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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3
□ 京不特
最近，因為一些橄欖樹的具體事務，我覺察到國內發生的幾件看起來和文學有關的事情。幾種不同的爭議（既然看見，就不能不留意的）：一是關於金庸的，一是關於魯迅的，一是關於文學的傾向問題。在這裡我也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是喜歡金庸和魯迅的作品的。同時我也是一個寫作者。早年對於金庸和魯迅的閱讀使得我在看見一些社會問題時，想起他們作品中的一些描寫。但是，在我自己寫作的時候，我一般不會想起他們的作品，因為我自己的寫作是他們的東西所無法替代的，否則我也就不用自己寫了。
我在這裡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我在一些爭議之中能夠看見這樣一種潛在的抱怨：因為他們的存在，文學的發展被妨礙了。或者，一種吶喊：他們其實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另一些人的作品。當然也有更多曲解性的、為競鬥而爭勝的論辯。我不想談論那些曲解後的批判（諸如把一些在他們所不具備的文學目的加在他們身上，或者把今天我們時代的特定媚俗現象，放到“那個時代”的他們的身上），因為我認為對一個“對虛構的對象的批判”的反批判，和這“虛構批判”同樣無聊。在這裡我想說的，一是文學的發展沒有被他們“妨礙”；一是不管他們算什麼不算什麼，都和“另一些人的作品是否重要”無關。
在和金庸有關的爭議上，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說，所以我無法說出二者作品的比較。但是我覺得這在作品閱讀的本身是無關緊要的。如果這另一位小說家的作品非常好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語言個性等等，並不就此成為“金庸小說一無是處”的依據；同樣，如果另一位小說家的作品很糟，也並不因此能夠說明“金庸的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歷史意義等等”。郭沫若在紅海洋的時代寫了許多，都是垃圾，而它們之所以是垃圾，和是不是加繆在五七年得了諾貝爾獎毫無關系，相反那純粹是因為郭沫若自己在制造垃圾。
或許什麼時候我會閱讀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說，如果他是一個出色的小說家，那麼我的感嘆是“好小說！”，而不會是“金庸因此從此有問題！”
在魯迅的問題上，曲解的成份更多。正如作為反意識形態強調個人強力意志的尼採的名字被濫用成了納粹的消滅個人意志的意識形態哲學家的名字，反對奴性精神的魯迅被一個向人民灌輸奴性的意識形態豎作了權威。正如對於尼採的破壞不在於那些讀懂或者讀不懂尼採的人們的攻擊，而是那些把尼採曲解為“真正尼採所根本不是的思想”的人的閹割；魯迅的災難則是一個奴化人的政府對之的膜拜。
在紅海洋的時代，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把那被曲解了的魯迅立作中國的文學權威。在那個時代，中國不存在文學，“作家”、“詩人”們為意識形態炮制謊言。然而，這和魯迅毫無關系。首先，“成為權威”是和魯迅的寫作精神相悖的，－－作為死者，他被以“命名為權威”的方式閹割；其次，那個時代的“作家”、“詩人”們之所以不寫作品而只炮制謊言，不是因為讀魯迅太多，而是因為外在社會政治的黑暗兼內在人格的低下。
然而今天“這被曲解的魯迅”已經不再是偶像，或許今天是人們更能夠平靜地閱讀魯迅的時候。（比如說，在學術界爭論中國應當堅持傳統還是西化的時候，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看一下魯迅的拿來主義觀點，估計許多非本質的思想混亂就可以避免。）
我相信在今天作為一種“曲解運動”的“魯學研究”之類的努力是徒勞的。因此我也認為“反對魯迅運動”也同樣是建立在一場虛構之上；當然如果有人為反對而反對而致力於虛構，那是因為他有別的目的，和魯迅就沒有關系了。
