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響，換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個早晨，一位前來謀取升職的鎮江文人用這樣一句話開始了他蓄謀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剛剛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朧的石獅，他已來到這權欲橫流的江南政治行政中樞，在禮部、照磨所、儒學提舉司等辦事衙門作穿梭般的拜訪謁造，包括會見親戚、同鄉、舊友、上司，分贈土產，遞交推薦信和個人求職申請，並盡可能爭取打聽到更多的內幕消息。這位時年二十八歲的年輕男人身體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雙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當天晚些時候他下榻於城中位於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橋梳頭沈侍詔之樓，與一位同樣來杭謀職的金壇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於內心為即將實現的職業理想所激動，加上考慮到在杭期間官場應酬所必不可少，當房主人具酒為之洗塵時，他輕易甚至不無欣然地破除了禁絕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後，前來看望的朋友們陸續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內置便桶的矮櫃上秉燭寫日記。由於一天應酬下來實在太累，只匆匆記了勉強一百來字就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為這次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行程作準備－－從經濟學和關系學兩個方面。其間又有一半時間用於旅途，一半時間在家鄉鎮江精心謀劃。“為甘露寺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同白無咎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若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沒有人相信出現在日記開頭部分的這種羽扇綸巾式的風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濃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為點綴與過渡－－事實上正是這位甘露寺裡贈筆的客人為他帶來了約定中的有關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後者白無咎的父親白□（王廷）曾任位高權重的江浙儒學副提舉一職，對白拜訪的本意說穿了不過為求得一通薦書。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陰未回，乃子無咎無華留飲。”因此無錫太平寺觀壁上畫雲雲，同樣也是迫於無奈－－將下一班夜航船到來之前的時間胡亂打發掉。
　　接下來他急急趕去平江，那裡居住著另一位剛下職的江浙儒學副提舉詩人龔□（王肅）。當晚他在龔家“留宿具晚飯，飯已留燈夜話，是夕多蚊。”這樣的悠閑與愜意是否意味著事情已經有了眉目？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隨後幾天的日記中，我們將看到這封薦書已經順利到達了主管部門的官員手裡：“省西見張菊存下龔子敬書。”隨便提一句，像白□（王廷）、龔子敬這樣的名字，在元代文學史上的名頭是足以令人肅然起敬的，如比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碼不亞於苦茶齋裡的周二先生和半隱於浙江石門鎮的緣緣堂主人豐子愷。


　　杭州施水坊橋開小旅館的剃頭匠沈六郎應該為自己無意中接待了這樣一位客人感到榮幸。這位談吐風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錫，號雲山，是當時剛剛展露頭角的一位詩人兼書畫家。他選擇這裡下榻僅僅因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來幹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這個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夢想就是為了把自己從一個鎮江儒學學錄的現職弄成學正。（相當於從現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長升為副局長）而手頭的薦書以及眾多朋友的熱心籌劃使他覺得有足夠的理由對此充滿信心。至於偶然的雪泥鴻爪，使得這裡日後竟成為杭州的一處名勝，遑論祖上可能為皇帝剃過頭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連郭本人也從未想到過。
　　而事實上他安心呆在這裡的時間也不多，除了幹事所需，其余時間全被他用在了憑吊故國山水和會見朋友。他差不多訪遍了杭州的寺院與道觀。有時獨行，有時由一位父輩朋友、六十八歲的詩人湯北村陪同。將日間諸事如實記於當晚的日記，是他多年以來養成的一個良好習慣。因此，為後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鐘白塔一事，在當天的日記中也不過是極為普通的個人文字功課。

　　“晚登臨吳山，下視杭城，煙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

　　“……次遊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然意。門立四青石柱，鐫鑿盤龍甚精致，上猶有前朝銅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曾覿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得壁間一詩雲‘玉輦成塵事已空，惟余草木對春風。憑高□□□□□，目斷蒼梧夕照中。’寺門俗稱‘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爾。遠見西興渡口，煙樹如薺。”

　　信手拈來的鱗光片羽，卻成了後來的文物學家願意為之感恩涕零的充足理由。因為其中有關金鐘白塔的描述，在同時或後代任何涉及杭州的文獻中都未見記載，其珍貴當可想像。由此也可見一個作家在生活中真實地保持自己的觀察並把它記錄下來，無論對於歷史還是個人，都是多麼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來他還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寓樓頗潔，便於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訪友歸來，“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同樣，這種帶有美學意義的評價與描述，也引起了後代的杭州人對此所生發的源源不斷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顯然出於愛屋及鳥之意，甚至連當年沈六郎位於施水坊橋的小旅館也仰彼余澤，成為杭地勝跡之一。在道光年間杭州著名詩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詩會上，青年詩人黃薌泉分得的詩題就是《施水坊橋郭京山寓樓》：

