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到詩歌民族化問題，我想起了１９９２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裡克﹒沃爾科特的一番話，大意是：我要麼不是任何人，要麼是一個民族。據此，有論者認為詩人的胸襟和氣魄實非一般詩人所能逮。考察一下沃爾科特的背景來由，他的話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沃氏所處的聖盧西亞是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中的一個島國，面積６００余平方公裡，人口僅１２萬，１９７９年才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沃氏本人兼有英國、非洲及荷蘭血統，操持的語言則兼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本地土語。確實，詩人所處的島國寡民狀態和文化積澱中的混血氣質使他有充分理由講上述這番話，因為反過來他也絕對正確：他要麼是任何人，要麼不是一個民族。這種缺乏傳統民族文化完備的參照系統的尷尬身份，既是劣勢，也正是他的“優越性”所在，他可以依賴個人強大的綜合能力和創造能力去“建立一個民族”。

　　相對於沃爾科特，中國詩人則面對著深厚民族文化傳統和近現代西方話語入侵雙重壓力，這種國際文化格局中的邊緣狀況，把中國詩人不由自主推向了急劇震盪的“漩渦”。

　　記得季羨林老人在談論“民族性”的一篇短文中，曾引用了《三字經》中的一句話：“性相近，習相遠”，形象化地說明了不同民族由於生活、習俗、文化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論及詩歌的民族化（或民族性）問題時，我們想到的是什麼？它應該是那些獨特的。區別於其他民族種群的東西。可是，真實的民族性格恰恰是有涵蓋意義的，它又是具有所有民族種群共有的那些特征，它其實又是一個廣泛的類的概念。當你離開真實的存在方式強調純正民族性時，它可能是虛幻的，超越了它的本質，也超越了種群的屬性概念。從這層意義上看，我懷疑所謂的“少數民族”，如果它只是“奇風異俗”的替代語的話。

　　那麼，我們到底欠缺什麼？缺乏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歸宿感，對本民族真實生存狀態本質認識上的貧乏、盲目和遲鈍，使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兩個極端搖擺。一種是無視世界文化背景的強制性缺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文革”時期文化上的閉關鎖國政策），一種是國際詩歌“總秩序”下產生的民族虛無主義（如西風熾盛的八十年代，詩壇主義橫行，旗幟翻飛的怪現象，即是其表現形式之一）。在上述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民族性就是僵化的代名詞，毫無建設意義，只有在這一組概念化解、消失時，民族性才能確立。可以說，民族性首先是我們民族種群的天然屬性，但同時，它又是從具體情境出發，從獨特個體出發，而又反映了廣闊的普遍人性的課題，它是以素朴的人本主義為前提的，任何教條的理解都會導致簡單化和庸俗化，在解放區文藝界以及五十年代的詩歌界，曾有論者提出以民歌為基礎和源頭，發展民族詩歌，從實踐效果看，雖然產生了個別優秀詩人，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在此指出，民族化並不僅僅是一種不苟同、一種義憤、一種傷感；也不僅僅是按某個程序、某種范圍，在設定的軌道上運作的省力的方式，這樣的話，它閃避騰挪的余地就促狹了，最終扼殺它發展的可能性。愛爾蘭詩人希內在《進入文學的感情》一文中說：“詩是自我對自我的暴露，是文化的自我回歸，詩作是具有連續性的因子，帶有出土文物的氣味和真確感。”（１）我借用這句話，正是覺得它也許是對詩歌民族性的一個可能的指稱，也正是這種文化歸宿感不時地提示我們，保持漢語詩歌本真的確切需要，我們所追問的這份出土文物般的真確感，本質上也是我們民族抒情本土的。

　　民族化不是一個民族業已形成的固有觀念的投影、衍化，它其實是與我們共在的一個有血有肉的軀體，難怪葉芝則更加幹脆地把寫作視作“身體在思想”。理由很簡單，詩歌創作不依賴我們自以為完備的明辨是非的判斷能力。“詩叫我們觸、嘗，並且視、聽世界，它避免抽象的東西，避免一切僅僅屬於頭腦的思索，凡不是從整個希望、記憶和感覺的噴泉噴射出來的，都要避免”（葉芝語）（２），詩歌創作有它自身的運動發展規則，我們固然重視個人所處民族命定的文化歷史背景，卻必須更加看重詩歌在個人歷史橫截面上的認知，因為在一個民族最優秀的詩人們身上，這兩者是聯動和融通的，具體表現為一種血脈和氣息上的沿襲。在這裡，它既依賴又排斥我們既定的生活經驗，有時也會遭到我們民族傳統思維觀念的駁斥，兀現於我們現有的審美經驗以外，又真切地觸及了我們的統覺，超越日常已知的經驗范疇，一時無從把握，可又力拒我們的寫作慣性以及與此相關的有效原則，可能正是激發我們潛能的更加本質的寫作，真正深入探索了我們民族深層心理的實際復雜性，探索了我們每天運用的實驗、懷疑、焦慮、幻滅和驚奇。它的這種面臨解放的廣泛意義，超越了狹隘的民族性，它在短短的一首詩中，在某一個瞬間，保留了我們的真覺和想象的經驗，使得我們的詩人在極端無助的孤寂時刻，直接面對靈魂，使詩人得以一次次重返詩歌創作的源頭，給予他們為萬事萬物命名的勇氣和能力，從而也為我們的民族詩歌保持多元性質和提供更多的個人視角。

