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衰亡
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禮儀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現在我們談論中國的落後，言其發端張口閉口往往都是鴉片戰爭。而實際上，中國的落後並非從鴉片戰爭開始的。鴉片戰爭只是一次集中的體現，而非肇始。中國帝國時代的各項制度已經決定了中國的落後：過分地依靠道德倫常的力量而忽視了民法的展開、過分依賴天道的力量而忽視了民權的法則、為了緩解經濟壓力而忽視了會計制度的創立、財政稅收一直以改良的方式進行調整而非進行一次革命性的建設……北宋王安石的變法實在是一種超時代的改革，它的好多舉措都與我們今天的經濟眼光接近，譬如財政稅收大規模地商業化，用官僚資本去促進商品的流通，使“不加賦而國足用”。但正是這種超前，斷送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使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憑空多了幾分喟嘆。明清時代，政府對於思想的控制又空前嚴厲，“文字獄”幾乎完全割斷了文化人的喉舌斷送了中國思想啟蒙的道路，科舉進階又使得教育體制更加格式化、奴才化。而就在此時，英國人完成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和權利法案，法國人也在此時開始了自己的思想啟蒙運動，並且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大師。這一切在鴉片戰爭的時候都給中國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所以，鴉片戰爭實際上就是英國人給中國上的自由貿易課。我想，現在我們大可不必為了鴉片戰爭而耿耿於懷。倘若沒有鴉片戰爭，以我們民族穩定性的頑固程度，落後的體制將會延續更長的時間，我們或許就根本沒有與世界強國對話的機會。盡管現在的我們，平等對話的機會依然不多。
黃仁宇說，中國的“第二帝國”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和隋的經始，有了唐朝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五代十國的地方分權，和宋之再統一。元朝的試驗，又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性的結果。等到朱元璋組織明朝時，他一方面好像行動自由，全帝國由他擺布：一方面他的視界也仍受近千年來歷史衍進的限制，因之他的作為，也仍無法超時代的發展了。中國大抵很難產生一個優秀的統治者，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種富於改良的帝王實在是不多見的。然而，即使這樣的帝王，也不免“寬仁”時一切馬虎，“務實”時又無法遏止地方官吏的殘虐，所以他們的皇帝做得實在是馬馬虎虎。
我們今日談論中國的落後，也不必追尋遙遠的歷史，只需從明朝開始就可以了。明朝的政治高壓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洪武的殺功臣廢丞相設錦衣衛等種種加強皇權的措施已經為他的子孫們開了一個頭，至於後來的東廠西廠的設立和宦官專政局面的形成，無不証明了中國歷史有著巨大的反復性和頑固性。尤其在一個比及東漢更趨大陸性格和保守性的朝代之中。洪武二十三年發生了“胡惟庸案”，丞相制度因之被廢。二十六年又發生了“藍玉案”，朱元璋敕命翰林院輯錄藍玉黨人供狀，為《逆臣錄》。他又親自寫下《御制逆臣錄序》，說，“朕觀自有載籍以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未有不受誅戮而族滅者雲何？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故遣將出師，無征不克，無堅不摧。其亂臣賊子，初無他意，因奉君命，總數十萬精銳以出戰，將不下數千百員，所向成功，皆戰將與士卒之力也，及其功成，歸之大將，見其若此，以為己能，遂起異謀。孰不知君奉天命則昌，臣奉君命則勝，若違君命，逆天心，安有不滅亡者乎？……特敕翰林，將逆黨情詞輯錄成書，刊布中外，以示同類，毋得再生異謀。”洪武對胡藍黨人的刻薄殘忍，遠非東漢宦官對李膺黨人的禁錮拷打所能比擬。唯一的區別是，胡藍案的內因是明朝開國初期權力鬥爭的結果，而“黨錮之禍”則純粹為一種道德力量與東漢惡勢力的對抗。其相似的地方則在於這樣的朝代，完全否認了個人利益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帝國時代的通病。
