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歡憶往話當年。這也是交換經驗和傳承文化的方式之一。現身說法最能感人。細寫和深寫對社會有貢獻者的“光輝時刻”，應是“化民成俗”的要徑。

　　在日常生活中，常聽到有人說：“想當年我－－”如何如何。那下面，就是他生平的得意之筆。這不僅是人們喜歡憶往，也正是同輩和長幼輩之間，正在交換經驗和傳承文化。

　　原始人類沒有文字，就靠這一道細細的口語相傳的長流，把人類社會由蠻荒帶進文明。

　　孩子們喜歡聽年長者“想當年”，那也是他們正在學習。那些聽來的東西，會內化成為他們人格的一部分，讓他們在以後的年月中，有所指引、有所參酌，甚至在遇到類似的難題時，用以解決難題。那是人類“面對面溝通”下芻型的教育。

　　人類有了文字以後，先前那種全靠“面對面”交換經驗和傳承文化的方式，也就變得分枝繁衍而多彩多姿。近代在科技進步的支持下，先後發展出印刷媒體和電子媒體，更使得這種溝通的過程和功能，如虎添翼；幾至無遠弗屆而又無所不包。

　　盡管人類間的溝通癒來癒科學化，孩子們仍然喜歡圍繞在老爺爺和老奶奶的膝前，興致盎然地詰問和傾聽。在這紛紜擾攘、聲光電化的世界裡，盡管五光十色，上一代的“想當年”卻更真切、更溫馨、更直接地讓上下代之間，因這種接觸和溝通，把心脈的摶動、血液的連鎖，一層層地向上，直通到無數代的祖先。

　　家族如此，民族也是如此。只有訴說過往不得技巧，或重復得使人煩厭時，才有人給它取名為“趙子龍的長坡”。但這句話也另有深意。



　　長坡是趙子龍一生事業的巔峰。這不是指他的權位得失，而是他作為蜀將，生命力、人格、武藝和對蜀主的忠義，到此時發揮到了極致。那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筆，最光輝的時刻。

　　“趙子龍的長坡”也顯示華族歷代民間，對於先民血淚經驗的沿襲和傳播，在通道上有重大缺陷：不是透過俗文學、民間劇藝、鼓詞、說書等，被加以扭曲、渲染，去真實已遠；就是仍得依賴口語相傳。前代的若幹詩詞，即留下鮮活的寫照：“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多少存亡興廢事，盡入漁樵話中”。

　　利用語文系統傳布和承傳先民真實的經驗，對一般庶民百姓而言，一直沒有建一條良好、暢遂的管道。



　　正史雖然與民間緣淺，野史和文學，卻在相當程度上扮演著啟迪平民的角色。“白頭宮女話天寶”，話的當然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恩情，以及遭安祿山之亂而形成的生離和死別。

　　這個故事普遍流傳民間，歷久不衰。在一方面，固然是因故事本身充滿了曲折的戲劇性：例如有國家的興亡治亂，有風流天子與美人的悲歡離合，有社會人群的顛沛流離，有皇室貴戚的奔散，連明皇也輾轉幸蜀，並在半途“六軍不發可奈何”下，把心愛的人賜死馬嵬坡下……不過，故事之能流傳，白居易所寫的〈長恨歌〉，以及陳鴻所寫的〈長恨歌傳〉，無疑是功不可沒的。

　　〈長恨歌〉是敘事長詩。它由“漢皇重色思傾國”一句開始，到“此恨綿綿無絕期”一句結束，真是哀艷動人。這不是詩因事傳，而實在是事因詩傳。

　　〈長恨歌傳〉是對這一詩作的起因，與對故事背景和情節的說明；說它是詩的本事固可，說它是野史亦然。

　　但這兩篇名著在文採動人、記敘如真之余，就都不免夾雜了傳說和道家的神話。這與正史的記載固然有距離，與實況恐也相去很遠。因為它們是事後的追記，還不是嚴肅的追記；在執筆以前，又不曾深入搜研有關的史料，或考証遺跡。於是，文學的想象雖然栩栩如生，似乎也很可歌可泣，但畢竟不是全然地真實而多著虛構了；換言之，也即不是可作後世殷鑒的先民經驗了。多麼可惜！