　　“東岸橋尋施水坊，樓居風韻說吾杭。便於坐臥偏宜客，況有親鄰累舉觴。舊友重來嘆寥落，一官本分費商量。羨他待詔能為主，至今名傳沈六郎。”

　　郭畀日記的全稱為四卷本的《郭天錫日記》，歷來世無知者。一個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雍正初年。這裡需要感謝的一個人物是杭州名士厲樊榭。當時他偕一位朋友江硯南在揚州縱情聲色－－作為名傾海內的淮上巨賈程鬆門的座上賓。在一次例行的豪宴臨近尾聲時，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了。在後來為日記出版所作的序言中，這位浙西詩派的領袖人物這樣描述當時的事情經過：“酒半鬆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真跡，共四冊，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戍申客杭一冊。時酒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余日，耿耿於胸……即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舍，呼燈捉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攢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厲鶚在幹下一件好事的同時也幹下了一件壞事，那就是他出於某種自以為是的好意，將日記中被認為有損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細節大都刪去。那些文字和細節真實記錄了元代一個外省低級官員為謀取升職如何在省城四處活動，包括請□（鏐乇），求薦，修改履歷，打通關節，甚至還包括索賄和行賄－－當然是在時尚和官場風氣的壓力之下。在我看來正是這些生動、觸目驚心的所謂“無系武林典要者”，才構成了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學意義上的真正價值。這個刪節本後來被出版家鮑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齋叢書》，書名《客杭日記》大約也為厲鶚所起。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後來八千卷樓的錢塘丁氏兄弟又從塘棲勞氏處購得真跡，將所有刪節一概補齊，並刻入《武林掌故叢書》，這對今天那些元代文化與吏治的研究者來說該是多麼殘酷的打擊。
　　《客杭日記》後世推崇者甚多，而且這中間杭州人要明顯超過鎮江人－－出於對客人由衷讚美自己家鄉的敬意。但它的意義與價值肯定不僅於此。仿佛一台復印機毫不留情地復印自己的心跡與行為，我們很難想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還有誰在日記體文學這一行中幹得如此漂亮？由於生性庸懶以及對佛學的過於溺迷，似乎妨礙了作者後來文學上更大的發展。直至逝世之時，他留給文壇的全部遺產除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冊日記外，僅只有《元詩選》裡真假難辨的十幾首短詩。（其中部分混入元代另一郭天錫的作品，關於此人以後我將另外著文分析）但他的文學天賦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生活態度也磊落直率。在組成他全部生活內容的讀經、潑墨、行吟、飲酒、鑒賞書畫這些活動中，他最為狂熱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繪制彩畫。他晚年時候對茶道也情有獨鐘，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歲的畫家倪瓚。當時倪尚未去笠澤歸隱，他們每年總有一段時間在一起汲泉烹火，談詩論文。
　　後者曾為此寫過一首追憶體的短詩，詩中的郭畀瀟洒，放任，身若閑雲野鶴。由於有關他生平資料的匱乏與珍貴，這首詩向來為歷代郭的研究者所津津樂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是一個與《客杭日記》的作者形象迥異的人。一個天性淡泊的人。一個儒雅，天真，不知世事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帶給讀者的困惑是：面對兩個仿佛來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一個呢？


