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風格頗具幾分歐化的小倉山房座落在南京清涼山麓。採用大面積的彩色玻璃作主要採光材料，這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極為罕見。作為大名鼎鼎的隨園的主體結構，如果不是太平天國後期為戰亂與兵火所毀，它的建築歷史迄今應該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體育中心觀看夏季中朝籃球友誼賽的興高採烈的市民，當然不會想到他們的木屐與劣質塑料涼鞋下面曾是一個時代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樣，假如你是一個外省旅客，同一時期到南京出差，沿著廣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會在路旁某幢舊宅的牆上看到一塊標有“隨園”二字的鐵皮牌子，但這僅僅作為街道的命名，並不表示有珍秘的遺跡可供憑吊與賞玩。而路南邊位於百步坡至永慶寺一帶，當年曾是隨園南山的著名景點天風閣與柏亭，現在除了粗暴地寫在永慶寺大門額頂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個大字，書法依稀尚有幾分隨園味道（這一點很有意思）外，你同樣什麼也別想看到。但如果你是一個古典文學愛好者，又碰巧對此間主人心懷仰慕，那麼接下來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上述地名再加上寧海路與紅土橋，用線條小心將它們連接成一個圓圈，就意味著你對這座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別墅的地貌與規模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 　　無論在今天的圖書館或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隨園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應該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關他形象的定位卻一直勉乎其難。當然，對大多數讀過他的《隨園詩話》以及傑出散文《祭妹文》的讀者來說，首先他應當是一個有著簡潔、生動的文風的作家，但這並不影響歷代的風流才子對他鑒賞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艷福的真心欽佩，同性戀者與官場失意者也引他為知音，知識經濟時代的知本家則將他看成是他們這一行的弄錢好手。此外，旅行家，財會人員，室內工程師，時尚消費者，在他那兒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論上的有力支持。最後自然是烹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懷舊主義者，他們對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獨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備至。他是那樣喜愛精美的膳食以至專門為此撰寫了一本兩百來頁的書。這本取名《隨園食單》的專著記錄了他一生飲饌上的體驗與技藝，其品位之高雅，見聞之廣博，當世幾無出其右者。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它於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問世，這以前的那些討論飲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閑情偶寄﹒飲饌部》等，立即退避三舍－－仿佛燈燭之火為強光所掩－－盡管作者的本意還遠不止於此。
 　　袁枚購置隨園作為自己的人生舞台時年僅三十三歲，當時他在隸屬南京的江寧縣擔任知縣，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個得力人物－－時任兩江總督的滿州人尹繼善的蔭庇之下。由於才能和政聲，加上與上司非同尋常的師生關系，從而使他在官場上如魚得水，任期未滿一年即被推薦出任高郵州知州。但這一破格擢升在報請吏部核準時遭到了斥責與拒絕。僅僅因為吃不到高郵名聞天下的野鴨與咸鴨蛋，雖然也有可能讓一個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總有些說不過去。比較接近真相的解釋應該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官場禮儀與個人生活習慣之間的扦格與矛盾。怎麼說呢？比如你總不能讓一個所謂民之父母者對山水的投契重於農桑，或者對碑帖的興趣遠勝吏牘吧！另外，對個人驚世才華中文學與山林屬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辭官這一大膽決定時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總之，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這位在仕途上本來應該有著遠大前程的年輕人的身份，一下子就從一個堂堂七品知縣大人，變成了一個優遊林下的山人隱士。由於買的是前人的廢園，加上處地略偏，當時只用了大約三百兩銀子，但擴充它重建它的花費又何止十倍！只要讀一讀他後來為此撰寫的情文並茂的系列散文《隨園六記》，就可以發現這簡直是一個縝密而宏偉的人文規劃下的產物。