的角色是勤政愛民。當時適逢黃河發大水，剛調任濰縣不久的鄭急於建立功績，不經請示 就啟動國家糧食儲備賑濟鄰縣災民。好在他當時的上司同樣也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家伙，這事也就糊裡糊塗過去了。幾年後黃河繼續發大水，鄭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強令“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令其平。”（法坤宏《國朝耆獻類征》）平日坐堂聽訟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錢的那一方怎樣含冤受屈也一定會輸掉官司。後來甚至發展到我們前面所說的“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拍案大罵，馱錢奴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左右卒）頭黥面驅之出”（同上）這樣可怕的程度，仿佛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有賢政之名的縣令，而是殺富濟貧的樑山好漢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極左的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他的農民出身所發自本能的對中產階級的憎惡，至此終於發展到了頂點。因此，由於士紳階層的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滿所直接導致他的被免職，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連上引《國朝耆獻類征》一書為他所作的小傳中，也說他“臧否人物，無所顧忌……而嵌崎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不能否認鄭板橋的偏激政令所帶給當地老百姓的實惠與好處，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傳記裡所津津樂道的“濰人戴德，為建生祠”這樣夸張的說法。問題是他作為一個代表中央政府形象的地方官員在政治上是失敗的，在他個人的人生中也是失敗的。至於說他離任時因將宦俸都捐給了地方，以至“囊橐蕭然，圖書數卷而已”我一直持保留態度。因為在任期間他除了刻稿討小，支付長年累月的狎嫖費用外，還在家鄉興化置田買宅，後因新屋式樣不理想又在城東鸚鵡橋一帶買地另造，光地價就花了五十兩白銀。考慮到清代七品官職每年幾十兩銀子的俸入，這樣的開銷也已經不算太小。然而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幾乎與此同時，我們發現他在致堂弟鄭墨的家書中又在大罵他同時代的文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好在我們現在對兩個板橋的不同嘴臉多少已有了一點認識，因此面對這樣的尷尬事實，過於吃驚或過於感慨也許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在接受一個人的整體形象以前了解這一點，並認識到人生的復雜與多義──不管他是一位公認的歷史名人或身邊的某個現實人物。
現在我們可以來說說他的全集了，因為這也可看作他山東十年為宦收獲的一部分。我對這本書的整體印象仿佛一個光怪陸離的跳蚤市場，或者二十世紀末中國小城的某些雜七雜八的時裝模特展覽。世俗者的自鳴清高可能是它的一個主要基調，而憤世與隨俗，窮酸和擺闊，炫耀風月以及關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雜在一起，仿佛黃金與瓦礫被置放在同一貨櫃上出售。當然這中間還要加上一點半通不通的學問和幾分機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評他的同行自己又不停地重蹈覆轍，顯然是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樣熱衷於說話以至他的抒情主體在形成對批評對象的威脅以前，彼此之間往往自己先吵了起來。家書十六通在我看來就象讀雷鋒日記，或者聽一個領導在講台滔滔不絕作報告，不允許有任何駁詰──因為經不起駁詰──因此唯一的聽眾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與詠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陳。前者無論思想和形式都象是元人小令的重新整合，而後者如聞盲師說鼓詞──僅僅對事件作某種故作高深的復述，而且毫無新意可言。如《紹興》中的“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兩句，就算我們不論其立意上對文徵明《滿江紅》的拙劣仿襲，就文字與語感而言，較前作“千載休言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之蘊藉驚警，相去又何止千裡！
對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進行明顯超出常規界限的模仿，這是我接著要談到的鄭詩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現象。而且由於為數頗眾，理應引起我們的職業批評家足夠的重視。他的題畫詩作為他的詩藝與思想特色的顯著體現，一向為後代的推崇者所嘉許。但只要我們的閱讀工作稍微細致一些，就會發現他的題竹詩“且應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農題竹詩“清瘦兩竿如削玉，首陽山下立夷齊”的影子，題蘭詩“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也象是金農題蘭詩“苦被春風勾引出，和蔥和蒜賣街頭”的另外一個版本。同樣，我們也發現蔣心余贈他的“板橋作字如寫蘭，板橋寫蘭如作字”一詩，才到手就被他現炒現賣，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題畫詩“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當點心”一句，更是將南宋詩人的“細嚼梅花當點心”幾乎現成拿來用上。詩學天賦的匱乏可能是這裡的一個主要問題，另外一生閱讀上的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鄭主張一生只讀四書、六經、韓文杜詩，余不足觀）也局限了他的想象與視野。生在遠非法制社會的清王朝在今天看來應該說是鄭的一大幸事，因為這不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權訴訟的麻煩，同時也用不到象劉心武先生那樣在公眾面前丟乖露醜，面對來自媒體與讀者的詰責，機關算盡，不得已編撰出“夢中得句”這樣的現實神話來。