　　郭畀一二八一年生於鎮江，自小即飽讀詩書，這顯然跟他出生書香名門這一幸運有關。在他少年時期，父親郭景星一直擔任當地淮海書院的山長，這個職務相當於今天一座中等城市的大學校長。青年時代，由於父蔭以及機遇，他曾在江西和吳江的教育機構短暫任職。後來又極富傳奇色彩地在浙江的青田縣擔任稅務巡檢，從而對官僚機構的腐敗以及民生疾苦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時候他已是一個卓有成就的書畫家了。他那枝被倪瓚譽為“毫端五色霞”的靈秀之筆在批改作業、抄呈公文的同時，也為他在江南的達官士子中贏來了不薄的名聲。十八個月以後，他又突然回到家鄉鎮江擔任儒學學錄，並於元大德十一年，也即赴杭謀職的前一年匆匆去京參加教育官員的全國統考。一切似乎都按計劃順利進行著，直至我們在文章開頭處看到過的那個早晨，他背著一只裝滿土產和前人書畫的行囊，胸有成竹，來到杭州。
　　《客杭日記》使他成為同時代人中現實主義文學的典范，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苟同這種觀點的人會越來越多。在短短的六千余字的篇幅內，記錄了一百多個人物的言行風貌和差不多同樣數目的寺廟。道觀。街道。山水。服飾。古跡。飲食。氣象。以及省中的制度。官場的禮節。公文的格式。上官的威儀。以及怎樣打點。怎樣運作。怎樣晚間摸到主管官員家裡去“付後司所用。”怎樣為應付勒索上親戚家借錢不遇，“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而他當時擔任鎮江儒學學錄的俸祿，也不過每年制錢一百二十貫，和祿米兩石。
　　郭畀客杭期間另一件煩忙事情就是不停地為求請者作畫和寫字，這也佔據了日記中相當的筆墨。早在二十歲以前，他的書畫已盡得小米（米友仁，宋代大畫家米蒂之子，曾客寓鎮江多年）的精髓。而另一位現實中的老師高彥敬，也是當時名滿天下的人物。從到杭的第三天“北村具酒午面，書數紙”起，到離杭前為一個偶然相識的閑官的四幅山水題詩，出現在這張求請者名單上的人物竟有二十余人。其中有的是前輩高人，有的本身就是書壇聖手。他的熱情與謙卑使他對這一切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並盡可能做到隨求隨寫，當場打發。唯一的一次例外是自己的舅舅，“方仲明寄紙求書畫，因情緒不佳，更遲一二日下筆。”我們注意到，在日記中，這一天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一日，剛巧是他到達杭州的一個月後。
　　飲饌也成為日記裡的一項主要內容，顯然事出有因。作為一個俸入廉薄的低職文官和出門在外者，況且還帶著一個書僮王二。如何經濟，方便，又盡可能不失體面地對付每天的吃飯問題，看來也是頗費腦筋的事情。這方面的一個常見格式是三杯薄酒一碗面條，但這通常發生在他與朋友之間相互宴請的時候。平時吃些什麼雖無記載，但我們不難想像那種以果腹為目的的所謂吃飯。作為難得的奢侈，有時候為解嘴饞他也會上飯館去吃一碗他所愛吃的片兒川或素雞湯面。他喜歡吃面那可真算找對了地方。面條是杭州的驕傲，這方面甚至還有著偉大的傳統，光《夢樑錄》中所列的款式就不下三四十種。至大初年去宋不遠，雖飽受兵火戰亂之災，但從郭畀日記中有關面條的名目來推測，當時的城市應該已經恢復得相當繁榮。當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婦的眼光來看，郭畀客杭期間飲食勉強上得了台面的大約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一次是此後不久，“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樽薦亥首。”另一次作東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請薦海蜇，話至二鼓。”最後一次是他去拜訪一個擔任府判的鎮江人張雲心，“留坐，具午酌，薦糟蟹雞面。”這裡的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是，郭對這些自己日常生活所難以問津的美食一律使用“薦”字加以尊稱，而非平日飲食所用的“具”。盡管連一個豬頭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這張尊貴食單上不免令人掃興，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煎魚卻被細心地從上面劃掉了。這裡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們作出這樣的假設：由於當時接連發生的皇室內部的混戰，加上大德年間對朝鮮窮兵黷武的戰爭準備，市場上的肉類供應嚴重緊缺。而淡水魚作為浙江特產加上資源豐富，同時也不便於供應軍需，因此價格一直被穩定在一個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請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雖然郭與他們官職與俸祿大致相等，但由於所處部門權勢意義上的不可同日而語，生活質量也就明顯拉開了檔次。
　　類似這樣隨意而饒有興趣的記敘，通過偶然展露的一鱗半爪令讀者得以窺見元代社會全豹的例子，在日記中應該還有著許多。如果打一個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頗象一個電腦時代的高速鼠標，為我們打開了當時國家機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許多窗口。這正好也印証了魯迅先生有關歷史的一個著名觀點，大意是如果你想了解真相，你必須在野史才有可能找到。在此意義上說，我們的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學官當時無意中扮演的正是這樣一位時代錄音師和書記員的角色。整個客杭期間，他一邊遊歷交往，一邊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進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趕到儒學提舉司，發現“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幾天後的一次遭遇幾乎與此類同，整個政府機構空空盪盪，原因是當時的平章知事（省長）別不花獲升調任，大小眾官都一窩蜂地趕去拍馬送行；以至無人辦公。還有一次的情景說來更為氣人，由於可能存在的打點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員當場給他吃了一個閉門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記裡寫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個朋友張竹村的陪同下，到附近一處書院看了一上午的詩牌，後又在仙村寺門口觀“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才略為消去心中的不快。


