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一個舊時代的暮春的拂曉。兩團灰白影子－－一輛載人馬車與一輛載滿書籍及文稿的馬車，前後倉皇疾駛於古老北京長安街兩畔宮煙沈沈的御柳之間。由於當時天色尚未大亮，試圖描繪馬上騎者的面容與神色顯然是困難的，但從不帶家眷僕從，且無朋好相送，行跡慌張，倉促出京這些特征來推斷，說此人身遇急難進或大禍臨頭恐怕也不為過。事實上後來的文史專家對於這一點也都一直有著這樣的共識。考慮到這個細節在本文中的特殊意義，記住它的發生時間也就十分必要。好在這個日子－－乙亥歲四月二十三日－－被準確記錄在出逃者後來陸續寫於旅途的一些詩稿裡。當然，這裡用的是舊歷。如用在道光年間已相當流行的德國人湯若望為崇禎特制的西歷來完整表述，那麼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這一天就是我們這裡要講述的這個淒婉的愛情故事的開始。特別有意思的是，如果換上一個角度，即純粹從敘事及情節的完整性來考慮，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這個故事的結束。

　　一個同樣衣冠不整，神態驚惶的年輕官員吳虹生在距都門七裡外的涼亭裡等他。作為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與同僚，同時也是京師裡大大有名的一個悲歌慷慨之士，此時卻表現得審慎而憂形於色。匆匆說過幾句話以後，彼此滿飲三杯，洒淚而別。當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滿斟者其實系茶非酒。這也正是吳甘願冒著天大風險趕來相送的更為內在的原因。規勸抑或責備，或者這兩層的意思都有吧！對於這位多次因酒醉狂言最終引來殺身之禍的生平知己，吳為安排這個非同尋常的場面可以說費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時也指望自己精心設計的相送細節能對他今後的生活多少起到一點警戒與提醒的作用。

　　當天傍晚時分騎馬人已到達南北必經的通衢大縣固安。斜陽殘照、衰柳暮鴉之間，他庸倚馬身朝北京城裡最後望了一眼，然後眼噙熱淚，猛勒韁繩。森嚴而顯赫的帝都在沉沉暮靄中猶如一個讓人愛恨交加的舊夢。他知道，在馬首緩緩轉動的那一瞬間，他的功名，他的事業，他的愛，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劍與他情欲的怨簫，都將在他身體內被永久埋葬。另外，他的現實身份也將從一個昔日倚才傲物、名動公卿的狂士，迅速轉化為一個怯懦的愛情的逃亡者。他為自己命運的乖戾感到悲哀。盡管他對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後悔。

　　此後兩年他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裡東藏西躲－－當然是在造謁名山，尋訪耆舊的良好借口之下。行蹤詭密、謹慎，如同一個經驗豐富的地下黨員。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是在僧舍與孔廟度過的。而在公眾場合，他又刻意作出醇酒美人、放盪形骸的浪子形象，並和一個名叫靈簫的風月女子打得火熱。他仿佛一直在掩飾什麼，又仿佛總想要表白什麼。他象一只白晝的蝙蝠在權勢與讒言的強光裡驚惶地飛行。但他的求生意識與佛懺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挽救他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在江蘇丹陽的一所書院裡，他突然於酒後暴卒。由於隨身攜帶的行囊內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個聞名京師社交界的貴族美婦的自畫小像，從而使他的死成為清代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稱“丁香花案”。當時英國人強橫的大炮的余響尚在長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種暴力－－來自國家內部的暴力－－卻採用同樣殘忍的不道義的手段，將一個人的肉體與他自由的精神永遠分離。

　　數十年之後，死者的兒子龔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小說《孽海花》裡現身說法，從而撩開了這一引人入勝的歷史疑案關鍵性的一角。雖說小說家言不足為據，但它的主要事實部分卻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陳士可、周星詒、羅癭公、戴文節、冒鶴亭、王半塘等學者名宿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的。更重要的是，這一論點還得到了死者生前幾乎全部書信、隨筆、詩詞，包括近百年來陸續發現、刊印的有關當事各方的作品如《天遊閣詩》《寫春精舍詞》《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終於浮上水面的久佚的《東海漁歌》全刊本，看來也就成了我為什麼敢冒淺薄、妄誕之譏，有恃無恐，在這裡象引用史實那樣大膽引用這些小說中文字的較為充足理由：