觀察一下，我能夠發現，中國的文化界確實一直是倚靠在偶像權威上大喊反對權威的。只是今天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偶像不是魯迅，而是被誤讀或者沒有被誤讀的“解構主義”、“後現代”、“後殖民”、“福科”、“啟蒙批判（對“啟蒙批判”的最大曲解就是將之誤讀為“反啟蒙”）”等等。理性是中國所需要的，正如理性是西方和一切人類的社會所需要的。理性啟蒙在西方出了毛病，不是因為理性多余而是因為理性啟蒙本身的不夠理性；理性啟蒙在中國出了毛病（近代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革命”），不是因為在中國不應當出現理性啟蒙，而是因為在理性達成了對人的啟蒙之前，非理性卻已經以更快的速度取代理性的位置而把新的蒙昧主義施加在人們頭上。所以，有著責任心的中國人今天的工作不是反“理性啟蒙”、不是“回歸蒙昧主義的田園夢境”，而是通過啟蒙批判、通過對“出了毛病的中國啟蒙運動”的反思而找到問題的根源而真正向理性啟蒙的本來目的靠近。
雖然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我很反感閱讀魯迅賀敬之郭沫若等等的文字，－－因為那是一種意識形態在使用它的權威迫使我讀；而在沒有被外來權威強迫的今天，我不會去讀賀敬之郭沫若，但是我喜歡魯迅王小波，正如我喜歡閱讀我的朋友們的作品。魯迅是一個真誠的作家，他用自己的心血寫作；這就是我喜歡魯迅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向我的朋友們推薦魯迅，我也向我的朋友們推薦尼採、霍克海默、阿多諾和福科；我向我的朋友推薦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反文化、反啟蒙的權威”，而是因為他們對文化問題的思考、他們對理性本身的批判。是的，他們都對啟蒙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諸如魯迅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尼採的人文主義批判、阿多諾對科學文化成為“第二自然”的辯証論述，等等），但是他們不是反啟蒙，他們寫作和思考的出發點也不是為了成為人們的權威。如果讀者誤讀、曲解他們，如果讀者不使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而將他們頂禮膜拜地豎為權威，那麼出毛病的是讀者自己：是讀者把作者豎作權威，而這正是作者所立意反對的。
他們的文字給人以啟發。這些文字的被閱讀不是錯誤；錯誤的是人們曲解和權威化他們。
我不認為誰有權利對別人規定，“應當怎樣寫作”。但是在這裡我只是說出自己對寫作的看法，而讓同意我的觀點的人們同意，讓不同意我的觀點的人們不同意。
“首先實現啟蒙，隨後才談得上解放”。我重新讀《亞文化是什麼》，其中一段文字讓我想到許多。我把這個段落附在後面，這樣我就偷一點文字懶了；因為我覺得作者的文字本身很說明問題。
（如果說人們在說“返璞歸真”，那麼就意味了人離開過“璞”和“真”，所以才談回歸；否則人無法說“返璞歸真”，因為人一直在粗璞和天真之中；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反啟蒙運動”正象那從來沒有擺脫過粗璞和天真的人在鸚鵡學舌－－“返璞歸真、返璞歸真！”。）
摘錄：
“……
因為，只要我們還在堅持亞文化的中心問題，也就是啟蒙的問題、人性解放的問題（這事實上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所面臨的根本問題），那麼，尋找一種能夠促使人性解放、使中國的啟蒙成為現實的藝術形式，也就勢必將成為我們的主要美學課題。
在一個後工業社會的文化空間中，馬爾庫塞認為“藝術就是解放”、“藝術即形式”，並且，將藝術積極改造成為一種純感性的實踐活動。但是，在我們中國呢？如果亞文化確實已經將存在主義、現代派的實驗活動、現代主流哲學作為自己一筆真實的精神遺產，那麼，顯而易見，我就只能堅持作為一個中國人而獨立地屹立在這塊大地上，將“世界公民”視為我們心靈的烏托邦，將西方的種種文化視為一場正在改造我們的思想、改造我們觀察世界方式的智力活動，而不是我們真實的生活、真實的體驗，更不是我們的文學。
目前，由讀書活動引起的智力癱瘓是嚴重的。事實上，你只要還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基本的生存境遇、基本的情感形式還未改變，你就不能忽而是黑格爾，忽而是佛洛伊德、現代派、現代主義，忽而又是馬爾庫塞了，這種消費型的思維、意識形態思維，除了証明你是一個根本無知的野蠻人、一個智力上的蠱惑者，還能証明什麼呢？
我們只有首先實現啟蒙，隨後才談得上解放。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命題是：“藝術就是啟蒙”、“藝術就是內容”，而不是其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是批判現實主義而不再喜歡其他標簽的原因。那麼做一個批判現實主義者，什麼才是他的基本的藝術觀呢？
