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一眼看上去有些乏味的城市，竟然繼續贏得了那麼多的掌聲。它似乎也給人留下了帝制時代的仁政的印象。
皇家生活的隱秘、裝腔作勢，與市井生活的喧囂、瑣屑和重商主義，都被統一在城市過去的建築、書籍、儀式、情調……甚至那些舊照片的人物的神情裡。現在，它外表的難以引人入勝，似乎與內地其它乏味的城市一起，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統一、平板、缺乏獨特細部的平庸景觀。是否這就意味，在粗略淺鄙外表的壓力下，它轉而成了一座非常內秀的城市，或者說，它的引人入勝的歷史品性，還會在某一天繼續發揮作用？書籍中的夫子廟、煙花石壩街……似乎也著重強調了一個沒有偏狹感的歷史。記得四川有位詩人，就專為它頹廢的歷史而來，在居住的幾年中，他愛死了馬蹄踏花的感覺，盡管這種爛漫事只會發生在古代。如果說它代表的風姿，在歷史上是一個動詞，那麼現在我並非危言聳聽地說，它連名詞的地位也難保了，似乎等待它的，是淪為一個形容詞的命運。老實說這個形容詞，完全可以送給任何一座不叫南京的城市。
即是在污垢的環境中，它的歷史也最能攪亂人的視線。朱自清的那篇夜遊秦淮的文章發表後，不是也有人罵他在粉飾一條臭水河嗎？我暫且撇開文學不談，這位指責者讓我想起笛卡爾的一句話：“……一個不存心撒謊的人，說他看見或懂得某件東西，比起另一千個人僅僅因為不能看見或懂得它而否認它。”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在今天的南京，幾乎比比皆是。在洋洋得意的旅遊者面前，夫子廟等歷史景點的繁華景象似乎是對歷史無害的。那些被吊起胃口的旅遊者，忘了或根本不知道，這裡與歷史早已不是朝夕相處的關系。視線中的貢院似乎在對旅遊者說：我活了下來。旅遊者並不知道，能慶幸地說這句話的建築他們根本看不到幾座。如果他們知道，幸存的建築與死亡名單（四十多間戲曲茶館、烏衣巷、王謝古居、魁光閣……）相比，只能算作九牛一毛，我懷疑，旅遊者還能保持拍照時的安寧與羨慕的神情。歷史與現實一旦變成交戰的雙方，誰會指望歷史有獲勝的可能呢？一只當代烏鴉的聒噪，也能輕易地蓋過歷史驚雷。所以，我們總是看到當代對過去在話語上的奴役。在奴役而非平等的話語下，城市文明的倒退時常是不知不覺發生的，經常地，是在“進步”或“發揚文化”的名義下。正是在“進步”的名義下，南京才有了“破舊立新”年代的令人羞愧的文明狀況。正是在“發揚傳統”的名義下，伊朗從巴列維國王時期的全面復興，滑落到現在的文明窘境，前後也不過二十年。所以，面對“文化大省”都城的諸多文化振興計劃，我們沒有理由對這座城市懷著歷史進化的樂觀想法。南京的財富在越來越多的新面孔嗎？
巴黎、倫敦……哦，我不敢在後面添上南京，我只敢把南京列在紐約代表的一大串城市裡。巴黎或倫敦的“舊”，與紐約的“新”相比，讓巴黎人或倫敦人難為情過嗎？在這裡的確需要弄清，究竟是什麼讓一座城市“無可匹敵”？針對南京，有人指出是商業，樹，帝王陵地，夫子廟……盡管每人開出的配方各不相同，但我感到好心的“郎中”們本末倒置了，這些本應是下藥後出現的健康的結果。作為帝制時代城市情調的產物，夫子廟確實令後人吃驚。難以想象它對面的太平南路上有八十多家書店，除了秦淮河北側的煙花石壩街，南側還有四十多戲曲茶館，貢院……稍加考查也不難發現，倫敦的“舊”與紐約的“新”，其實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它們都極力遵循各自從歷史延續下來的獨特的城市情調。所以，對南京歷史上的城市情調的尊重，實際是保護南京“無可匹敵”的財富。