　　由於上述挫折都集中發生在客杭的前期，雖然不無沮喪，卻絲毫也不影響郭對事情的結果仍然保持信心。像所有過於相信自己力量的年青人一樣，他整天懷揣一卷《夢樑錄》，在這座被馬可﹒波羅吹噓為有“石橋一萬二千座，戶口一百六十萬家，房屋一百六十萬所，大街一百六十條”的著名城市裡東遊西盪。他遊覽了舊稱楊駙馬宮人元後修聳一新的開元宮，觀賞了玄同觀北鬥殿壁上李息齋所畫的兩枝墨鬆，並經考証後認為北關門外塑有古觀音像的妙行寺即前人著作裡所記載的接待寺。他經常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忘年交湯北村的陪同下去官巷喝茶。有時他上午還跟一幫朋友討論他的精神老師米友仁的畫技，隨後就獨自一人去某座寺廟欣賞佛畫消磨掉一整個下午。有一次他還去拜訪了一位性情怪異的杭州人吾子行。此人終生不娶，住在城西一座破樓的樓上潛心修道，幾年來不下樓梯半步。即使你是當朝的達官名宦前去禮賢下士，他也只送你到樓梯口為止。沒想到郭與他倒是一見莫逆。後者不僅與他討論了自己的新作《無稽集》，甚至還用那只名氣很大的玉簫為他吹奏了幾闋古曲。
　　杭州是這樣一座繁華而生氣勃勃的城市，每天上演著許多幕讓人意想不到的人和事件。他在散步時碰到曾在鎮江為官的井同知，此人為太後到靈隱進香前來先行打點。有一天夜深他倦行歸來，一位德清人吳菊存前來拜訪。“吳公即至元二十七年赴北寫金剛經者”，彼此不覺相見恨晚。在省東一家藥舖，他在買藥過程中與相互聞名已久的藥房老板張君遠交上了朋友。另一位在開元宮偶然相識的閑官宋春卿更有意思，一見面就向他索要一種名叫“根腳抹子”的稀奇古怪的東西。而在第二天的日記裡，他認真地寫道：“早見宋春卿，與根腳抹子。”當天的日記還記錄了他與湯秋巖以及尹子源在旗亭沽酒。還有湯北村的兒子湯君白對他的突然造訪，並帶來一位名叫張伯愚的老先生“攜扇十柄求書”。
　　然後是他那些形形式式的僧道朋友，玄同觀的吳若遺、開元宮的王眉叟、妙行寺的伏維那、翠雲子以及來僧錄事柯以善。郭畀對這些能同時在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潛心修煉的人欽佩不已。盡管這些人的身份相當曖昧，既是宋室遺民，又是現職官員和世外高人。他還在一所道觀裡多次與張景亮探討因果相應之說。此人是趙孟□（兆頁）的姐夫張師道的兒子，並即將出任吳江州判。當我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嘲笑一個和尚享受正處或副廳級待遇，沒有想到這種制度只是對七百年前的元代官場習氣的拙劣模仿。現在可以查明的是，吳若遺當時的官職是提點，王眉叟與伏維那也是提點，其余兩人大約職位相當或略低。享受朝廷俸祿同時也笑納人間香火，使這些人的生活遠較一般同級官員要來得滋潤。如郭畀在杭期間所收受的唯一一件貴重禮物－－一個魚面果盤－－就由時任玄同觀主持的吳若遺所送。同時，作為當時的主要社交場所，寺廟道觀在客觀上發揮著現代社會的咖啡館與俱樂部的作用。政壇內幕，官場消息，名人隱私，生意供求，只要你肯下功夫，在這裡你都能打探得到。考慮到郭來杭州的主要目的是有求而來，他對上述地點的頻頻造訪恐怕也不能說完全出自藝術與精神所需。
　　他還在玄同觀的大殿上拜見了當時聲名如日中天的趙孟□（兆頁）。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前面兩次的拜訪時間是到杭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但都因趙的原因未能如願。這位時任江浙儒學提舉－－郭前來謀職的主管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的藝術大師向他打聽了北京的情況，當然是在聽了郭年前剛在京城參加歲考的陳述以後。奇怪的是日記到此就沒有了下文，仿佛演出中的大提琴手靠在自己的琴上睡著了，從而成為日記中最令人感到可疑的部分。從郭到杭次日起就迫不及待地謀求與趙見面這一點來看，恐怕目的正為求職一事。“湖上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關於見面的情況到這裡就中斷了，並在以後的日記裡再也不見提起。當天下午他在西湖四周的寺廟亂逛，縱情山水之中。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當遇上意外和不如意的事情，郭一般都採取這種方式用於排遣心中的鬱悶與委曲。
　　湖上玄同觀的會面過程中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盡管沒有更多的資料與事實來佐証，我對這一點仍然深信不疑。郭在杭州的活動最終以慘敗而告結束，我當然沒有將這個不幸結果歸罪於趙孟　的意思。我只是這樣認為：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情從乘興而來到鎩羽而歸看成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那麼玄同觀的一幕有可能是一個轉折，至少也預兆了某種不祥。考慮到兩人年齡相差二十八歲，加上地位與官職的懸殊，說有什麼個人恩怨那是站不住腳的。但郭的父親郭景星的情況卻與趙相似，倆人都是宋末元初的江南名士，當歸附初元朝統治者出於某種政治策略到南方選薦人才，趙忻然應征，郭卻以雙親無人撫養為由力辭。然而這同樣也不能說明什麼或者暗示什麼。現在僅僅可以斷定的一個事實是：會見過程中肯定出現了某種意外。讓我們想象一下當初發生在玄同觀金碧輝煌的大殿上的全部情景吧。副省長郝天挺端坐中間，教育廳廳長趙孟□（兆頁）在右座陪同，居高臨下地發話。一個外省年輕的低職官員站立在他們面前，盡管心高氣傲，又不得不低下頭來，笨拙，羞怯，低聲下氣。因此，事情的症結也有可能是郭出於某種自卑沒能將求職一事說出口，但我寧願相信是趙打了官腔或者幹脆一口拒絕了他的請□（鏐乇）。