　　這一點正好顯示：華族正統史學的研撰方法和精神，不曾也不願引借到對平民歷史經驗的傳承過程中來，更別說有利地影響民俗，有效地塑成民德了。

　　說到讓平民能接近史事，這兩篇文學名著，恐怕還是不如據以改編演唱的戲曲、鼓詞或說書等民間藝術。類似的事例很多。

　　陳壽所寫的《三國志》司馬光所寫的《資治通鑒》，其中有關三國的故事，要是用來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及民間劇藝對同一史事的處理，方式上和效果上的差異都大。這即可以作為一佐証。

　　今日民間所知道的三國，特別是劉、關、張“桃園結義”的情節，是由平民創作者所虛構出來的。－－平民對先民經驗的承襲，即為少數人的想象力所操縱和扭曲了。不過，要是沒有這些創作者，平民百姓只怕連半真半假，甚至少真多假的“曲史”、“偽史”經驗也沒有了！

　　這就該檢討到我們傳統史傳的寫作及其流通了。



　　華族相沿數千年的正史初規，建立於司馬遷的《史記》。其後寫史的基本心態，在相當程度上也受到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見報任少卿書）的影響。

　　歷史撰寫不僅在於傳史，也要使撰史者本人和他的文章，藉此傳世；所以求典雅、求莊嚴、求千錘百煉、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春秋之筆；也所以求“明治亂之跡，垂盛衰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於是，既非“其人”，豈有機會人人得而讀之？－－正史是為了帝王將相，宰相家臣，胥吏士紳等而準備的；所寫，也多與這些人有關，所謂表、本紀、書、世家、列傳之類。這正是司馬遷開的例子。自他而下，雖然有在體例上的添加或變化，以及斷代史的興起，但題材的范圍擴展無多。

　　華族生存發展史上最豐盛的人文遺產，或說先民生存經驗主要的傳遞長河－－二十五史，在基本上是廟堂富貴階層和士大夫的努力和紀錄，社會的一般平民百姓不與；即有，所佔百分比也無幾。故二十五史最多只是先民血淚成敗經驗的一部分；所遺漏的社會角色正多。彌補之道，就是前述那些通俗的媒體和管道了。它們卻纏夾了太多不真不實的材料在內。

　　這對民族性的發展有沒有影響呢？相信是有影響的。

　　台灣地區的大學聯招，有一年曾在試題裡把上演未久的電視劇“嘉慶君遊台灣”列入測驗，問考生：清朝的嘉慶皇帝是否到過台灣？不幸的是，不少應試學子居然肯定說到過！

　　由這，或不難推想，何以許多國人對於事實與幻想（ fact and fancy ）虛構和非虛構（ fiction and nonfiction ）這類區別，向來不甚介意，時常混為一談了。這類區別，在西方先進社會裡，凡是教養良好的人，對於民間的一般習尚，多相當重視，把它當做起碼的智力和人格水準。當然，陳大齊先生寫《大眾理則學》，認為華族自先秦的名家而下，在方法論（理則學）上向少承傳光大，也所以獨不興盛。這和華民一般的習性粗疏，是胡適所嘲諷的“差不多先生”，當然也少不了關系；不過，前文所述的歷史經驗，影響應最直接：因為連歷史真偽是非都漫無標準，未加注意和講求，還一直未有改善，還能談什麼理則思維呢？－－也許可以假設，那是專制君王（極權主義下的獨裁一樣）向來把百姓當做財產和工具，讓他們變得聰明，比較容易造反？但華族社會到今天，從開始爭取民主計起，已超過了一百年，習性仍然不能稍改？再一個假設，則應和歷代平民教育和識字率有關。胡適倡導文學革命，打破了士大夫階層以上對語文的壟斷，平民歷史經驗的傳承，本應有了另外一條生路。然而，真確史傳在民間的流傳，仍然多年興盛不起來。這需用另外一篇文章來試作剖析。

