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話說唐朝的得道高僧唐三藏一路往西天去，要取那真經。這大唐去往西天路途遙遠，有十萬八千裡，沿途又多有妖精出沒，可謂是兇多吉少。但唐三藏手下有三位高徒保護左右，一路上可逢兇化吉。這三位分別喚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其中，大徒弟孫行者孫猴子功夫最是了得，也最為忠心，加上勇敢和足智多謀，教那些想吃唐僧肉的妖精們無從得手，不在話下。

　　孫猴子偶爾也會離開片時，或探路或化齋。這種時候，他總是對師傅的安全放心不下。好大聖，舞動如意金箍棒在地上只一劃，劃出個大圓圈來，將師傅圈在當中。時有妖精前來，欲將唐僧擄了去。妖精剛一欺近，但見那圈子大放光芒，將妖精擋在外面。只要唐僧不出這個無形的光圈，便可保性命無虞。

　　小時侯看《西遊記》，總是納悶，你說那唐僧是聖人，卻也是肉眼凡胎，而且糊塗得可以，與我等無異。若是沒有孫猴子保護，只怕早變成妖精們的盤中餐了。這樣的聖人，其高明之處何在？真正厲害的是孫猴子。玩起遊戲來我們都想扮演孫猴子，退而求其次也得演個豬八戒，演沙和尚已是萬般無奈了。要麼，幹脆就演妖精。沒有誰會樂意扮演唐僧，哪怕是演個小妖也比唐僧強。所以，《西遊記》一書中的真正的英雄不是聖僧唐三藏，而是那猴頭。

　　一部現代中國的文化史，差不多也是一部《西遊記》。其中，最大的文化“聖僧”就是魯迅。魯迅就是一個被各種各樣的無形的光圈所包圍的現代聖人。圍繞著魯迅的光圈稱作“魯迅學”，或者“魯學”。不過，孫猴子不止一個，而是一群，幾乎可以組成一支龐大的軍隊，在文化的國度所向披靡。盡管人數眾多，但他們卻有著相似的外表，一個個雷公臉，火眼金睛，仿佛為孫猴子的毫毛變化而成。他們的精神魔法就是這個圈子的光芒所在。這些“魯學家”們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魯學”圈子四周，虎視眈眈，監視著任何企圖接近魯迅的人。人們如果不是心存頂禮膜拜之意的話，就大有可能屬於妖精之類，自然也就無一例外地被阻擋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只是被阻擋而沒有招致“聖徒”們的一頓亂棒，這已算是幸運的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有某雜志曾經發表過一篇對魯迅持異議的文章，這個雜志很快就消失了。但這顯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當今的“魯學”差不多成了可以與傳統“儒學”等量齊觀的一門顯學。而正如孫猴子是小說《西遊記》中的真正英雄一樣，那些“魯學家”才是“文化西遊記”中的真正的英雄。這，也許是“魯學”格外發達的一個小秘密。


２

　　一個人若要成為“聖人”，身邊必須要有三種人。

　　一，要有一位好朋友。這種人有著特別的忠誠，熱心腸，但在理解力上顯得較為平庸。他其實並不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卻不遺余力地將朋友打扮成一個“聖人”。比如卡夫卡的密友馬克斯﹒勃洛德，就是這樣一種人。卡夫卡最初的名聲仰賴於他的狂熱的鼓吹。

　　二，要有一位一個好夫人（丈夫），或者是有一位（或多位）好情人。由於愛情或者其它一些關乎利害的原因，這種人在忠誠方面比前一種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也就往往顯得更加狂熱。他們精心記錄著“聖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細節，妥善地保存著“聖人”的任何（哪怕是毫無用處的）片言只語。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從情感方面看，這種行為無可厚非。愛常常使人變得糊塗，使人做出種種愚蠢的事來。