不然，就會像南京的現在一樣落入趕超新加坡、紐約……的混亂中，落入歷史與現實交戰的尷尬境地。對歷史城市來說，它的城市個性早已成熟，無需倉促地重新塑造，城市的進步不應構成對它的歷史個性的冒犯。所以，讓歷史與現實相安無事，是一種更大的智慧。這意味求新的城建暴力會受到控制，也意味城市有機會保留它“無可匹敵”的財富的細節，使之避免滑入象征的境地。平壤就是這樣的，變成了一種象征的城市，我想，沒有人會反對它是一個空架子的說法。那裡的建築固然宏偉，卻絲毫不能拯救它的死寂。它們實際是在強化這座城市的抽象意味，而不是具體、獨特的生活。夫子廟的喧囂、繁華是否就意味，它已經避免了平壤的幹枯象征的窘境？
自古以來，夫子廟的娛樂格局，似乎是最能激發人的想象力的。連民國政府提倡“新生活”時，它的這種格局都得到了資金和環境的雙重意義的尊重。現在，經歷了改造計劃的夫子廟，卻受到了城建暴力的侵蝕。固然朱自清夜遊秦淮時，河水也臭了，但河道中的那番熱鬧勁兒，卻十分真實，毫無粉飾之嫌。現在的河道偶爾也劃過一兩艘小船，看上去卻那麼矯揉造作。這表明管理者對城市歷史只是從概念上把握，並未在意它有多少豐富的細節。其實，與河道休戚相關的，是秦淮河畔的娛樂生活。我不能設想沒有娛樂的夫子廟，就如同不能設想沒有夫子廟的南京一樣。娛樂本是漢民族的長項，也是夫子廟情調的根基，姑且不談那些“不合時宜”的娛樂，就是在現代娛樂的廣博范圍裡，夫子廟的娛樂生活僅以購物和小吃來闡釋，這樣的想象力恐怕讓人憐憫。夫子廟的娛樂形象，是極其寶貴的歷史財富，不然它的熱鬧毫無歷史來由，不值得眾人向往。現在，它就像掛著“咸亨”招牌已不賣黃酒和茴香豆的一家酒店。它淪為普通商業城的命運，正在蛀空它的歷史形象。我想，我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應該只是對過去娛樂聖地的一個憑吊行為，不應該像看到平壤那樣，產生置身在嶄新空殼中的感覺。也許我們應該好好體會一下卡內蒂的痛苦，他說：“自從他們教給我們生活的一課，中國人，在我們之前，自時間開始以來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觀看他們現在與我們競爭，當他們終於趕上我們，他們將失去所有他們曾超過我們的領先的距離。”我想，卡內蒂是說，單憑“進步”的情結，一個民族難以維持她的文化高度。這種情結越純粹，金錢或規劃者的計劃便越可能成為褻瀆的幫兇。
著名的烏衣巷、王謝古居的改造即是一例。它們既沒有按原樣修繕，推倒後也沒有按歷史上的原樣重建，它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新式建築。精美的魁光閣原本只需修繕，卻被粗暴地拆除，後來又迫於輿論壓力，照原樣重建。“照原樣”的魁光閣，只具有一個大致的外形，根本談不上復原。李香君故居朝路的那面，也被改成了新式建築。那些為夫子廟的建築形象所傾倒的人們，面對這樣的規劃又該作何感想呢？這與秦淮風光帶在隋代被夷為平地，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建築風格之爭的背後，是一種延續了多年的可怕心理，即認為當代最為偉大。因此把當代形象留給後人，比把歷史形象留給後人，顯得更為緊迫。這就是卡內蒂所說的“趕超”情緒的蔓延，似乎我們足以代表南京歷史上的所有人。我們剝奪了他們的話語權，因此過去或前朝的規劃才可能被判為“可笑”或“不合時宜”。我相信，當規劃者為現實利益作這樣或那樣的辯護時，他心裡確實在真誠地為“進步”辯護，只是那些驟然消失的建築的歷史價值，被粗暴改變的城市文化個性，在這種辯護聲中顯得更加無足輕重。也許規劃者理應意識到，終審權終歸要旁落到後人手中，如果我們的子孫也懷著同樣淺薄的心理，對待今人的建築，今人規劃的意義又從何體現呢？
