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在唐詩中的位置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意義，正如藥酒在魏晉時期文學中的位置，可以稱得上是“風流千古”。作為中國文人出世歸隱生活的一個象征－－也許應當說是頭腦清醒的中國文人出世歸隱生活的象征，西塞山並不孤立，剡溪、洞庭、太湖、富春江邊的釣台，這些水邊的意象在精神上與它有著繼承的關系。陸地上的意象則有終南、廬山、鹿門，甚至陋巷、鞋店和鐵匠舖。前者是顏回所居之所，後者是道家大師莊周和晉朝的賢士嵇康生平從事的職業。應當指明的是這些袖袍寬寬的大賢對塵世的遺棄有些是真誠的，真正出自心靈，有些則搔首躊躇，模棱兩可。如王維在輞川山莊的鬆風澗雨中度過的那些日子，總使人不免將之與南陽山中的諸葛孔明結合起來觀察，有一種欲擒故縱，待價而沽的嫌疑，但願我這樣說不至於唐突古人。

　　西塞山除了上述的真實光輝和高度外，另一動人之處在於它的神秘。這座因唐代中期一首文人詞而聞名於世的山峰到唐末竟神奇地消失，這真是充滿神話色彩的描述，而正是這種神話色彩，使得它在宋代又神奇地出現，而且一下子又出現了兩座。一在浙江湖州，另一座卻遠在三國周郎赤壁所在地湖北武昌，並由此引起一場長達千年之久的訟案。有資料表明以下這些學者文人都與這場訟案或多或少有著一些關系：吳曾、蘇軾、黃庭堅、倪思、胡震亨、夏承燾、朱東潤，還有已故的山東大學教授林庚、馮沅君夫婦。這些名字為落實西塞山的具體位置作出了種種努力，然終究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與其在武昌相比，其在湖州的可能性也許更大一些。誠然，詞中那些具體風土與意象：桃花流水，蓑衣笠帽，白鷺，鱖魚，斜風細雨所蘊含的文化上的特征大有非湖州莫屬的傾向，然而好勝爭鬥的楚人一點也不肯放棄將他們的郡志與一位名人連在一起的良好願望。九十年代初，由於武昌方面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一篇缺乏學術精神的文章使這場古代訟案再次進入了高潮。

　　提到西塞山不提它生命的賦予者張志和是難以想象的。這位生於公元七世紀的詩人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大約在他十六歲的時候，由於當時的皇帝－－安史之亂後登基的李亨痛感板盪中人才的匱乏，採用了面試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人才選拔制度，使才華橫溢的張志和得以明經擢弟，以文字侍候於君王左右。不幸的是他父親的猝亡使他認識了生命的飄忽和不可知，按照《新唐書》中的說法是“無復宦情”。總之，當時年僅二十余歲的張志和從此開始了他的隱士生涯。先是自號“煙波釣徒”，浪跡著書，爾後便在會嵇東部隱居，一住就是十年。一篇出自他朋友顏真卿手筆的傳記不無夸張地描述了他當時的生活狀況：身披一塊未經剪裁的大布，食果子和粗糧，居於不削樹皮的大木搭成的屋棚。夜間寫作，白天則臣服裡長－－相當於今日的居民會主任一類幹部指使，執畚就役，從事疏濬河道的工作。會嵇就是今天的紹興，是盛產烏蓬船和師爺的地方。一百年前那裡又出了一代文豪魯迅。東湖位於紹興城郊三裡，是山水幽絕的人間淨土。１９８６年一位面容肅穆的青年曾在那裡俯仰緬懷。他的悲哀在於他找尋不到半點先賢的遺蹤，甚至在當地的郡志裡也無記載。後來他登上臨水的木樓喝酒，倚窗看山，買舟玩月，算是完成了一段懷古佳話。不過，那種混跡於遊人中的巨大的孤獨之感和幽思是小小的烏蓬船怎麼也載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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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西塞山的興趣在於１９８０年，盡管當時我只是每月拿二十五元工資的社會主義工廠裡的一名工人，我還是在貧困的生活中保留了某種精神思考的習慣。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在閱讀中偶然發現一條史料，在公元七七二年，也就是以一手顏體聞名於世的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在湖州擔任刺史的時候，曾由當時另一賢士，即為後世標榜為“茶聖”的詩人陸羽前往會嵇邀請張志和訪湖。奇怪的是這位性情乖僻的隱士居然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這使我產生一種想法，那就是他們可能是京華故識，甚至有著相當不錯的交情。與知府大人的相見地點是在府署前的駱駝橋下。當好客的主人請貴客到賓館下榻，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作為客人的一方竟然拒絕登岸。以下一段文字是張志和當時答話的原始記錄：“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間，（苕系湖州水名）野夫之幸也。”

