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些“前衛”作家大張旗鼓的以“另類”標榜相反，王小波以相對沉默的姿態在文壇上旁逸斜出，或許做出這樣的姿態蘊含著太多的不得已而為之的沉重，而王小波身後的蝶亂蜂狂又進一步消解和嘲諷了他不得不然的沉默，但拋開謬托知己者的鼓噪，摒棄沽名釣譽者的炒作，同時遠離拒絕隨“波”逐流的知識分子式的孤高，保持在所謂“批評的距離”之外，靜氣，平心，把王小波的小說當作小說來閱讀，我（們）發現，那就是當下真正的先鋒。

　　“王小波之後無先鋒”固然有出語驚人嘩眾取寵之嫌，但不容否認，王小波的小說確有一種拒絕被歸類的可貴品質，單用“另類”不足以形容這種品質，另類固然有“個別的”之意，但終究是物以“類”聚，綜觀當代中國小說，王小波的作品確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個”。它與眾多貌似叛逆實則順從的所謂“新新人類”小說劃清了界限，它是對既存經典與寫作規則的有意識的冒犯，既狂放恣肆又有條不紊，這種冒犯還直接針對意識形態、傳統文化、社會心理、倫理道德、日常生活、閱讀習慣等諸多方面。我個人以為，一部作品是否另類是否先鋒，就取決於“冒犯性”的有無。這種冒犯性，不僅是對後來的小說作者，也是對文學批評者提出的挑戰。

選　　擇

　　我相信，王小波提供的大量文本涉及當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諸多命題：性與權力，Ｓ／Ｍ，同性戀，歷史敘事，意識形態，語言哲學，存在，荒謬感，意義的解放……從這些文本中能夠讀出無數我們熟悉或者陌生的事物。大而言之，既有對歷史記憶的召喚，又有對生命苦難的思考，更充滿了對荒謬生活的荒謬的反抗，以及對“智性趣”理想世界的追求……小而言之，性的自然描寫與政治隱喻，Ｓ／Ｍ中的權力關系，真正平等的女性形象，遊戲狂歡中的意識形態批判，粗放與精致並置、介於透明與不透明之間的語言，理性思辨與邏輯悖論，奇詭的比喻與多重的反諷，以及黑色幽默、自由聯想……凡此種種，在諳熟文論者的筆下皆可成文。我輩初窺堂奧，只能望筆興嘆。

　　之所以還敢對王小波的文本進行分析，全在於對其小說的濃厚興趣，而並非因為從中觀察到上述種種，乃至其他。在所有王小波的小說中，《萬壽寺》並非是寫得最好的，也不是我最喜歡的，甚至一度使我無法卒讀。之所以選擇它來分析，是因為我認為，它最具有冒犯性，最能代表王小波的小說觀。

什麼是文學？

　　不知道有沒有人問過王小波這個問題，他在《萬壽寺》中作出了回答。與揚言“錢鐘書以來真正的幽默”、自命為“中國的別林斯基”的一批“黑馬”不同，王小波只是淡淡的說他喜歡卡爾維諾，在讀了《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之後更喜歡了。作為一個作家，恐怕王小波未必喜歡“中國的卡爾維諾”這一稱號，事實上他也並非簡單的學習和模仿，而是真正繼承乃至發揚了卡爾維諾的文學精神。“輕逸”、“迅速”、“確切”、“易見”、“繁復”，在對這些被認為將長存千年的文學特質予以認同之後，王小波提到了卡爾維諾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馬可﹒波羅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講述他東來旅途中所見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種象征，而且全都清晰可見。……一般的文學讀者會說，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講這座城市的故事吧──但他一個故事都沒有講，還在列舉著新的城市，極盡確切之能事，一直到全書結束也沒列舉完。”（引自《卡爾維諾與未來一千年》）我們還知道卡爾維諾的另一篇小說《寒冬夜行人》，其中講述了不同題材、風格的十個故事的開頭，僅僅是開頭。卡爾維諾要做的是：探索小說藝術的無限可能性。王小波也走在這條路上，如果天假以年，或許會比卡爾維諾走得更遠。