其中既有對中國歷代園林精華的廣採博取，又借鑒了從那些意大利傳教士那裡好不容易獲取的文藝復興後期西方建築的某些樣式，更有對自己家鄉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斷橋、南北峰、蘇堤等的移植與復制。如此的洋洋大觀再加上園內書倉的三十萬卷藏書，以及“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鵠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隨園遺囑》）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為清代園林藝術的驚世之作，無論達官貴人或平頭百姓都以有機會一遊為幸。好在這裡的主人偏偏又是個喜歡熱鬧，又具有開放思想的家伙，於是一個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現在當時瓢飲簟食、皓首窮經的江浙作家群中。“開筵宴客，排日延賓，酒賦琴歌，殆無虛日，其極一時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種牡丹，花時如一座繡錦屏風，天然照耀，夜則插燭千百枝，以供賞玩。先生排日延賓，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為止。仿佛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隱士，而是一位迪斯尼樂園，或中華錦繡風情園的業務經理。
 　　隨園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不設圍牆，這無論在當初或今天都稱得上是驚世駭俗。想想看，幾萬家私的產業，數百人口的性命，就這麼大大咧咧的如同現代城市裡的廣場或街心公園那樣坦露著，甚至連夜不閉戶也談不上，因為根本就無戶可閉。將安全的基礎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憐憫與人道主義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蒙賊哀憐而已。”山勢逶迤修築困難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也有人把這歸結於主人的開明作風，但我總覺得事情可能不會如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就像他在創作上以“性情”二字號令天下，痛詆考據，反對格律，批判復古，也不能被認為是普通的文學思想之爭一樣。一個如項羽那樣打算逐鹿中原、問鼎天下的家伙，這是我自十七歲讀《小倉山房全集》以來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們在這裡談論的這個人畢竟是連蘇東坡和陸放翁都不放在眼裡的。至於本朝的同輩或前輩那就更不在話下。“一代宗師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詩”，這就是他廣為人所非議的對清初兩個最有才華的作家方苞和王漁洋的評價。在文學的國度裡他也許一直是隱隱以君王自許的吧？我總愛這樣問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每年總數約達十余萬的遊人每逢春秋佳日從四下喜氣洋洋上山，那種扶老攜幼，流連忘返，士女如雲的吉祥瑞和場面，與其說出於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是精神上的某種與民同樂更恰當一些吧！我們可以想像，在那些風和日麗的日子，當他站在園中主樓冬燠夏涼室明亮寬大的陽台上，在十二侍妾與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擁中，手持□（上竹下滕）杖，眼戴西洋進口的金質眼鏡，手撫染黑的長須，慈和，寬宏，居高臨下地觀賞下面這國泰民安的景象，內心一定把自己錯認為是長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開封城裡元宵賞燈的道君皇帝。如果有誰對這一點心存疑惑，那麼園中主要景點柳谷高懸的一副對聯“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為讀詩書又戀花”至少可以為我們透露出一些這方面的信息，何況這對聯還出自他的自撰。
 　　一個世俗生活的熱愛者，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十分想出風頭的家伙。很多資料表明，退職賦閑只是袁枚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種策略與手段。事實上這以後他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興趣非但沒有半點減少，反而更為積極與熱衷。這方面既有《小倉山房尺牘》中大量的與當時朝中權要的往來書信為証，也有他與江南官場位居要津者的稱兄道弟，長年廝混應酬的實際生活狀況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認，他在隨園這一個人生活舞台上實際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陳眉公那樣的山中宰相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員無不來此討教做官的訣竅，順便進貢一點兒禮物。而當朝大員外放路過南京也時常對這裡進行禮節性的拜訪，因為這樣做既可滿足自己附庸風雅的虛榮心，也能博取禮賢下士的美名，為自己今後的政治與仕途前程打下牢固的基礎。要知道當時的政治空氣中盡管也會時不時地刮上幾次沙暴，但從總體上來說畢竟是一個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學術繁榮、文化昌盛的清明時代。連皇帝一生也寫了一萬多首詩，你想還有什麼別的話可說。