關於明史的研究，最好的成果是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但我今日不想以其為藍本來談論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因為這樣我很可能落入黃先生的圈套。我想，我們也可以通過一個人來察覺明季中國帝王、官僚、百姓的各種觀念。這個人是利瑪竇。１５７７年，羅馬耶穌會２５歲的傳教士利瑪竇遇到了從印度傳教歸來的一位神父，於是他決定到“世界的那一邊”去，“播下福音的種子，以備他日把豐收儲入天主教的谷倉中去”。布爾斯廷說，年輕的利瑪竇顯示出獨立精神，後來使他成為最偉大的傳教士。利瑪竇離開了羅馬前往熱那亞，再從海道至葡萄牙搭乘每年航行一次的商船前往印度。１５７８年９月，他到達印度西南海岸。在那裡，他花了４年時間時間學習和傳授神學。然後，耶穌會的上司便派他去澳門傳道。澳門與那時即已是世界大都市的廣州僅隔一個海灣，是傳教士的“理想起點”。
在澳門，利瑪竇開始學習漢語。
布爾斯廷在其《發現者》中談到，“利瑪竇和他的會友羅明堅在廣州西面的一個城市肇慶逗留七年。他們建立了一個布道所；盡管民眾對他們懷疑，時而還有心懷敵意的群眾發起陣陣攻擊，但他們還是被公認為飽學之士。利瑪竇的傳教所接待室的牆上懸掛著世界地圖。”利瑪竇本人說：
……在世界上所有大國之中，中國與他國最少通商，確實可以說，他們簡直與外國沒有來往，因此他們對世界上的情況一無所知。誠然，他們也有類似本圖的地圖，他們卻認為那圖能代表全世界，而他們所謂的天下僅限於本國的十五個省。他們在地圖上沿海繪了一些島嶼並給這些島嶼取了他們聽說過的王國名稱。所有這些島嶼並在一起還沒有中國最小的一個省那麼大。由於所知有限，他們為什麼吹噓其本國的疆土就是全世界，稱其本國為“天下”，意指蒼天之下的一切，其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當他們聽說中國僅是大東方的一部分時，他們認為這種說法與他們的看法判然不同，簡直是無稽之談。他們希望能詳細研究此圖，以便做出更合理的判斷。……一切誠如利瑪竇所雲。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妄自尊大和過分的自尊使他們無法接受更先進的文明。於是，利瑪竇的學問便成為一種罪惡。某一天晚上，肇慶人用石塊搗毀了他的住宅和布道所。他只好起程北上，前往皇帝所居的京城。而正是這種偶然，促使了利瑪竇成為“最偉大的傳教士”，使世界上強大的“蠻夷”了解了中國的“強大”。
我們必須在此提到另一個發現，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博得中國人的好感。對他們來說，天是圓的，地是方的，他們還堅信，他們的帝國正好處於大地的中央。他們不歡喜我們的地理學將中國置於東方一隅的見解。他們無法理解大地是個球體，由陸地和海水組成，而這個球體的性質又是無邊無際的。地理學家因而不得不改變繪圖設計。為了使中國正好呈現在地圖中央，幸福島的子午線被略去了，地圖兩邊還各留空白。這正合他們的意，使他們感到心滿意足。說實在的，在那時，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若要更適合於使中國人接受信仰，就不能忽然想起什麼發現。
由於對地球的大小一無所知，對自己又是自吹自夸，中國人一直以為在世界各國中惟有中國值得欽佩。他們自以其帝國光榮偉大，行政制度完善，人民博學多才，相比之下，他們把其他一切民族都視為蠻夷，而且還視為不可理喻的禽獸。對他們來說，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自詡為君主、王朝或有文化。他們由於如此無知而驕傲得不可一世，待到真相大白時，他們就會更加感到屈辱。
當利瑪竇接近北京時，他和他的隨行全部被拘留，財產也被扣押，地方官員警告他們“拋棄所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人的像，盡可能把它們全部毀掉”。京畿的地方官們對耶穌的血像感到驚駭，他們以為那是妖術的器具。利瑪竇感到絕望，遂“向上帝傾訴衷曲，並堅決而愉快地準備對付任何困難，為了他們承擔的事業，縱然一死也在所不惜”。現在，我們的官吏們已經不會為流血的耶穌像感到驚懼。可以說有很大的功勞應該歸屬於利瑪竇。實際上，明季中國如果能夠誕生真正具有宗教關懷精神的人，或者中國能夠誕生真正的“宗教”，那麼萬歷以來政府與農民的矛盾是完全可以化解的。然而中國缺乏誕生“宗教”的土壤，所有的宗教在中國都變成了一種“迷信”，即使外來“宗教”，也必須中國化才可能有其存活的地方。所以，魯迅說，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需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