　　《萬壽寺》裡有一個關於薛嵩紅線的故事手稿，可與《寒冬夜行人》相媲美。其中只講述了一個故事，但卻講述了２２遍（不完全統計，很難統計完全），每次敘述從方式到內容都迥然相異，又隱約相關，故事中的人物性格、關系設置、情節發展、邏輯因果一次又一次的被創造，而後被顛覆，再創造，再顛覆……薛嵩建寨，薛嵩成人，薛嵩搶親，刺客來犯，黃蜂退敵，寶塔救女……這些故事場景被一次又一次的描寫；薛嵩、紅線、雇傭兵、老妓女、小妓女、刺客（們）……這些人物幽靈般出沒於敘述的迷宮，性格隨著時間、地點、環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如同古城長安的鵝毛大雪，值物賦象，從風飄零，即令生死大事也隨著各種情節因素的編排組合而呈現出多種可能性。對於讀者而言，面對《萬壽寺》就如同面對充滿交叉小徑的花園，一切都撲朔迷離、無從捉摸，一切情感態度、道德判斷、價值理念都被懸置，甚至被拋入明暗之間的尷尬境地，迷失在敘述的花園之後，讀者也失去了自身的定位，閱讀成為在沒有方向的風中盡情的舞蹈。我想我大體知道王小波想要做的事：窮盡可能性。於是《萬壽寺》就具有了最文學的特質。首先是創造性，神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這就是創造，小說作者說要有萬物，於是就有了萬物，這就是自由，文學的自由。其次是否定性，通過對灰色現實的否定來展示對詩意長安的向往，同時又進一步否定了那個詩意世界存在於現實中的可能性，而對詩意世界的動人描述卻又否定了庸俗的此時此地存在的意義與合理性，否定帶來否定，悖謬產生悖謬，小說剝落了世界的斑斕外衣，超越了庸常的判斷，破除種種知性的網羅，在天空與大地、陽光與雨水、理念與現象之間，呈現出本真的世界。這種本真的世界裡面，流動或凝固著一種冷峻、深邃、雋永的冰川式的思考。

　　《萬壽寺》提供了相互疊加、並置、擁塞的雜多意象，以其特質構成了對既成經典、文學規律以及閱讀習慣的冒犯，既豐富了解讀的多種可能性，又增加了解讀的難度。事實上，統一、正確的解讀是不存在的，對於真正的文學而言，任何統一的解讀都是誤讀。因此我應當採取的解讀方法是：窮盡可能性──就象王小波對小說所要求的。但事實上我無法做到這一點，就象王小波在《萬壽寺》中百般掙紮之後不得已發出的浩嘆：“長安城裡的一切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的走向庸俗”；就象似水流年，我們生命延續的過程就是豐富的可能性逐漸減少的過程，最後的可能性，只能是“墳”；就象王小波在另一篇小說《似水柔情》中提及的阿蘭的書──“一本書不能把一切都容納進去”……所以我所能做的，不是“容納一切”，而只是提供一種解讀（誤讀）。

肉　身　化

　　《萬壽寺》並非用來說明“肉身化”的最佳文本。《黃金時代》中的性愛更宜於解釋為自我與處境的緊密相連，所謂“真正的自我是處境”，荒誕的處境中產生荒誕的自我；《革命時代的愛情》中王二與海鷹的關系也適於這樣的解釋：生命的痛苦、沖突無法得到解決，通過曲折的變態的方法來化解不可消融的肉體；《我的舅舅》、《２０１０》中關於Ｓ／Ｍ關系的描寫，可以理解為人與人關系的本質，引發對權力和人際關系的深層思考；《似水柔情》中那個動人的意象──五花大綁的白衣女人與劊子手在草地上攜手同行，“脖子上預感到刀鋒的銳利”，被侮辱和被損害與柔順和美的奇妙混同，正可以揭示出所謂“賤民”的淒涼處境──只有在認賤的情況下，以受虐的方式才能享受愛情……然而《萬壽寺》中至少有一個場景值得提出，即年輕妓女的被多次拷打，正象小妓女自述的那樣，“這寨子裡不管誰犯了錯誤，都是我挨打”。這一場景說明了什麼呢？小說裡作為對比寫到了二戰後法國人怎麼懲辦和德國兵來往的法國姑娘──剃光頭發，這讓人聯想到魯迅筆下批駁的“節烈救世說”──“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看來剃光頭發作為懲戒不節烈的手段，還算是較為溫和的了。中外似乎都有讓女子擔負起道德盛衰、天下興亡之責的習慣，豈止中外，古今亦然，遠有“紅顏禍水”之說，近的就說“四人幫”中的江青，固然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罪不可赦，但也未必夠得上作禍首罪魁的資格。這一場景的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挨打者的態度──“既然需要打我的脊樑，那就打吧”，其中的甘苦，舊中國的婦女該是體會尤深，那裡凝聚著弱者的生存智慧與東方女性的溫柔堅忍的美德。這種態度，與老舍筆下人物的“日本人厲害吧，架不住咱能忍”，與福克納的“他們在苦熬”，與《活著》裡福貴老人敘述往事的平靜，與卡夫卡的“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的態度相仿，更進一步說，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我們所有人的現實生活的基本態度。