　　杭州漸漸開始展露出它復雜而陰暗的一個側面。吳若遺提點慷慨饋贈的魚面果盤郭畀最終沒舍得自己享用，而是於當天晚間就將它送到了一個省部書吏張德輝的府上。後者作為客杭謀官一事實際上的策劃者與主持者，至此終於如同海明威筆下的冰山一樣漸漸浮上了水面。此人系郭的同學兼老鄉，同時也是江浙行省禮部的員外郎。喜歡晚上在家中接待請　辦事者是他的一項特色，讓人不難領略他的居心。當郭為事情進展緩慢感到擔憂，張告訴他可以去找一個名叫馬從簡的能耐很大的官員。這使郭喜出望外。但拜訪的結果是“未允所請，歸見德輝，德輝言來日當為著語。”當晚張德輝還暗示他，要想把事情早日弄成，不花點錢看來是不成的。郭當場就把身邊的錢全部留下，“付後司所用。”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不露聲色布下的高明的圈套－－為以後一次次的索賄埋下伏筆。由於郭在日記裡對自己所幹之事的難度與性質一直語焉不詳，我們既不清楚它的實際操作過程，也不了解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觸犯當時朝廷的正常用人制度。我們能夠知道並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自那一晚開始，郭的形象實際上已從一個詩人、山水畫家變為一個醜陋的行賄者。每天早晨他準時出現在行省“伺候吏輩”，其余大部分時間都被用在了告貸和請人疏通關系。隨著馬某一次次的“未允所請”，“仍未從命”，“晚見馬公，猶未慨然”，他開始在杭州城裡失魂落魄地四處借錢。“盛親家見借錢一笏”，“同方仲明舅見高國樑司丞說假借事”，“問李君德借錢”，“遣王二下長安盛親家公處借錢”。他需要更多的錢嗎？是的。他需要更多的銀兩與至元寶鈔來向自己的純潔心靈宣戰嗎？是的。他象一個精神統帥笨拙地指揮物質的士兵。有一次他公然在白天將錢送到一個管理檔案的官員吳令史手裡。
　　郭畀的日記筆調隨著鄰樓的尹子源成功弄到財賦府的委命變得越來越灰暗。他的筆現在仿佛世俗波濤中心苦苦掙紮的無助的桅桿。這一時期頻頻出現於他筆下的人物不是自稱有官場背景，就是兜裡可能有點兒閑錢。他象一個空中樓閣的居住者極力想要說服自己相信這是真的，並對負責設計與施工的他的那些朋友絲毫也不懷疑。而在我們看來，這座美麗建築物的根基原本就不牢靠，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鬆動，並且有可能一下子就會塌陷下來。
　　一個多月以前，當他在鎮江家中百無聊賴，寫下“小窗兀坐，誦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這樣的句子時，沒有想到他在杭州的心境會同樣是“予滯留日久，幹事未就，癒覺鬱悶耳！”到了十月下旬，連他自己也開始看出整件事情好象已經偏離了原先設計的軌道。有一次郭畀應朋友的邀請共進晚餐，同桌者為“大名人三都目，皆軍中掌案牘者”，當他了解到三人中只有一個姓程的識字，其余都是文盲時，心中突然充滿了強烈的憎恨。十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又去遊了玄妙觀，一個老道士向他賣弄道觀的淵源與歷史沿革，又被他當場奚落了一頓。他為自己心情的惡劣感到吃驚。他知道自己已經做錯了什麼，又不知道怎樣糾正過來。他害怕末日審判的降臨。回到寓所，事情仍然沒有進展但圈套開始有了新的形式。大約是張德輝或馬從簡派人通知他，“是日本司文書有好音但為張士瞻者阻之。”