把歷史“發揚”到虛無的地步，還只是“發揚文化”中的一種表現，上述對置身度外的舊文化的態度，是否就說明對當代他們另有一種值得稱道的態度？我想，這個答案不難在南京的新地名中找到。只需留意一下南京的舊地名，諸如“南捕廳”、“千章巷”、“七裡街”、“百貓坊”、“驢子巷”、“絨莊街”、“邊營”、“張府園”……不難發現，這些地名大多與日常生活相關，具體而細微，令人稱道。這些地名並不僅僅是生活之外的政治意象或修辭學，相反，它更像一面鏡子，體現出對生活細節的敏感。這些地名幫助營造了一種特殊的城市情調，城市文化個性也因之更加強烈。落在具體物體、事件上的地名，並不是利用詞典玩的一種變戲法，這裡不存在想怎麼幹的那種自由。傳統的地名體現著世俗化的詩意，它的生動性是被地域性的神話、傳說、物體、事實等造就的，譬如“驢子巷”就對應一個兄弟倆養驢的故事。在事實方面它與縣志一樣敏感。似乎反映出當時的人對待世俗生活的自然主義態度。這種態度也是當今世界上那些為保護文化的人士持的基本態度。面對諸如“紅旗橋”、“江蘇路”、“上海路”、“北京路”、“解放路”、“湖南路”、“龍蟠路”等新地名，我們會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它們提供的地域概念模糊，時代面孔抽象，故作高大卻空洞無物。如果把“紅旗橋”、“上海路”等地名歸咎於文革思維，那麼“龍蟠路”等九十年代的新地名，似乎沒有絲毫的改觀。
歷史上的許多地名是被老百姓自然叫熟的，“叫熟”意味保留了好記、居民情趣和抓住生活特征等因素。現在，地名中的這些因素，被命名的方式徹底過濾了。幾個人和一本詞典的做法，實際羞辱了歷史上的那些命名者，命名傳統就這樣被粗暴地斬斷了。“龍蟠路”的命名即是一例。新路開通後不久，幾乎全城老百姓都稱呼這條路為“城東幹道”，姑且不談這個命名的文化水準的高低，單是它對方位的標定就非常具體，而“幹道”又體現了這條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命名的美學上是與歷史暗接的。幾個月後，這條路被官方命名為“龍蟠路”，雖然用詞文雅，形象高大，卻讓人不知所雲，絲毫看不出它與生活的實際聯系，實質是文革“大話症”的延續，與“紅旗橋”等這類意識形態的象征式的命名幾乎同出一轍。即便從“發揚文化”的角度，高大、抽象的詞匯也不利於保留文化細節，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些詞將失去它特定的文化象征。譬如“宇宙路”就不如“銀河路”，“中國路”就不如“張衡路”，前兩年地質學界命名的“中華龍鳥”就不如民國時命名的“北京山頂洞人”。好比為了用地名發揚文化，不能單把某條路命名為“文化路”，這樣的命名實際是在消滅文化。猶如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單個的花朵，不是抽象的“花卉”。即使是一個隨便的消息，也比一大堆象征口號，更能讓人動容。不能得到具體刻畫的文化，是沒有個性的。甩脫了這類文化特性的地名，會讓人感到是一個硬殼，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命名者對世俗生活的麻木，對人民的生活方式的麻木。地名並不刻意尋求原樣的生活，但它尋求精神歷程的世俗化面孔，這種面孔是對抽象、空洞的象征的解構。當它把一個時代的生活特征傳給另一個時代，這個地域的文化地貌便清晰起來，使人如臨還鄉之境。可地名一旦落入隱喻、象征的沼澤，各個時代將無從標識。所以，只有具體的，非意識形態的地名，才能擔當起鏡子的使命，也只有生活才不會在各個時代重復。事實、故事的不可替代性，使得這類地名的美學個性十分突出。如果想到新的命名，是在揭示一種新的生活，如果想到這種命名與西部拓荒具有相同的意味，少數把持冠名權的人，也許會為今天命名的草率，為南京生活特征從地名中的消失，感到慚愧。