　　“……有一天，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我老子拆開看時，內有一箋，箋上寫著娟秀的行書數行，記得是太清筆跡：‘我曹事已泄，妾將被禁，君速南行，遲則禍及，別矣，幸自愛。’
　　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向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裡遇見一個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當年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

　　　　　　　　　　　　　　　　－－ 《孽海花》第四回

　　這位騎在馬背上擔驚受怕、書劍飄零，最後被迫成為一次理想化的愛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當然就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角，也即被柳亞子先生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的清代名士，杭州人龔自珍，我相信大多數讀者最初都是從已故政治領袖毛澤東所深愛的“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詩中認識這位天才詩人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為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盡管沒有為他後來的不幸結局帶來什麼改變，但對創作而言卻形成強大的推動，仿佛情感的煤炭為悲痛的火燄所點燃－－在心靈的礦層下面。結集於該年年底的《乙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作為他個人一生創作的巔峰，同時也是近代文學史上最燦爛瑰麗的珍寶。這部自傳性質的詩集雖然借用七言絕句的形式，記錄的卻是他一生的人事、交遊、理想、精神遭際，以及仿佛難以言說又低回不止的苦難與悲痛。它的結構在我看來完全符合構成一部宏偉的交響樂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在一組悲愴的管樂撕人心肺的轟鳴之後，你往往可以聽到小提琴低緩的、仿佛暗夜流水的那種傾訴。

　　詩集還用相當篇幅回憶了他一生的愛恨與私情，這又是讓他京師的朋友們為之頭痛並擔憂的事情。以旁觀者的身份檢討自己從前的曖昧與放誕，大約是他在這些詩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場。雖然象征與隱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讀者視覺上的撲朔迷離，如他在此前出版的《無著詞》《紅禪室詞》等集中所慣作的那樣，但撩去語言的面紗明眼人依然不難窺測到事情的真相。在並非開放時代的十九世紀中葉，應該說還很少有人真的敢這麼幹。因此，它的問世立刻在某些當事人的家庭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們可以想像那種因家族榮譽被認為受到玷污而產生的憤怒乃至忌恨。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這些朝野上下迅速傳播著的詩篇與他一年後丹陽雲鬆書院的突然暴斃之間可能存在著的某種內在聯系。在因倉皇出都而漸歸平息的讒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愛情的吟詠非但不能如他想象那樣給心中的秘密情人送去慰藉，相反，它象驟起的大風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苗。他應該為真實記錄自己從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責嗎？當然不是。但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談論真實卻必定要付出某種代價。啊，真實，這是何等奢侈的話題！遺憾的是，道理雖然十分淺顯，但幾乎一直到死，我們天真的詩人對這一點可能都不明白。



　　太平湖，一處由植物、峰巒、繞湖寺院組成的幽絕風景，位於北京宣武門內大平街的西側。水光瀲灩、山色空朦之間，一座豪奢的森嚴的黃色建築物，仿佛一大塊熠熠發光的瑪瑙，在世俗的眺望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它稱呼分別是七王爺（醇親王）府、北京進步黨本部、中央音樂學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紀前期，這裡是聲名顯赫的道光侄子繪貝勒奕繪的私家別墅，時稱榮親王府。作為世襲的王公和當朝政府的大臣，自號明善的此間主人雖然自青年時代起就一直處於政治權力的中心，但他卻似乎更願意別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詩人。與他同樣持這種有趣生活觀點的還有他的愛妻顧太清。這對坎坷結合的恩愛夫婦、精神文明的典范、世人眼睛裡的神仙眷屬，一生鐘情文學，詩酒酬唱，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貴族的時髦作派，如喜歡聽歌、觀劇、寫作、狩獵、修剪花園草坪什麼的，同時還時不時的在府邸內舉辦文學沙龍和詩會。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龔自珍的局外人的闖入使這平靜而有秩序的一切不復存在。