平等的女性

　　紅線是《萬壽寺》中與薛嵩完全平等的女性形象，雖然她也偶爾謙恭的自稱“小賤人”，但是滑稽敷衍、漫不經心、流於形式，完全是遊戲的心情，與薛嵩的一本正經、道貌岸然極不和諧，構成溫和的嘲謔與情意綿綿的反諷。紅線作為酋長的女兒，有頗高的地位，難免刁蠻；是苗族的女子，未經文明的洗禮，尚存野性；既有一往情深的純真，又有迷離叵測的心思。正因如此，紅線才以其自然淳朴的天性、不卑不亢的態度，以其聰明果敢、美麗活潑和脈脈柔情，成為小說中的亮點，既是薛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愛的對象、性的伴侶，同時也是一面鏡子，照見薛嵩的一切弱點，使這個男人身上的自大、愚妄、虛偽、軟弱、無能和強烈的統治欲無處遁形，並給予針砭、關懷和療治的藥。紅線這一與男子平等的女性形象並非個例，在王小波的小說中，紅拂，小桃阿姨，小舅媽，我前妻……這些女性都與此相仿。

　　王小波沒有也不會去高揚女權主義的旗幟，身為男性，也不能負上“女性寫作”的美名，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創造出“女性話語”。盡管使用的是“男性話語”，但我認為，王小波做到了真正平等的看待女性、描寫女性。這與某些描寫個人隱私乃至內衣品牌的“女性話語”相比，在冒犯與媚俗之間高下立見。無論理論家怎樣的闡釋理論，“女性話語”的現實並不值得稱道，它在叛逆的外表下依然如脫衣舞女般扭動著腰肢，誘惑與忍受著男性的賞鑒的目光，就象王小波筆下那棵人樹嫁接的怪物，“只能夠體味男人的愛撫帶來的戰栗”，但是“說不出話”，“描寫自己”淪為一種變相的“被描寫”，在看與被看，描寫與被描寫之間，沒有平等可言。

性　描　寫

　　不少論者都對王小波的性描寫大加稱讚，主要稱讚的是“性價值中立化”，“性不需要任何理由，性就是自然的存在”。我無意否定王小波性描寫的幹淨、率直、單純和自然，這一點正是王小波之為王小波的品牌標志之一，我只是想提請注意，王小波的性描寫也另有其復雜的一面。

　　我把其性描寫一分為二：曖昧隱晦的，自然純粹的。這一區分非常含混，十分的非科學，但科學性並非我的追求。以女性為對象的性描寫，多屬於後一類（老妓女是個例外），而前一類多以男性為描寫對象，性在這裡帶上了神秘的面紗，顯示出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總之是曖昧的隱喻性的意蘊。試舉一例，薛嵩在老妓女面前長大成人，“她用像墓穴一樣冰涼的手拿住了薛嵩的男根，開始說話（‘官人，你不是個等閑之人’，等等）。薛嵩不禁勃起如堅鐵，並在那一瞬間長大成人了。”從此便充滿了“建功立業”，“為大唐朝開辟疆土”的念頭。聯想到文中對老妓女的議論──“她並不是出賣肉體，而是供給男人一種文化享受”，領導的夸獎──“小王是個人才嘛”，以及“在這個故事裡，男根、勃起，長大成人，都有特殊的含義”，再回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之言，把這一描寫稱之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不失為一種理解。再看“完全不守營規”的小妓女，“在做愛時，她總是津津有味地吃著野李子，有時會猛然抱住他，用舌頭把一粒李子送到他嘴裡，然後又躺下來，小聲說道：‘吃吧，甜的！’當然，這粒李子她已吃掉一半了。總之，這女孩很可愛。”但是這可愛的女孩，卻總是讓薛嵩產生一種“內疚、自責的心情”，理由是“薛嵩覺得找她對自己的道德修養有害”。更多的時候，曖昧隱晦與自然純粹這兩種性描寫是交替甚至重疊出現的，薛嵩與紅線的做愛場面，大抵如此。“薛嵩常給紅線講的那些男尊女卑的大道理，她都理解到性的方面去了。”薛嵩渴望聽到諸如“老爺是天，奴是地”的答復，渴望一面交歡，一面“心裡想著陰陽調和的大道理，感覺甚是莊嚴肅穆”，但紅線在躺下之前，還去抓了一大把吃起來“甜裡透苦”（性的味道？）的瓜子，“一邊磕，一邊說，既然幹好事，就不妨多幹一些：既‘罪該萬死’（對紅線來說此乃調情之語，枕畔戲言），又磕瓜子。你要不要也吃一點？”兩種性描寫就這樣交錯雜糅，相互映照，前者更襯托出後者的純淨無邪、健康自然，後者也進一步增強了前者批判的深度和力度。總之，王小波的性描寫至少有以下兩個層面的功用：一。通過性描寫隱喻政治、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社會心理，實現文化批判；二。通過不加雕飾、朴素本相的性描寫，嘲諷了“這不是男女做愛，而是在創造歷史”的文化心態，表達了性價值中立的觀念，力圖喚起對性的健康、自然的“平常心”。

