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人看書有個毛病，就是不愛看市面上流行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大眾喜歡什麼，我就反對什麼。有位朋友因此說我有貴族情緒，應該到社會上去洗洗腦。朋友的這句話我不太喜歡，但道理是對的。一個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欣賞品味，但不能走極端化。大眾喜歡的東西當然有壞的，有的甚至非常之壞，比如說法輪功和小燕子，但是也有些不錯，流行有它真正的道理，比如我接下去要談到的王小波。 我的朋友在批評我後建議我看看王小波的作品，我知錯能改，立刻執行他的建議。最早看到的是他的一個短篇集《地久天長》，看了之後很喜歡。從此我成了王小波先生的追星族。只要是他的書，我都毫不吝惜口袋裡的鈔票，什麼《青銅時代》《白銀時代》《黃金時代》，什麼《我的精神家園》《沉默的大多數》，就這麼嘩啦嘩啦，不到三個月功夫，我就把王先生的遺著全部讀光。現在，我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王小波迷，如果以後國內有誰想研究王小波，我很願意和他交個朋友。

　　可是在我讀完王小波先生的全部作品後，突然覺得有些不對。王先生一貫主張要思想獨立，不能人雲亦雲，也正因此他的文章一貫幽默犀利，批評人毫不留情面。我很讚同他的這個觀點，可是我發現社會上對王先生的評論，幾乎全是讚美之詞，少有新鮮見解。這一方面固然因為王先生的文章確實寫得好，另一方面，我想可能也有為死者諱的因素。對於這後一點，王先生若泉下有知，肯定會不高興，因為這不符合他理性思維的觀點。就如王先生的小說，好的就是好的，它即使不發表，或者它不獲聯合報的中篇小說獎，它也仍然是好小說。而我們如果要從雞蛋裡面挑骨頭，只要言之成理，也不必擔心王先生會不高興。我讀了那麼多王先生的書，自以為應該算王先生的私淑弟子，所以我不憚為天下先，想在這裡對王先生的佳作挑挑毛病。具體的內容大家一看題目就知道，是有關王先生和國學的關系。

　　在王先生的雜文集中，論及國學的篇章頗為不少，但觀點基本一致。為了節約篇幅，我這裡只列舉兩篇他比較集中討論國學的文章，一篇是《我看國學》，另一篇為《智慧與國學》。我說給王先生挑毛病，並不代表我對國學的看法，和王先生有根本分歧。恰恰相反，對於王先生批判國學阻礙科學進步和智慧生長的本意，我是舉雙手讚成的。不過我覺得王先生在具體論述的過程中，犯了論據不足，只憑主觀臆惻的毛病，所以他雖然滿腔火氣，劈頭蓋臉地批了一大通國學，但恐怕說不服那些頑固的國學分子。正因為如此，我想在這裡為那些繼承王先生遺志的先生們提個醒兒，如果他們能夠吸取經驗教訓，先練好內功再來打人，那可能更加有助於小波先生本意的發揮。

　　先說《我看國學》。王先生對孟子有個最基本的評價，就是說他“推己及人”。他的這個評價，我認為基本上正確。但古往今來的大哲學家大道德家思想自成一家，揚名立萬的話，恐怕推己及人是在乎難免的。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他們說的東西本來就很抽象，論証起來自然不如科學原理方便，故而只能憑一己之見，揣度他人心思，如康德所謂自在之物，黑格爾論述絕對理念，尼採叫囂超人哲學，乃至薩特宣稱他人即是地獄，這些說法，其實都是推己及人。你王先生若是不相信這些說法，當然別人也無權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逼你相信，但只要對方言之成理，你也不能不許別人這麼說。比如說孟子稱墨子楊朱“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我也認為不對，但站在孟子推行仁義的儒家立場，他就只能是這個觀點，只要他對楊孟的批判沒有違背他的一貫宗旨，我們只能批評他的觀點，而不能批評他的思維方式不正確。更何況我覺得，王先生自己的思維方式，也有點“推己及人”，比如他說孔子強調的禮和文化大革命搞的儀式差不多，我想這個看法恐怕也不是很多人同意，最起碼孔夫子並沒有要人“早請示晚匯報頭頂紅寶書”。而且孔子的說法是針對幾千年前的春秋亂世而發的，王先生以幾千年後的鬥士身分對其大聲吆喝，我以為多少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