 　　他們一般都在距隨園數裡外的紅土橋下馬，這在許多書中都有著詳盡的記載。屏棄轎輿與儀仗，輕車簡從，步行上山，以示對主人的仰慕與敬重，這在當時幾乎已成為一個慣例。其中的一個人物是燒鴉片的大大有名的兩廣總督林則徐。林對隨園的匆匆造訪甚至已在袁枚死後多年，卻仍然堅持要循依舊例，並且任隨從與袁氏後人怎麼勸也不改初衷。這種隆重禮節與待遇肯定為擔任七品江寧知縣的袁枚所難以想像，同時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他對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設計與塑造已經獲得了成功。
 　　當然，偶爾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謙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與當時簇擁在他周圍的那一群人－－同學、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壇幫閑、孌童歌妓－－在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眼睛裡，隨園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被認為已有幾分混同於承德的避暑山莊。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時是這樣的。因此，當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個五品學士冒冒失失乘坐車轎來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反感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除袁本人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說，一個後代崇拜者在所編《隨園軼事》一書中還專門以《某學士》為題列一條目。內雲“仕隱兩不同途，先生退居小倉山，久已將官場習氣，一概掃除，是以達官過訪，亦必於十裡外屏去騶從。某官排道上山，為先生所憎惡。”可見袁當時的權勢與驕矜之氣已到了怎麼樣的程度。
 　　如果這還不夠，還有一件事，也許更能從另一側面加深我們對上述這一點的印象。某一天據袁自述－－他從與江寧縣同樣隸屬南京的上元縣衙門幹事回來，在路上看見一個因賭錢被押解去縣堂的年輕理發匠，“嫣然少年，饒有姿媚。”兩人一時相互吸引，袁隨即以理發的借口讓上元縣令將此犯送到他家裡來。及至理發之際兩情相悅，近身相視，才發覺此人其實長得並不怎麼樣。大失所望的袁不打算繼續這段感情，又叫上元縣派人將他領回。這件事的詳細經過記錄在《小倉山房尺牘》卷二《令上元縣李竹溪釋枷犯》的前後兩通書札中。以一個退職縣官的身份，可以將一個現職縣官隨心所欲地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樣的政治事實確實讓人觸目驚心。
 　　現在我們大致可以知道袁枚當初在致友人信中為自己辭官一事自辨時所言，“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台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的良苦用心了。隨園雅致的上山鵝卵小道仿佛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點化出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官場復雜而污穢的一面。我們可以看到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以隨園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張嚴密而神奇的政治網絡－－通過同年、座師、老鄉、同僚、學生、弟子等各種社會、宗祠、人情關系。把風度翩翩的詩人袁枚比做蜘蛛顯然有失恭敬，但事實上他是這張網的主要編織者。其中既有如樹齋相國，阿廣庭公相，豫親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這樣的皇親國戚與當朝大老，也有形形式式的地方政要與文壇名公。將他們牽扯到一起的理由雖說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各有所圖。是的，他們需要他，而他也需要他們－－出自各自的虛榮與利益，何況還有一個文學的美麗光環在頭頂堂而皇之地照耀著他們。
 　　隨園五十年退隱生活以及在文壇的地位，達到了一個文人一生中所能達到的頂峰。我甚至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時代作家或前輩文人中，還有誰能象他那樣擁有如此顯赫的權勢和豪華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來要喝惠泉水沖的武夷茶，吃鰻面蝦餅，眼戴廣東巡撫搜羅來的紅毛國新款眼鏡，身穿陝甘總督奇麗川送的猞猁皮袍，且不忘在上面洒一點西洋貢品古刺水（香水），懷中揣著大金表，手裡玩著古玉履，到處載美同遊，兩天染一次胡須。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幾套杯盞。家中不僅有當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價值連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鏡子，其中由浙江巡撫張鬆國所送的最大的一面縱橫有七尺之長。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鏡子前攬須微笑、恬然自得的情景。他在這鏡子裡看到了什麼？他一定看到了自己傳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個成功人士特有的躊躇滿志中又夾雜幾分迷惘的那種神情，就像小倉山房晚春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鏡面上－－明淨中的晦澀。