　　正是基於上述觀點，我想，評判一個詩人成功的標志，不在於他的詩多麼具有國際性，使用了國際通用語言，順應了世界詩歌一體化的總秩序，在情感和具體處理方式上與國際化標準趨同和靠攏。他首先必須是一位“民族詩人”，具有生他、養他的這塊土地的胎記，優秀詩人的詩作是一個民族精神精粹的核心，不能想象，缺少了屈原、李白、杜甫、王維、蘇軾等詩人的中國，缺少了惠特曼、弗羅斯特的美國，缺少了洛爾伽的西班牙，缺少了聶魯達的智利，缺少了葉芝的英國該是怎樣的缺憾和不幸。他們是這些國家、民族永恆的鮮花和紀念碑，他們傳達出詩歌中真理的聲音，甚至那片土地上神的聲音。高爾基這樣評說葉賽寧：他是我們俄羅斯大地上的一個抒情器官。這是葉賽寧詩歌民族化的一個重要注腳。他的優勢和他的致命弱點仿佛都是命定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每次讀到老詩人艾青這段直白，總令人感慨不已。

　　是的，我們立足的這塊土地和文化背景在滋養我們的同時，也給我們以巨大的壓力，我們覺得沉重，想竭力掙脫，現在，我們才知道無濟於事，哪怕你一直是喝“狼奶”（盡最大可能閱讀外國文學作品）長大的，你終究要回歸，棲身於現實的土地和生活。這種漠視、抵觸、認同的復雜情結令我們的身份一度顯得可疑和模糊，令我們迷惑和尷尬，但對身處現時代的一個詩人的成長來說又是現實而又可信的，是一個詩人走向自覺和成熟的標志。我並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因為對詩人而言，他有兩次生命。如果盲目抗拒外來誘惑，他必定不具備成為一個詩人的基本素質，同時，他如果聽不見一個更強有力召喚（對他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背景的確認和回歸），他是可悲的。因此，從這層意義上講，在日趨同化的國際性寫作大潮背景下，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詩人，必須要有清醒的意識，保持相對獨立的身份，我理解，這也是一種不討巧的詩歌立場或者說個人立場，其危險性在於你得經常處於半消失狀態（不是自願的，而是迫不得已）。更嚴重一點講是自生自滅狀態。它要求每一個有理想創造自己民族詩歌景觀的詩人都必須捫心自問，你真有勇氣畢其一生去圓一個中國本土詩歌的夢想嗎？也許這也並不可怕，不過就是讓你回到一個起點上來，回到一種更廣闊的可能性中來。


二
　　記得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在《尋找美國的詩神》一文中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假如一個人要想成為自己國家的詩人，他不能依賴他同時代的詩人，而必須從先輩那裡獲得營養。因此，他將他的詩歌定調在惠特曼和弗羅斯特之間，由此，我想到了詩人的自我定位這個有趣的問題。

　　我這樣理解勃萊這番話的含義。他所講的定調一是地域意義，也就是他希望成為一個美國的本土詩人，根據他本人的意見，美國詩歌至今尚未擺脫英國詩歌的影響，在惠特曼、弗羅斯特發出鏗鏘的美國之聲後卻鮮有回響，英國詩歌的影響根深蒂固，他甚至講“……不知道究竟是在用美國語言還是英國語言寫作。”（３）詩人為美國詩歌中的美國之聲的式微感到迷茫、痛心，並在苦苦尋找美國的詩神。二是精神上的對應意義。雖然，勃萊本人所倡導的“深度意象”詩歌是廣泛吸收了現代主義詩歌技巧以及現代心理分析的成果，同時，他對美國詩歌中的表現又感到憂懼不安，對年輕的詩人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勸告。目的是希望避免現代主義的“溫床”和人為制造的“襁褓”對美國詩歌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使美國之聲日趨孱弱、衰頹。他請出美國歷史上的兩尊詩神來強調這種精神上對應關系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都遭受過“不可逃避的經常性的、重大而侮辱性的挫折……多年生活在孤苦中，面對自己的傷痛。”（４）這其中包含了勃萊對前輩大師勇氣、雄心以及宿命感的體味，也有他本人在多年詩歌創作中形成的一種歸宿意識。

