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１９３４年，詩人曼傑利施坦姆被捕了。他的朋友帕斯捷爾納克為了營救他，便通過布哈林向斯大林求情。斯大林暫時地饒恕了曼德爾施塔姆，並親自給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當時，他們倆還在電話裡聊了起來－－

　　斯大林：如果我是詩人，朋友落難，我肯定越牆去救。……他是不是寫詩的好手？
　　帕斯捷爾納克：是，可問題不在這兒。
　　斯大林：在哪兒呢？
　　帕斯捷爾納克：我想跟您見見面，聊聊。
　　斯大林：好的。我也想跟你好好聊聊。
　　帕斯捷爾納克：你想跟我聊什麼呢？
　　斯大林：生與死。

　　多麼精採的對話啊！可惜它未能繼續下去。

　　他們確實應該好好聊聊。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倆都稱得上是行家。首先是帕斯捷爾納克。這位寫過《生活呵－－我的姐妹》的著名詩人，不僅熱愛生活，也很了解死亡。他就像他自己筆下的日瓦戈醫生一樣，已見過太多的死亡。小說《日瓦戈醫生》以葬禮始以葬禮終。不錯，醫生有時與其說是死神的敵人，不如說是死神的伙伴和同行。在日瓦戈醫生周圍的都接二連三地死去－－他的親人、他的朋友、他的同胞，最後，還有他自己。

　　而上面的談話伙伴中的另一位，卻是一個比詩人（甚至醫生）更了解死亡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他是一位偉大的實踐家。他決不像詩人那樣空談死亡，也不像醫生那樣需要通過科學來了解死亡。他對於死亡的理解是直接的。因為，他就是一個“死亡批發商”。就對於死亡的了解和有效支配方面而言，也許只有死神本人才能與他相提並論。

　　如果這兩個人（碰巧他們還是同鄉）能真的坐在一塊兒，像兩位哲學家朋友一樣就“生與死”的問題來一番對話的話，那他們會說些什麼呢？是不是會比任何一篇“蘇格拉底對話”還要有趣呢？－－這是一個謎。它就像“生與死”本身一樣令人難以破解。我們所知道的是：在幾年之後的一天，也就是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７日，詩人曼傑利施坦姆還是死了。他的朋友終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死在斯大林的集中營裡，然後被埋葬在一個普通公墓裡，墓號是１１４２。當然，再後來，他的朋友和他的敵人也都死了。死神戰勝了他們全體。


２

　　在我們這個時代，“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關於死的談論差不多與關於生的談論一樣的無聊，一樣的沒有意義。人們對於死者的回憶只能持續到死者的屍體完全冷卻。只有少數幾個偉大生命的光榮的死，才被人們特別地記住，當作紀念死神的節日。有誰能記住那幾千萬個生命死亡的日子？死者的屍體迅速地腐爛，化作泥土，只有少數幾個偉大的屍體才會完好如未死，真正地“永垂不朽”。有誰能記住那幾千萬個墳墓的編號？何況還有許許多多的遊魂野鬼壓根兒沒有墳墓。現實教會了我們“辯証地”看待死亡，理解死亡所具有的不同價值。死，仿佛是一架天平，可以稱量人的生命的重量。“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正是這種重量的級差，刺激著我們生者。為此，生者往往會不顧一切地賭上一記，賭一賭泰山的重量。只有鴻毛的輕，才能顯出泰山的重。為了能夠死得重於泰山，人們開始行動－－消滅鴻毛！在奧斯威辛，在“古拉格”，還有其它許多地方。不過，幾千萬根“鴻毛”的重量，是不是也與“泰山”相去不遠了呢？

　　“鴻毛”曼傑利施坦姆被消滅了。他的朋友帕斯捷爾納克會怎麼樣呢？“鴻毛”的朋友肯定也是“鴻毛”。帕斯捷爾納克因《日瓦戈醫生》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這本書卻被認為是污蔑了當時的蘇維埃制度。報紙上開始了對作者的攻擊。但幸運的是他沒有被消滅，因為那時已是赫魯曉夫時代。憤怒的蘇維埃公民異口同聲地要求蘇維埃政府將這個“人民公敵”驅逐出境。他們說：“我從未讀過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小醜的作品，但是，我要求開除他的蘇聯國籍”。既然他願意為資本主義服務，全蘇共青團第一書記謝米恰斯特納同志堅定地指出，那就“讓他到自己的資本主義天堂去吧”。於是，“人民公敵”發抖了，屈服了。他不敢去國外領取獎金，他不斷地寫信向當權者求情，要求當權者允許他留在自己的祖國。“讓我離開我的祖國，”帕斯捷爾納克在當權者的認罪信中這樣寫道，“對於我來說相當於讓我去死亡。”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詩人布羅茨基的命運與帕斯捷爾納克也有相似之處。年輕的布羅茨基由於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在社會上流浪，靠打工來維持生計。這在蘇維埃俄國，即意味著墮落。也就是說，布羅茨基基本上是一個對社會沒有什麼益處的人。既然無益，就可能有害。於是，逮起來。審判。罪名是－－“社會寄生虫”。既然是“寄生虫”，那麼，就應該毫不留情地予以驅除、消滅。誰會願意把一條寄生虫留在自己的肚子裡呢？不過，布羅茨基也很幸運，他也沒有被消滅。他也只是被驅逐出境。這些“鴻毛”，這些可惡的“寄生虫”，應該統統都送到資本主義世界裡去。這樣，只會使社會主義的蘇聯更加純潔，也許還能加快資本主義世界的腐朽和滅亡。