當然據此斷言鄭不會寫詩同樣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艷情之作──多半是長短句，某些作品的題跋，以及為大眾所熟悉的那幾首題畫名篇，加上我個人喜愛的他的早期作品《揚州》四首和《燕京雜詩》。但問題是一個江蘇省的二流詩人，由於筆下稍涉民間痛痒，以至身價百倍，其知名度甚至蓋過了領袖當時詩壇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黃仲則、厲樊榭等天才詩人，除了我們的文學評論在某種程度上已墜落為政治政治批評，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所幸這種現象現在正在慢慢扭轉過來，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復旦大學版的《中國文學史》，在對鄭的評價中我們聽到了“作者立意於勸世，所以重敘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內心，作為詩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這樣久違的聲音。
鄭板橋卸任山東後並沒有如當初與李復堂約定的那樣立刻返回揚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顯得相當蒼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近千裡外杭州西湖的靜寺裡。這當然又是金錢的力量──為杭州太守吳作哲作畫。他甚至還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為地主兼媒介者的烏程知縣孫升還是他的一個昔日對頭。但面對銀子與免費招待的誘惑鄭最終還是說服自己不妨又難得糊塗了一回。“其供給甚盛，姑且遊諸名山以自適”，在旅行中寫給興化老家堂弟的信札裡，他這樣興沖沖地寫道，並隨信先捎回了三十兩銀子──作為這趟典型的“秋風之行”最重要的收獲。我發現他在信中還充分表現了他的會計才能：“吳太守……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鄭分司……請七八次，遊湖兩次，送銀十六兩。”當然這封信函連同此行為孫烏程作的兩首祝壽詩（詩中將兩人比作蘇東坡和賈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為慎郡王詩集撰的肉麻跋文這樣的文字，在他的手訂全集中你是讀不到的。這也正是為什麼他在詩集的自序裡要惡狠狠地警告“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若有托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的全部精義所在。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在兩個板橋的齟齬與沖突中他之所以總是毫無原則地傾向於其中的風雅者，不僅因為藝術審美方面的某種功利與盲視，他一貫張揚的道德姿態也使他在無奈之余，只能被迫作出這樣的選擇──事情就是如此的簡單！
鄭板橋重返揚州的準確時間是公元一七五四年的夏天，那時他已六十二歲，先後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園和枝上村裡，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社會底層人物，他對自己當時所擁有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及不菲聲譽已顯得如此滿意和知足，以至在帶有自傳性質的《後刻詩序》與《劉柳州冊子》裡，他以將軍暮年回憶從前的光榮與戰績那樣的姿態，為自己一生中頗足自雄的種種韻事開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包括京師雛妓招哥紅牙檀拍唱他的道情。新安孝廉曹某用藏墨二十三錠換他一冊詞集。某鹽販子吳其相“貌粗鄙，亦能誦《四時行樂歌》。”加上結交當朝貴人慎郡王，乾隆東巡時短暫充任過侍奉書畫的小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張的筆墨對自己才華與知名度所作的大量吹噓，又是“自鑄偉詞”，又是“索詩文者，必曰板橋”，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得其一片紙，只字書，皆珍惜藏庋”。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為自己一生的藝術成就作蓋棺之論。而在另一些也許需要保持低調才對他更有利的場合，他居然又會謙卑得讓人吃驚：“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屢欲燒去”。在各種不同的功利背景下總是能從容地以各種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現，這是迄今為止我對鄭板橋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為一幕傳奇劇中主角的現實原型，又喜歡動不動就自己跳上台去親自參加演出。相同的面容與服飾，不同的精神和心靈，以至觀眾有時真的弄不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鄭板橋。