　　三，要有一些（越多越好）好弟子。他們會虔誠地記錄先生的言行：起居、教誨，乃至任何片言只語。這種人的作用比前兩種人要大得多，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古代的大聖賢如希臘的蘇格拉底、中國的孔夫子等，都弟子眾多。近代以來的歌德身邊的愛克曼，卡夫卡的那位可疑的“弟子”雅諾什，也都是很好的例子。在當今的學者名流中，不少人本就執教於大學，桃李滿天下，可謂得天獨厚，成為“大師”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了。在作家中，則似乎只有張煒深知個中三昧。

　　在魯迅身邊，這三種人均已齊備。

　　許壽裳稱得上是一位忠實的、特別能盡朋友之職責的朋友。他與魯迅的交情甚深。他對友情的忠誠，完全是古老的道德遺風的再現。這在如今這個人情澆漓的時代倒不失為楷模。許壽裳為自己的好友專門寫了兩本書－－《我所認識的魯迅》和《亡友魯迅印象記》。從這兩本書來看，許壽裳倒確實是個老好人，太忠厚了，以致到了糊塗的地步。他對那位已故的友人的評價，讓人哭笑不得。他將魯迅描述成為一個“仁、義、智、信、勇”諸美德兼備於一身的大聖大賢者。他不知道在這個不斷追逐新潮的時代，這種迂腐的傳統美德標準早已失效了，將它們用在魯迅這個傳統道德的激烈的反對者身上，只能產生一種滑稽的效果。很少有人能接受他的這種觀點。這個老實人幹了一件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這位忠實的朋友甚至還像聖徒抄經一般，虔誠地抄錄過魯迅的日記。這一點真叫人不可思議。無論從哪個方面去看，魯迅的日記都毫無價值可言。一本（如魯迅本人所稱的）“陳年流水簿子”，很可能還沒有古久先生的那本詳盡。抗戰期間，日本憲兵抄了許廣平的家，抄走了許多東西，其中有魯迅的日記。後來，憲兵隊歸還了這些物件，卻少了一些東西，包括魯迅１９２２年的日記。為了尋找這本丟失的日記，一些學者踏破了鐵鞋。同時丟失的還有周海嬰所收集的若幹珍貴的郵票。為什麼不去尋找那些郵票呢？

　　那麼，許廣平的存在對於魯迅來說又意味著什麼？首先意味著《魯迅全集》在篇幅上的急劇膨脹。它至少擴展了三分之一的容量，主要包括一大堆瑣屑、枯燥的往來書信，無聊至極的日記，乃至完全可以扔進廢紙簍裡的若幹字條。然而，這些卻統統被“魯學家”們奉為至寶，使他們憑空多了許多作論的材料。魯迅在《阿Ｑ正傳》中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對聖人的態度時，諷刺道：“也如孔廟裡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魯迅本人的那些個雜物在“魯學”那裡，差不多也享有“孔廟裡的太牢”同樣的待遇。

　　至於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在某種程度上更是一個“神話”。我並不懷疑他們的愛情的真實性，而是絲毫不覺得它有何神聖性可言。如果要神化這種愛情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首先能夠容忍對另一個人－－一個完全無助的、在情感上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人－－從肉體到靈魂上的抹殺。不承認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這固然是戕害人性的，但將這種愛情（類似的還有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愛情）完全合法化並大加神化，則更加殘忍。

　　談到“弟子”，魯迅的門下可就太多了。當時在魯迅身邊的人且不說，單是那些私淑的弟子，都不勝其數。甚至一些自稱是聽過（只有天知道他們聽過沒聽過！）魯迅的某次演講的人，也以魯迅的學生自居，逢年過節就會來上一篇回憶錄什麼的。也許他們以為，只要攀上了魯迅這個得道的聖賢，大家便都能夠“升天”了。

