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想說的是性意識和時代的關系。我喜歡把一切東西與時代掛鉤，找個體後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個人是渺小單薄的，時代是氣壯山河的，我們得有點依靠。
後來又想到了性意識與年齡的關系，覺得稍稍沖緩了一些，雖然也不甚滿意，然而較之時代，畢竟老實了許多。
小容有次邀請我和葉子去她家作客，她剛借到了傑克遜的《危險》現場演唱帶，還有愛情片《燃情歲月》。
後來我們又看了一部帶有色情場面的片子，在看那部片子之前，小容特意征求了我的意見。我以前沒看過，而且未婚，而且－－在她們看來－－也許是單純的。我答應了。
小容接著對葉子說，這部片子並不好，粗制濫造，是下等的片子。然而也不妨看看－－看人可以“下等”到哪一步。她曾經看過一部黑白片，是所謂“上等的片子”，制作精良。歐洲人的身體本來就是好看的，離本能和欲望更接近。而且並不諱言，是一種水到渠成的東西。
而且－－它是舒展的，小容欽仰地說，自然而然地好像本來就該這樣，不這樣反而不對了。下午的陽光照在這個２６歲的女孩子的側臉上，她的健康和眉飛色舞。陽光裡的灰塵空漠而且大。陽光裡側的那半邊臉則是陰涼的，使人覺得唐突和不安。
片頭前有一段背景音樂，有點像廣東的民間小調，歡快，輕佻，下流。
我一下子笑了起來。葉子問：“還沒看到呢，你笑什麼？”我竟抱著胸大笑了。實在是很快樂。那些下流小調我很喜歡，讓我覺得溫暖。
那真是一部低劣的片子，很醜陋。我們三個人反而厚顏無恥地看了很久，無精打採地期待著有好的出現。小容和葉子一邊看著，一邊加以調笑和指責。葉子笑著問我：“怎麼樣？有心慌的感覺嗎？”我說沒有。小容倒有些奇怪了。她第一次看的時候，沒有我篤定，比我慌亂、緊張、過敏。
我想她是對的。我黯然地低下頭，為自己的沉靜暗暗地覺得不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東西不對了？在我們的身體內，有一種東西變了質。
激情以另一種方式恣意地表達出來－－雖病態，也有它不得已的道理。為了免受傷害，我們也只能這樣。
我們終於在文字裡找到了一種解決方式。我們在自己的筆下和異性談戀愛，竊竊私語。我們在自己的筆尖下跳搖擺舞，尖叫，做各種怪異動作，活蹦亂跳又快樂不已。
後來，我們知道自己又錯了，一切都本末倒置了。那就是我們對於文字的信任和膜拜實在要大於異性。
其實我想說的是，性意識的覺醒和記錄應該在我們最初的文字裡。三年前，在我的處女作裡，我寫了小縣城的一個女孩子婚外戀的故事。末尾，一切都結束了，她的未婚夫帶她到醫院作體檢。我寫道：“竟發現她的身子還沒破！”因為是初學寫，寫的時候是極其收斂和自持的。寫到這一句，也還是猶豫了很久，實在舍不得再放棄了。
我的顧慮倒不是別的，而是來自我父親－－我弟弟是沒耐心讀小說的。我們父女的界限很分明，較少有親暱的時候。也就是說，性別的界限很分明。這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家庭裡都一樣。我們都是盡責、本位的父女。然而也都是明白人。
他看了，說了一些客觀的意見。我心裡仍在想著那句話，不知道他會對我有什麼想法，心裡稍稍有些不安。
後來越寫越放縱，竟到了一種不渲染不痛快的地步－－其實仍是收斂的。再放縱，又能到哪兒去？那時我開始積極向省文壇進攻。以期能夠早日成名。我父親托了個關系給我，老家人，是老革命，早年從事新聞，現閑居在家寫回憶錄和“抗日小說”。
我拿了我的第三個中篇去拜望他，希望他能幫我引見大刊物發表。他接了，囑我第二天再聽回話。
第二天，我和大學的兩個同學一同去看他。他說了一些閑話，然後才告訴我，他跟大刊物的編輯並不熟悉。他有一個兒媳婦也是搞文學的，很現代派，烏七八糟，他不喜歡。他收到各種文學刊物，從不看，那上面寫的是妓女。
我紅著臉問道：“妓女不可以寫嗎？”他說了一些話，我沒聽清楚。後來，他對他太太說，你不是跟英兒（同去的一個女孩）有話說麼？他太太便帶著英兒去屋外說話。
外面下著雨，坐得太久了，我幾次跑到陽台上看雨停了沒有。想走。晚１１點，還是冒雨回到了學校。那天是９５年“三八”節。
晚上，我躺在床上，跟英兒說起白天的情景，有些窘。英兒猶豫了一下，問我：“你知道他太太喊我出去幹什麼？”我搖搖頭。
“她問我你結了婚沒有？”我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