利瑪竇在北京的監獄裡呆了２０年，他一直渴望能夠得到中國皇帝的召見，因為他知道“只有皇帝才能打開通向福音之門。其間，他也曾擔心自己會在北京的監獄裡度過自己的一生。就在他最感絕望的時候，萬歷皇帝召其入宮覲見，要其“務必呈獻他從歐洲帶來的禮品。”利瑪竇本人說，“一天，皇帝心血來潮，突然記起曾經看到過的奏本，說道，‘那只鐘現在在哪兒？我說的是那只自鳴鐘在哪兒？就是那些洋人在奏本中所說從遠道帶來給我的那只鐘？”這樣，利瑪竇就被刑部釋放，他的自鳴鐘、聖父聖母像也被送入宮中。禮部接到禮品後條陳大意如下：西洋諸國與本朝素無往來，不遵王法。利瑪竇進貢之天主和聖母塑像畫像絕非貴重之物。所獻囊袋，雲內裝聖人骸骨，似在聖人升天時未攜其骨。韓癒在類似情況下曾進諫雲，“枯朽之骨，兇穢之余，豈宜令入宮禁。”為此，臣等擬不收其進貢之物，不準其流居京都。宜速遣送回國。但萬歷皇帝為自鳴鐘所吸引，不顧禮部諫勸，還是收下了禮品並在“大內”召見利瑪竇。
利瑪竇奉旨進宮覲見的時候，自鳴鐘因為發條的原因出了點小“問題”。皇帝龍顏不悅，命太監傳話限利瑪竇三天之內使自鳴鐘一切如常。利瑪竇在赴“世界上的那一邊”之前曾經嚴格的技術訓練，尤其精通鐘表工藝。這一契機，使他鞏固了自己在“大內”中的地位。
……由於努力學習，奉派修鐘的四名數學家終於掌握了調整時鐘的足夠知識，但惟恐有失，他們把講授內容和時鐘的機械結構詳細記下。因為太監在皇帝面前犯了錯誤，性命難保。他們說，皇帝十分嚴厲，這些可憐虫犯下細小的錯誤有時會被打死。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問明所有齒輪、發條和其他附件的漢語名稱。利瑪竇把這些名稱都告訴了他們，因為任何零件若不慎遺失，這些東西的名稱也馬上會被全部遺忘。……
指定的三天訓練課程尚未結束，皇帝已迫不及待地索取自鳴鐘。太監遵命將鐘呈上，皇帝大喜，立即給太監晉級。他們高高興興地把消息告訴神父，尤其是因為從那天起，皇帝準許兩位神父進宮為他那具愛不釋手的小鐘上發條。皇帝不但喜歡觀賞小鐘，而且喜歡聽它鳴叫報時。這兩名神父後來成為宮中的要人。
利瑪竇因為自鳴鐘“把所有的中國人驚得目瞪口呆”，他認為“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人看到過、聽見過或者想象過的東西”。布爾斯廷說，“然而利瑪竇錯了。雖然神父們並不知曉，但機械時鐘在中國早就有過一段漫長而值得注意的歷史。”布爾斯廷說的是北宋蘇頌設計制造的水運儀象台。台分三層，下層為木閣，木閣分五層，皆有門，時刻一到，便有木人出來報時。宋神宗熙１０年（公元１０７７年），蘇頌使遼為遼主祝壽，其時恰逢冬至。蘇頌抵達遼國卻發現自己早來一天，他感到茫然。回國後，蘇頌如實稟報，欽天監官員無不受罰，蘇頌則奉命制造一座比過去更準確、實用、美觀的天文鐘。布爾斯廷認為，在中國，頒布新歷法像歐洲國家的皇室鑄造金幣一樣，用以宣布新朝代的權威，假造歷法或未經公認的歷法都有欺君之罪。不準確的歷法會使農人遭災。天文學與數學只限於有權之人運用，因為其他人可能利用這種科學與佔星術結合，推算出適宜於推翻政府的星宿。皇帝的職責便是要安排世間大事，以應天命。哲宗元佑５年（公元１０９０年），水運儀象台造成，一時宮廷內部無不雲其為機械的奇跡。水運儀象台屬於機械時鐘的范圍，使用青銅動力發動渾天儀，又用水力推動機械運轉。蘇頌曾經上疏：依臣之見，前朝曾有多種歷律，算術略異。但用水運則同。天轉不息，水流不竭。如水平而下注，則較其旋轉，亦無二致，蓋無休即無止。至於水運儀象台的功效，蘇頌本人說：
……共有木偶九十六，排列就序，與此鐘樓鼓層報“刻”之聲相符。然而科學之於中國，完全是帝王的御用，它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政治的籌碼。蘇頌的水運儀象台並沒有為民間造福，而是成為宮廷中取悅於宋哲宗和少數顯貴的“玩具”。而蘇頌的目的也並非設計制造一種先進的民用計時器，而是為皇帝造一座歷法機器，以便天子能夠推算出何時與妃子交媾才能生出聰明有才德的皇子來。公元１０９４年，哲宗改年號為紹聖，舊有歷法被宣布作廢，蘇頌的創舉從此便成為一堆無用的青銅。盡管史書對對此有記載，但有識之士大多已遺忘殆盡。明朝的皇帝、官吏和學者為歐洲的“舉世無雙的發明”所迷惑也就無從感到奇怪了。
日暮時分，一紅衣木偶出現報時，越二“刻”又半，綠衣木偶出現，以示黑夜來臨。至於守夜時間，又分五更。守夜時間開始，紅衣木偶出現，此為第一更，其余四更出現的木偶都穿綠衣。這樣，五更共有二十五個木偶出現。至十“刻”黎明時分，又一綠衣木偶出現報訊。破曉，則由另一綠衣木偶標示二“刻”又半。至日出，又由紅衣木偶報時。所有這些木偶都是從中央門廊中出現的。
就在明季，中世紀的歐洲已經制造出了作為城鎮傳播媒介的大鐘。１４８１年，法國裡昂的市民向議會請願，言其“感到迫切需要一座全鎮公民都能聽到鳴聲的大鐘。如果制造了這樣一座大鐘，更多商人會群集於市，市民會得到莫大的欣慰、愉快和歡樂，生活會過得更有規律，市容也將增光不少”。盡管歐洲人也認為鐘聲具有無比力量，可以驅瘟疫、防風暴，但其主要的思想還是希望能有一座市民公用的計時器。這是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更令我們深思的是，歐洲人在提及大鐘時，首先關注商人，而在中國，商人自被韓非定為“五蠹”之一後，一直沒有翻身。試想，一個歧視商人抵制商業的國家，如何能夠完成現代化的任務。我們今日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遵循價值規律，實際上是承認了商業和商人的地位，只有如此，才略備談論現代化的資格。