結　　構

　　王二在醫院意識到自己失憶（§１﹒一﹒１）→在萬壽寺發現手稿，故事開始（§１﹒－﹒２）→對薛嵩孤身一人不滿，增添了雇傭兵，故事開始（§１﹒一﹒３）→雇傭兵與薛嵩的關系（§１﹒一﹒４）→故事開始，增添了老妓女（§１﹒二﹒１）→妓女年齡的不同會使故事有兩種發展可能（§１﹒二﹒２）→小妓女出現，提及紅線（§１﹒二﹒３）→小妓女破壞秩序，挨打（§１﹒三﹒１）→打完後薛嵩體會到將帥的寂寞（§１﹒三﹒２）→抽打小妓女即建功立業，故事開始（§１﹒三﹒３）→薛嵩在老妓女面前長大成人，王二批判舊日手稿。（§１﹒三﹒４）還只是第一章，女主人公紅線還沒有正式出現，手稿裡的故事就已經四次重新開始；此後到第四章，作為手稿讀者的王二對手稿直接進行修改和寫作，到第七章，手稿裡的薛嵩開始被第一人稱“我”替代，不僅如此，“我”同時還成了“塔裡的女人”（老妓女，或者別的任何女性角色），甚至成為薛嵩的表弟；到最後一章，卻寫到了最初故事開始之前的長安城，那是一切的發生處……《萬壽寺》至少給我們提供了兩個並置的情節結構：手稿中薛嵩與紅線的故事；現實中王二與白衣女人的故事。手稿故事與現實故事都是“顯在結構”，那麼這一文本的所謂“隱性結構”何在呢？我在這裡只能提供很不成熟的猜想，據我看來，其“隱性結構”就是創作本身。無論怎樣閃轉騰挪，企望借助變化中的歷時性來延宕穩定的共時性的到來，但“一本書不可能把一切都容納進去”，當窮盡各種可能性後，文本就宣告結束，最終仍會呈現出一種穩定的、唯一的結局，就象小說的結束語──“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是的，“所謂真實，就是這樣令人無可奈何的庸俗”，這是創作的局限，而克服這種局限正是創作無限魅人的最美好之處。似乎悲傷絕望的結尾暗示了這樣一種理想的文本──茫茫中來，茫茫中去，無邊無垠，無始無終。在這樣的文本中，永遠有對共時性的期待，而任何已經形成的共時性都具有轉化為歷時性的可能，而且已經、正在或將要轉化。人終有一死的真實，並不能阻止人類對於永恆的追求，追求永無終結的理想文本，在此意義上就是追求生命的永恆。
　　試圖梳理清楚《萬壽寺》的結構是一件困難繁復的工作，我發現自己不適合這個工作，就停止了。我只是想在這裡指出，這個結構很可能不是簡單的三角或者矩形，而是一個更為繁復的拓撲結構，繁復就是這種結構的本質。