　　早春，這裡的海棠與杏花持久地發出令人意迷神醉的氣息，使路過湖邊的任何遊客都覺得自己簡直就象是花海裡翩飛的彩蝶。如果你有意觀察，你會發現於此間徘徊吟哦，留連最久的一個人就是翰林院的內閣中書龔自珍。五月，湖對面的棗花寺應該已是遊人如潮，寺中那雙株據傳出自朱竹坨、王漁洋之手的互成連理的丁香作為京師西郊的一大景觀，每年都為一團和氣的老住持平添了不少香資。顧太清與閨中女友許雲姜、石珊枝徜徉花下，正好與林則徐、魏源、龔自珍、何紹基等一幫前來縱酒高歌的朝中名士撞了個正著。二月，新做母親不久的顧太清與她的詩人丈夫同去西山潭柘寺踏青，“馬上彈鐵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見者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冒廣生《校本天遊閣集》），又與前來考察京師防守形略，有志於軍務的龔自珍在寺中意外相見。十二月太平湖紅梅新綻，疏影橫斜，龔自珍有感於懷，情不自禁寫下紀事性質的《紀遊》、《後遊》兩首。龔學專家王鎮遠先生經考証後推斷，“他寄情的女子叫做‘梅’，或與梅有關的名字，所以兩首詩中都以梅來暗指她。”（王鎮遠《劍氣簫心》）而顧太清的小名恰恰叫做梅仙。元宵，內閣元老杭州人阮元照例又要舉辦家宴招待在京的門生和同鄉，顧太清作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許宗彥的義女，向同樣前來出席宴會的龔自珍請教了詩藝，回來後集宋詞為七言絕句多首，中有“腸斷魂夢兩沈沈，只願君心似我心”雲雲。七月，在同為道光侄子的鎮國將軍容齋居士的府上，兩人又以對學習滿文的共同興趣成為知音。九月，太清在尺五莊看荷花後，又獨自去三官廟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感，在詩前的長題中寫下“冷暖相摧，氣候無準，向來北方此二種（花）都不能同時……”這樣語意淒然、感慨良深的文字。