布爾斯廷總結道，中世紀最受歡迎的戲劇不是出現在戲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集市或廣場上表演，而是從塔樓上演播出來。塔樓大鐘昭昭在人耳目，它每日每時都有演出，包括星期日和假日在內。蘇頌時代的中國是根本無法出現民用大鐘的，更談不上表演了。令人感到荒誕的是，正當羅馬教廷的異端審判所的紅衣主教們對伽利略進行摧殘之時，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們卻在充分宣揚伽利略的學說。１６２９年６月２１日將發生日食，欽天監預測的結果比日食出現的時間早了整整一個小時，而耶穌會的教士們的預測卻完全正確。９月１日，皇帝諭令他們修訂歷法。崇禎二至七年（１６２９－－１６３４年），徐光啟和李天經領導的歷局聘請了耶穌會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等人編輯了系統介紹歐洲天文學的著作－－《崇禎歷書》，其中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宇宙體系，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材料，並對伽利略、開普勒等人進行了介紹。與此同時，耶穌會士們開始為中國制造第一架望遠鏡。清初，耶穌會士曾將《崇禎歷書》略做整理進呈清帝，書名改為《西洋歷法新書》。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天文學的進步，不如說是天主教對中國政權更替的妥協。盡管中國的史學家們一直認為它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中國天文學家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最主要著作，對中國“第三帝國”天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些從事文化史研究的學者認為，自明初開始到萬歷年間的約２００年中，除了對異常天象的觀測仍在繼續，個別實用天文學（如航海天文學）有所進展外，天文歷法的研究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明初，政府即對天文歷法採取極其嚴厲的政策，“國初學天文有嚴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民間對於天文歷法的研究無法展開，幾成絕學，以致於孝宗時“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萬歷間，國初的禁令已經鬆弛，邢雲路等人對授時歷已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邢氏的《古今律歷考》對上自古四分歷下至授時歷的歷法進行了全面的評述。邢氏還在蘭州立六丈高表，進行了萬歷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冬至時刻的實測工作，進而推算出了回歸年長度值為３６５.２４２１９的新值，與理論值之差僅約２秒，為當時世界上的最佳值。然而，全部的努力都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歷法也成為一種帝王專享的“玩具”，根本不可能在民間展開。所以，１９５３年，艾伯特﹒愛因斯坦悲哀地說：“不必為中國聖哲未曾邁出這些步子而感到驚訝。真使人驚訝的是這些發現居然都已經完成了。”
清初，帝國曾經重用明降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人，然而皇帝重用他們也只是利用他們帶來的技術為鞏固帝權的戰爭服務。有清一代並不重視歐洲科技在中國的傳播，更無法接受來自世界彼岸的先進思想。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１月６日，康熙皇帝召見傳教士張誠等人，由他們講解集幾何原理。《張誠日記》雲：“皇上與我們談了約一個小時，和我們一起用儀器測量，邊走動邊指劃。”“他還表示想要認識歐洲文字和數碼。”為學習數學，康熙帝先後數天都將傳教士召進宮。然而康熙帝的“開放性”也只是他個人性格驅使下的表演，“歐洲文字和數碼”最多只給他個人長了見識，於整個中國卻毫無裨益。沒有新式學堂，不改良教育體制，無論開明的皇帝進行了多少個人努力，都不會改變一個古老帝國保守而頑固的思維方式。