　　這次著名的對話以後，張志和便在湖州寄情山水、萍蹤不定。沒有資料表明他的居住時間，比較可靠的推測是一至二年，因公元七七四年左右顏真卿離任前撰《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時，文章中的主人似乎已經離開了湖州，致使這位敦厚的顏大人痛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這期間有關他的記載有這樣一些：寫作包括“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在內的漁歌子五首。以風荷之葉為衣服飾。參加過一次宴會，醉中為席間眾人畫像題詩。應顏真卿之請為之畫《洞庭三山圖》。前三種出自府志，而後一種是通過當時的名僧皎然的一首詩《觀玄真子為真卿畫洞庭三山歌》間接了解到的。

　　西塞山不是現實意義的山，張志和也不是塵世中的人物。這位中國道家文化的代表僅就服飾而言就是一位憤世嫉俗之徒，其激烈程度比之二十世紀西方的嬉皮士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他對現實世界的遺棄也是由裡及表的，這在熱衷科舉取官的唐代稱得上是一大奇跡。在此我不想以與他同時的王、孟以及略晚一些的寒郊瘦島來比較，即以唐代三大詩人為例，又何嘗不都是功名的絕對臣服者。李白被賜金還山，白居易晚年尚貪戀官位不休，而杜甫一生為求得一官半職“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進三大禮賦，頌讚官僚，麻鞋朝天子，歷盡千辛萬苦而功名之心不絕。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我對這位《漁歌子》作者的推崇，而正是這種崇敬之心使我在工作之余以與愛情相當的狂熱投入了對西塞山地點的復雜的考証。

　　一個詩人而從事於一項曠日持久的考據工作－－查資料、辨析各類記載、卡片的保存與分類，向各大圖書館投寄請求幫助的信件，實地尋訪，這顯然勉為其難。何況我於此並無半點實際經驗。現在想來，我當時一切從原始做起的方法還是相當準確的。這項歷時半年的冒險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花在了閱讀和踏勘上。張志和，這位脾氣古怪的人物的一生在唐詩裡僅留下九首短詩，這對所有研究他的後人的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我的方法是從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入手，如顏真卿、韋詣、皎然、耿諱。仔細閱讀他們的全集，以發現與之有關的些微線索。西塞山是友善的，我的匹夫之勇最終有了結果，那就是我從事寫作以來唯一的一篇論文《張志和詞中西塞山考辨》。１９８４年，由一位長者大人的推薦，這篇文章發表在同年北京出版的《文史知識》第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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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州市中心駱駝橋下船，經過西門水閘，水橋，嚴家墳，塘口這樣一些地方，沿溪一直行駛到潘店附近，再通過釣魚灣行三四裡進入古凡常湖。湖邊山水清幽，桃花素靜，我考証文章中的西塞山於此獨秀。但時間的湮沒早已使它草木凋敝，甚至山中的一些古代建築，如牌樓、石階、亭閣，以及墓前的石刻人獸圖形等也已殘跡斑斑，所剩無幾。令人大起銅駝荊棘之慨。應該說明的是這些石刻與張志和無關，而只是明代一位官僚，自號西塞翁的工部尚書嚴震直陵墓的裝飾。這位附庸風雅的洪武朝的工業部長顯然因官場勞碌而向往隱士生活的清閑瀟洒。他是西塞人氏，遺囑上表明死後要移葬於此。他的後人兼同鄉，清代的江西督學署使吳孝銘曾於墓前題詠“名賢逸興常垂釣，勝國忠魂可接鄰。”這是我考証文字的關鍵和立據。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記起當初在山下一灌溉渠道中找到鐫刻這副對聯的石坊時的狂喜之情。我們的工作需要補償，哪怕是再平凡再普通的工作，這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力量與奧秘所在。