 　　下面我們必須談論他的飲食，這也是這篇文章題中的應有之義。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用相當篇幅討論了隨園建築上鮮明的美學特征以及它的政治寓意。但真正令我感興趣的不是這裡樹木花草的名貴和亭台樓閣的恢宏，而是作為此園一個附屬部分的一百余畝田產與養殖場，以及長年供養在園中的三十多個農夫和工役人員，其中包括工程部主管龍武台，廚師長王小余，財務總管汪芝圃，方甫參，女廚師兼花匠阿招等。我想像自己當初讀到這些描寫時的感覺，也許啼笑皆非是最能形容我當時心情的一個詞了。“園之東西，各有田地山池”“樹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魚，雞鳧之豢養，尤為得法。美釀之儲藏，可稱名貴。形形式式，比購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辦。”在羅浮宋梅、大理茶花間種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羅卜，在珍禽異鳥的嚶嚶鳴聲中雜以豬羊的哞哞亂叫，這想來實在是令人不禁莞爾的事情，但這碰巧又真的是事實。一位與隨園恩怨甚深的人物－－《批本隨園詩話》的作者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曾詳細記錄他先後幾次上隨園的所見所聞。一次吃到剛摘下現炒的桂花栗子，一次陪母親及家人上山，作為主人的款待是一頓豐盛整潔的晚餐，前後也只張羅了不到一個鐘點，可見書中所載並非是胡亂吹的。還有一個叫陶西圃的杭州老鄉在隨園不僅吃到新鮮的爆羊肚，還有正宗奎元館制法的蝦仁爆鱔，也都是現殺現炒。這種物資供需上的豐富與精到與我們印象中飲風餐露的隱士顯然大異其趣，因此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它已經超出傳統園林的范疇，從而更顯得象是一座地主階級的城堡或鐘鳴鼎食人家的豪華莊園。後來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以此作為書中大觀園的原型和想像基礎，大概看中的也正是這裡的富貴靡爛氣象。盡管因為此說出自袁的好友明義甚至袁自己之口，自視甚高的紅學界一百年來對此一直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但考慮到位於清涼山五台山脈的隨園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寧織造時置下的產業，後因貪污遭查抄後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轉手繼任隋某最後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時間因生計維艱在兩江總督尹繼善署中擔任過慕僚，而袁與尹的特殊親密關系又為世所周知。更有意思的是大大有名的隨園十二侍妃與書中金陵十二釵的描寫在數目上也正好相等。凡此種種，我想對這種說法我們還是不妨姑妄信之的。另外，大觀園裡食事的鼎盛與精致，在我看來與隨園在氣勢與排場上也盡有相當程度的可比之處。如寶玉在病床上喝的蓮羹湯所用的模具在《隨園食事》裡有著類似的描寫，而第七十五回裡賈母吃的一盤風腌果子貍簡直就象是出自隨園名廚楊二之手。在當天的菜單上我還發現有一碗豆腐，與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與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豆腐為袁枚所喜愛當然與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關系。他的個人解釋是寫作辛苦以致虛火上升，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應該是性生活過於頻繁。仿佛他選擇性對象的首要標準是膚色白淨，他烹調豆腐也以盡可能保持本色為第一要義。《隨園食單﹒雜素菜單》一上來就是十來種豆腐的烹制秘方，可見他對是味確實情有獨鐘。從烹飪的角度而言以其中慶元豆腐制法最為簡單，“將豆豉一茶杯，水泡爛，入豆腐同炒起鍋”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數揚州鹽商的海鮮豆腐。試想現在是公元十八世紀中葉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淮揚巨賈程立萬在邗江南岸的豪宅裡燈燭輝煌，笙歌四起，一次別開生面的宴飲剛剛進入到高潮。邀請的客人多為名重天下的文壇諸公如金農、厲鶚、蔣士詮、杭世駿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倉山房主人袁枚。席間一盤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他後來在文章裡回憶，這盤豆腐“精絕無雙，其腐兩面黃幹，無絲毫鹵汁，微有□（左虫右車）螯鮮味，然盤中並無□（左虫右車）螯及其它雜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細細討教一番，但當夜傳來的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趕回南京，以致於“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語之間頗有幾分稽中散臨刑前所感嘆的“廣陵散從此絕矣”的悲涼味道。