　　採用明善詩集《流水編》的形式記錄龔顧情事的最初交往片斷，顯然出於我對這位出身帝家，又篤好風雅，宅心良厚的文學愛好者的敬意。作為丁香花一案中被動的關鍵性人物，他的貴族風度不僅表現在藝術的精通以及文學修養上，對精神與自由的尊重，也是他時刻告誡自己必須面對的無法回避的課題。我們可以看到，在龔顧二人柏拉圖式戀愛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他一直採取一種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撓的模棱兩可的態度。但這種表面上的中立對當時正發生於他生活中的事件實際起到的卻是某種保護作用。（當事人的不動聲色是証明流言空穴來風的最好說明，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他擁有的權勢使他只需動上一個小小指頭，就能擊倒一個甚至一百個龔自珍。但事實上他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龔處境困難時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擔任總管的宗人府（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來做事，以至僅僅幾個月後連他自己也成為讒言的直接犧牲品－－被他的親叔叔道光突然免職，並在兩年後的一八三七年鬱鬱死去，終年四十歲。明善個人短暫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對於整個滿清王朝政治上的翻手為雲覆手雨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在這場棘手的愛情糾紛中表現出的寬容與克制卻帶有明顯的文明社會的印記，即使在他死前所作被認為別有深意的《六銘》一詩中，更多表現出的也僅僅是某種規箴與自勉之意。如詠《鏡》中的“虛乃明，明乃容，容乃公，公乃大矣。”詠《筆》中的“夫言與行，君子樞機，可不慎歟！”以及詠《劍》中的“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恐亦有悔”等。明善的人格看來稱得上是清代貴族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心靈典范，但他的詩詞卻令人不大敢恭維，滿紙的陳詞濫調加上生硬而工整的格律，給了我幾乎與他印在詩集扉頁上那張單調、刻板的臉同樣的印象。一想到他在這本書上耗費了差不多一生的時光，禁不住讓人悲從中來。是的，選擇詩歌作為人生夢想的主要棲息地，也許是明善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靈象黎明時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達彼岸，他貧乏的想象力卻象又破又舊的駁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與她緘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顧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無疑都要高出一籌。這個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針線上也照樣拿得起的女人。作為謫戍的滿清名臣鄂爾泰的孫女，她二十歲以前的生活對文學史家來說至今都是一個難解的謎，回到北京後最初幾年的行蹤同樣也罕為人知。自二十六歲嫁給與她同齡的榮親王明善到後者四十歲因病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盡管珠繞玉圍，但在夫唱婦隨、互敬互愛的日常表層之下，她的內心深處似乎一直有一個空間保存著完全屬於她個人的情感與秘密。她詩詞中大量出現的、樂此不疲的贈懷遊冶之作，也向我們發出了這方面的一個危險信號。近世有些文章談到她早年蘇州的歌女生涯，還有人甚至直接說她在青樓為妓。就算我們對這些說法姑置不論，但讓一個從前的風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規循距還是有些殘忍的。因此，明善與太清的結合在我看來頗有點象是香港的煙草商人黃和祥娶了影星鞏俐。可以想見在太平湖畔的這座風光旖旎的幽深邸宅裡，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門前春天的湖水那樣清澈明靜，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樣的深度。另外考慮到習性、思想、觀念、行止上的種種差異，我敢擔保她與她的婆婆綿億夫人、明善正室妙華夫人、非嫡生的長子載鈞等的關系混得也不會怎麼樣。這一點從這些人一開始就對婚事持反對態度就可得知。唯一對她愛憐有加並可以倚之如長城的一個人就是她的丈夫，還有一只雪獅子貓和一只名叫雙環的小狗，也即龔自珍詩中所謂“長安俊物”。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發生在當初的這場圍繞丁香花案展開的爭論是多麼的片面且於事無補。再翻出張璋編校的《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的附錄部分，有那麼多文人學者卷入了這場訟案，舍本求末地各執一詞。藏書家陳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詞集，著《蕙風詞話》的況周頤被裡面的內容嚇壞了，刪改大半，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樣後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吳昌綬編《定庵先生年譜》，置龔父任上海警備司令多年，歲入巨萬，動輒幾千銀子匯至京師供兒子買古董的事實於不顧，將龔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說成是“先生官京師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冒鶴亭從其外祖父周星詒先生處得聞龔顧韻事，私心慕之，除轉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遺事詩》八首紀懷。身為滿人之後的書法家啟功先生對此頗多詰責，“無論其事曾氏無從得的知，即冒翁又何從而目遇？”好家伙，不是親眼看見的簡直就不能說了。龔逃離京師後老婆兒子多次致信要求將她們接回杭州，然而龔始終“憚國門不敢入”，“遣一僕入都迎眷，自駐任丘縣待之。”“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於雄縣。又請，乃又進，次於固安縣。”這樣出於龔自述的証據鑿鑿的事情，也被丁香花案否定派的主將孟森說成是“定公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另外，對於龔在丹陽的暴斃，當代學人朱維錚先生認為“說不定就是亂吃亂喝，得了某種急性傳染病而死。”在此之前，女文豪蘇雪林甚至將龔詩中對一大腳女子的毫不掩飾的持久讚美，也要小心翼翼地繞過顧太清，將之考証為是對另一滿族女子的愛情－－道德捍衛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但有一個真實得讓人害怕，象天安門矗立在長安街上那樣的事實他們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龔寫於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終引發殺身之禍的《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具體的地點、場景、人物，具體的交往情節與特殊環境中人的服飾，除顧太清外簡直不容讀者作第二人想。即使強詞奪理、百般矯飾如孟森者流，也不得不承認“非惟明指為太平湖，且明指為朱邸，自是貝勒府之花。”（孟森《丁香花》）但如果誰認為這種對私情的大膽暴露系作者行文粗疏，失於檢點所至，那他肯定是錯了。實際上這是龔自珍自以為是的深謀熟慮的產物。要知道在當時黑雲壓城、風聲鶴戾的危急情況下，通過這樣的過激形式，將自己的行狀一下子全部置於公眾的視線之中，應該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離京，辭職理由的自相矛盾，將妻兒扔下不管，以詩告別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為，也可看成是這種策略的一部分。從離京後致好友吳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頹放無擬，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到在杭期間一連用十多個“劫生”“浩劫”來表達自己的生還之喜，到後來敢於接受丹陽縣的教職，我們大致可以相信他在驚惶之余，對自己親自設計並努力扮演的這個角色還是頗有幾分得意的。盡管兩年後仍然遇害，但正是在這彌足珍貴的兩年間，他以一種完全處於自由狀態下的激情、悲憤和汪洋恣肆，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們很難想象十八卷的《龔自珍全集》中沒有《乙亥雜詩》和《庚子春詞》，那情形就象是從魯迅的小說裡抽掉《狂人日記》和《阿Ｑ正傳》。同樣，我們也很難想象龔自珍的一生中沒有顧太清，那情形也象魯迅先生四十五歲那年沒有遇上許廣平。