　　那些當今的崇拜者－－魯迅的“徒孫”們，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一些人只要一聽到對魯迅的批評性的意見，就會像自己的尾巴被人踩了一腳似的。寫文章寫到該要對現實表態的時候，就會“不由得想起了魯迅的話……”，雲雲。究竟是今天依然處於魯迅的時代，還是今天的文人已然喪失了對現實做出自己的回應的能力？抑或是今天的文人有一種將自己當成了魯迅的幻覺？在一種幻覺的支配下，這些人到處尋找想象中的敵手。在沒有“落水狗”的情況下，則不惜先將人擊落水中，既而痛打之，以成全自己“打狗英雄”的形象。最為可笑的是，一些人在談到魯迅的時候，並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直稱“魯迅”，也不像一般讀書人那樣稱“魯迅先生”，而愛單稱個“先生”。開口閉口“先生如何如何，先生怎樣怎樣”，一副剛從魯迅家中聽了教誨回來的模樣。真是作態到了令人惡心的程度。


３

　　“魯學”的主要工作是大量制造“神話”。根據不同人的需要制造各種不同的“神話”，並按不同時代的需求加以修訂。比如，曾經有過魯迅在北京家中會見毛澤東的“神話”，有過魯迅給在陝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寄贈金華火腿以表忠心的“神話”，有過魯迅冒險收藏和如飢似渴地捧讀馬列著作的“神話”，等等。這些並不是民間傳說，而是“學者”們精心“考証”的結果，這就像當年的科學家們論証農業畝產糧食２０萬斤一樣。

　　不過，“魯學”的第一大神話還得算是“幻燈片神話”。該神話的原創者為魯迅本人。後經由“魯學家”們不斷加工、夸張，成為魯迅生平中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個片段，也成了現代知識青年精神“出世”、靈魂“升華”的一個“樣板”。如果將這一情節當作一個“寓言”來看，還勉強能讓人接受。作為一個事實，則未免過於戲劇化了。當時放映的那組幻燈片已經找到，奇怪的是，惟獨沒有魯迅所描述的那一張。這不要緊，關鍵是這張虛構出來的幻燈片具備了“聖人傳說”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眾者／看客；啟蒙者／蒙昧的眾生；墮落／拯救……接下來的故事就這樣被講述：一個身居異鄉的年輕人，通過一張幻燈片（真正的“幻相”啊！）看到了眾生“麻木的魂靈”，由是翻然徹悟並出走，後幾經修煉，終成為民族靈魂的啟蒙者和拯救者。一個“神話”誕生了！我們可以從佛陀的“頓悟”傳說或其它許多神話傳說中找到這一情節的原型。

　　另一個“神話”是關於魯迅性格的。為了反抗黑暗，魯迅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變得偏激、不寬容和富於攻擊性，以致魯迅的任何偏狹的言行都變得理直氣壯，成了真理。“魯學家”們喜歡說一些繞口的“玄學”道理，什麼“大恨即大愛”之類。但有一件事情卻使這種“神話”不攻自破。有一回，一位精神失常的大學生突然闖到魯迅家裡，自稱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楊樹達。受過良好的醫學訓練的魯迅對精神分裂症的了解完全達到了專業水平，這一點從其小說《狂人日記》的描述中可以得到証實。但面對這一現實事件，他的判斷卻完全錯了。他沒有看出闖入者的精神症狀，而是認定此人為“佯狂”，真實身份乃其“學界或文界”的敵手所派來的破壞者。於是乎大做文章（見《集外集﹒記“楊樹達”君的襲來》）。極漂亮的文章，但充滿了陰暗的猜度和偏執狂式的偏見。等到真相大白後，他卻輕描淡寫地自我辯解道：“因為我對於神經患者的初發狀態沒有實見和注意研究過，所以很容易有看錯的時候。……我只能希望他從速回復健康。”這就是所謂的“大恨即大愛”嗎？