意　　義

　　當代文論認為：
　　１．時間形態上，意義從靜止走向運動。《萬壽寺》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僅以薛嵩為迎娶紅線造的囚車為例。一開始這囚車似乎是體現薛嵩赤誠和溫柔的愛的象征，進而變為囚禁愛人的不失甜蜜的枷鎖，然後是兩人共同營造的家，悉心相愛的產物，還有周到、細致、溫柔和嚴酷，然後這輛囚車的主題成為性愛，又成為沒落文化的參照物，最後甚至成了殺敵的武器。意義在這裡象流水波光，無法捕捉，終極的、確定的意義似乎無法抵達。
　　２．空間形態上，意義從統一走向差異。在《萬壽寺》中，這不僅表現在對故事的不同敘述中人物與事件相互抵牾，即使在同一敘述中，人物與事件也充滿矛盾和內在的緊張顯得模棱兩可。敘述者對人物的態度也含蓄、曖昧，時而肯定，時而否定，時而厭憎，時而喜歡。悖謬迭起，反諷叢生，充滿無法解決的沖突，意義也因而多元化，呈現出多種可能性。
　　３．意義的自我否定。《萬壽寺》顯然也具有這種特性，文本本身似乎就在進行著這方面的努力，極力打破所謂單一的“真相”，保護豐富的可能性。在手稿故事中，沒有任何意義是主要的。但必須指出，意義的自我否定在《萬壽寺》中並未貫徹到底，在現實故事中，對庸俗現實的批判壓倒性地佔了主要的地位。
　　４．意義的前置與解放。這也僅體現於手稿故事中，意義接近於無限透明之後，只剩下語言，進行徹底的揭示，這就等於認可了意義的多元性，使得意義獲得空前的解放，使無數的東西在有限的文本中得以展現。
　　５．意義的生發點轉移到讀者。這就意味著，對我而言，我就是意義的生發點。我有權利提供對我而言的意義。我傾向於認為，《萬壽寺》的意義在於尋找──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失落的美好，尋找詩意和永恆。這種尋找對應於兩個故事有兩個層面：手稿故事中對詩意的世界的尋找；現實故事中對過去生活的尋找。前者是興味盎然、不厭其煩的尋找，這體現在無數次重寫故事，極盡想象之能；後者是消極被動的尋找，甚至不情願重新擁有失去的記憶。尋找的最後結局是：現實故事中找到了一切，但不能使人滿意，手稿世界中的詩意卻要無可挽回的失落了。“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既是對庸俗現實的無情批判，又是對失落的詩意的無限哀惋之情和悉心的守護。需要聲明的是，這並不是文本的唯一的意義，其正確性我也無以証明。