　　這裡有兩個特殊人物要進入我的敘述。西塞山所在的凡常湖－－今名凡洋湖村村幹部方培林，是一個相當腆之人。在我認識他那年，他大約三十歲。西塞山的場景問題與他的責任田裡的糧食是兩個世界，僅僅出於待客之道，他先後七次陪我尋訪踏勘，差不多找遍了全村所有的羊棚、豬圈、民房和機埠。記得我當時的落腳之地就是他家土改時分得的一只雕花大床，兼作資料櫃、寫作台、餐桌和眠具。夜半時分擁著緞子花被入睡，總疑心床柱的斑駁油漆散發出一種與地主小老婆有關的氣息。而頭頂水鄉特有的長腳豹蚊的襲擊較之美國人的B52型轟炸機還要兇猛。這些調侃是為了用以說明對先賢的崇敬使我如何克服考証過程中的種種困境。這當然也離不開朋友們的幫助，在一家電台任職的Ｙ女士就是這其中的一位。她的業余愛好之一是攝影，一架老式的國產方框相機的鏡頭成了我尋訪西塞山的最真實的眼睛。啊！那些山中的可值紀念的歲月。古典情趣的景觀。善良質朴的農人。也許美好事物的價值就在於它的來之不易。我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體驗了王國維先生論述過的藝術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一個下午微茫雨絲中我“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西塞山，精神的意象，冥冥之中的神物、古典的斯芬克思，你終於在唐朝的斜風細雨中與我有緣相識。我和Ｙ女士扔掉手裡的飲料，孩子一樣蹦跳，在最後一刻我終於想起她已是有夫之婦才沒有擁抱她。

　　西塞山目前仍是不為公眾所知的一個秘密所在。在我的文章發表以後，來自湖北黃崗的兩個人來找到我，介紹信上的落款是市地方志辦公室。那次我因要立即動身去外地參加一個筆會而沒有陪伴同去。在我復雜的內心世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西塞山留下遊蹤和懷古幽思，又希望他們永遠也找不到。這是科學救國的時代，一個古代詩人在何處留下他的詩篇對一個國家又算得了什麼？西塞山是我的，是我心靈的蓑衣箬笠下的個人秘密，是一個卑微的生活者一生中情動於中的一次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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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純粹地理的角度來觀察西塞山也許並無奇特之處。對於農人、漁夫、山民以及販夫走卒，甚至有志於發展經濟、振興家鄉的地方幹部，西塞山都是令人沮喪的一個理由。它資源匱乏，交通不便，要知道它只是一座高度不到七十公尺的小山，全部的出產也只有典故和道家之氣。並且在物欲的巨大齒輪間淪沒已久。即使是那些熱愛它並神仰它的人，也往往知其名而不謀其面。要是誰從嚴子陵釣台，杜甫草堂，或湖州市內的趙孟蓮花莊乘興前來，我想這恐怕不是好事，因為他的虔誠之心將在得到和失去之間承受考驗，並迫使自己作出迷惘的然而也是嚴峻的選擇。

　　這正是我以下要談到的一個觀點，西塞山不等於輞川山莊彈琴長嘯的王維，甚至也不等於釣台上的子陵先生。雖然一種形式上的相似使他們顯得難以辨認，但就本質或曰內在精神而言他們仍然存在著區別。這可以用一個退職頤養天年的官員與一個一生淡泊者的區別加以比喻。說到底，這是物質與精神的區別。據我看來，王維的歸隱僅是宦途失意和出於對當時政治的某種不滿，而張志和的無復宦情則是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的本質認識。我們已經知道這種認識的起因是他父親的猝亡。“人生苦短，白日苦暗”。“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復夜長，何不秉燭遊。”這裡的“晝”和“夜”也許可以看作兩個不同的世界，而燭無疑是一種含有“信念”、“力量”、“支柱”一類意義的意象。我們可以假設當初他從千裡之外的長安回家奔喪，伏在父親靈前慟哭那一刻，他血液中的秘密主人－－宏大的道家哲學－－喚醒了他。他對生命、知識、服飾飲食有了新的認識與新的感悟。在這以後的十年，可以想象他的心境並不平靜。他仿佛在尋找什麼，企圖窮盡什麼。完成於這段時間內的哲學著作《玄真子》顯然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他心靈的隱密，但這部令人神往的大書沒有能夠流傳下來。現在可以大致確定的是，到了公元七六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他博大的思想開始澄清，於是他在當時另一位賢士，他的兄長張鶴齡的勸說下到紹興東湖隱居。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種隱居是對茹毛飲血的史前生活的刻意仿效，不帶半點文明的印記。還有一個小故事可以用來說明他當時思想上所達到的高度。根據顏真卿的回憶，陸羽去紹興東湖與張志和見面時曾問及他與哪些朋友交往，得到的回答是令人吃驚的。“以日月為燈，天地為室，與四海諸公未嘗少別，有何往來？”