現在，我對南京的任何一項文化振興計劃，到了希望它不要給我們帶來恥辱的地步。因為它除了錢，似乎什麼都能將就。對偉大的藝術靈魂，它也缺乏最基本的理解，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它一眼看不出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眼光差別。可怕的不是錢投不到真正的藝術上，而是用這些錢它另造了一堆垃圾，也許等到後人番然醒悟時，還得另弄一筆錢把垃圾清除掉。南京街頭巷尾聳立的雕塑即是一例。它們的醜陋是那些有著藝術敏感的眼睛無法忍受的。山西路那個讓人笑掉大牙的金子塔形的“藝術作品”，充分暴露了對現代藝術的無知。文化振興計劃如果不能擺脫類似的無知，它的說服力又從何而來呢？可悲的是管理者把金錢與藝術智慧等同起來，以為只要向某個文化機構投了錢，跟隨而來的便是文化繁榮。文聯花費幾百萬元在南京召開換屆會議即是一例。幾百萬元不過決定誰當主席或理事。幾百萬元能資助多少有才華的藝術家，這件真正有意義的事卻無人過問。我不相信這就是撥這筆巨款的官員的初衷？我想，這類“文化機構”的世故者的智慧，實際構成了對藝術智慧的流放，把它們排擠出了試圖了解藝術的公眾視線。這類在社會上到處傳播的無知，也阻礙了普通人對藝術的理解。所以，人們對文化機構的藝術尺度的敬畏，我實在找不出事實上的依據。沒有一顆敏感的藝術心靈，這樣的文化機構形同虛設。有了這樣的心靈，我們才能甄別文學、戲劇、繪畫、音樂、建築等領域的大師、次大師或成長者。我不能設想沒有維特根斯坦的資助，陷入困境的裡爾克會怎麼樣？我更不能設想沒有裡爾克，人們會談論二十世紀的德國詩歌。可見同樣是在支持“文化”，兩者的差別又是多麼巨大。
南京文化機構與藝術家群落的對立之深，遠遠超過其它省份。究其原因，恐怕要歸結到“友誼”二字。在藝術家陣營裡，友誼通常是依據才華建立的，即便這種友誼不會使作家、畫家結束孤獨狀況。在交流的層面上，他們不把友誼作為藝術的載體，有時甚至幹脆把友誼作為個性的屏障。不過只要是他的藝術才智得到認同，他的古怪的個性和行為都會得到尊重，人們不依據他面孔的和善與否，來決定是否支持他的藝術。可是在南京文聯這樣的文化機構中，友誼被幻化成一種提升個人藝術地位的力量，在那裡交流成了才智認可的庸俗的條件，他們津津樂道的東西並非受到藝術智慧的引導，而是墜入了普遍的社會交流的欺騙中。在這種特定的空氣中，藝術標準實際處於一種次要位置，不然它怎麼會把那些極具個性的藝術家，以及他們的新穎的尚處於萌芽狀態的藝術，當作偏頭痛對待。高爾斯華妥在１９２１年創立國際筆會時，闡述這類組織的宗旨應該是“替任何地方受到威脅的作品作衛護。”我想在南京，忙於推廣偽藝術的機構當然談不上為真正的藝術作衛護。它的龐雜的會員，幾乎以工業方式生產的“作品”的數量，使它看上去像一個牟利的商業機構。只需看一看，那些被文化機構支持的偽藝術的狀況，街頭雕塑、頌歌類音樂、千篇一律的歌舞、話劇、官方畫展、詩歌節，以及《揚子詩刊》、《雨花》、《青春》等刊物的藝術趣味，便可以看到真正的文化在“振興”名義下，實際遭受忽略的種種証據。可以看出像街頭雕塑這類偽藝術，是怎麼從那些勉強的心靈產生的。這些天天暴露在公眾視線下的偽藝術，導致了向大眾蔓延的虛假的高雅，這些高雅其實具有公共生活的所有特性，不具備藝術那不可言傳的基本的神秘。正如《揚子詩刊》經常以“時代代表”自居一樣，我不知他們是否深究過這種“代表性”的實質？“代表”實際意味藝術不能落後或超越它的時代，對藝術的理解便降為對時代理解之後的次要位置，藝術的成熟便取決於時代的成熟與否。似乎我們對石濤或莎士比亞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們忘了偉大藝術所具有的與時代、地域、種族無關的非同尋常的直接性，不能理解藝術中這個基本元素，自然就難以理解藝術家的孤獨感的重要性。畢竟，重要的不是通過石濤的藝術了解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不然一本縣志可以做得比石濤更好。