　　承傳先民的經驗，自然不限於語言和文字。遊覽名勝古跡，參觀古博物館中的古物藝品，發掘考証古董和遺跡，也都是途徑。

　　只是，“折戟沉沙鐵未消，但將磨洗認前朝”那種詩人懷古考古的閑工夫，一般人是不會有的。登臨“發思古之幽情”一番，也不過是短暫地與古跡古事相友片刻而己。而且，除非略知古跡古事的由來和內容，可能連“思古之幽情”也發不起來。

　　譬如，蘇東坡的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望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飛灰煙滅……。”像這樣的詞句，千古以來，也只有他一人寫下。

　　他能寫，是因為他知道三國和赤壁的歷史。不過，當這篇文章成稿之時，曾把它送給老長官也是新聞界前輩的馬星野先生教正，他回信說，蘇軾這一闕詞和兩篇赤壁賦，也是把赤壁地址弄錯了的。雖還沒有時間去考証得失，文學和歷史經驗的密合或疏離，即是問題。

　　至於正史，《三國志》是到晉時才由陳壽所寫成，但把“赤壁之戰”寫得真刀真槍似的，卻已是宋朝的司馬光了。

　　那樣一場影響歷史和社會大變遷（造成三國鼎立）的戰爭，假如當時就有人像寫《最長的一日》那樣，即時搜研資料，訪問生還者，寫成一部大書，則今日我們所知的赤壁之戰，可能十之七八不是司馬光所寫的那個樣兒！

　　李白遊長安城，寫了一首〈憶秦娥〉。這一闕詞，滿紙淒美之情。不過，這份淒美是朦朧的，只見感情與意境，卻不見長安。這一闕詞的全文是：

　　“蕭聲嚥，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其中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描寫他由長安城南，東望漢文帝陵墓在西風殘照中的那一幅絕景。



　　李白所寫，是一種文學的感受境界，不應從純史學或從歷史經驗傳承的角度去看；但如從史的角度看，李白當日也細寫了在長安的所見所聞，則今日我們該有多少令人宛如置身其中的真實景象呢？

　　傳布或傳承經驗，最真切感人的，正莫過於像“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種親身經歷感受的具體描寫。它是所謂的“現身說法”。所以“想當年”或“長坡”，是有它的價值的；只看如何去“想”，並把它們細致生動地講出和寫下來罷了。

　　從行為研究的成果看，人們的人格系統是由記憶、價值、信念、態度與經驗等所組成的。其中的“信念”，是指對兩種事物的確認和確信而言；例如旭日東升，夕陽西下，即是中國人早有的共同信念。因為人們從經驗得知，太陽總是從東邊升起，向西方落下。這是一種可以經由實証而知的真理。它也是地球旋轉與太陽之間的一種關系。－－自然科學家與社會學家追求驗証這類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的恆常關系，一旦獲得証實，即會成為信念。真知識也由此而來。它既然成為人格系統中的一個部分，在其生存發展的往後過程中，憑這以判斷相同的現象，即成當然了。

　　同理，人們的記憶、價值、態度和經驗，也當然會影響他們的行為。－－所以在一個社會中，各種角色經驗的傳布和傳承，對民族性的發展當然有著影響。



　　文天祥被擄入燕，受盡威逼利誘而決不為敵所用，在他的〈正氣歌〉裡，即透露出這種行為和精神的淵源：“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廉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他之所以寧死不屈，是受了先賢人格的啟示和鼓舞。由此也可見留存先人經驗是很有用的。

　　但在民國以前各朝的寫史，多是以後朝寫前朝。時間相隔久了，所記的真確性容易成為問題；加以簡略朴質，就不大容易給人鮮明的印象。史實與庶民生活之間的鴻溝，即不易銜接，一般人難以應用歷史經驗。這對中華民族的成長，是一大致命之傷。

　　這只是一般的情形。中國近代的情形，還有不同：那就是自滿清入關後，對於漢民族的早期經驗，採取了消滅禁阻的態度。更重要的是：由乾隆末葉到民國三十八年之間，大大小小的內亂紛呈。在道光二十年以後，又有踵繼的外來侵略。在動亂、流離、爭戰、兵燹之中，原是死生、存亡、成敗、得失等經驗最豐盛的年代，但也正是最不容易紀錄和整理的年代。經過兵荒馬亂，焚劫棄毀，許多文物和古跡，往往隨之盪然而空。中國近代許多珍貴文物，流落世界各地十分驚人，但也不過是一端而已。－－這是內憂外患影響歷史經驗傳布和傳承的一面。