　　王先生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老愛用自然科學家的標準來要求哲學家倫理學家。這個問題，他自己也很清楚，可是奇怪的是，他似乎根本不想改正，反而以此為榮。王先生是學理工科出身的，對文科知識分子有些鄙薄。從某種程度上講，王先生的觀點不無道理，我承認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有很多酸腐氣，也很願意擁護中國的現代化。但凡事不能脫離現實情況，王先生一廂情願地要求朱熹這個大儒從井裡看出幾何光學來，這未免太不現實。這個任務，應該交給自然科學家去做。而王先生若因此而對哲學家倫理學家不滿，未免太小家子氣。譬如蘋果從樹上落下，哲人們感慨春華秋實歲月流逝，科學家則悟出萬有引力，兩者思維方式不同，但都是很不錯的思維。附帶說一句，王先生嘆惜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學家。這話說得很有問題，難道改進造紙術的蔡倫不算自然科學家？難道發明渾天儀的張衡不算自然科學家？（若說中國古代缺少專職的自然科學家，我倒是讚同的）還有祖沖之僧一行郭守敬，……他們難道都不算自然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後科學發展的速度遠勝我國，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用不著王先生一再提醒。但在此之前，他們的所謂宗教神學未必比孔孟程朱高明多少，而我們的自然科學，也未必就如王先生所說的一片空白。李約瑟先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我疑心王先生肯定是故意沒有看。

　　在《我看國學》的最後，王先生認為中華文化遺產的主要部分就是人際關系，這個觀點我很難認同。所謂國學，也就是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根據我粗淺的理解，最起碼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語言學等。這裡王先生將中華文化的主要部分跟孔孟程朱等同起來，這實際上是封建時代儒生的看法（其實即使是孔孟程朱，恐怕也不能簡單地概括為人際關系）。他先按舊社會知識分子的觀點將國學理解為四書五經，再用現代科學的觀點對國學進行批判，這種論証的邏輯是不成立的。王先生說四書五經再好，也不能幾千年的念，這句話貌似有理，其實是故意轉移讀者的視線。因為我們今天研究四書五經，是為了古為今用，而且研究四書五經的人，十分有限，絕不會影響國家搞科技發展和經濟建設，王先生看不到這一點，而硬要人為制造國學和現代科學的對立，這一點純粹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他甚至對人們研究《紅樓夢》憤憤不平，這也讓人覺得有些意氣用事。研究古代學問的人，世界各國都有，國際上研究莎士比亞乃至古希臘神話的人不知凡幾，晚輩後學末進，實在不知道這些窮教授究竟礙了王先生什麼事，過著苦日子還要挨王先生一頓亂棒。大概王先生認為，所有的人都去學自然科學，都去學理性的精神，社會才能健全。但一個國家的人對於自己的過去總要知道一點，對於人際關系也總要知道一點，否則就算頭腦都象王先生一樣有智慧，恐怕也會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智慧不好，只是想接下去談談王先生對智慧和國學的看法。 在《智慧和國學》中，王先生把西方的智慧比喻為驢，把中國的智慧比喻為馬，說驢子擾亂了中國的馬群。這個觀點，用於說明中國文明初次受到西方智慧沖擊的情景是很貼切的。問題在於小波先生智慧一來，說話就有點像在跑馬，他接著說東西方智慧的差別，其實是驢和騙馬的差別。這就有點信口開河的味道了。我理解王先生的意思，原是說中國人視學習為畏途，所以體會不到思維的樂趣，“如同一個太監面對後宮佳麗”。如果王先生說的是實情，那麼他用語雖然尖刻，我們也無話可說。問題在於，他只是在瞎掰。