　　這類事件在“魯學家”眼裡當然只是小事一樁，他們甚至裝作看不見。但我以為，正是這樣一件小事，可見一個人的人格和心理狀態之一斑。我們固然可以以所謂“瑕不掩瑜”之類的說法來為魯迅避諱，但“魯學家”甚至將魯迅性格中的偏狹和陰暗等病態因素也加以神化，夸張為我們這個民族反抗黑暗社會所必備的心理素質。我不知道這些“高論”的真實意圖何在。倒是魯迅本人心中更明白，他多少還知道自己的內心充滿了“毒氣”和“鬼氣”。但對此他常常只是泛泛而論，以致“魯學家”也多從所謂文化哲學的高度來發一些大而無當議論。我倒覺得，這些“毒氣”和“鬼氣”是十分具體的，日常生活化的，是一些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格和言行上的缺陷。

　　如果這些所謂的“毒氣”和“鬼氣”還有理由歸罪與文化傳統的話，那麼，另一些性格缺陷在完全屬於個人性的。比如，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答這一事件。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媒體問卷調查，魯迅卻利用這個機會狠狠地作了一回“秀”，借一些夸張的措辭制造了一個有刺激性效果的說法。作為一位普通人，一位作家，好出鋒頭也算不上什麼大毛病。而這在“魯學家”們眼裡可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趕緊引經據典，大做文章，弄得像開天辟地似的。

　　不斷膨脹的權力欲也是魯迅晚年的一種特殊的心理症狀。人年紀大了，對權力的渴望反而會變得特別強烈，這是一種很奇怪而又十分普遍的現象。一些人正好利用了他這一點，將他供奉為左翼文壇的“盟主”。１９３０年，在一些懷有某種政治圖謀的人士和諂媚之徒的撮弄下，５０歲的魯迅居然像模像樣地做起壽來，儼然上海灘上的“老大”。接下來又成天跟“左聯”的一般狂妄自大的小霸主們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寫了一批政治上短視、見解上淺薄、藝術上粗糙的時評文章。而“魯學家”們卻拼命夸大這些文章的價值，說是在這些文章中魯迅真正掌握了“辯証法”。

　　從這一類事件中卻也看出魯迅平常甚或庸俗的一面。不過，在我看來，有這些庸俗面的魯迅反倒比一個“高大全”的魯迅更可愛一些。


４

　　如果根據對後世的影響來判斷，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有好幾代中國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影響。至於我本人，從魯迅那裡所獲得的精神養料無疑比從所有的現代中國作家那裡所獲得的加起來還要多。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也比較復雜。他的影響一半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還有另一半則得自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宣傳。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些事實：對他的宣傳來自最有影響力的當權的政治力量，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幾乎沒有任何其它樣式的文學與他比較。人民不知道胡適，不知道周作人，不知道沈從文、張愛玲、穆旦，等等。至於這些人是否可以與魯迅一爭高下，這倒不是問題的關鍵。我的意思是，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已經被某一種方式所規定，已經很難充分接受另一種樣式的文學觀念了。魯迅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及其文學成就也逐步地被“神話化”了。人民只能接受一種文學的影響，而被其影響的人民（及後來的寫作者）又反過來更加強化了其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確實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

　　雜文是構成“魯迅神話”的一個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在這個魯迅的獨創文體中，自然不乏佳篇，比如說，他前期的那些（多少帶有尼採風格的）格言式的隨感和一些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的文章。但也有許多（特別是晚年的雜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時文，或者是一些與論敵之間纏夾不清的口舌之爭。這些作品美學上的趣味惡劣，內容上無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強詞奪理的“宏論”。比如他對漢語言文字、中國京劇以及中國傳統醫學的充滿偏見的議論，他的關於對西方文化之接受的所謂“拿來主義”。這些文章在現代中國文化批評領域內開創了一種粗暴的和簡單化的風氣。但它卻成了“魯學家”孜孜不倦、皓首窮經的鑽研對象，將一些僅僅關涉私人恩怨的、無聊透頂的罵架文字，吹捧為寓意高深莫測的文化批判或具有革命性的戰鬥檄文。僅限於此倒也罷了，這些無聊的學者不這樣又能做什麼更有意義事呢？更可怕的是，它還是“國家美學”的樣板，直至今日，這種雜文依然是現代青年人從小學到大學的必讀書。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現代中國人的惡劣的文化態度和粗糙的美學趣味，以致好幾代人都只能以為，激烈和偏執是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思想方式和美學方式，寬容與公允則在道德上差不多與罪惡等同。魯迅雜文的美學也許稱得上是一種“力”的美學，但未必是一種“善”的美學，更談不上“理想”的美學。