　　一八○二年秋天當龔自珍初次跟隨調任京職的父親來到北京時，當然不會想到三十七年後他的離去會是那樣狼狽。那時生活在他眼裡象一本書才剛剛打開，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喜歡高談時事，最狂熱崇拜的一個人是北宋有爭議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蠅頭小楷抄寫王的策論外，甚至服飾上也對他的政治偶象進行模仿，以至都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傳聞他“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屐，十年不更。”幾年後的結婚同樣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變。因為就在他做父親不久後的一個秋夜去拜訪朋友，當主人從內室披衣出迎，發現站在門外的龔身披一件舊紗衣，“絲理寸斷，脫帽露頂，發中生氣蓬蓬然。”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形象基礎上再添加一張“廣額□（拼音chan，字意：山勢高險的樣子）頤，戟髯炬目”的尖臉，這對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為他的天才所傾倒，因而想象他劍眉朗目、風流倜儻的人應該是個不小的打擊。

　　龔自珍的奇特當然並不僅僅局限於形象，他的嗜賭，他的仗義，他的政治辨才，他的收藏癖與兩次戒詩，新邊疆觀念，文學上的罕見天賦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為一生都處於媒體（當時叫朝議）關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紀前期的北京曾一度點燃過青年龔自珍內心深處的政治理想，因為它是財富、權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匯聚了當時全國最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白天分別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辦公室裡編邸報，繪地圖，研究邊疆問題，制定賦稅政策，晚上則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談國事。但國家在浩浩盪盪輸運鴉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無策以及權臣的當道，很快使他們年輕、驕傲的臉上禁不住淚流滿面。短暫而虛幻的強國之夢破滅以後，魏源立馬去兩江總督陶澍署中充當高級幕僚，並通過倒賣食鹽許可証很快使自己暴富起來。林則徐後來雖被派去廣州禁煙，朝廷內外卻又頗多制肘，結局相當不幸。何紹基沉溺於六王法書，專心致志寫字打發時間。而龔自珍再度狂來說劍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簫－－為自己難以實現的政治抱負尋找一個情感的渲泄口。大約正是在那段時間裡，他突然情不自禁，與新寡不久的顧太清又恢復了來往。

　　龔顧情事究竟真實情景如何？有一種說法是顧少女時代流落江南時就與龔相識，還有學者根據龔後來為仇家所害這一點推斷兩人結識於顧結婚以後。在沒有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以前，這些假設當然都可以成立。但考慮到顧在江南期間龔一直隨父任職北京、安徽等地，而顧二十六歲結婚的事實也與龔《無著詞》中對一位髫齡少女復調式的回憶與綣戀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龔二十九歲那年正當才情橫溢時突然宣布戒詩，並在那首著名的贈江南才女歸佩珊的詩中有“風情減後閑閉門，襟尚余香袖尚溫。魔女不知侵戒體，天花容易損靈根。蘼蕪徑老春無縫，薏苡讒成淚有痕。多謝詩仙頻問訊，中年百事畏重論。”這樣的自我解嘲，可見當時有一件事鬧得很大，以至遠在蘇州的歸也禁不住來信動問。另據《龔自珍全傳》，顧從江南回京不久適逢朝廷懲處罪人之後，為逃脫遣送東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換姓入親戚綿億郡王（即明善母親）府中當差，此後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說可信，兩人相識當於一八一九年龔第二次入京參加會試－－其時龔顧年齡分別為二十八歲與二十一歲－－時最為可能。當時顧的身份是榮親王府的書房侍女，而龔剛在詩壇展露頭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學崦為師，住在京師宣武門南的水月庵中苦讀，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遠。