３

　　寧願看到凱撒做一個劊子手，也不願意看到他成為一個哲學家。如果凱撒和他的部下也都來做哲學家的話，那麼，哲學也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謊言。如果凱撒和他的部下甚至還要做詩人的話，那情形將更為可怕。然而，有趣的是，凱撒常常並不滿足於只是做一個凱撒，凱撒有時還想做一位哲學家或詩人。問題是，我們常常能看到各個國度裡的大大小小的凱撒的各種哲學著作和詩集。凱撒們比較喜歡談論諸如辯証法、認識論、物質觀、世界觀以及精神、意志之類的哲學問題，還喜歡談論語言學、宗教學之類的知識。乍一看，仿佛這個國度真的是柏拉圖所構想的“理想國”實現了－－君主就是哲學家。當然，這些君主更喜歡談論詩學，盡管他們也像柏拉圖一樣並不喜歡自己國度裡的詩人。他們對諸如形象思維、表現手法、批評標準乃至文風等詩學范疇都發表意見。當然，這不是一般的個人意見（盡管有時他們會謙虛地將這些意見稱之為“個人的”），而是很快變成了法律。依照這些法律，凱撒們消滅所有的哲學家和詩人，從而使自己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哲學家和詩人。因此，在一個極權的國度裡，“哲學家之死”、“詩人之死”一類的事才會頻頻發生，而人民往往只能依靠閱讀凱撒的哲學著作和詩集來了解哲學和詩歌了。

　　相比之下，斯大林是一位缺乏藝術才能的，至少可以說是在這方面缺乏自信心的凱撒。他在這個方面遭到了來自詩人的懲罰性的回應。據帕斯捷爾納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茲回憶，斯大林一度對帕斯捷爾納克表示出特別的關懷。有一次，斯大林對帕斯捷爾納克說，他的一位朋友在寫詩（凱撒常常也有詩人朋友！），想聽聽帕斯捷爾納克對這些詩看法。“幾天後給帕斯捷爾納克送來了詩。鮑裡斯﹒列昂尼多維奇馬上就明白，這是斯大林本人寫的，詩寫得相當單調乏味。……突然電話鈴響了，於是，鮑裡斯﹒列昂尼多維奇果斷地對斯大林說，詩寫得不好，讓他的朋友最好去幹別的、對他更合適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會兒說：‘謝謝您的坦率，我就這樣轉達。’”這位“朋友”當然有“別的、對他更合適的事情”可幹，並且，在那個行當裡，他幹得很出色。可是，畢竟隔行如隔山。在另一個行當裡，權柄卻落到了帕斯捷爾納克手裡。當然，凱撒們想要攫取這個權柄也很簡單。在歷史上，秦始皇時代、希特勒時代以及“文革”時代都採取過同樣的、簡單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爾納克的行為無非是在自己擁有權柄的領域內，充分使用了這個權利。但要做到這一點，卻必須冒著失去生存的權利的危險。帕斯捷爾納克在詩歌的國度裡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卻有權在現實的國度裡宣判帕斯捷爾納克本人及其詩歌的死刑。


４

　　雅庫布是昆德拉的《為了告別的聚會》中的一個人物。這個人隨身帶著一粒淡藍色的小藥片－－這是一粒毒藥。雅庫布曾在捷克的斯大林式的集中營裡呆過一段時間，他知道，在這種地方，死亡會以怎樣的方式降臨。此人不喜歡集中營的死亡方式，所以，他要將自己的生命存在與否的決定權交給這粒小小的藥片。對於雅庫布來說，活著甚至比死亡更令人難以忍受。保留一粒“淡藍色的藥片”，也就是保留在無法忍受活著的時候，向死亡尋求安慰。因而，“淡藍色的藥片”所帶來的死亡與其說是令人恐懼的，不如說是與人為善的和充滿希望的。為了“個人的自由選擇死亡”的權利，雅庫布把這粒藥片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珍貴。多麼巧妙啊！這樣一粒小小的藥片，就能擁有斯大林一樣的權力嗎？它看上去就像一枚漂亮的小鈕扣。也許還裹有糖衣哩，放在嘴裡甜絲絲的，而且容易吞嚥。誰能說死亡是令人恐懼的？誰能說死神面目猙獰？更為奇妙的是，它居然還是淡藍色的！這是一種天空和夢幻的顏色－－可愛的、富於詩意顏色。藥片的制造者斯克雷托醫生是一位浪漫主義者，或者說，他簡直就是一位詩人，一位了不起的浪漫主義詩人。在當時的捷克、蘇聯（當然，還有其它許多地方），假如一個人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生命的存在或死亡，這難道不是一個美好的夢想嗎？