　　我想，勃萊這種詩歌中明確的定位意識給我們中國詩歌帶來了有益的啟示。

　　其一，在你立志成為一個中國詩人之時，你必須對詩歌創作有個整體方向上的把握。根本目的性的不明使詩人們普遍都有一種無根的感覺，而這是迫切需要認真起來的一個問題。“五四”運動以來，白話詩歌的興起，無疑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不僅僅是詩歌語言系統的一次內部變革，而且是詩歌語言參照系統的一次內部變革，而且是詩歌語言參照系統的一次人為的斷奶。在我國，真正新詩的歷史其實不過幾十年，後起的詩人們普遍存在對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古典詩歌不能直接承繼的焦慮，仔細考察，從“九葉”詩派到朦朧詩，這種焦慮感一直時隱時現。因此，在當代詩人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奇怪的傳統缺乏感，而新時期以來，食指、北島們所提供給更年輕一代的詩人們的也僅僅是一個“虛擬的背景”。所以，在對待民族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影響時，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它是詩人自我定位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切實增加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了解程度，承接自《詩經》以降我國偉大詩歌傳統中那股健康、純正的氣息，從而站穩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才能不懼怕“混血”、不怕“吞噬”，它所依據的是詩人個體強大的、綜合的融會貫通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呼喚大詩人的理由之一。

　　其二，作為一個詩人，必須付出代價。縱觀當代詩壇，投機取巧、苟且鑽營、結黨營私、盲目短視、夜郎自大……不少詩人忽視了詩歌產生之於詩人個體勞動這種健康、正常的關系，忽略了詩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個關鍵環節。這種代價即是命運，緊跟著你的現實生活，是你詩歌中的一道風景線確立的基調。撇開詩人的先天條件不論，從詩人後天努力上看，生活本身會賦予你詩歌中的愛與恨、憂傷與激情、悲哀與夢想來豐富詩人的個性，並讓你借助詩的形式得以宣泄、闡述。這代價有時是殘酷的，致命性的，但也不是逼迫的，是詩人自願的，非如此不可。這是詩人自動定位的過程。

　　其三，作為一個詩人，必須是寫作在先，定位在後，詩人的自我定位不完全是一種純理性的推斷，它是長期的詩歌寫作實踐後形成的歸宿意識，一個自覺的詩人，一個成功的詩人，可能是需要這樣一個考慮，從而對他（她）的一生負責，它要求詩人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自我清潔、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使其生命力和意志力在詩歌中成功地發生作用。

　　說到這裡，我想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要找回漢語詩人的尊嚴，恢復漢語詩歌的榮譽，就必須呼喚大詩人，有說服力、能切實轉動人心的大詩人，生機勃勃、散發熱力的大詩人，我的理解是，真正有作為的大詩人應當去參與物質世界的運動，永遠密切關注著生與死、靈與肉，加入世界無盡的循環和更新，並以其個人的活力和獨特的經驗融入世界的合唱，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的詩時常在我們的審美經驗以外，但本質是熱烈、飽滿、真實、道地的，是靈魂的呼號、掙紮和展露，他們的詩歌隨著他們的人生歷程而不斷呈現有機生長的狀態，洶湧向前又別開生面，似乎他們兼具了男人、女人、種族和神祗的優越，開闊而深邃，揭示事物的互相聯系，依存轉化的能力，這是力圖不斷返回源頭的詩歌，或者說是從源頭探險的詩歌，雖然指証不出具體的師承和來由，卻又確實承繼著我國古往今來悲天憫人，天人合一、獨抒性靈的優秀抒情傳統，一邊在孤寂中堅持與神靈對話，一邊堅持回到現實的芸芸眾生之中，看得出，他們不是詩歌的所謂專門家，但又確定無疑是他們靈魂的舞蹈和符號，在解決了上述問題後，難道我們沒有理由去呼喚、尋找中國的詩神嗎？

注釋：

見《詩探索》１９９６年第一期第１６７頁。
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詩人談詩》第２２８頁。
、見鄭敏編譯《美國當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１４、３１７頁。

■〔寄自江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