就在這一年，兵部侍郎石柱題報：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至二十八年閏三月底，一年內八旗逃走南婦子女共八千八百一十四名，捕獲二千三百七十二名。此外，又獲得以前逃人一千七百八十六名。（６月３日）閩浙總督疏言，日本商船應令其停泊定海，經遣官察驗後，方許貿易。這種現代海關制度的雛形在康熙帝的眼中卻是“此事無益”。（１０月７日）戲劇家洪升因在佟皇後喪葬期間演出《長生殿》而遭彈劾，以“大不敬”罪入獄，同場觀劇的友好和伶人均遭迫害。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專制皇朝即使偶與西方文明接觸，其目的也不過是“學習”如何加強專制皇權，而非推行當時歐洲已經開始的民主思想和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１７６０年，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皇帝進獻《坤輿全圖》，在圖四周的說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學說是唯一正確的理論，並介紹了開普勒運動定律和地球為橢球體的事實。但是，這幅世界地圖連同不久前傳入中國的表演哥白尼學說的兩架儀器一起被鎖進了深宮密室，並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士們的到來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福祉，也可以說，中國並沒有充分重視和利用這種來自歐洲的福祉。新鮮的血液並沒有注入中國古老而腐朽的肌體當中，而其後的滿清皇朝對於外來思想的禁錮更加嚴厲。如此便導致了中國的更加落後，鴉片戰爭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清兩朝的八股取士就統治者鞏固政權而言是十分英明的，然而卻是中國的不幸。李世民通過科舉，使士人熬白了頭發，亦是為了鞏固其統治，然而其自信卻使他能夠容忍各種（宗教）思想，並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世－－“貞觀之治”。所以黃仁宇說，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打開這局面的，當以李世民一人的力量為多。白居易曾經做詩為李世民歌功頌德，曰：“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李世民的行為未免有些表演的性質，不近人情，然而卻不是件壞事－－盡管這又是一次道德的力量取代了司法的力量。滿清的皇帝不算不勤政，亦不算昏聵無能，其失敗則完全是過於恪守“祖宗之法”，將政府工作的中心放在如何防止漢人造反上，而不是改革中國經濟和行政的各項制度上的弊端。然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而明清時，由於小農經濟已發展到頂點，這種矛盾顯得尤為突出，因此，改革舊法建立現代的經濟、政治、司法制度已成為民間的迫切需要。然而寡頭政府卻錯過了這自上而下的良機，等到康有為、樑啟超變法時，幾百年的禁錮已經致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嚴重退化，無法再接受先進思想，自上而下的改革更行不通了。這又是題外之話。
八股文又叫“八比文”、“制藝”、“時藝”、“時文”，由於文章題目皆出自四書，所以亦有人稱其為“四書文”。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規戒律，一篇文章須由破題、承題、提比、中比、後比、束比和每股之間兩相比偶的文字構成，凡八股。每部分之間須用固定的虛詞“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連接。結構之死板，完全封殺了感情的自由表達，更無論思想。知識分子畢其一生都消耗在八股制藝之上，由此全部退化成了“代聖賢立言”的文化奴才。清代學者徐靈胎作文嘲弄曰：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舉業除了成為政府“選才”的手段外，還造成了士人熱衷功名，忽視自然科學的後果，而宋應星輩無法為時人所重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更何況，宋在《天工開物》序中就明白告訴時人：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科學一旦落後，思想又無進步，國富民強自然便成為一句空話。