　　王先生雖然一再宣稱講邏輯講理性，但有些話從他的嘴裡說出，委實有些離譜，可能是他的想象力太豐富了吧（我一直認為，他的小說寫得比雜文好，因為小說不用對事實負責）。他的夫人李銀河女士說過，小波先生是個浪漫的人。但浪漫的人講起道理來，往往欠推敲。比如他說，“從春秋以後到近代，再沒有中國人敢說學習是快樂的了”。這話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也不知王小波怎麼敢這麼說。中國讀書人雖然說過學海無涯苦作舟，也不過為了讓學生克服惰性，勤奮學習，但承認了這一點並不等於就說，咱們古代的知識分子都把學習看作是坐牢。且不說大家津津樂道的蘇東坡唐伯虎等瀟洒人物，就說那些正統的儒家大師吧，我記得程顥在詩中就曾寫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幻中。”也就是說學道不必執著於外物，只要與人同歡樂就行了，我看不出這其中有多少苦的地方。至於研究學問過程的艱苦，西方哲人並不比中國大儒更少體驗。維特根斯坦臨終前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王先生對此很讚賞，譽之為西方智慧快樂論之典型。但維特根斯坦還說過另一句很有名的話：“對我來說，學哲學就像下地獄一樣艱難。”

　　小波欣賞的另一位大哲蘇格拉底則說：“寧可作痛苦的人，也不做快樂的豬。”不知王先生讀了這兩句經驗之談後還能不能快樂起來。 《智慧與國學》的另一個主要論點是批判中國知識分子的狂妄自大，以國學為天下第一。應該說，王先生的這個論點，屬於有感而發。目前確實存在著一匹人，有些還是令人尊敬的學術泰鬥，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作了過高的估計，認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界文明的未來在中國。不過應該看到，即使是這些人，他們的原意更多地也只在於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為世界文明作貢獻，那種全盤復古的觀點，至少我是沒有聽說過。而且王先生批判傳統知識分子，主觀隨意性太強，顯得不夠嚴謹，難免給人以口實。王先生原文中寫道：“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麼了。”這句話犯了兩個錯誤：其一，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其中隔了二十年的距離，至少在這二十年中，他老人家還是一直在進步的，而小波先生硬將兩者揉捏在一塊，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其二，即使是最後孔子說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這也不能說明孔子對自己的學問已經滿足，而只是表明他的學問已經達到一個新的境界。蘇格拉底認為：“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這當然是一種難得的境界。但孔子強調人生在世，應當不斷進取，這同樣是一種境界，跟狂妄自大好像搭不上邊吧。況且孔子晚年還說過：“天假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他的謙虛謹慎，絕不亞於蘇格拉底。王先生接下去又指出，由於有了孔子，後世的人以為什麼都用不著學了，全都患上了自滿的毛病。這觸及到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毛病，後世讀書人由於拘囿於所謂的聖賢書，思維是少了那麼點活力。但我們也不能將這個缺陷夸大到極端的程度。王先生說：“中國人總要以為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多的，聰明得夠多的，甚至巴不得自己要傻一些。”這種話明顯是情緒性的話。且不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教養絕不僅限於儒學（受佛道影響較深的的人有很多並不把知識當回事），即使是儒學內部，對聖人和知識的推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董仲舒到韓癒到二程到朱熹再到李贄王陽明，孔子的學問被一次又一次地改造。李贄甚至說不必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顯然，王小波的立論雖屬有的放矢，但由於他對國學的態度過於偏激，他對國學的攻擊並不得法。