可能正是因為他的精採表演──主要是道具與獨白的引人入勝，認為鄭的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均臻上乘的評價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標價賣畫，縱情聲色的揚州一帶。有一個習慣性的美譽叫“鄭虔三絕”，不僅出諸他的朋友之口，連鄭自己也時常這樣津津樂道。但如果誰要據此較起真來，在我看來至少犯了一個常識方面的錯誤。因為三絕雲雲在當時僅作為顧客與同行對某位書畫家帶有恭維性質的稱呼，就像今天的文壇上喜歡動輒就將大師、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隨便送人一樣。只要對當初聚集在揚州的那幫家伙的生平行狀稍微有一點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幾個人當年幾乎人人都有幸得到過這一稱號。甚至還有慎郡王──鄭在為他的詩集題跋時也曾慷慨地以這一桂冠相贈。我懷疑這樣做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出於一種刻意的商業炒作──提高彼此間的知名度──讓大伙兒的作品都能賣出好價錢。在這種情況下，聽一聽遠離這座混雜著脂粉、銅臭與鹽鹵味兒的商業城市的聲音──局外人的評價──也就顯得相當必要。“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惟好男風，是其劣跡”。批評者的身份分別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袁枚和作為非專業人士的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一個貴族身份的文學青年，《批本隨園詩話》的作者。其中袁還戲稱鄭自我感覺良好的“六分半書”為野狐禪並詳細陳述其理由，認為“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為齲齒笑，墜馬妝，以蠱惑樑冀秦宮耳。若西施、王嬙，天然國色，明□（左王右當）玉佩，豈屑為此矯揉造作，效小家子態哉！”
我們終於開始說到袁枚了，那就讓我們再來談一談他們之間的恩怨吧！作為鄭板橋一生最欽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壇盛名、政治上的呼風喚雨以及生活的豪闊奢侈一向讓鄭眼紅心熱。何況兩人同為平民出身，年齡上袁又小鄭二十多歲。加上彼此間人生態度與文學見解上的諸多分歧，比如鄭一生挾杜自重，將三吏、三別、《哀王孫》《秋興》八首諸篇置於嘴邊不離須臾，而袁卻坦陳不喜杜詩，並引明代作家林貞恆觀點認為“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痛而呻矣。”但純粹的藝術之爭何以會上升為對品行與人格的惡意攻訐？ 這個問題看來主要應該由鄭──即作為道德老師的鄭──來作出回答。台靜農先生當年偶然從《批本隨園詩話》中得到鄭板橋趙翼曾作文攻擊袁枚的線索，深感興趣，他在樑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裡好不容易找到趙的《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而始終以鄭文無處覓跡為憾事。他當然不會想到鄭所作的其實系詩非文，而且匿去題目──這就是今天仍然列於全集裡的兩首《偶然作》。“弟頌其師客談說，居然拔幟登詞場”，“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刻薄的筆調，陰暗的心理，難以抑止的憤怒與怨氣，仿佛有意要為錢鐘書先生討論袁與他同時代人關系所斷言的“子才……盛名之下，佔盡韻事，宜同時諸生，由羨生妒，由妒轉恨矣”提供一個絕妙的文本。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當兩人在揚州盧矮子的署中意外相遇，戲劇性的一幕立刻開始上演了。當時盧涉嫌貪污一案經上下打點及親家紀曉嵐力保後已脫去幹系，風風火火趕回揚州繼續當他的兩淮轉運使兼詩壇領袖。當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風雅人物──包括鄭板橋在內──臉不改色心不跳地又來投奔門下。是年盧發起的一個名曰紅橋修禊的詩會，和韻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這次盛會的席間，當鄭見盧對袁異乎尋常的禮敬，另一個板橋──作為生活隱型人的板橋隨即粉墨登場了。據袁後來回憶，當時鄭滿臉肅穆，聲音哽嚥，說自己幾年前在山東風聞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從中來，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場。言下之意當然是為中國詩壇所遭受的巨大損失痛不欲生。鄭板橋那天還對他說：“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幾人”，言語之間頗有幾分“天下英雄，使君與操”的意味。可以想見當時年近古稀的鄭對袁說這些話時後者心中的感動。於是彼此贈詩，互有恭維。袁詩即現見《小倉山房詩集》中的《投鄭板橋明府》，鄭詩卻在重訂時刪去其中諛詞，僅存“室藏美婦鄰夸艷，君有奇才我不貧”兩句。當然，鄭並非頭一次幹這樣的事情。當年他上詩於盧求官，後因不遂其欲，加上盧矮子又謫戍塞外，於是其中“龍標格韻青蓮筆”一句在詩集出版時，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清詞頗似王摩詰”了。