實際上，中國思想界並非沒做思想啟蒙的努力，而是缺乏啟蒙的環境，更缺乏溫柔如歐洲帝王的皇帝。就在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論》的萬歷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大明朝卻虐殺了有“一言喪邦”傾向的李贄。３８年後，世界上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於英國爆發。思想專制與言論自由的區別最終體現在了２４０年後。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蔡尚思先生為岳麓書社再版李贄的《焚書﹒續焚書》作序曰：
李贄號卓吾，明代晉江人。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難比的地位。對於李贄，鄢烈山先生和朱健國先生甚至稱其為“中國第一思想犯”，並合作出版了《中國第一思想犯－－李贄傳》一書（中國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在《後記》中，他們稱：“對一個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讓他的思想抖落歷史的塵垢而大放光彩。”“李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對孔子的一些貽誤後世的觀點提出質疑，不僅具有對思想專制的挑戰意義，也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而１９４３年嵇文甫先生做《晚明思想史》的時候就已經明白地說出了這層意思，他道：“他竟敢說名教累人，竟敢貶斥儒家而推獎諸子，甚至連譙馮道，萬世唾罵為無恥，老奸巨滑，他也竟替他們洗刷，表彰他們救民的苦心。他在《藏書》中，還稱他們為‘吏隱’。這真是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一翻千古成案，可謂大膽已極。”嵇先生對李贄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大為讚賞，認為“他反對儒生，只因他們沒有用。他所要的是真才實學。只要有真才實學，黃老也可申韓也可，蘇張也可，孫吳也可，他們總都各有其用，不像‘兩頭馬’的儒家，欺世盜名，空談無補。他有時候太憤激了，簡直稱讚起盜賊。”他“以為盡不妨各從所好，後賢與前賢，弟子與師，是不必相襲的。這樣的論人已經很寬大，不像一般道學家把世界上人都要限定在一條路上”，“公是公非，公好公惡，卓吾這種見識度量，殊非一般講學家所能及”。而李贄之所以根本不將什麼“正學”“異端”的概念放在眼中，“掀翻天地，當機橫行”，大抵是他愛好自由沖抉世網的精神，嵇先生稱之為“極端自由主義”。在《焚書﹒豫約篇》中，李贄感慨生平，說他因“不受管束”之故，在昏暗的世界裡碰了許多釘子：
除了先秦時代，墨子批評孔子，莊子、韓非相對的批評孔子以外；從先秦到近代，對孔子敢有所批評者如王充、劉知己及辛亥革命時期許多報刊、新文化時期諸賢，實在都比不上李卓吾。李卓吾、譚嗣同、李大釗三個大思想家都是為真理而犧牲生命的。但就敢於批評孔子一個問題來具體分析比較，卻可以看出他們有所不同：近代的譚嗣同是尊孔子而反禮教的，他的被害死，是因為主張變法而不是由於批評孔子禮教的。李大釗的被害死，是由於首先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立中國共產黨，也不是由於批評孔子禮教的。譚嗣同、李大釗二人的被害死，同是由於政治問題。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學術問題而被害死的，李卓吾便成為唯一無二的一個思想家了。此其一。李卓吾的批評孔子，堅持到七十多歲的高年，也不是樑漱溟所說的，一個人年老，思想就會變成保守的，此其二。李卓吾是死於獨尊孔子的封建社會時代，而不是死在封建社會已經動搖或被推翻以後，所以他的為反孔而犧牲生命，不僅前無古人，而且是後無來者。此其三。具此三個特點，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誰比得上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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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寫盡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最苦者為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董並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余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甚也。