　　於是我們面前展現出整部日記中最詭異神秘的一個景象－－燒玄壇香－－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以後。寓樓窗前的一只圓桌上，擺放著黃裱紙與供品，氣味刺鼻的香燭忽明忽暗，心事重重的房主人仿佛老僧入定跪倒在地，祈盼冥冥之中能有一只大手為他扭轉乾坤。而白天，人世的努力也同樣在絞盡腦汁進行著。他找到一個張士瞻的間接朋友李君寶，再由李轉托自己的朋友“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在此之前，他甚至連街上匆匆見過一面的大內官員井同知也不放過。他花一整天的時間尋找到井在新宮橋的下榻寓所，“於郭都事處著語”。“一個戰士用完了身上最後一點兒武器，包括指甲在內”，這正是對一三○八年十月下旬的藝術家郭畀的絕妙形容。
　　與此同時，一些跡象也說明他已在為可能面臨的失敗作準備。他找到在省財賦部門工作的熟人唐仲文，請唐出面寫信給長興方面，催討他的父親郭景星在長興儒學教授任上的欠俸。如不出意外，這筆錢將被他用來還債和支付回鎮江的路費。另外，他讓杭州學正張景芳為他送來一張照元除事□（答）子（一種撤回申請的公文格式），以俟不時之需。說明他也已經打算從原先自我推薦、爭取破格錄用的強硬立場退回。這種態度以及策略上的突然轉變有可能出自什麼人的暗示或勸告。馬從簡與張德輝當然不在此列。當天夜間他可能又得到了某種危險信號，以至第二天一早起來就依樣畫葫蘆，將照元除事　子寫好，並立即親自送交江浙行省禮部架閣庫主管雷毅夫。事情順利處理完畢以後，他略微恢復了一點原先的狀態。在回來的路上他遇見一個杭州名醫蘇淳齋，兩人愉快地在市肆小飲。後者向他講述了節制和保持良好心態對身體的重要，郭則從人道主義角度談了他對醫家所認同的剮股煎藥的看法，並引用了他的朋友湯北村詠姚靜齋女剮股救兄一事的一首詩：“女生他人婦，兄死誰養親。剮股與□（加“珍”字的右首）臂，孰仁孰不仁？”
　　寓樓檐下秋雨不斷。杭州像一片巨大的落葉泡在清冷潮濕的雨水之中。事情的結果最後終於出來了。盡管已有心理準備，郭畀仍然無法坦然面對眼前的事實：對他的升職僅僅作出某種模棱兩可的建議，而非原先私下裡講定的任命。他在杭州城南的山林中轉了一整天。回來後打起精神跟新老朋友一一告別。第二天又在房東沈六郎的陪同下上街買了點當地土產如核桃筍幹之類，並有生以來第一次喝醉了酒。“杭州，一個愛你的人現在要回去了。”我在難以言說的同情與傷感中讀了他最後幾天的日記：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囑馬生，不允。盛親家來別，付家書，報事體乃是。晚見馬生，雲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願退元物，不曾收。再見德輝。見湯君白，同見李君德借錢。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早見唐仲文囑俸事。次見宋春卿，會李士可，同二公遊開元宮，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攜，余以事不如意，舍之而別。李君德來。問卜。再到省中見楊生，囑更遲一二日。見張德輝論乃事。見雷景顥，不遇。訪郭總管，不遇。會李齊賢。又見德輝，值出。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俸作歸計耳！”