　　在另一面，內憂外患又是清乾隆中葉以下，吏治敗壞，腐蝕整個社會價值與互動規范的必然結果。

　　如果比較一下西元一七七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完成）這段期間中國和西方社會的情形，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國勢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一直在走著下坡；到了一八九四年與九五兩年間的中日甲午之戰，達到了最低點。然後，才由維新與革命兩大改革運動，一先一後緩慢而艱苦地把社會推動向上。那也是波浪式的前進，時起時伏，屢僕屢起。北伐統一後的十年建設（一九二八－－三七），是近代一百三十多年（一七九五－－一九二八）以來，華族惟一較多休生養息去建設的年代，但仍有剿共的戰爭。在台灣這幾十年，是惟一局部安定的時代。



　　共同價值與互動規范的崩毀，向為社會憂患的因素，故要救社會，即須由這裡去正本清源。有許多可作的努力，層次也各有不同。

　　例如：孫中山先生倡行國民革命，如從總的來看，可說是對大社會的改造與重建；如從分而言之，則是在重建內外民族關系、重建政治制度與行為、重建民生經濟等的共同價值與互動規范。這一類的努力，是大層次的，高層次的。其中對於一般公私、人我、群己的關系，在民族主義裡有所闡述，例如恢復民族的固有智能和道德等。在這一方面，實際還可以致力的地方很多，那也是應該由全民從多方面去進行的。



　　本文作者覺得：細寫和深寫對社會有貢獻者的光輝時刻，即是一大基礎工程和“化民成俗”的要徑。理由有幾點：

　　（一）前文提到對先民血淚經驗的傳布與傳承，在華族平民間有著重大缺陷。這如從社會溝通和媒傳的角度看，即是溝通訊息的設計與管道與平民的需求不符。因而，設計新的管道和訊息，使他們能正確、方便而迅速地吸納，並參與傳布和傳承，便成為一大要務了。在這情形下，整體的精神文化，才不致限於富貴階層或士大夫階層。－－說得明白和直截一點，這是指歷史經驗，要在正規教育的體制內和體制外，作有效的普及化和大眾化，不能蹲在象牙塔裡。

　　（二）社會學者的研究成果顯示：偉人是影響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所謂“英雄造時勢”是也。但是，凡在社會裡扮過不同角色的人，都是締造“羅馬城”的工匠。表彰他們事跡的本身，就有著多重價值：

　　其一、強調嘉言懿行，即是在強化社會的共同價值，和樹立互動的行為楷模；

　　其二、只選擇有貢獻和有特殊貢獻的人，寓有社會獎懲；它可以嘉善而懲不能，使當代人能“見賢思齊”，也使後代人能“古道照顏色”；

　　其三、所寫只是他們對社會有貢獻的部分，並著重公行為，不公私夾纏。

　　（三）深寫細寫人物，傳布傳承經驗，它們所給人的印象，也才是具體、鮮明而深入的。它們的“潛移默化”之功，決不是一般史籍所能辦到的。舉例來說，讀一部簡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即不如看一部《大戰隨軍記》或《最長的一日》那樣令人深刻難忘。

　　（四）“君子以化民成俗”這句話，是先哲為了華族的長治久安，所賦予君子人（意指有學問、道德和權位的士大夫階層，或說有教育使命的知識分子）的一項嚴肅的文化責任。這也是儒家“德治”、“禮治”思想的核心之一：要透過“教化”，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本文中所著重的，則只是要透過媒傳和溝通，把民族的真實歷史經驗，普及到大眾來塑成民性，提高民德，和禮教或其制度沒有關系。因為，要想發揮“教化”功能，光是灌輸思想、理論、語錄或德目，對社會人群，特別是一般平民，內化的速度和效用是有限的。那只是在“說之以理”而已。聽故事、看小說、觀戲劇、讀新聞特寫的情形不同，特別是對年輕人如此。細寫和深寫對社會有貢獻者的“光輝時刻”，是一種新型的傳記；它們如能兼具歷史、文學與新聞特寫三者在品質和技術上之長（如《最長的一日》），則這種“化民成俗”之功，可以盡收於沒有任何教條口號之中；效果也遠非理論和德目的教導，以及一般的史傳可比。