最後為郡守，與守道駱觸……無地自由之中，李贄最終的選擇是對這種體制的逃離和反叛。“當時崇拜卓吾的，直把他當成聖人；反對卓吾的，卻又把他看成洪水猛獸。總而言之，他不是個尋常人，他對於當時思想界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嵇文甫語）而李贄最有影響、最狂放和驚人的議論是《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聘；寧為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為一毛不拔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為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隨天下以我為反覆無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特下後世以我為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而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辦事。彼區區者欲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況依仿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然而，英明聖武的萬歷皇帝卻終於容不下這樣一個思想異端，他擔心李贄“一言喪邦”。於是，一把剃刀結束了晚明思想啟蒙的唯一光亮。李贄割喉時，據說“氣不絕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李贄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和尚何自割？”答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他那種不苟於世，強烈反叛又大悲大憫的心懷從這幾句簡單的問答之中就體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卻是一種悲劇人格，在萬歷三十年永遠無法擺脫的悲劇人格。
可以這樣說，李贄的自割至少使中國歷史倒退了２００年。晚明思想界自此一蹶不振，劫後余生的大多是些不問世事的理學家。等到顧亭林、黃梨洲諸人對專制皇權提出質疑的時候，晚明時曾經一度失控的東方專制主義又開始進入了它的又一個循環之中。極權主義加上種族歧視使滿清一季整個思想都處於潰敗、糜爛和沒落的狀態中。唯一的閃光點是在清初和清末，然而它們之於滿清政權，實在算不上有太大的關聯。何況，滿清政權一直為民族矛盾所糾纏，它所承受的思想革命的環境壓力，遠沒有晚明強烈。同時，滿清的經濟一直處於建設和破壞的反復之中，這也客觀上使政府不必費許多心思去解決“現代化”的問題。然而這畢竟不是政府行事的合理體制，所以它的弊端最終還是要暴露出來。然而在當時，政府的舉措只是如何維護明朝以來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制，這對於維護愛新覺羅家族的利益恐怕比開放性的財政、政治建設更加有效。
作為“第三帝國”鼎盛的代表，滿清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朝代。我們閱遍整個世界歷史，很難發現有第二個皇朝可以像它一樣至始至終地抗拒現代化的壓力。更令人驚奇的是，它居然可以承受各種內憂外患，將政權維護到終於無法維護的２８７年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滿族本身也應該算是一個遊牧民族，依照黃仁宇先生的判斷，“歷史上找不出一個同時管理草原文化與中國精密耕作而產生的文化之共通體制”，滿清對統治的極力維護實在是勉為其難。而鴉片戰爭的失敗於是也可以找到這樣的借口－－“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很難能有一個陸上強國也可以同時成為一個海上霸王。其動員既如是的耗費，而人民也要被強迫在他們的生活領域不能習慣的方向進展，所以很難能持久。”我之所以引用黃仁宇先生的這段文字，就是想說明一下，鴉片戰爭的失敗，其內在的原因當然是中國政治體制的落後導致經濟的落後，然而它的表象和部分實質卻是中國根本沒有自己的海軍，這也是緣於中國沒有成為“現代社會”。
明初中國尚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鄭和下西洋的故事足以証明。然而這卻更加顯示了中國政府目光的淺陋。布爾斯廷說，西方的航海大國不會滿足於禮節上的承認。自古以來，他們遠行就是為了搜尋他們所缺少的東西。古羅馬帝國的船只往返印度洋，那是為了阿拉伯的香水、中國的絲綢和印度的香料。……羅馬錢幣撒遍亞洲而漢朝的金銀財寶則流入羅馬。