　　接下來我們可憐的鎮江儒學學錄郭畀的故事很快就要結束了，並且故事的場景也將從杭州轉移到兩百裡外的一個山區小縣長興。他在知州呂某的官署中作了一段時間的座上賓，並與一幫當地文人混得不錯。長興的文化舞台較之杭州要小得多，甚至比他的家鄉鎮江還要小。他受到追捧當然是因為他的謙卑以及深湛的學識，但我對他在當地的逗留時間超過一個半月這一點還是不能不感到意外。等著欠俸問題的解決應該是個合理的解釋，同時他那飽經意外打擊的精神與肉體也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來休養。杭州留給他的傷口實在太大了，以至他返回鎮江以後，又去焦山普法寺住了一段時間，“一洗城市之俗塵也。”他那首被同時選入《元詩選》和《元詩別裁集》的著名短詩《宿焦山上方》，據厲鶚考証，也正是此次遊程留下的生動記錄。詩雲“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裡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


　　郭畀客杭的無功而返為理想化的現實主義者在現實面前的尷尬提供了新的失敗文本，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精明與狡獪與世俗的精明與狡獪較量的結果。因此我們如果說它是“偶然的”，不如說它是“必然的”。在這場力量懸殊的鬥爭中，一方以下職官員、飽學老儒、文壇名士等擔綱，另一方卻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門的滑吏與權臣。除了作者本人始終執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數讀者從一開始就不難看出事情的結局。在日記中，我們看到龔子敬的推薦書到了張菊存那裡就沒有了下文。李叔儀的父親李伯玉代撰的個人求職報告竟然引用律文有誤，在禮部、宣慰司、儒司之間遭到斥責與拒絕。張德輝一見面就十分可疑地把他拉到家裡說話。趙孟□（兆頁）態度曖昧，馬外郎貪得無厭。王都目的刁難。張士瞻的強橫。井同知的敷衍了事。凡此種種仿佛灰暗的電影鏡頭，使劇情的發展完全脫離了原先構思中的完美與精致。而郭的表現正像一個蹩腳的三流導演，在這幕由他自編自演的長達五十余天的鬧劇中，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不得不在影片公演前灰溜溜扔下導演帽與麥克風一走了之。他的愚蠢在這裡，他的可愛也在這裡。天性溫良加上中國文人骨子裡的山林思想，使他對自身的失敗始終能夠保持息事寧人的低調態度。這也是他最能引起我敬意的魅力所在。在離開杭州前留贈友人宋春卿的詩中，他感慨“功名身外復何求，丘壑心中實過之。”在長興，當一位名叫孟雲心的人向他鄭重出示宋代黃居採的兩軸湖石□（虫加“捷”字的右首）貓時，他至少已能靜下心來鑒賞，並發現“黃氏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圈子，俗謂之野鵲翅也。”


　　郭畀在焦山羅漢巖賞月的背影盡管俊朗如玉樹臨風，但這已是他在日記裡所留給我們的最後的身影。這以後他行雲流水，深居簡出，從一個世俗的積極份子退回到仿佛隱士般嚴於自律的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我有美國人的哈勃望遠鏡，在浩翰的元以後的文學星空中也只能找到有關他的可憐的一丁點兒蹤跡。其中包括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一四年）他曾與仇遠等人先後在北宋書法家李西台的法書六帖上題款。明天啟年間他的兩軸手錄詩卷被收藏家汪珂玉發現，後收入四庫全書本的《珊瑚網》一編中。四十五歲前後他曾與休休庵的年輕高僧了堂經常詩酒酬唱，並自稱“向來用世心，轉首成棄遺。”再就是他和倪瓚長達十余年的友情，也因後者晚年所作的那首詩－－郭髯余所愛，詩畫總名家。水際三叉路，筆端五色霞。米顛船每泊，陶令酒能賒。猶憶相過處，清吟夜煮茶－－遂為世所知。這是迄今為止有關他客杭以後生活最為珍秘的資料。這首詩保持了倪迂一貫所具有的四平八穩，仿佛身材弱小的人穿中山裝的那種風格，格律工整，毫無特色。唯一精彩的是詩前的序言，不僅為後代有關郭畀卒年的推斷提供了權威的參考，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了解了郭中年時代生活與藝術的片斷：“天錫椽郎與予交最久，死別匆匆二十余載，念之悵恨，如何可言？錫山弓河上玄元道觀，錫麓玄丘精舍，其畫壁最多……勝伯徵君攜此卷相示，為之展玩，感慨並敘述其疇昔相與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筆淒然久之。”這篇長序的落款是一三六三年十二月十日，這樣文學史家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將時光倒溯二十余年來推測郭的卒年。我對倪瓚詩畫的興趣當然只因為他是郭畀的朋友。他們之間的交往除了煮茶飲酒、吟詩作畫外沒有什麼其它的記敘。但從郭死後不久倪即棄家歸隱笠澤蝸牛居並終老其身，不難看出他的那位大胡子朋友對他人生態度取向上所施予的影響。而這一切都和杭州有關。在我看來正是那次難堪的旅行將一個功名的熱心者推向了相反的極致，這也正是古代中國文人中的傑出者在遭受人生重挫後的慣用手法和普遍出路。因此，讓我們原諒郭不能做得比別人更好。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入世與歸隱，廟堂和江湖，這巨大的文化鴻溝的兩端勢若冰炭又分庭抗禮－－猶如南高峰與北高峰－－即使最偉大的哲學也無法將它們和解消融。