　　壯志消磨的名士與幽婉嬌艷的王府侍女之間這令人感傷的一幕是在一個早春的雨中突然開始的，場景大約是這附近的法源寺或棗花寺。任何一位兩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兒是遊人聚集的地方。可以想象兩人從相見恨晚到彼此傾心的簡單過程，並在這以後開始了頻繁的約會和交往。但問題是當時顧已是篤好風雅的榮親王明善的意中所屬。同時，龔狂言無忌的性格和不修邊幅的名士派頭，也在影響我們貴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選擇時，起了相當消極的作用。再考慮到幾年來王府對自己的關照與庇護。總之，在一種類似“還君明珠雙垂淚，恨不相逢未嫁時”那樣的古典情懷中，迅速了結兩人的情緣，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應該是比較切合當時事實真相的推測。

　　結束這次愛情對龔自珍意味著什麼？任何一個對他稍微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問題上一貫表現出的纏綿與一往情深。當然他也曾試圖忘懷一切，並宣布戒詩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同時對佛學也很快表現出不無夸張的狂熱興趣。此後幾年風平浪靜，龔回家鄉杭州住過一段時間，回來後一直在國史館任職，參與修訂《大清一統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瑣的文字工作中消磨自己的並不幸福的一生。而顧與明善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會的各種障礙後，終於於一八二五年得以順利結合。故事到此似乎有了中國傳統小說式的完美結局。如果不是後來兩人在朋友家裡意外相遇，以至波瀾另起，這樁淒婉的情事將永遠只有溫馨的太平湖水和棗花寺中那兩株互相纏繞的丁香所知。

　　這裡必須提到的兩個人物是大學士阮元與睿親王子容齋居士，作為京師社交界的漢滿兩大知名人物，他們寬大的客廳分別聚集著社會各界的精英分子。婚後不甘寂寞的顧也頻頻光顧這裡。而這兩人碰巧又都是龔的朋友。當時龔的《無著詞》《小彌奢詞》剛出版不久，顧在為他的驚世才情所傾倒的同時，也傷感於詞意的淒美和他對自己的意真情切。於是，在一種身有所礙又情不自禁的復雜心緒中，兩人看來又開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復燃的死灰雖然引人注目，卻始終被嚴格規范在道德的范疇之內。我們甚至可以假設這些精神與藝術上的交流是在明善知情的背景下進行的。因為顧的集中那段時間裡出現了大量的玩空手道的情詩，而龔雖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孫憲儀《存題龔中翰破戒草》），行為上卻完全表現得象個道德老師。盡管這樣，由於這兩個人的名氣實在太大了，朝野上下還是很快出現了各種流言。從他們的作品中搜尋所謂的証據，也就理所當然成了某些人的業余嗜好。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維護美人清譽的考慮，他第二次斷然決定戒詩，並一直堅持到一八三九年離開北京後才自我解禁，其時長達十七年之久。

　　站在現在崇尚性愛自由的時尚一族的立場，這些努力以道德為準則的男女私情確實顯得非常可憐甚至可笑。包括顧太清當年讓龔神魂顛倒的那幅自畫小像，也不過花木庭院間一個彈琴的瘦小的女人，神情木然、哀怨，並不能給我們的審美帶來多少意外的愉悅和激動。還有龔自珍消磨在精神通奸裡的短暫的一生。幽怨的簫聲。懷才不遇的寶劍。丁香。滿文。光明殿。太平湖。蒙古圖志。我們看到他一會兒“……於春夜，梳雙丫髻，衣淡黃衫，倚欄吹笛。”一會兒又“與同志論談天下事，風發泉湧，有不堪一世之意。”一八二五年他突然異想天開去山海關考察京師防守形略，回來後又為一顆意外弄到手的趙飛燕的玉印喜極欲狂，“復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此印現為上海市博物館收藏）社交聚宴只要有顧在場，他總是意氣飛揚，辨舌如電。意緒牢落時則攜酒獨坐京郊花間，碰到有人走過不管認不認識便拉來共飲，以至被人稱為“龔呆子”。這種生活形象的雜亂無章雖然不無政治失意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卻可理解為是這場“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的惱人愛情的產物－－某種內心壓抑所導致的行止異常。相比之下，顧在生活中的表現則要從容得多，也冷靜得多。她一方面相夫課子，遊山玩水，一方面堅持寫她那些與尊寵的福晉身份相悖從而難免讓人生疑的婚外戀詩詞－－盡管是在《贈雲姜》、《憶屏山》之類詩題的掩護之下。但這些生活舞台上的各自表演無論其精彩與否，都只能是某種時間性和過程性的產物－－作為暴風雨到來前的短暫寧靜－－它臉部的油彩很快就要駁落，它的面具也將為真實之手輕輕摘去。隨著一八三九年的逐漸臨近，我們將看到一些意外的人與事件的加入如何使劇情突然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並在淚光與呻吟中，推動全劇迅速進入到高潮。甚至，在它的大幕尚未拉上以前，我們可憐的男女主角就已經象飛翔的孩子被仇恨的大風從天空一下子吹落到地面。周圍是現實－－一片又濃又大的黑暗。