敘　述　學

　　我努力用敘述學理論來解讀《萬壽寺》時感到了沮喪，令我沮喪的因素包括：
　　１．我自己的理論水平和應用能力；
　　２．敘述學理論本身的適用面和解釋力。盡管我嚴格地按照理論把敘述者與作者嚴格分開，我在解讀過程中仍仿佛時時看到作者惡作劇般的一臉壞笑。《萬壽寺》的敘述極其復雜。利用敘述學可以說明《追憶似水年華》中的馬塞爾﹒普魯斯特有三重身份：作家，敘述者，小說人物。但很難用以說明《萬壽寺》中的“我”，拋開作家“我”不談，最簡單的分析也包括三重身份：敘述者“我”，手稿敘述者“我”，作為人物的“我”（亦即失去記憶的作為手稿作者和讀者的“我”）。而到了第七第八章，手稿中又出現了“我”，如果把手稿作為文本來作敘述學的分析，那麼在手稿敘述者“我”之外，又會出現作為手稿中人物的“我”（而這個“我”又兼具多種人物角色）。把文本中所有的“我”都分析透辟十分困難，我非常慶幸敘述者在手稿中沒有再塑造一個作家“我”，而這個作家又有他的作品，其作品中又有了敘事者“我”與人物“我”，而這個人物又是一個作家……所有的這些“我”再混成一片，穿插出入於各個敘述層。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產生的，那麼用敘述學來分析這樣的作品將會是一種噩夢般的恐怖體驗。
　　我想我理解敘述學作為對傳統文論的反叛和顛覆，其對於歷史、哲學、文化的積極意義何在。但我仍想指出，把敘述學奉為批評的金科玉律，視為批評的常識，至少在後來者的眼中，也是陳腐可笑的。敘述學更重要的是它方法論上的意義，它提供了一種思維的方法，增添了一種思維的樂趣。 　　採用這種思維方法，我也並非全無所得。
　　從“敘述的可靠性”角度來思考，我發現了王小波之所以不能認同卡夫卡的理由。王小波不止一次的在小說中提到卡夫卡，《萬壽寺》中稱小妓女是一個“女性的卡夫卡”，《紅拂夜奔》中稱第八章受卡夫卡《變形記》的影響，在《未來世界》中稱《變形記》是“純粹黑白兩色”的，而“顏色單調是壓抑的象征”，在《黑鐵時代》中卻表述了這樣一種觀點：對於卡夫卡的小說，他要麼是讀不懂，要麼是讀懂了但是不能同意。我在閱讀了趙毅衡先生的《當說者被說的時候》一書之後（這裡用到的術語均來自此書），認識到卡夫卡小說的敘述是“不可靠敘述”，因為其小說常常限制敘述者的視界（《變形記》、《審判》、《城堡》），甚至有時幹脆以動物為敘述者（《地洞》，《致某科學院的報告》、《女歌手約瑟芬與耗子民族》），這就使敘述者與“隱指作者”相去甚遠，敘述因而是不可靠的。而王小波作品中的敘述者雖也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如《我的陰陽兩界》中的陽痿患者王二，《萬壽寺》中的失憶者王二），但其精神、人格、思維、志趣均與文本所體現出“隱指作者”一致：充滿理性批判精神，追求“智性趣”。這個敘述者甚至就是王小波雜文的敘述者，其敘述是可靠的。王小波對理性的信仰和堅持，使他不能同意卡夫卡的非理性。我們很容易看到以下事實：王小波小說裡即使最非理性的荒誕也出自他理性的思維；卡夫卡小說裡最邏輯的話語也述說著無處不在的非理性。至於誰更接近真實本身，我想，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寫到這裡，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敘述學極力闡明的一個觀念是：敘述者不等同於作者，敘述者也是作者創造出來的。所以我根據王小波的敘述文本，並不能得出作者不同意卡夫卡的結論。何況即使是在敘述文本中，敘述者也有這樣對卡夫卡的評價：“這位前輩大師與作者的人格極為相似”（見《紅拂夜奔》）。同樣是“黑白兩色”，在《未來世界中是“壓抑”；在《黑鐵時代》中是“古怪”；而在《萬壽寺》中是“性”，是美好的詩意。也就是說，根據敘述學，我只能判斷：《未來世界》與《黑鐵時代》的敘述者不能同意卡夫卡，而《紅拂夜奔》與《萬壽寺》的敘述者很可能與卡夫卡是一路的。至於王小波是否認同卡夫卡，敘述學無力解釋也完全不必解釋。

元　小　說

　　《萬壽寺》具有濃重的“元小說”的印痕。在手稿故事中，敘述者根據需要，隨心所欲的改換、增刪人物與情節。因為“孤零零一個人的故事必定殊為無趣”，於是就拉來一伙雇傭兵；營妓的出現，是因為“薛嵩手下是一幫無賴，沒有女人的地方，無賴們怎麼肯來呢”；現實故事中表弟的柚木名片，進入手稿故事成為迎娶紅線的囚牢的建築材料；最後現實故事中的“我”與薛嵩匯合，白衣女人與紅線匯合……這些“敘述幹預” 不斷地破壞敘述的逼真性，詳盡地展示了敘述者怎樣進行虛構、敘述文本怎樣產生，使《萬壽寺》象是一篇“關於小說的小說”。但這種破壞有其限度，並沒有觸及《萬壽寺》的“主敘述”（現實故事），沒有直接暴露對失憶者現實生活的敘述所具有的操作痕跡，沒有把這些痕跡從背景中凸現出來，從而利用“小說談自己”的手段否定現實故事的真實性。所以，《萬壽寺》不能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元小說”。
　　我想是否可能和應該有一種談自己的批評，即“元批評”。這種批評並不以超然物外地概括結論和邏輯証明、實例堆砌為主，而是著重於展示思維的過程、障礙與困惑，深入到批評的內部，闡明所謂客觀性、科學性、邏輯性、真理性的由來，坦言何為苦思冥想，何為敷衍塞責，何為水到渠成，何為靈機一動，何為肺腑之言，何為權宜之計……從而否定了自己在報告真實、揭示真理的假定，對批評（學術）的科學性提出質疑。我以為這是一種有趣、有益的嘗試。