　　最讓人感到難堪的是，魯迅也是“文革”時期的思想偶像之一。他的思想與“文革”的“造反哲學”之間的關系曖昧。尤其是在“文革”高潮期間，魯迅著作是唯一允許公開閱讀的文學讀物。魯迅的言論（特別是其晚年的雜文）與馬恩列斯毛的語錄一起，被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大字報”大量引用。在“文革”後期的批孔運動中，魯迅的反傳統思想則得到了空前的發揮。然而，為什麼魯迅的言論放在那些“大字報”中竟然是那麼的恰如其分？為什麼造反派會從內容，文體，乃至句式上，都不約而同地模仿魯迅而不是別的現代作家呢？難道這一切僅僅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難道魯迅僅僅是一個被造反派“利用”了的思想家嗎？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可是，“魯學家”們對這些問題從未作過任何令人信服的交代。看來，“瞞和騙”依然是“魯學”的一大法寶。


５

　　如果要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所說的困難，倒不是對魯迅的文學成就的性質上的判斷。說魯迅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人，這一點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疑問。我以為，這倒不是因為魯迅寫得特別好，而是因為其他人寫得特別糟。問題在於，他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主要是通過哪些文字表現出來。我不認為是他的雜文，當然，更不會是他的書信和日記（大概只有白痴才會將他的書信和日記當作文學作品來讀）。稍微有一點點文化的人，也許都會知道，魯迅之所以作為文學家，主要是因為他的小說（還有他的一本叫做《野草》的散文詩集）。

　　對於魯迅來說，他的“國民性批判”的觀念無異於一把雙刃劍。它既是魯迅思想中最深刻的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時又是其局限性所在。具體表現在小說寫作方面，因為常常過於拘泥於“國民性批判”的觀念，以致其小說的藝術空間顯得極其狹隘，主題和表現手段方面也常常過於單調、呆板。我們固然可以找到種種客觀上的理由為魯迅辯護，但他在藝術上的缺陷也是事實。隱瞞這些事實並不能給魯迅帶來更多的好處。

　　被視為魯迅最高文學成就的代表之作的《阿Ｑ正傳》，在藝術上的問題就不少。這是他最有影響的作品，卻未必是最好的作品。《阿Ｑ正傳》在藝術上過於單薄、粗糙，有時我感到很惋惜－－這麼好的一個題材給寫糟了！而且敗筆甚多，比如它的結尾，寫到阿Ｑ赴死時看到圍觀群眾的眼睛的一段，顯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過於明顯、直露的觀念化的痕跡，在風格上也極不協調。這是一處在藝術上不可原諒的嚴重敗筆。而“魯學家”們卻以為此處大有深意。

　　被許多當代知識分子捧得很高的《孤獨者》，則寫得太做作，主人公魏連的形象生硬，蒼白，毫無生命力可言，大約是刻意模仿１９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結果。只是依靠了一點激情才勉強成篇，也因此吸引了當代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就喜歡這類情緒夸張的東西。

　　《在酒樓上》勉強像個小說的樣子，結構和氣氛都處理得很協調。但它仍顯得文人氣太重，精心的氣氛營造和謀篇，再加上一點兒感傷的情緒。也正因為如此，它獲得了當代知識分子的喝彩。