但袁枚也許永遠不可能成為象稽康那樣的純粹藝術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他對政治的駕輕就熟，他以文人之身與官場保持的良好關系，理財的本領，物質生活的欲望，以及對個人知名度的重視與自覺維護等等，在實現自己生活理想的同時，也為灰暗、單調的傳統文人肖像長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影像，並且在中國作家中可以說至今無人能及，如果一定要比較，在當代文人中我想也許也只有郭沫若與余秋雨差堪似之。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較為喜愛的品種，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其外形楚楚可憐，色澤嫩白，他一般用它來與切得極細的燕窩絲同炒。另外一只愛吃的家常菜魚翅炒羅卜絲也是這樣，羅卜絲須在雞湯裡出水兩次，以去其味，而魚翅純取上半根，下面一截棄之不用，烹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為羅卜絲、為魚翅”為最高境界。這兩道菜在色澤與形象方面雖說頗多類同，但我們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藝術上的故伎重演，而應該從袁氏一生美學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飾－－的高度上來加以認識。正是在這樣的藝術原則的指導下，他肉喜白煮，魚愛清蒸，甲魚用湯煨，鮮蝦以酒。即使鹿筋、鹿尾這樣膻腥之物，他也令廚工想方設法或用雞湯煨，或用菜葉包而蒸之。“不雜他物，便成白色，用盤盛之……加花椒細末。”
 　　順便了解一下他對點心的態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後的袁枚愛吃面食，這大概也出於他對白色食物難以釋懷的美學興趣。但南京面制一向粗礪，自然難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人的法眼，這樣就給那些想居高臨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計巴結他的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因此他筆下的那些什麼劉方伯月餅、盧運司糕、陶方伯十景點心、揚州洪府粽子雲雲，在作為食單來讀的同時也是不妨作為政治秘圖來讀的。其中好像楊中丞的西洋餅最為袁所喜食，按書中所列制法與作料來看，似恐是今天食品超市裡賣的蝴蝶酥一類。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裡還有一個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蕭美人的故事。蕭系揚州儀征一容貌出眾的半老徐娘，在該地南門外驛道邊開一點心舖，“善制點心，凡饅頭、糕、餃之類，小巧可愛，潔白如雪。”由於吃上了癮，袁一次遣人過江竟一下子買了三千件，後來還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聞。同樣，五十歲前後有一段時間他三天兩頭往蘇州跑，原因也正因為一個蘇州朋友唐靜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聞先生至，必手自烹飪，後王氏亡，先生挽以聯雲：‘落葉添薪，心傷元相貧時婦，為誰截發，腸斷陶家座上賓’，蓋記實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這樣的殘酷現實盡管令人心痛，好在《隨園食單》裡還保留著王氏最為拿手的絕活炒鱘魚片的具體作法，使這一闋廚房裡的國風雅歌尚有依稀余音可聞。
 　　從飲食一道探討一個人的文學思想，這樣的角度雖然不無標新立異之嫌，但終歸還是值得一試，至少隨園主人當年自己也曾經是這麼幹的。在食單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不止一次拿文學來取譬烹飪，也看到《隨園詩話》、《小倉山房尺牘》等著作中大段大段的有關食物的描寫。正如較他早些的作家李漁喜歡借用戲劇來闡述人生見解一樣，飲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成為袁枚表述自己藝術精神的得心應手的物質載具。“余不喜山谷詩，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畢竟少味。”“唐詩最佳，而五言八韻試帖，名家不選，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詩尚如此，食亦宜然。”一次他應某巨賈之邀欣然赴宴，發現主人雖張羅出四十余種山珍海鮮款待客人，烹調手段卻令人不敢恭維，以致於“歸家以後，仍煮粥吃。”他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跟寫作者貪求作品數量犯的是同一性質的毛病。而在強調食物的精致與廚師技藝的辯証關系時他又指出：“審問慎思明辨，為學之方也；隨時撥點，教學相長，作師之道也，於是味何獨不然？”