　　在西塞山，張志和找到了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那種東西，孤獨與大氣。這裡遠離唐代中期繁華喧動的笙歌樓台，也不等於會嵇東部的鬧中取靜。純粹的自然景觀。煙波迷離的凡常湖上，桃花流水，鱖魚白鷺，加上陌頭的桑姑，水邊的釣叟漁娃，寺院的鐘聲，這不正是陶潛《桃花源記》裡描述的理想生活的現實圖景嗎？當時年約四十來歲的張志和顯然十分滿足自己的人生選擇。白天他在煙雨中垂釣吟詠，夜晚宿於蘆花深處，抱月而眠。這種浪漫的描繪其實來自他的自述：“溪灣裡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鬆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薄亦共餐。楓葉落，荻花幹，醉宿漁舟不覺寒。”這是他題為《漁歌子》的一組詩中的第三首與第四首。

　　這是一個被巨大的孤獨徹底征服心靈的男人。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証明這種孤獨，這種對人世的遺棄到了何等乖僻、不近人情的程度。棲賢山和西塞山是湖州地域鄰近的兩座名山，在唐大歷八年的棲賢山頂的一座寺院裡，差不多集中了一大半的江南名士：皎然、陸羽、顏真卿、女道士、唐代三大女詩人之一的李治，大歷十大才子中的耿諱。他們在編撰一部空前絕後的典籍《韻海鏡源》，其中不少人是張志和的故交或舊識。令人不解的是他始終與他們保持了距離。這個判斷源自對《顏魯公文集》的重新閱讀。順便提一句，這位以忠烈聞名的湖州刺史大人喜歡玩一種有趣的詩歌遊戲－－聯句，具體的方法是由一人先吟一聯，然後按順序各人均依原韻聯下去，並需將詩意擴展推進。在他數以十計的這類文字遊戲中，參加者的名單長得可以從山上排到山下，這中間有僧人，酒鬼，幕僚，道士，歌妓，白衣寒士，浪子和現職官員。但沒有煙波釣徒張志和。也許我可以把這看作是偶然現象，但他初來湖州之際與顏真卿那番著名的對話使我最終排斥了這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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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描述的到底是一位隱士還是一種生存方式，我說不清了，也許在精神深處它們是相通的。考慮到隱士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特殊政治背景更該作如是說。盡管外國文人中也有，例如十九世紀隱居在英國北部湖邊的華滋華斯與柯勒律治，法國的耶麥，美國的摩溫和在此之前隱於太平洋沿岸卡梅爾小鎮上的傑克遜。在我看來這些工業文明的逃離者比之一位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國文人則有著明顯差別，不僅是時間，而且在高度的佔有上張志和也走在了他們的前面。用“逃避”、“超越”、“獨善其身”等概念來界定他顯然不勝其力，他的一切已脫離了塵世的范疇。他不需要這個世界，因為他的蓑衣笠帽下面有一個完整的自己的世界。就像他在一首神秘詩歌《洞穴歌》中所說的，“無自而然、自然之無。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然，其形團。”

　　我突然有一種對他形象揣測的強烈沖動。迄今為止我們已大致了解了他的習性、思想、服飾與起居，他的音容笑貌卻因某種歷史缺陷而不為世知。我無法想象他的仙風道骨和鶴發童顏，如同我們在影視以及典籍的《高士傳》一類文獻中所見聞的。與其這樣，我寧願想象他矮小、消瘦，具有普通人的弱點和動人之處，御野服執麈尾，睥睨四顧，疲倦的眼睛裡火燄的余燼，於開合之間可依稀辨認出精神的霞外之思。我承認這種描繪並無任何文字依據，僅僅出於直覺，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人格力量統治下的容顏的大膽猜測。