　　《傷逝》中只有幾個抒情性的片段還可以給中學生們看看，而其主要情節－－愛情，則寫得枯燥乏味，既無激情，也無想象力。這倒與他本人的情感生活很相近。

　　《肥皂》、《高老夫子》等諷刺性的作品遠不如他的雜文來得精彩。

　　《一件小事》、《弟兄》之類，幼稚得可笑，幾近乎無聊。

　　《狂人日記》作為一篇思想隨筆，倒是相當不錯的。但作為一部小說，則實在有失水準。

　　《示眾》雖是一個小小的片段，但可見作者敘述上的功力不凡。可惜這樣的功力用得不是地方，《阿Ｑ正傳》若能寫到這種程度，可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了。

　　《風波》、《祝福》諸篇也都算得上是佳作。

　　《藥》如果沒有那個畫蛇添足的花環的話，倒也不失為一部傑作。

　　在魯迅的《吶喊》和《彷徨》兩個集子中，最精彩的要數《孔乙己》了。《孔乙己》可以說達到了短篇小說所要求的完美的境界。簡潔，精致，又讓人回味無窮。

　　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故事新編》比《吶喊》、《彷徨》要精彩得多，成功得多。在《故事新編》中，魯迅作為小說家的才能在這裡發揮得最充分。但這一點是“魯學家”們所不願意承認的。因為《故事新編》沒有《吶喊》、《彷徨》中的那樣多的“深刻”思想。一位“魯學家”無論他有多麼愚蠢，但只要掌握了所謂“國民性批判”這一法寶，就能把握《吶喊》、《彷徨》以及魯迅的雜文，但這件法寶用來解釋《故事新編》或《野草》這樣的藝術性較強的作品時，就不那麼靈便了。

　　《鑄劍》像《孔乙己》一樣，是一篇可稱得上“完美”的作品。既然是“完美”，我就沒必要多說什麼了。

　　《補天》一篇極富想象力，但用力過猛。前後兩個部分分開來看，都寫得很不錯，但放在一起就不協調了。

　　《奔月》、《理水》、《採薇》諸篇，同樣充滿了非凡的想象力和機智的諷喻性。

　　魯迅不曾寫過長篇小說，這一直是“魯學家”們的一塊心病，談起此事來，多少總有點兒理不直氣不壯。其實，一位作家是否寫過長篇小說，是無關緊要的。但有好事之徒非得找出一點相關的談資不可。他們熱中於談論魯迅的那個子虛烏有的長篇小說計劃，而且為這個計劃沒有實現而深表遺憾。他們還為魯迅設計了一個極其可笑的托詞－－因為“戰鬥”的繁忙，無暇經營長篇巨制，雲雲。也許魯迅確實有過這麼一個寫作計劃，但即便如此也於事無補。在我看來，魯迅對世界的理解比較單一、狹隘，他不是那種無論什麼都去經驗、都能包容的人。他的寫作方式也根本不適合寫篇幅太長，內容太寬泛的東西。倘若勉強寫了出來，肯定也是十分枯燥乏味的貨色。然而魯迅沒有做蠢事。這倒可以看出魯迅本人不凡的藝術判斷力。他的“門徒”們則不行。

　　至於《野草》，無疑是現代漢語文學中最為燦爛的藝術之花。但由於它提供給“魯學家”所要求的社會學闡釋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沒有多少特別神聖的思想值得夸耀。因此，“魯學家”對它的反應也就最遲鈍。即使談到它，往往也不得要領。

　　《野草》展示了魯迅內心世界豐富和復雜的一面，也是更真實的一面。因為他的痛苦和矛盾，使我感到他是真實的和可親近的。而《野草》之後，魯迅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擺脫內心矛盾的途徑，他的寫作反而失去了應有的魅力。


６

　　無論如何，魯迅是現代中國最具影響文化現象之一。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國民）的靈魂的真實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確實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也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或者還可以說是“民族魂”。