“我告訴她沒有。”英兒說，“她又問，既然沒有，怎麼會寫出那樣的東西？”我坐起來哭了。我哭道：“她為什麼要跟你說上這些？她有什麼話，是可以直接跟我說的。”我拿出剛取回來的那篇小說，指給英兒看，我並沒有寫什麼。英兒茫然地點著頭。
我有些不平起來。
第二天，我告別英兒，帶著稿件直接來到了一家刊物。接待我的是編輯水先生，一個眉目清楚的男子。他讓我坐下來。我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用變調的聲音說道：本來給一個人看了，他說愛情場面太多……就自己遞過來了。也不知為什麼跟一個陌生人說上這些。無法自控。
水先生問我：“你多大了？”我說二十四歲。我把稿子留下來，就走了。稿子仍是沒用，因為不好。
後來，把那些接吻、擁抱，自以為很有趣的場面刪去了，刊在當地的一家小刊物上。
我初寫小說曾受張愛玲的影響，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白玫瑰》均成於她二十三四歲時。小說，照我的理解，寫的也都是人性中不幹淨的、齷齪的東西。我曾公開表示，我喜歡小說裡齷齪的東西。二十三四歲，大約理所當然地，也是齷齪的年齡，因為未婚，對性的理解是激烈和醜惡的，不能平和地去看待它。
後來，又戰戰兢兢地寫過一篇觀念性的東西，講一對父女的故事。堅定的信仰和飄忽不定的性心理的沖突。
直到今年初，仍在寫類似的小說。在３舍１０３那間小屋子裡，終日不見陽光，因為是旮旯，樓上常有水潑下來，潑得多了，也懶得去說。屋裡有陰潮的霉味。
整日逃課，開著燈趕寫那篇小說。講的是一個現代女孩子自覺逃離都市的故事。
也是觀念性的東西：希望說明原始的、純粹的情欲在現代社會已經消失了，性墮落成為一種暗示和象征。
對於我們不熟悉的性，真是有太多的話要說。因為黑雨逼稿，有時會寫到夜裡三點。寫著寫著，就趴在桌邊，想嘔吐，覺得不該那樣，人無論如何也不能那樣。性成了一種支柱，甚至不能不寫。作品是黯敗的，像那時的我。那時我剛失戀，覺得自己從自己的身體裡一點點走遠了，走沒了。陰沉著臉，無精打採，一回到小屋裡就精神抖擻。整個人與屋外的世界隔絕了，變得虛幻，可有可無。
我後來跟小容講了這事，無獨有偶，小容也有類似的經歷。她寫過一篇小說，講的是一個女人的性覺醒，從童年到少女時期的性心理和性行為。小容的小說寫得還要瘋狂、恣意。沒有我那麼多先行、笨拙的觀念。小說更直覺、水性。她自己也很滿意，拿給出版社的一個編輯看了。
那是一個男編輯，他在電話裡跟小容說，他覺得她的小說不錯，然而有的章節“不行”。
那小說我後來也看了，實在也很平常。只是對照當時的心境，大約也是一路上廝殺吶喊過來的，帶有點無端報復的性質。
我們在報復什麼？
小容有次問我，關於性描寫，在不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因為是女人。
我想了想說，我有點在乎。
她說她不在乎。
我說我也可以不在乎，然而我覺得沒有價值。
我和小容是同齡人，我們站在我們文字的廢墟上，一點點地長高了。我又想起了我們看錄像的那天下午。
我能夠想象著在她家的陽台上，倚著欄桿，和她說話的情景。
我們說起了林白、陳染等女性小說。她們是上一輩人，長我們約十歲。她們至今仍在樂此不疲地寫同性戀、手淫、自戀，帶有強烈的女權主義傾向。
小容懊惱地說：“不是不能那樣寫，然而總有地方讓人覺得不對勁的。”我說：“她們是激情的一輩人，雖疲憊、絕望，仍在抗爭。我們的文字不好，甚至也是心甘情願地呆在那兒等死，不願意嘗試耍花招。先鋒死了，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老實地走路。”小容說：“她們是女孩子，有著少女不純潔的心理。表現在性上，仍是激烈的、拼命的。我們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實了。”那是吉慶路一帶的房子，有小街，隱隱約約能看見灰塵。小販剛挑了兩籮筐青菜過來，上面潑了水，哩哩啦啦撒了一路。。
我對小容說：“我男朋友老指責我沒有激情。”葉子說：“小容是不一樣的。小容是另一種。”小容喜愛運動，她健康、活潑、上進。然而－－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就是很相近的人。
我倚著欄桿，心情很明淨。我對遠方十三陵的黑雨說（他是為數很少的看我那篇小說的人之一）：“我現在簡單了，看世界也純潔了。”說的時候有些心酸。
■〔寄自江蘇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