中國向來對外國的物產不感興趣，他們只是對能夠顯示帝國榮耀的貢品欣喜若狂。王莽在位時，長安為了一頭活犀牛而喪失了理智。這樣的事情在每個朝代都很普遍。鄭和遠航也是繼承了這種精神，盡管我們現在對他遠行的目的充滿了種種猜測（譬如關於尋找建文帝的傳說）。１４１４年，帝國收到了榜葛剌國進貢的長頸鹿。由於中國的政府要員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東西，長頸鹿在京城引起了轟動。因為長頸鹿很像傳說中的麒麟，而中國的民間傳說、宗教和詩歌都將麒麟的出現視為祥瑞之兆，能夠顯示在位皇帝的英明賢能，所以帝國開展了一次自我慶賀的狂歡。翰林院專門為永樂皇帝寫了一篇諂媚逢迎的頌文：
欽惟皇帝陛下，嗣承太祖高皇帝洪基，德化流行，協和萬邦，三光順序，百靈效職。由是騶虞至，嘉禾生，甘露降，黃河清，醴泉溢，諸物之福，莫不畢至。永樂甲午秋九月，麒麟出榜葛剌國，表進於朝，臣民集觀，欣喜倍萬。臣聞聖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則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與天同德，恩澤廣被，草木昆虫飛潛動植，皆得遂生。故和氣融結，降生麒麟，以為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征。臣度忝列侍從，躬睹嘉瑞，百拜稽首，謹獻頌曰：如是一通冗長的頌詞之後，是對“麒麟”的讚美。布爾斯廷不無諷刺地說，世界上的珍奇物品，只能成為中國德政的象征。於是中國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築起了一座精神長城。當鄭和和其他太監看到“麒麟”的時候，他們被自己眼中的“麒麟”給驚呆了。在長頸鹿的誘惑之下，他奉命遠航，為中國搜羅珍奇物品並到處布撒中國的“德政”和皇帝的“英明”。
於赫聖皇 乃文乃武
踐登寶位 政治法古
１４３３年，鄭和回國，７次標志性的遠航終於結束，然而除了給中國帶來好名聲之外，並沒有帶回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沒有國家成為實際上的附庸國，帝國的版圖也並沒有得到擴張，明朝的政治經濟的組織結構依然呈現出保守性和收斂性，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強大”而改變。而中國的朝貢制度實際上是一種賠本的生意，主要負擔在於中國自己。每年，中國都要為自己的面子付出巨大的開支，得到的實際收益卻微不足道。鄭和下西洋將這種“面子政治”發揮到了極致。我們今日的中學歷史課本拼命強調鄭和下西洋對世界和中國的貢獻、意義，卻從來沒有想到，為了一次窮奢極欲的表演，中國的納稅人付出了多少。“如此昂貴的自吹自夸的航行對於中國皇帝和他的太監是否真正需要？假如中國真是個至善至美的中心，那麼花如此巨款以求放心，不是多余的嗎？”布爾斯廷批評明帝國有大國沙文主義，而我們現今的國民是否完全清除了這種畸形的帝國意識呢？在國民性沒有達到現代化之前奢談社會制度的現代化是多麼可笑！我們今天就是如此。沒有任何現代國家會為了面子進行這樣昂貴的遠航，而進行遠航後沒有任何現代國家會不追求自己的利益，明朝的面子葬送了它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機遇。鄭和最後一次遠航歸來後１６年，“土木堡之變”發生了，帝國的皇帝變成了蒙古人的俘虜，京城也遭到了蒙古人的包圍。這種局面更迫使後來的帝國皇帝將防御的重心放在長城附近，航海成為一種罪惡。這樣便導致了曾擁有４００艘戰艦的艦隊到了１４７４年只剩下了１４０艘。船廠被解散了，水兵紛紛離隊。造船工人出於安全計也紛紛藏匿起來。幾年之後，喧囂一時的大明“皇家海軍”成為一種歷史，“海上已無寸板”。此後一個世紀，歐洲人正四處尋找自己新的領地並且不惜為此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時候，中國正在完善禁止一切航海活動的法制。“到了１５００年，在中國甚至建造一艘雙桅以上的海船也犯死罪。１５２５年，沿海官員奉命拆毀所有船只，並逮捕繼續駕駛這種船只航海的海員。１５５１年，重申間諜罪包括一切乘多桅船出海者，即使他們出海只是為了貿易，也不例外。反對航海的官僚獲得勝利，中國回到了老路。”這種自我封閉的狀態後來終於被倭寇看穿，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
到了清朝，這種政治和軍事上的短視也沒有什麼改觀，也只有“洋務運動”時中國才開始籌備現代海防。這是後話。不過，倘若鄭和真如歐洲冒險家和環球航行者那樣為中國開拓疆土，四處建立殖民地、掠奪他國物產，中國也許便非今日之中國，我們今日談論的一切都將變得毫無意義了。我們大概也無須為中國為何落後、為何沒有實現現代化進行討論了。
■〔寄自廣東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