　　一八三五年冬天明善的突然被道光皇帝解職，可以看成是這幕長達十余年的愛情肥皂劇的色彩從悲劇向喜劇過渡的第一個危險信號。大約在這一年的春節後不久，他相當引人注目地將龔弄到自己擔任總管的宗人府來做事。不清楚事情發生的背景與原因，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龔在內閣中書的冷板凳可能有些什麼麻煩。兩人共事的時間大約有半年左右，然後我們敦厚而可敬的榮國公驃騎將軍、宗人府總管大人明善就一下子被褫奪了全部職務，解甲歸田，並於兩年後的夏天因病鬱鬱死去。當時對龔作出的處罰是停俸一年。很多龔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作為滿清第一女詞人的顧對詞的學習和入門實際上是從這一年才開始的。據《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的編者張璋先生統計，是年顧作詩一百二十七首，詞七十五首，明善作詩九十六首，詞六十五首，“不僅是他們夫婦詩詞創作的豐收年，而且兩人的唱和也特別多”－－張先生如是說。我們完全可以在這些仿佛吃了腦白金洋參丸以至進展神速的作品背後，找到龔那知恩必報、悉心輔導的老師形象。但事實上也許正是這些因交流詩藝所需從而形成的三人間的親密關系，再加上龔本人放言無忌的習慣，“酒席譚論，尚有未能擇人者。”（引自魏源致龔自珍信札）在朝廷上下尤其是滿清集團內部立刻引發了種種非議與責詰，並最終導致當事人受到來自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本人的嚴厲懲罰。

　　京師的暮春在黃昏中散發出類似國子監霉爛的四書五經那樣的腐敗氣息。撲天蓋地的楊花猶如紛飛的讒言，壓得人簡直都喘不過氣來。在龔看來，這座城市有時真不敢讓人相信是帝國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惡俗的市民味兒。他在上斜街的舊宅裡給關心他的朋友們寫回信，在其中致鄧守之的札中，他保証“足下及默深去後，吾將緘舌裹腳，杜絕諸緣。”然而僅僅兩年不到，他說話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塗：在一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的聚宴上，將自己與顧私下裡還有來往的秘密告訴了坐在身邊的一個朋友陳雲伯，而後者別有用心的張揚，猶如巨石投於太平湖中。我們將看到，它激起的波瀾是如此之大，以至龔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的春天倉皇逃離了北京。當然，我們同時也看到了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人的弱點有時並不一定造成悲劇，但悲劇卻往往由於一個人的弱點而造成。

　　明善的突然被罷黜與稍後的辭世對龔顧情事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譬之於一棵傾圮的大樹或一片溫暖的屋檐的倒塌。在克己復禮的私情中做夢的男女，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置身於時代與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處是忌恨、回避、仇視、冷眼、諷譏，朋友圈子裡的津津樂道以及來自道德人士的猛烈攻擊。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龔當時的一些做法是多麼的輕率而不負責任。喜歡吹噓自己的風流韻事首先是他的一大愛好，平時有事沒事常愛去太平湖一帶走動，社交場合見了顧也從不掩飾自己的感情。我懷疑他甚至還給朋友們看過太清贈他的那張像片。詩裡頭那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反復表示自己對一“大腳鸞文勒，明妝豹尾車”的非漢族女子的戀情，連顧私下裡勸他說話注意分寸這樣的事情，居然也公開寫入詩中，“我昨青鸞背上行，美人規勸聽分明。不須文字傳言語，玉想瓊思過一生。”他當然注定要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不僅因為他的愛情對象是一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婦，更重要的是，有一個人一直在暗中象猛犬打量獵物那樣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這個人就是明善的長子載鈞。