　　假如沒有當初揚州鹽商宴上厲樊榭酒闌燈畔的驚鴻一瞥以及鮑廷博的熱心刊印，今天的讀者是否還能讀到《客杭日記》？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它的作者當初寫它時就沒打算要將它當作名山事業。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要。但它的存在卻為我們研究元代的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個類似照相機鏡頭那樣的真實窗口。盡管作者當初客杭所乘坐的夜航船與今天的波音飛機之間有七百年之隔，其青衫小帽的服飾與二十世紀末流行的雅戈爾西服與皮爾﹒卡丹風衣也大異其趣，但他的欲望，他的夢想，他講述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對生活在網絡時代的我們來說卻仍然是那樣親切。仿佛一切僅僅發生在昨天甚至今天。因此一個現代讀者如果有興趣打開這冊日記，幾乎會得出在夜深時分的酒吧聽一個朋友講述他最近的遭遇與經歷時的那種溫馨感覺。而都市人才市場和政府部門招聘公務員人頭濟濟的應聘隊伍中，只要你留心觀察，你也會發現這中間的一個神情萎頓者有可能正是這部書的作者。這是文學的魅力嗎？也許是的，但這同時也是人性的魅力。時間與技術也許可以改變人的信仰與生活方式，但它無法改變人的本質。我相信在真實的心靈之間一定存在著一條秘密通道，這曾經由古往今來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所証實，而現在，一個元朝的鎮江儒學學錄郭畀不過再次以他的作品對此作出了有力的証明而已。


　　在中國文學浩翰並簡直可以令人自大的版圖上，元代曾相對被認為是應該標作“薄弱”“平淡”的時代。除了元曲碩果僅存以外，其它方面的情況都差強人意。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在內心深處對厲鶚抱有嘖言，當初他在揚州如果能少喝幾天酒，把那四冊“行楷精妙，熠熠有神”的日記全抄下來該有多好啊！但不管怎麼樣，現在我們總算知道在那個異族入侵、斯文掃地的年代裡至少還有一部散文作品叫《客杭日記》，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稱郭髯的年輕的野心勃勃的鎮江人。一生如同寶石被掩於塵土之中，卻始終能在精神與情操上善待自己。對他卒年的最新推斷是一三三五年，不清楚是客死異地，還是在自己家鄉鎮江的床上。這一結論前不久由錢仲聯、傅璇琮等教授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一書中作出。當然這無論對當時或現在的文壇而言，都算不上是什麼大事。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他遠非偉大人物，今天知道他並喜愛他的人事實上也寥寥無幾。作為一名普通作家他只是象一名普通作家那樣過了一輩子。生活在他看來也許既不是什麼奮鬥，也並非消極與逃避，生活只是在相對寧靜的時間與空間裡，真實、坦盪、敏銳、隨遇而安地度過自己的一生－－碰巧這也正好是我素所崇揚的人生態度，也是我為什麼尊敬他，並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持久地為他吸引的全部理由。


　　現在是公元二○○○年的春節，我在世俗的喜慶聲浪中寫作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思想卻停留在去年秋天的某個傍晚。同樣是在杭州，同樣秋雨綿綿，在距施水坊橋舊址不遠處的一座賓館，我在窗前重讀他的日記，作為對白天尋訪他遺跡無功而返的某種自我補償。這是又一次類似良友相晤那樣的無拘無束和刻骨銘心。打開的書平平攤於桌上－－在世紀末特有的凝重而清寒的光線裡。他的聲音中有一種巖石與絲絨的含糊混響。即使我的手指不去觸動書頁，也能清晰地感到他的體溫、脈搏與呼吸。仿佛火的循環，又仿佛引述神諭。一部真實的書所具有的那種穿越時空恆古不變的力量，我再次感受到了。我想報以感激，但我的雙唇在微微顫動。我想讀下去，但我的眼睛已為淚水充盈。


（２０００年春節陸續寫於善璉－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