　　卡繆說，真正值得思考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對於這位存在論哲學家而言，哲學的基礎顯然只能建立在作為個體的存在者的存在意義之上。這樣，值不值得活下去，這才是他的哲學的根本問題。真正的哲學思考也就是每一個個人對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的思考，而作為哲學之最高境界的“自由”，也就是每一個個人都具有選擇是否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雅庫布的對於死亡的自由選擇的觀點，與卡繆的哲學十分接近。他基本上是在履行卡繆的死亡哲學。雅庫布曾經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認為每個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應該得到一片毒藥，並且還要舉行莊嚴的贈送儀式，這不是為了引誘人們去自殺，相反，是為了讓他們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為了讓每一個人帶著這種確定活著，即使他們是自己生死的君王和主宰。

　　這些觀點當然是十分精辟的，但也不免有些不切實際。在哲學史上，哲學家們總喜歡談論蘇格拉底的審判，仿佛其中有著什麼關於“生與死”的深奧的道理。然而，現在看來蘇格拉底是幸運的。首先，他自覺而又自由地選擇了去死，然後，他又如願以償地獲得了一杯毒藥。毒藥在最終成全了他作為一位哲學家的最高夢想－－“自由”。在一個專制的國度裡，人民也總是向獨裁者要求自由。但這個要求太過分了。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哲學家。因此，人民不得不為自己的過分的要求而流血。其實，倒不如要求給某個人發放一粒淡藍色的藥片。而事實上，在當時的捷克或蘇聯，並不是任何人都像雅庫布那樣，有一位浪漫蒂克的醫生朋友，有條件獲得這樣一粒小小的藥片。試想，如果當時的任何一個捷克人或蘇聯人都隨隨便便地就能得到這樣一粒藥片的話，那麼，他們肯定會由衷地感謝仁慈的主宰者的偉大的恩賜，他們會像小孩子分得了糖果一樣地高興，會爭先恐後地比賽吞食這種藥片。這個要求太高了嗎？也許不高，但太離奇了。所以，人民委員斯大林同志總是這樣回答說：“我們不理睬他們！”

　　對於斯大林時代的俄國人來說，“自殺”與“是否值得活下去”並不是一個（像卡繆和昆德拉所認為的那樣的）關於生存的哲學問題。“活下去”不是值不值得，而是能不能夠。它依靠的不是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而僅僅是運氣。它有時更像是一個算術問題，一個並不太復雜的概率論。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有一個為個人意志所無法克服的“最高意志”，在決定著某個人是否值得或下去。－－這聽上去好像是在談論神學。不錯，這正是斯大林時代的“存在神學”。在這個“存在神學”體系中，為自己而活的理由是不存在的。我們活著，是為了他人（多麼高尚的生命啊！），也就是說，必須是有某些或某個他人需要我們活下去，我們才能活下去。否則，我們就得去死。誰能擁有最大的活的權利？是那些為最多的人而活的人。斯大林活著，是為了全蘇聯人民（也許是全世界人民），所以，斯大林活著，才使全體蘇聯人民能更好地活下去；而為了能讓斯大林活著，則又必須讓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去死。－－這就是這個“存在神學”所包含的關於“生與死”的“辯証法”。帕斯捷爾納克懂得這個“辯証法”嗎？這位“社會主義的惡毒的敵人和頹廢的形式主義者”當然不懂。雅庫布似乎懂了－－他幹脆逃之夭夭。


５

　　“寄生虫”布羅茨基曾說過，與其在暴政下做犧牲品或做達官顯貴，毋寧在自由的狀態下一無所成。乍一看，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寄生虫哲學”，是“寄生虫”們在為自己的苟且偷生找借口。但這也未嘗不是對暴政下的人生哲學的最好總結。也許，暴政下的人的生存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此。相比之下，諸如“決不會因為虛度光陰而懊惱，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之類的說教，反倒顯得尤其的空洞、蒼白而且一文不值。這種“人生哲學”鼓勵“鴻毛們”努力成為“泰山”，但最終無非是使他們的死亡的痛苦來得更加沉重。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還不僅僅是說教，簡直可以說是欺騙，甚至是謀殺。在“淡藍色的藥片”面前，所謂“存在的意義”之類的問題不會有任何意義。

　　千百年來，關於“生與死”，特別是關於“死”，人們已經談過許多，但是，我們終於未能聽到領袖與詩人之間的關於“生與死”的直接交談。在我看來，實在是一個大遺憾。設若斯大林與帕斯捷爾納克真的有過一次這樣的交談，那會是怎樣的呢？也許領袖會教導詩人關於死亡的“辯証法”？關於“鴻毛與泰山”的道理？要麼，幹脆讓詩人永遠不再開口談話？而詩人會說些什麼呢？他是用自己的詩歌來宣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諭？還是為他自己、為他的朋友，請求領袖賜給一粒“淡藍色的藥片”？

■〔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