自解釋學成為一種哲學以後，讀者、作者、作品的關系、意義問題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重視與討論。但是，應當承認的是，我們至今對它的看法還是沉浸在非常混亂與無聊的見解之中的。其實，只要我們認清這種學術得以生存的文化前題，那麼，認清這三者之間的真實關系，也就不會顯得那樣的煩復與艱難了。正如反啟蒙只有出現在具有高度文化積累的西方現代社會才會成為一項真實的“人性解放”的口號一樣，現代派將作品的意義交給讀者決定，這也是由於高度的文化積累才會產生具有解放力量的消費型文化，產生“藝術即遊戲”這類理論的。
而我們的現狀是什麼？據說野蠻人每一次遊戲之後，便將為他自己套上一具新的枷鎖，例如巫術、祈禱之類的危險遊戲。有時，我從電視機裡看到我們的搖滾歌手，他或她正在拼命地扭動、嘶啞，我就擔心，從他脆弱、先天不良的體質中怎麼還會有力氣、精力再來支配他下一次的扭動、嘶啞？當我們的男性普遍地患有陽痿、女性患有陰冷的時候，發泄便成為進一步的病情惡化，消費便成為進一步的掠奪。
我們能夠成為現代派嗎？我們是這樣想的，因為它確實感動過我們。可事實上我們卻做不到，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只要普遍的文化積累貧困還是我們的生存世界，我們便需要創造而不是消費；便需要積累而不是掠奪、發泄或遊戲。因此，需要我們今天去捍衛的東西還仍然是啟蒙的口號，是去承認作家作為啟蒙實踐者的合法地位，並由此捍衛作家的純潔與崇高。”（王一樑《亞文化是什麼》）
附、關於“拿來主義”。一封一九九八年的電子郵件：
中國有過相比同時代的其它國家更輝煌的文明，但那是過去。中國的文明應當是屬於博物館的東西，我們（至少是我自己）不能讓它來壓迫或者決定我們。在古代，中國輝煌過，但是那是古代，那是和當時的世界各國比較。如果我們現在回到古代，那我們有能夠怎樣呢？結果只是比不上今天的中國。
當新儒家們說，“我們應當重新恢復我們的華夏傳統文明”時，我就在想，如果日本人說他們要恢復他們“自己的文明”，那麼他們只能得到他們的野蠻人的儀式，日本人正是因為在那時有著面對華夏文明的自卑，所以拼命進口華夏文明，而在之後又有著對西方文明的自卑，所以又拼命進口西方文明。是什麼東西使得日本人有一個這樣的今天，那是他們的那種居於野蠻民族地位的自卑和不甘心。同樣，如果歐洲人（尤其是英國德國北歐等）說他們要恢復他們“自己的文明”，那麼他們只能得到他們的野蠻人的儀式。他們在古代則是因為有著面對希臘文明的自卑而接受了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傲慢而自以為是的中國今天肯定是落後的，正如傲慢而自以為是的羅馬終究衰落。
我不是要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我認為是應當讓中國的傳統文化進入博物館，而不讓它來決定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同樣，我們也面對著西方文化，那麼也讓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博物館，而不讓它來決定我們中國人的思維。
從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決定中國人的思維，所以中國人甚至無法在自己的文化中取真正的精華，而全盤西化的結果則是我們無法在西方文化中選擇其精華。我想，如果中國人要真正趕上和超前世界的現代文明，那麼就必須把中西方文明都放入博物館，然後，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入這博物館去重新發現、重新選擇。我想，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在今天並不過時。無所謂中國文化、無所謂西方文化，合理的我們就拿下，不合理的就扔掉。孔子是人不是聖、作為純粹宗教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土地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不用什麼自卑心理，但是記住，文化（不管是“華夏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沒有什麼可讓我們夸耀的；相反，從野蠻進入文明的人們才值得夸耀，因為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祖先所達不到的東西。