 　　與食事緊連著的一件事是性事，這可是中國的道德老師孔子和孟子所一致排列的人生秩序。身為儒林表率的隨園先生自然不敢有違先賢的雅訓，並有志於將這一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推陳出新。自少年讀書期間與同學張顧鑒－－詩人張船山的父親－－發生性關系，至六十七歲載美出遊天台寵納侍者金鳳，他一生艷遇的數目雖比不上唐明皇後宮佳麗三千人，但較之七百年前的前輩高人西門慶先生可說是不遑多讓，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在愛情境界和對女性的呵護上，後者較前者也肯定要高出許多。文化與藝術修養看來在這裡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我對袁在性問題上的好感首先在於他的坦誠，其次是講究隨緣。說真的，沒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那樣輕鬆、自然地談論性以及與性有關的話題，至少在他同時代的文人圈子裡沒有。他對性的開放態度在後代研究他的人眼裡一般被認為是男權主義對女性的輕賤與狎弄，但事實上這種說法很難讓人信服，尤其是對那些通讀過他全集，並對他的愛情態度有一個粗略輪廓的讀者。即使我們略去他主張女性知書達禮、接受教育，主張男女自由接觸，反對纏足，反對以是否處女判斷一個女性貞潔與否，讚同婦女改嫁這些封建社會中難得的文明思想不說，在他一生足以讓人眼紅的愛情生活中，我們很難找到利用權勢或金錢引誘達到佔有對方身體的范例。看來袁在愛情舞台上的形象確實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幹淨得多。同時，用張生崔鶯鶯，或者他的同時代文人－－《浮生六記》裡的寒士沈復對待芸娘的夫唱婦隨來要求他也顯然過於苛刻，因為他的富有，也因為他在當時的國家擁有的如同現在的歌壇天王、影界巨星那樣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個中心，時代的強光打在他略有幾顆白色麻子的儒雅、機敏的臉上。我們可以想像，那些傷春的少女，那些達官內眷、大家閨秀，如何為他的驚世才華和明星光環所吸引。我們可以想像，那些錦書、淚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詩文的形式出現的發自內心的崇拜和若有若無的傾心，如何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向小倉山房，春流一般湧動。
 　　袁枚不是清代歷史上第一位將生活質量和生活享受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確實是這方面做得最好、最為成功的一位作家。但隨之而來的一個敏感問題是他的生活來源。（哦！我們終於要談到錢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敵人甚至朋友－－一直以今天紀委官員的敏銳眼光對他的收入問題抱有持久的興趣與熱情。也許在他們看來，袁偶爾於兩江總督府中嘗嘗菜包鹿尾，在隨園宴請客人時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雞汁石斑魚作為壓軸節目，那也算不上什麼，但以一退職縣官的閑身，終其一生都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背景下逍遙自在，讓人眼熱乃至忌恨也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在他死後表現得更為突出。然而袁生前對自己的經濟來源事實上並無半點隱瞞與諱言，《隨園詩話》的編輯與刊行在我看來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該書洋洋兩大卷六十余萬字，事先雖已由財大氣粗的畢秋帆孫田二人資助全部出版費用，作者方面其實卻另有孝敬。“求入選者，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數目雖甚微小，但考慮到詩話中總共選錄並評點了一千余人的詩作，加起來應該也是很可觀的數目。加上書籍出版後售於書坊本身也還有一筆收入。妥善保存在隨園詩城木架上的書板，也隨時作好了視市場之需印刷第二版的準備。一切仿佛都帶著顯著而嫻熟的商業化操作的痕跡，這曾是李漁對文壇的貢獻，但袁將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說，中國的出版事業自他們二人始，才逐漸擺脫了顏如玉、黃金屋、千鐘栗之類的浪漫空想，慢慢步入市場化的商品經濟的良好循環。
 　　寫作序言及碑、傳、墓志之類也在袁枚一生所掙下的萬貫家產中佔到了相當的比重。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知名度，以及傳神的文筆。“五十年中，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志，而贈銀巨萬者。”（《隨園軼事》）這樣的稿費收入自然讓人風光無限，但我懷疑多半出自後人的附會與夸張。比較切近實際的估計是每篇一百兩到數百兩不等。這裡必要提到的兩個人物是董怡亭觀察與鮑肯園參議，作為袁生平筆墨業務上的兩位最大客戶，為一篇墓志銘和一篇傳記曾分別付給他一千兩銀子作為酬金，讓袁喜出望外進而深感不已，甚至臨終前還不忘將兩人名字寫入遺囑大大頌揚了一番。不過，傳說一個姓安的淮揚鹽商曾附庸風雅，出巨資重刻孫過庭《書譜》，托人向袁索跋，袁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幾個字予以打發，並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兩千兩銀子，這事倒有可能。對有錢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這似乎符合袁平時的一貫作風。