南京文化振興計劃中的這些真偽顛倒、亂中取勝的可悲狀況，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為什麼南京那麼多的專家、學者，會在文化問題上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我想，原因不外乎把“學識”當成了“藝術智慧”，他們沒有時間或耐心去扶育藝術感受力，從而實際遠離了以藝術感受力為根基的“藝術智慧”。正如一位在南藝教了幾十年油畫的老教授，從盧浮宮歸來後感慨的，他說他自己白畫了一輩子。他是說他在過時的藝術裡瞎折騰了一輩子。其實在南京的文化體制內，像他這樣受到過時或偽藝術蒙蔽的詩人、作家、學者、官員為數眾多，但能像他這樣醒悟的，卻少之又少。即使一些希望在體制內發揮作用的有識人士，也難以有除個人以外的作為，因為這種體制說到底是要調遣藝術家、學者，而不是幫助藝術家、學者發揮作用的一個媒介。南京的純文學雜志如《揚子詩刊》、《雨花》等旁落到認識淺陋的人手中，僅及文學愛好者的水準，即是一例。所以，較之其它地方，南京的文化環境格外特別，被弘揚的和被遮蔽的，被支持的和被忽略的，都同樣可觀。由於兩者的指揮棒有根本的差別，所以兩個群落介蒂之深可想而知，互為恥辱。我不能設想，南京的新文化是在藝術家群落、有識學者之外策劃出來的，也不是用金錢就可以舖平的一條坦途。在公眾眼裡，當世故的文化體制與藝術家發生很不自然的對立時，當需要他們在兩種對立的力量之間選擇時，多數人會按照“友誼”的世俗面孔來決定取舍，他們不自覺地處於“友誼”的奴役之中。一個善良的面孔，比一個古怪的藝術家更能引起他們的好感，他們甚至把這作為選擇藝術的經驗，不知道“人與藝術統一”是一個多年被人教唆的謊言。
不能設想當年德國魏瑪的“文化振興”，可以撇開歌德、席勒……，或者說，現在人們談起魯迅、沈從文……誰在乎他們是不是左聯或作協會員？如果當年北京的城建能尊重建築大師粱思成的意見，現在的北京一定是一座真正迷人的城市。川端康成從巴西歸國後，曾感慨和羨慕巴西生活的閑散、舒適，殊不知這是巴西文化的賜福。我的那些從新西蘭或澳洲歸來的朋友，也有著類似的刻骨的感受，在那裡舒緩的節奏與重商主義有著迷人的結合，使得你不得不盼顧它的文化。本來這種結合也是南京特有的迷人之處。現在，看著南京驟然加速的節奏，正在毀壞中的民國、明清建築，前朝樹木、規劃、陵地，以及成為一座與其它城市並無區別的嶄新城市的危險，當它拼命向紐約、新加坡（下意識的）而不是向巴黎、倫敦尋求發展的真經時，我們怎麼能奢望重新得到，曾迷倒了無數國人的南京文化的賜福呢？所以說，找到或出現一位大師，是否就能為南京挽回一個誘人的未來，是我深深懷疑的。鑒於南京文化體制與有識人士的分裂現狀，不難看出傑出的建築師、文物專家、藝術家……在南京很難找到，並非與南京與世隔絕的個人發展空間。在南京“文化振興”的這塊蒙面布面前，他們完全各顧各的幹著自己的事，他們實在為這座城市插不上手。面對蜂擁而來的無知，他們的情形就如魯爾福曾經轉述過的：“在整個這一群多似螞蟻的作家中，我們等待著讓狼過去，讓狼群過去。”
（２０００．７．２８）■〔寄自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