千萬不要把博物館當成自己的住宅－－如果那樣，我們的住宅永遠是破破爛爛。我們把博物館放在一邊然後造適合我們自己住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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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自己是喜歡金庸和魯迅的作品的。同時我也是一個寫作者。早年對於金庸和魯迅的閱讀使得我在看見一些社會問題時，想起他們作品中的一些描寫。但是，在我自己寫作的時候，我一般不會想起他們的作品，因為我自己的寫作是他們的東西所無法替代的，否則我也就不用自己寫了。
我在這裡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我在一些爭議之中能夠看見這樣一種潛在的抱怨：因為他們的存在，文學的發展被妨礙了。或者，一種吶喊：他們其實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另一些人的作品。當然也有更多曲解性的、為競鬥而爭勝的論辯。我不想談論那些曲解後的批判（諸如把一些在他們所不具備的文學目的加在他們身上，或者把今天我們時代的特定媚俗現象，放到“那個時代”的他們的身上），因為我認為對一個“對虛構的對象的批判”的反批判，和這“虛構批判”同樣無聊。在這裡我想說的，一是文學的發展沒有被他們“妨礙”；一是不管他們算什麼不算什麼，都和“另一些人的作品是否重要”無關。
在和金庸有關的爭議上，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說，所以我無法說出二者作品的比較。但是我覺得這在作品閱讀的本身是無關緊要的。如果這另一位小說家的作品非常好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語言個性等等，並不就此成為“金庸小說一無是處”的依據；同樣，如果另一位小說家的作品很糟，也並不因此能夠說明“金庸的很深刻很有力度很有歷史意義等等”。郭沫若在紅海洋的時代寫了許多，都是垃圾，而它們之所以是垃圾，和是不是加繆在五七年得了諾貝爾獎毫無關系，相反那純粹是因為郭沫若自己在制造垃圾。
或許什麼時候我會閱讀那位金庸的批判者的小說，如果他是一個出色的小說家，那麼我的感嘆是“好小說！”，而不會是“金庸因此從此有問題！”
（二）
在魯迅的問題上，曲解的成份更多。正如作為反意識形態強調個人強力意志的尼採的名字被濫用成了納粹的消滅個人意志的意識形態哲學家的名字，反對奴性精神的魯迅被一個向人民灌輸奴性的意識形態豎作了權威。正如對於尼採的破壞不在於那些讀懂或者讀不懂尼採的人們的攻擊，而是那些把尼採曲解為“真正尼採所根本不是的思想”的人的閹割；魯迅的災難則是一個奴化人的政府對之的膜拜。
在紅海洋的時代，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把那被曲解了的魯迅立作中國的文學權威。在那個時代，中國不存在文學，“作家”、“詩人”們為意識形態炮制謊言。然而，這和魯迅毫無關系。首先，“成為權威”是和魯迅的寫作精神相悖的，－－作為死者，他被以“命名為權威”的方式閹割；其次，那個時代的“作家”、“詩人”們之所以不寫作品而只炮制謊言，不是因為讀魯迅太多，而是因為外在社會政治的黑暗兼內在人格的低下。
然而今天“這被曲解的魯迅”已經不再是偶像，或許今天是人們更能夠平靜地閱讀魯迅的時候。（比如說，在學術界爭論中國應當堅持傳統還是西化的時候，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看一下魯迅的拿來主義觀點，估計許多非本質的思想混亂就可以避免。）
我相信在今天作為一種“曲解運動”的“魯學研究”之類的努力是徒勞的。因此我也認為“反對魯迅運動”也同樣是建立在一場虛構之上；當然如果有人為反對而反對而致力於虛構，那是因為他有別的目的，和魯迅就沒有關系了。
觀察一下，我能夠發現，中國的文化界確實一直是倚靠在偶像權威上大喊反對權威的。只是今天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偶像不是魯迅，而是被誤讀或者沒有被誤讀的“解構主義”、“後現代”、“後殖民”、“福科”、“啟蒙批判（對“啟蒙批判”的最大曲解就是將之誤讀為“反啟蒙”）”等等。理性是中國所需要的，正如理性是西方和一切人類的社會所需要的。理性啟蒙在西方出了毛病，不是因為理性多余而是因為理性啟蒙本身的不夠理性；理性啟蒙在中國出了毛病（近代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革命”），不是因為在中國不應當出現理性啟蒙，而是因為在理性達成了對人的啟蒙之前，非理性卻已經以更快的速度取代理性的位置而把新的蒙昧主義施加在人們頭上。所以，有著責任心的中國人今天的工作不是反“理性啟蒙”、不是“回歸蒙昧主義的田園夢境”，而是通過啟蒙批判、通過對“出了毛病的中國啟蒙運動”的反思而找到問題的根源而真正向理性啟蒙的本來目的靠近。