 　　就像世界銀行的金融寡頭們千方百計四處尋找項目投資，如何加速手中資本金的運作與流動，也成為袁吟風弄月之余必須時常考慮的一個問題。他的選擇對象是前面提到過的文壇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魚門。通過對全集的細心閱讀，我發現自袁退隱之日起，一筆數目為五千兩銀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在揚州的鹽行裡。還有一些在南京尹府，不過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另有少部分委托親戚汪芝圃主持放貸。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人情與利害關系雙重保險下的良性金融運作產生的效益。程那裡的後來雖因主人耽於考據、不善理財而出了事情，但袁歷年來取回的利息早已超過本金數倍。在程客死陝西，歸還無望，孤兒寡母哭到南京的黯淡現實面前，袁以壯士斷腕的豪情果斷而機敏地進行了一系列別開生面的自我炒作，比如毅然焚去借券，為遺孀求恤，登高一呼，說動陝西巡撫畢沅拿出三千兩銀子之類。成功總是和他在一起，這些義舉在文壇與政界果然達到了預定中的讓人仰懷高義、聞風心折的良好效果，這樣他自己就再也用不著拿出一分錢來。
 　　也許正是因為一生名山事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成功與完美，認為袁是政治投機者和道德淪喪者的批評仍然不少，至少在他生前死後很多人都在暗裡這樣痛詆他，然而叫人難以信任的是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孫星衍，還有吳嵩樑和鄭板橋等等－－多為袁的生平交好甚或執弟子禮者。其中王昶曾多次給袁寫信，稱其人曰“巋然為東南人士所仰止”。其文曰“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鄭板橋，這個主動贈詩於袁稱“室藏美婦鄰夸艷，君有奇才我不貧”的家伙，對同性戀的共同嗜好曾是他們友誼的基礎，也在作品中對他冷嘲熱諷，一名入室弟子甚至將一方“隨園門下”的私章改刻為“悔作隨園門下”。昔日的崇拜者與追隨者說這樣混帳的話顯然出於內心積壓已久的自悲與忌恨。是的，也許袁對他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擁戴袁意味著可能一生都要淹沒在他持久的光芒之中，但反對他訾議他同樣被証明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何況袁枚政治上處世上的藝術還只是他生活的一個側面。事實上他的文學成就比財富和社會關系更有力地支持著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詩藝，他的性靈學說，淵博的大部頭歷史著作，小說，藝術筆記，涉筆成趣的書信體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隨筆讀的食單，詩話，以及那部仿佛外國作家隨想錄一類的《牘外余言》，無不展示著他作為一名傑出作家所擁有的強大實力。洋洋四百余萬字的《小倉山房全集》作為清代文學具有獨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讓人仰之彌高。在二十世紀末中國小縣城的書店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評點它們的當代名人有錢鐘書、台靜農、郭沫若、毛澤東。
 　　袁枚一生的最後十年（1787-1797） 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興致勃勃度過的。他以七八十歲的高齡下廣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當然是在他那些年輕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時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達到了一生中的巔峰時期，到處是盛況空前的歡迎、禮待、宴請、饋贈。如果誰對這一點缺乏想像，只要回憶一下前些年劉德華或郭富城來大陸演出時的狂歡場面－－並從這中間減去閃光燈與攝像機－－就可以了。或者讀一讀他的好友詩人趙翼寫的那篇有名的戲謔性妙文－－其中幾句正是對他出遊的生動調侃：“佔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 
 　　其間他還幹過一件驚世駭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詩自挽。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預言包括七十六歲死亡在內的他後半生的人生大事。由於其它諸事都被先後驗証，他於當年年初便作好了辭謝人世的準備，並毅然作詩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這種知天達命精神對社會感官的刺激與沖擊力。整個國家上下沸騰了，一千多首和詩從天南海北寄向小倉山房，敬佩與悲痛之情溢於言表。但事實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來。四年以後的一七九五年，由於自覺不支他戲作自壽詩十首，交代生前死後諸事，但死神再次與他開了一個善意的玩笑。然後這樣又過了兩年，他於揚州舟中偶染風寒，腹瀉不止。在小倉山房冬日寧靜中略帶幾分清寒的光線裡，他披著皮袍，倚著病榻，用仿佛平時給朋友寫信那種平靜語調給兩個兒子阿通、阿遲寫遺囑，中謂“用淡紅紙小字寫訃，不可用素紙，其余平行用小古簡最雅，用大紙便市井氣。”“恐屍硬不便著靴，有極華刺誘朱履一雙，白綾襪一付可用。”“但題一碣雲‘清故詩人袁隨園先生之墓’，千秋萬世必有知我者。”書畢摘下眼鏡，臉呈笑意。這次，他是真的去了。                                                                                                  （２０００年４－５月）■〔寄自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