　　魯迅曾經這樣說過：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現在，也可以套用這個說法來談論現代中國的文人：中國文人可以罵孔夫子，罵老莊，罵耶穌，罵佛陀，罵耶和華，而不可以罵魯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文人的大半－－也許是全部。作家韓東很早就發現了知識分子的這一詭異的邏輯。

　　這的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是些很有造反精神的人，可是，不知為什麼只要一見到魯迅，膝蓋就發軟，支持不住自己身體的重量。他們似乎更習慣於跪著研究魯迅。“魯學”也成了當代中國學術界的一座最頑固的學術“堡壘”。

　　從某種程度上說，魯迅的形象滿足了中國讀書人的一貫心理：讀書和文章可以成就救國濟世的大功業。讀書人更樂意首先將自己的事業納入民族國家大業之中，至於知識、科學、真理之類，倒在其次。或者也可以說，讀書人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改造和虛構了魯迅的形象。另一方面，魯迅的激進主義外表對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巨大的魅力。激進主義迎合了現代知識分子急功近利的想法，凡是總想一攬子解決。激進主義也滿足了知識分子排解內心焦慮和現實生存壓力的心理。這也是五四啟蒙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一面被過分夸張的一個原因。

　　“啟蒙”，意味著理性之光對任何被掩蔽的、神秘化的事物的“照亮”。“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的辯証法》）啟蒙精神有時是一種勇氣，一種敢於破除任何精神魔法的勇氣。但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依然沒有擺脫對“魔法”的迷戀，“造神”是他們所熱中的事業之一。從中我們也能看到知識分子的原始面貌的一個方面：知識分子的原始身份之一即是國家巫師（祭司）。他們將任何屬於民族國家和文化精神范疇的事物抽象出來，並加以神秘化。而這些神秘化了的事物一旦與權力結合在一起，就成為人民精神恐懼的根源。

　　五四啟蒙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場“偶像破壞”（即如魯迅所說的－－“軌道破壞”）運動。而五四之後，“五四精神”日漸衰減，精神界即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文化“造神”運動。知識分子在不斷制造對各種各樣的精神偶像的虔敬和恐懼，而“造神”的惡果最終卻不得不首先由知識分子自己嚥下。整個２０世紀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歷史差不多就是“啟蒙”與“造神”的循環。而魯迅則始終是一尊不倒的大“神”。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文化界發動了新一輪的文化“造神運動”。這個封為“泰鬥”，那個封為“大師”，另一個則封為“巨匠”，等等。現代文化的聖殿裡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神祗，各種“新神”和“舊神”。一座座新的牌位，一尊尊新的偶像，讓我們看到了一份全新的“文化封神榜”：王國維、辜鴻銘、胡適、蔡元培、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林語堂、錢鍾書、顧準……本來很是凋零的現代思想文化界，一下子變得熱鬧非凡，一派群星燦爛的景象。文學界的新老“大師”就更是不勝其數。反正是神比人多。

　　新的文化“孫大聖”們各自將自己心目中的“聖人”圈進神聖的光圈，讓人無法走近。任何懷有別樣的目的的接近者，都有被“妖魔化”的危險。而活著人的精神生存的空間則變得越來越逼仄，精神生活的空氣也變得越來越窒悶，始終散發著一股陳腐的、霉爛的、像停屍房裡一般的氣息。我們在這種精神空氣中生活得太久了！

　　還是讓我將本文一開始的故事繼續講完罷。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一路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了西天，取得了真經，這且按下不表。單說這長老四眾連白龍馬五口，隨了八大金剛來見如來。如來見諸人皆修得正果，心中歡喜，乃依功授職，各各封了神。旃檀佛、鬥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這正是－－

　　春江好景依然在，
　　遠國征人此際行。
　　莫向遙天望歌舞，
　　西遊演了是封神。

（２０００．１）■〔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