雖然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我很反感閱讀魯迅賀敬之郭沫若等等的文字，－－因為那是一種意識形態在使用它的權威迫使我讀；而在沒有被外來權威強迫的今天，我不會去讀賀敬之郭沫若，但是我喜歡魯迅王小波，正如我喜歡閱讀我的朋友們的作品。魯迅是一個真誠的作家，他用自己的心血寫作；這就是我喜歡魯迅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向我的朋友們推薦魯迅，我也向我的朋友們推薦尼採、霍克海默、阿多諾和福科；我向我的朋友推薦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反文化、反啟蒙的權威”，而是因為他們對文化問題的思考、他們對理性本身的批判。是的，他們都對啟蒙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諸如魯迅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尼採的人文主義批判、阿多諾對科學文化成為“第二自然”的辯証論述，等等），但是他們不是反啟蒙，他們寫作和思考的出發點也不是為了成為人們的權威。如果讀者誤讀、曲解他們，如果讀者不使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而將他們頂禮膜拜地豎為權威，那麼出毛病的是讀者自己：是讀者把作者豎作權威，而這正是作者所立意反對的。
他們的文字給人以啟發。這些文字的被閱讀不是錯誤；錯誤的是人們曲解和權威化他們。
（三）
我不認為誰有權利對別人規定，“應當怎樣寫作”。但是在這裡我只是說出自己對寫作的看法，而讓同意我的觀點的人們同意，讓不同意我的觀點的人們不同意。
“首先實現啟蒙，隨後才談得上解放”。我重新讀《亞文化是什麼》，其中一段文字讓我想到許多。我把這個段落附在後面，這樣我就偷一點文字懶了；因為我覺得作者的文字本身很說明問題。
（如果說人們在說“返璞歸真”，那麼就意味了人離開過“璞”和“真”，所以才談回歸；否則人無法說“返璞歸真”，因為人一直在粗璞和天真之中；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反啟蒙運動”正象那從來沒有擺脫過粗璞和天真的人在鸚鵡學舌－－“返璞歸真、返璞歸真！”。）
摘錄：
“……
因為，只要我們還在堅持亞文化的中心問題，也就是啟蒙的問題、人性解放的問題（這事實上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所面臨的根本問題），那麼，尋找一種能夠促使人性解放、使中國的啟蒙成為現實的藝術形式，也就勢必將成為我們的主要美學課題。
在一個後工業社會的文化空間中，馬爾庫塞認為“藝術就是解放”、“藝術即形式”，並且，將藝術積極改造成為一種純感性的實踐活動。但是，在我們中國呢？如果亞文化確實已經將存在主義、現代派的實驗活動、現代主流哲學作為自己一筆真實的精神遺產，那麼，顯而易見，我就只能堅持作為一個中國人而獨立地屹立在這塊大地上，將“世界公民”視為我們心靈的烏托邦，將西方的種種文化視為一場正在改造我們的思想、改造我們觀察世界方式的智力活動，而不是我們真實的生活、真實的體驗，更不是我們的文學。
目前，由讀書活動引起的智力癱瘓是嚴重的。事實上，你只要還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基本的生存境遇、基本的情感形式還未改變，你就不能忽而是黑格爾，忽而是佛洛伊德、現代派、現代主義，忽而又是馬爾庫塞了，這種消費型的思維、意識形態思維，除了証明你是一個根本無知的野蠻人、一個智力上的蠱惑者，還能証明什麼呢？
我們只有首先實現啟蒙，隨後才談得上解放。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命題是：“藝術就是啟蒙”、“藝術就是內容”，而不是其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是批判現實主義而不再喜歡其他標簽的原因。那麼做一個批判現實主義者，什麼才是他的基本的藝術觀呢？