　　西塞山是張志和恬淡人生的生動象征，也是人與自然相互尋找並相互感化交融的典型事例。在外人看來這種結合純屬天成，其實卻有著更深的背景。這裡請允許我介紹他的父親張朝真，這是一位謙謙長者與著作家，喜好藥石、長生之術，盡一生努力為《易經》作注。而他的哥哥張鶴齡更是一位虔誠的道家弟子。在這種濃重的宗教氣息中長大的張志和興許對功名官爵有著與常人相同的興趣，但他對生命以及靈魂的認識比之他的同時代人卻要深刻得多。現在還不清楚他十六歲那年以什麼得到了肅宗的寵愛？也不清楚他突然離開湖州的日期以及為什麼要匆匆而去？甚至不向主人辭行。厚道的顏真卿當時正為他新制了一只舴艋舟－－作為友情的表記－－以至無所歸屬，使這位好客的刺史大人不免大大掃興。這以後張志和的身影便從中國文學史上消失。唯一透露他一點信息的是一首題為《上已日憶江南禊事》的短詩，根據詩中的意象和情緒可以肯定他後來到過黃河中遊一帶，我的個人推測是又回到了帝都長安。這真是“大隱隱於市”了。在那裡，他回憶在湖州時的詩酒生涯，字裡行間流動著明靜而純真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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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山在所有與名人有關的山中不是最高的，我對它的特殊興趣只是因為它的真實。不幸得很，西塞山象一切山峰一樣，也有自己的內在陰影，但它的陰影只是消極人生的自然折光，是對人無法支配自己命運這一永久事實的深深畏懼。而這種精神思考遠不是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山中林下搔首弄姿的人物所能望其項背。就王維而言，他雖然歌詠“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林深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其真正目的卻是要讓數百裡外帝都宮廷裡的君王及他的舊日同僚們聽到，讓他們驚羨：“王維這家伙如此閑適，真讓人神往啊！”而張志和的意義就在於心靈與行為的統一，這方面的高度我以為只有東籬醉酒，倒履迎客，悠然見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淵明差近似之。

　　然而西塞山在中國文學上的光輝並沒有給它周圍的居住者帶來什麼。當外省的文人因無緣識荊而恨恨不休時，當地的青年卻卷起舖蓋，或在自行車後架上載上魚簍朝城市湧去，去尋找夢境中的宮殿、富裕、文明和公共娛樂。對他們來說，物質是第一性的。這不是張志和的悲哀，這是認識的悲哀。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回來，在煙雨冥冥中回想消磨在塵世中的時間和生命，他們會崇仰一位古代偉人，盡管他們也許永遠也不能真正認識他。

　　獨船墩是位於凡常湖正中的一個幽絕去處，它的取名肯定是具有某種人物背景和事態背景。在我心目中它與張志和有關。現在我回想起當初拿到登載我論文的雜志的那個下午，我坐在那裡，一邊遙想先賢當年一邊把文章焚祭撒在水面：

　　春天的漁夫隱藏真相的蓑衣箬笠
　　落滿冬天厚厚的雪
　　我注意到他著作裡的白鷺用翅膀－－而不是腳
　　　　－－感知世界。
　　用沉默說出真理。

　　是什麼剝削我們臉上的光芒？
　　一些虛榮的文字，功名，一頂冠冕？
　　一個蔑視自己的人　已經看到大理石的傷口。
　　於是他用流水的方式起居　用桃花的嘴唇飲食。

　　寄居於鱖魚的生活，舴艋舟隔開廢墟與宮殿。
　　塵土中微末的修道者啊
　　他在西塞山前找到精神的終極。
　　在斜風細雨中　著書垂釣　長嘯短吟　計算裡程與天日

　　這是一個詩人採用過的方式。
　　一個智性生命　以朝靴為酒具
　　使譫妄的後來者飲到心靈想飲的酒。
　　他和那桃花、流水、鱖魚
　　以及西塞山是同一種事物。


　　就是那天下午，我承認自己以往對生活的認識淺薄無比。我把西塞山和它的創造者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老師。這樣的老師後來又有了一位，那就是現今隱居在明尼蘇達州鄉下他父親農場裡的美國當代詩人羅伯特﹒布萊。這位前耶魯大學的教授，美國新超現實主義詩歌的領袖人物，卻在他事業與文學的巔峰時刻辭謝功名與繁華。我想象他飽受工業文明洗禮的淪桑眉目間的深邃與單純。直到前不久他的中國朋友，重慶的青年翻譯家董繼平來湖州，給我帶來了他親筆題贈的照片，使我再次有理由為自己猜測的大膽與準確而自鳴得意。

　　結束一篇文章比開始動手寫它肯定要復雜得多。當敘述到了終極，心靈中的人生積鬱－－按照古典的說法是“塊壘”－－一傾而盡，我將再次被迫回到現實之內，在齒輪和糧食中，日復一日地生活。西塞山對我來說始終是與神物意義相似的一種存在。由於有關部門的官僚主義，惰性和自以為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概念內，它成為旅遊勝地這一良願看來已幾近於空，但文學上和精神上的意義卻長存於世。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高的山峰之一，和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象征，它的超凡脫俗、幽私、以及神秘的感召力，使我在世俗的光芒中想象了許多年後：一個舴艋舟的駕馭者，往來苕之間，他終於從現實的居住中解脫出來，泊舟山前，垂釣船頭，與西塞山頂禮相見，在斜風細雨中感悟微妙的人生……尋找到永恆的安寧。

（一九九○年九月病中作
　十年後改定於湖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