症兆閱讀法

　　症兆閱讀法是以承認作品必有缺陷為先決條件的，把作品當作一個病人，這有助於批評家建立自信和樹立權威，但也是對其智力的嚴峻考驗。我力圖學習趙毅衡先生在作品中尋找“風格的斷裂”、“敘述的盲區”，結果我發現《萬壽寺》中處處是不能說明問題的斷裂，而盲區卻不易察覺。《萬壽寺》中的風格斷裂似乎都可以解釋為作者的蓄意為之，是他窮盡可能性的一種努力。而作者對種種禁忌、規律的故意冒犯，增加了尋找敘述盲區的難度。但仍然至少有幾處症兆值得提出：
　　１．《萬壽寺》中現實故事與手稿故事相較，顯得枯燥、生澀、乏味。盡管作者竭盡全力豐富小說的可能性，以《暗店街》為前文本，借鑒偵探小說來寫現實故事，以使其搖曳多姿，但在現實故事中還是多處可見急功近利的抨擊和流於膚淺的牢騷。這一不足之處，無意中揭示了作者在追求藝術之外執著於現實的另一面，藝術的迷離絢爛不能掩蓋其針對現實的批判鋒芒，這無疑對文本的藝術性有所損傷，但也使文本癒發耐人尋味。
　　２．在《萬壽寺》的第五章有這樣一段話：“薛嵩的一切作品都有太過復雜、難於操縱的毛病。如果不繁復，就不能體現自己是個能工巧匠。繁復本身卻是個負擔──我現在就陷入了這種困境……”這其實可以理解為王小波對自己寫作的自況，他也正陷於窮盡可能性的繁復之中，難以自拔。“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我可以是任何人”，這是小說權利的張揚，是極致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僅存在於小說之中，現實中充滿束縛和壓抑，這也正從反面揭示出小說之於現實的無能、無用，如同魯迅當年感受到的那樣。“在這個女刺客被紅線逮住的事情上，我恐怕沒有窮盡一切可能性”，即使是在小說中，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窮盡可能性從根本上講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注定失敗的絕望的抗爭。據此看來，《萬壽寺》並不是一個窮盡可能性的優秀文本，相反卻是証明了小說局限性的失敗之作，是自由的挽歌，是寫作的絕望。（然而，“絕望其實是無限的美好”。）

題　　解

問：現在我自己通讀全文，對文章的題目產生了疑問，為什麼叫“建造巴別塔”呢？
答：眾所周知，巴別塔是通天塔，從未建成。建造巴別塔可以視為人類挑戰自身極限、追求永恆與無限的一種努力與理想。王小波所從事的事業，所走的“兩邊開滿牽牛花的道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建造巴別塔。而《萬壽寺》這一文本正是其實踐的產物，是通向天空的一層階石。對這一文本的解讀，也具有相似的性質。另有一層寓意在於巴別塔從未建成，也就是說，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業。塔之所以不能建成，按卡夫卡的解釋，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下一代人憑借他們增長的知識，將發現前輩的工作不能令人滿意，會把已經建成的部分推倒，以便重新開始。這些想法使得人們無精打採……”主張“繼續向限度挑戰”、“與命運一比高低”的王小波大概不同意卡夫卡的說法，倘在世，大約還會繼續建塔，但我讚同卡夫卡，相信後來人對《萬壽寺》的解讀必勝於我們，那時他們必會推翻了我們重新作論，如同現在我們在評論中對前人的所作所為。因此，關於《萬壽寺》的解讀，最好還是告一段落吧。

問：但是為什麼一定是“建造巴別塔”呢？表達同樣的意思，中國也有很多典故嘛，愚公移山呀，精衛填海呀，為什麼不用作題目呢？這是不是“言必稱希臘”的表現呢？是不是魯迅所說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於是“本根剝喪，神氣旁皇”“寂寞為政，天地閉矣”呢？是不是失語症呢？從後殖民主義理論角度來看…… 　　
答：對於讀者“我”咄咄逼人的指責，作者“我”只能回答：那也是沒有法子，別說我，你不也開口“失語症”閉口“後殖民”嗎？我也想說自己的語言，可我有生以來的哪一句話不是舶來的呢？真正屬於自己的，怕只有出生時的第一聲啼哭吧，此後的啼哭就有模仿其他嬰兒的嫌疑。你倒是四處看看，東海西海，人與我同呀。不是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嗎？同樣道理，“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嘛，名目之爭，何必認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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