自解釋學成為一種哲學以後，讀者、作者、作品的關系、意義問題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重視與討論。但是，應當承認的是，我們至今對它的看法還是沉浸在非常混亂與無聊的見解之中的。其實，只要我們認清這種學術得以生存的文化前題，那麼，認清這三者之間的真實關系，也就不會顯得那樣的煩復與艱難了。正如反啟蒙只有出現在具有高度文化積累的西方現代社會才會成為一項真實的“人性解放”的口號一樣，現代派將作品的意義交給讀者決定，這也是由於高度的文化積累才會產生具有解放力量的消費型文化，產生“藝術即遊戲”這類理論的。
而我們的現狀是什麼？據說野蠻人每一次遊戲之後，便將為他自己套上一具新的枷鎖，例如巫術、祈禱之類的危險遊戲。有時，我從電視機裡看到我們的搖滾歌手，他或她正在拼命地扭動、嘶啞，我就擔心，從他脆弱、先天不良的體質中怎麼還會有力氣、精力再來支配他下一次的扭動、嘶啞？當我們的男性普遍地患有陽痿、女性患有陰冷的時候，發泄便成為進一步的病情惡化，消費便成為進一步的掠奪。
我們能夠成為現代派嗎？我們是這樣想的，因為它確實感動過我們。可事實上我們卻做不到，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只要普遍的文化積累貧困還是我們的生存世界，我們便需要創造而不是消費；便需要積累而不是掠奪、發泄或遊戲。因此，需要我們今天去捍衛的東西還仍然是啟蒙的口號，是去承認作家作為啟蒙實踐者的合法地位，並由此捍衛作家的純潔與崇高。”（王一樑《亞文化是什麼》）
附、關於“拿來主義”。一封一九九八年的電子郵件：
中國有過相比同時代的其它國家更輝煌的文明，但那是過去。中國的文明應當是屬於博物館的東西，我們（至少是我自己）不能讓它來壓迫或者決定我們。在古代，中國輝煌過，但是那是古代，那是和當時的世界各國比較。如果我們現在回到古代，那我們有能夠怎樣呢？結果只是比不上今天的中國。
當新儒家們說，“我們應當重新恢復我們的華夏傳統文明”時，我就在想，如果日本人說他們要恢復他們“自己的文明”，那麼他們只能得到他們的野蠻人的儀式，日本人正是因為在那時有著面對華夏文明的自卑，所以拼命進口華夏文明，而在之後又有著對西方文明的自卑，所以又拼命進口西方文明。是什麼東西使得日本人有一個這樣的今天，那是他們的那種居於野蠻民族地位的自卑和不甘心。同樣，如果歐洲人（尤其是英國德國北歐等）說他們要恢復他們“自己的文明”，那麼他們只能得到他們的野蠻人的儀式。他們在古代則是因為有著面對希臘文明的自卑而接受了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傲慢而自以為是的中國今天肯定是落後的，正如傲慢而自以為是的羅馬終究衰落。
我不是要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我認為是應當讓中國的傳統文化進入博物館，而不讓它來決定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同樣，我們也面對著西方文化，那麼也讓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博物館，而不讓它來決定我們中國人的思維。
從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決定中國人的思維，所以中國人甚至無法在自己的文化中取真正的精華，而全盤西化的結果則是我們無法在西方文化中選擇其精華。我想，如果中國人要真正趕上和超前世界的現代文明，那麼就必須把中西方文明都放入博物館，然後，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入這博物館去重新發現、重新選擇。我想，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在今天並不過時。無所謂中國文化、無所謂西方文化，合理的我們就拿下，不合理的就扔掉。孔子是人不是聖、作為純粹宗教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土地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不用什麼自卑心理，但是記住，文化（不管是“華夏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沒有什麼可讓我們夸耀的；相反，從野蠻進入文明的人們才值得夸耀，因為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祖先所達不到的東西。
千萬不要把博物館當成自己的住宅－－如果那樣，我們的住宅永遠是破破爛爛。我們把博物館放在一邊然後造適合我們自己住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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