其間他們還著重交流了同性戀方面的心得與經驗，作為生平僅次於藝術的一項狂熱愛好，鄭一生可憐的俸入與賣畫所得幾乎全花在了這上面。從乾隆甲戍杭湖之行近百兩銀子的收入僅捎回三十兩，可見他於此道開銷之大。由於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視狎童納寵為雅癖，使我們難得有幸見到鄭於此倒也並無諱言。除了自稱“好色，尤多余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還不無傷感地坦陳“自知老且醜，此輩利吾金而來耳”。《墨林今話》的作者蔣寶齡也說他“不廢聲色，所得潤筆錢隨手輒盡”。相較於袁的風流俊郎，蘊藉雅致，投懷送抱者不乏其人，鄭在這上頭不免又輸了一籌。好在這對當天 兩人的酒後談興倒也並無多大影響。鄭甚至還色迷迷地對袁說，假如他有機會參與立法，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為笞背，使袁不覺撫掌稱快，引為知音。事後，袁還幾次興沖沖地告訴他的朋友們“鄭大有此意，惜斷不能辦到，然其所以愛護金臀者，則真實獲我心矣”。（蔣敦彳復《隨園軼事》）
鄭板橋的晚年形象一如從前那樣帶有川劇藝術的某種韻味，是一個重疊著知名畫師、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時尚批評家等各種身份的復合體。由於他對產品宣傳包裝工作一貫的重視，加上朋友間的互相捧抬，當時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裡達到了空間的高度。甚至某些軼事傳聞就性質而言已帶有一定的神話傾向。包括他作品“達官貴人不賣，生活夠了不賣，老子不喜歡不賣”的所謂三項基本原則，以及一位當地巨賈如何為求得他一幅墨蘭，不惜喬裝販夫牧豎，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進，遂得逞其願雲雲。但這些商業炒作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通過各種人情關系求字索畫者一下子多了起來，且大多為開口白要或以微薄禮品權充潤資。這個可憐的打秋風的老手，現在總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但鄭的練達與精明使他有足夠的方法應付這一切，於是一張驚世駭俗的告示出現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鳳樓的大門上──這就是那張仿明人戴易的《板橋潤格》出籠的動機與背景。至於非要將一個純粹的商業行為視為藝林美談，則完全出自後代不識世味酸辛者的附會與誤讀。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內，鄭板橋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藝術相對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紀中後期的揚州頗象一個瀕臨落幕的傾圮舞台。當時李方膺、高鳳翰、李復堂、金農等已先後謝世。汪士慎瞎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小腳老婆在天寧寺的家中朝不保夕。羅兩峰去北京開畫展。黃慎也因年老身孤居大不易回老家福建居住。這使鄭有相當時間將精力集中於他的繪事。除了偶爾到小玲瓏山館、竹西亭喝喝茶，或應邀去盧矮子的衙門裡飲酒鬥詩什麼的，他一生最後幾年的光陰全都消磨在紙墨筆硯之間。推動他藝術的主要力量是孤寂與滄桑，以及對人生虛無的認識。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紙窗蕭疏、梅花淒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當他於墨凍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視鏡子裡的白發蒼顏，對自己頗具幾分傳奇色彩的一生驀然回首，他看到的將是自己的兩個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親切，道德和世俗，真實與虛飾，它們漸漸開始重疊在一起，時而又迅速分離。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對如此殘酷的景象，他甚至無法確定它們中的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當他絕望地將手伸向冰冷的鏡面，一滴淚水從幹瘦的蒼老的眼角滲出，他沒有立刻擦去是因為內心希望它能夠痛快地流下來。他迷惘了嗎？是的，他迷惘了，他象打滿補丁的風帆渴求找到寧靜的港口；他疲倦了嗎？是的，他疲倦了，他象卸妝的演員希望回到原先的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鄭板橋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除了依舊全神貫注地在紙上潑墨，盡情渲泄內心的憂懣與孤獨，向鏡子中的那個真實的自己努力靠攏，沒有其它任何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當時的生活情景。但根據年初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和盧矮子終因侵吞公款事發入獄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不難想象他內心所遭受到的震驚與打擊。他去信興化家中確認堂弟鄭墨之子為自己的繼子兼遺產受贈人，可以看作是開始考慮為自己的世俗人生安排後事。而作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於當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別具寓意的墨竹，這也是他一生創作所留下的最後絕筆，並題詩其上：“兩枝修竹出重霄，幾葉新篁倒掛梢。本是同根復同氣，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鄭終於開始敢於正視自己面目復雜、曖昧的一生並有所憾疚，但畢竟為時已晚，因為他的肉體即將如同他筆下的怪石一樣凝固在歷史的這張大紙上。說得形象一點，象用生命完成的並不完美的畫作。所以當他懺悔的聲音從兩百三十年前的揚州傳來，我們聽到的仿佛是一個嚴重的支氣管炎患者臨出院前發出的一聲輕輕的咳嗽。
（二○○○年九月十五日）■〔寄自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