　　至於如何做法？這牽涉到對於史學、文學和新聞特寫三方面的知識與技術訓練，當然也需要人材、組織、財力與推展的規劃。希望有興趣的朋友來一起討論、設計和參與。


●作者附注：

　　這篇文章寫作並發表於十八年前在台北市出版的《綜合》月刊上。不過，它的時效不僅至今未失，而且正日形要重和迫切中。在發表的當時，華人母體社會，如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著作出版個人傳記的風氣，還相當地沉悶，可說少之又少。在台灣只有歷代先哲或開國人物的先烈先賢傳記，多是短篇和小型的傳記。較長篇成本的傳記，只有英文的《國父傳》或翻譯的《孫逸仙傳》等，此外列為外國人的傳記。在那以前，國人間一向較為盛行年譜，或是個人自訂的年譜，或是親友或部曲代訂的年譜。雖然它們的數量甚夥，正式傳記則屬罕見。這不僅是傳主和其親友部曲的“謙德”問題，最主要還是華族歷代是以正史立傳為宗和為榮，其權力且掌握朝廷和史官手裡的。而且因為被視為“茲事體大”決不輕易進行。被核定來立傳的人，也要有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之業。能被宣付立傳，向被視為對其一生的肯定，是一大榮典，故往往是在死後，而非在其生前。在生前立傳者絕少，並須為政治權力核心人物，而非經黨政權力核心的點頭，民間又誰敢去碰呢？私自為人立傳或作為彰表，也是形同造反的一種行為！於是，整個社會在人的善惡與功過上，是由政治權力核心來裁定和分配的，故要它有是非之公，史實之正，即十分難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公例，在傳記文學和傳記史學上也表現了出來。它們成為一種統治的工具和儀式，往往也成為一串不盡信實的官式紀錄而已。古人說：“傳者傳也”，即立傳是在流芳百世，濁吏傳或二臣傳之類，則在讓他們遺臭萬年。然而這樣執行的結果，卻是把人物的事跡反而束之高閣去了，成了一大諷刺。所以當這一篇文章在那時出現，是有一些風險的，也可說是有些驚世駭俗的。不過，因為它是作科際整合研究多年所得來的新觀念和新構想，全出自對社會人文的愛心，並沒有對政治作何直接的幹犯，更無任何政治的目的和野心，刊物既把它發表了，認同的人也不少（以為它有益於啟墉史傳的文學和社會的風氣），故也被容忍了。那以後，台灣地區民間寫作出版個人傳記的風氣，漸漸興盛起來。尤其是近十年間，因為近乎年年在舉辦民主選舉，為了競選而自我吹擂，而黨同伐異，甚至申冤白謗，私人傳記的出版更如日中天。
　　－－只是，本文中所祝望的那一型傳記的文學和史學，又被導入了一道橫流，並不是完全正常的，而是有著一些畸形的。不過，仍然有其可喜的一面，即不少優良的個人傳記作品，也正如雨後的春筍，一樣是在欣欣向榮之中。此外，著者在這一篇文章中，對於文人的識見和主張，至今不曾稍變，並認定它們是值得華族同胞一起來深思的。而只要能行之著效，也應可裨補中華文化中較殘缺和不足的一個部分。它有利於民族性的健康成長和塑型。故當年在文章發表後，也曾試圖集結些朋友來加以推動。不過，由於工作的關系和資金的限制，大部分時間仍然在擱置之中。事情經過了多年，到近期才有機緣正式去展開一個“真情大愛不留白”的計劃。它在師友故舊們中得到了不少的共鳴，為了作響應而去寫作的人也已不少，卻也不免有了一些障礙。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主編者的健康。於是又停輟了下來。故當在萬維網上找尋人文網站而找到了《橄欖樹》月刊的網址後，看過它的有關內容，便欣然把它寄請發表。希望藉著這個機會能得到更多的共鳴，也希望藉這個機會找到更多的朋友來一起推動。在這裡，並先表示謝意！

■〔寄自台灣〕