　　在這裡我還忍不住要對王小波提一個意見，那就是他的評論有時顯得很不近人情。我讀過不少懷念王先生的文章，都提到其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我讀他的許多雜文，也有同樣的印象。有時他雖然嘻笑怒罵，筆鋒犀利，但可以看出其內心藏著一顆火熱的心。但不知道為什麼，《智慧與國學》有一個地方，讓我讀了非常地不舒服。他說他的阿姨有一個傻女兒，唯一的技能是縫扣子，所以經常對他喊：我會縫扣子，希望王先生跟她學縫扣子。但是王先生認為自己會縫扣子，又怕她的針紮著他，同時還認為她身上的味道很難聞，所以王先生決定不跟他學。行文至此，應該說並沒有什麼問題，傻女雖然令人同情，畢竟不能要求別人跟她學縫扣子，正如正常人不必向殘疾人學習怎麼走路一樣。問題在於王先生開始對此大肆批判。他認為傻女是個自大狂，稍微學了一點東西，就當作是超級智慧。他還將自己跟傻女作比較，認為自己比傻大姐要少一些自滿的毛病；更有意思的是，王先生意猶未盡，接下去居然將羅素和蘇格拉底兩位大哲也拉來比較，指出兩位先生身上一點也沒有自滿的毛病。

　　王先生的論述很幽默，本來是頗為輕鬆活潑的，可是我讀了以後，卻實在是一點也輕鬆不起來。傻大姐之所以學了點東西就很高興，是因為她先天智商有缺陷，學東西慢，因此學會之後就很快樂。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鄙薄的地方。可是我們的王小波先生僅僅因為她學的東西比較粗淺，而就認為她不應該那麼高興，她一高興，王先生就說她狂妄自大。這種立論的邏輯，本人很難認同。眾所周知，一個腿部有殘疾的人，如果他１００米能跑到１４秒，我們大家都會為他鼓掌，絕不至於拿他和正常人比，更不會拿卡爾﹒劉易斯跟他比。否則就算大家都承認卡爾﹒劉易斯比他快，那也沒什麼光榮可言。同樣的道理，王先生這麼一個有智慧的人，硬要將自己跟一個傻姑娘進行對比，我不知道這裡頭有什麼光榮的成分在。王先生舉這個例子，本意是為了說明某些國人對待國學的態度，認為國學就如同傻大姐所學的針線活，被放得太大了。但這個例子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為國學再粗淺，畢竟也不是傻大姐的學問能比的。王先生要批評做學問的人的自大狂熱，大可以舉別的例子，而不必拿自家可憐的親戚開涮。

　　總的來說，我認為王先生在這兩篇文章中的論點有一定的理由，但批評的方式卻很不確當，而且經常上綱上線，說一些輕率而不負責任的話。為了方便說明問題，我最後再舉一例。王先生在《智慧與國學》中說：“禮義廉恥，洋人所知沒有我們精深，但也沒有兒奸母子食父滿地拉屎。東方文化裡所有的一切，那邊都有，之所以沒有投入全身心來講究，主要是因為人家還有些別的事情。”這種論調，放在“五四”時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封建思想嚴重阻礙國家進步，革命者為了推翻舊政權，故意要說一些過激的話來喚醒民眾。但在目前民眾的心智已經大開，對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已有相當了解的情況下，再老調重彈就沒什麼新意，而且失之偏頗。王先生是個很聰明的人，但他有時過分依賴聰明，便容易說一些過頭的話。王先生十分強調明辨是非，並且認為這是自己的先天優勢，但其實明辨是非也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孔子就說自己直到六十歲才“耳順”，也就是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算王先生智商比孔夫子高，用不著等到六十歲，但經過一定階段的學習總是必要的。我並不是要求王先生回到舊時讀書人的老路上去，但批評任何一件事物，總要對它有一些了解，所謂對症下藥，這個道理本不難懂。王先生有些雜文，如《花刺子模信使問題》《理想國與哲人王》《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立論精當，論據充足，給人迎頭棒喝之感，也正因如此，當我見到王先生這兩篇論國學的文章時，心中特別為小波先生惋惜。死者已矣，本來我不應再加冒犯，但想到小波先生寫作雜文的本意，就是為了能讓每個人都獨立思考，而不盲目喝採，所以我冒味揣出這篇批評小波先生的文章時，心中並不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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