　　討論載鈞在龔顧情事中的立場和態度確實相當有必要。作為榮親王府的未來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劃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惡的眼光看待兩人之間的交往，除了母親妙華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於對家族榮譽自覺維護的本能。他的貴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使他無法接受一個鐘鳴鼎食人家的貴婦與一個邋塌文人之間的所謂戀情，何況這個女人居然還是他的嫡母。但父親明善的曖昧態度顯然令他覺得十分意外，甚至私下裡不無惱怒。於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搜集兩人之間的証據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以一個職業間諜的幹練與敏銳－－而且頗多斬獲。這一切當然不為我們沉溺於詩藝交流的可憐的男女主角所知。他們依舊在京師的各文學沙龍裡見面，卿卿我我。其間龔自珍還主動放棄了兩次令人眼紅的外放地方官的機會，（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現職）。這樣的事實除了說明對顧的眷戀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確實找不出什麼別的解釋。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明善去世後僅僅三個多月的時間，已承襲親王爵位的載鈞聚積已久的仇恨終於全面爆發，他說動祖母綿億夫人以不守婦道的罪名－－估計有一定証據－－將顧及他的四個弟妹（均為太清所生）趕出了王府，史稱“太清家難”，直到龔暴斃丹陽後的一八四一年底才被勉強允許回府中居住。一個多年來一直養尊處優的女人，現在突然要以寡婦的身份面對生活與現實，並且還攜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兒女。其間的艱難困頓與委曲憤懣，我們完全可以在《天遊閣詩》卷五的那些長題中讀到詳盡的描寫。在義兄許滇生及容齋親王等朋友的幫助下，她拔下頭上金釵在距太平湖不遠的城西養馬營附近賃屋暫住，度日如年。那段時間裡龔自珍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由於當時已能明顯感覺到來自載鈞輩的威脅與敵意，他打算以調動工作的方式體面地離開北京。一個被他認為有能力幫助自己的朋友是新近奉旨前往廣東禁煙的湖廣總督林則徐。但林在採納他那篇有名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獻的禁煙方略後，對他相托之事卻虛以委蛇，僅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輕輕擋之門外。說起來這是龔自珍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時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個所謂的詩人朋友得罪皇帝的親戚？這個道理應該很容易理解－－當然，除了龔以外。

　　堅冰封凍的太平湖再次像一面真實的鏡子映照出愛情蒼桑而幽怨的面容。這是公元一八三八年的冬天。我們文章裡的三個主要人物歷經坎坷與劫難以後，都毫無例外地已經屈服於現實的巨大的魔力。其中明善躺在榮邸南谷別墅自己生前選定的墓地裡。顧太清在貧屋中含苦茹辛，獨力撫養四個子女，同時不廢輟吟。而龔自珍一會兒打算出家，一會兒又想去他位於蘇州的羽□（左王右岑）山館隱居。後來，他頻頻出入於賭場與歌樓，想在世俗的歡樂中徹底忘卻精神的苦痛。再後來，幾乎源於一種因過度絕望而產生的勇氣和沖動，他打算向顧正式提出求婚，這裡頭既有多年來私心相慕的痴情，也有對孤兒寡母不幸身世的同情與憐惜。說起來也正是因為他不拘小節的疏狂行止，最終造成了一個傑出而美麗的女人眼下的這種尷尬境地。他將自己的想法商諸朋友圈中，但那個名叫陳雲伯的杭州詩人再次出賣了他，使太平湖榮邸的新主人載鈞與他龐大的家族在暴怒之余，終於對內心籌謀已久的一個尚有幾分躊躇的計劃痛下了決心。於是，幾天後的一個黃昏，一匹快馬突然鬃毛飛揚疾奔過太平湖初春風淒雨迷的薄暮，將一封密密封訖的信札和一束丁香遞交到正在上斜街的家中欲振無翅，埋頭禮佛的龔的手裡。他當場打開一看，神色大變。再後來，大約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過的那個刀光戟影、殺機暗伏的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了。


（二○○○年七月寫於暑熱之中）■〔寄自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